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炫富"的流行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急剧增长的现状。今年一月，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公布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今年5月份，清华大学和拉丁美洲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人文价值与文化差异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本文作者访谈了参会的著名拉丁美洲学者沃尔特•米格诺罗(Walter Mignolo)，他在“去殖民性”这一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在访谈中辨析了殖民主义与殖民性的差异；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的差异；提出“进步和发展”不应再被视为终极视域，它们只是蕴涵着殖民性的现代性说辞。为第三世界去西方中心的知识生产开辟新的领地。

山西永济蒲韩乡村社区以农民协会为组织载体，兼顾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目标的综合发展，开创了一种"综合性乡村社区"治理模式，在此模式中，农民被有效的组织起来，探索出了一条“共同致富、集体发声”的综合发展之路。杨团总结和分析了蒲韩乡村社区的建设状况和宝贵经验，并针对其今后的发展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在“三农”问题日渐尖锐的今天，永济模式卓有成效的的探索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出路和希望。

编者按：本文有三个启发点，一是揭示劳动研究范式的西方产业关系理论根源，把“面具”轻轻摘下（可另见本站南迪一文）；二是提出劳资矛盾中的建构性动力，并非只有破坏性一面，与后马克思拉克劳流派暗合；三是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列斐伏尔）重提中国传统的协商“基因/明因”（另见“圆桌”刘大任一文）。劳动意味着什么，学理vs.民间，可另见本站最新快评进行对读。谢谢围观~

印度的民族主义是被建构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西欧民族主义的霸权叙事，印度似乎也只有通过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能应对似的。于是乎，印度（Hindu兴都）教成为承担这个世俗化过程的载体，改头换面，意涵渐变。民族主义伴随着殖民，直到今天，面对亚洲地区的岛屿争端时，我们依然能按图索骥，发现民族主义和后殖民的“余威”。南迪通过萨瓦卡的一生，揭下了民族主义这张面具。

昨天有个观众对我说，“本来要去另外一个讲座，但是在你们这里听了一下，觉得你们的讲座好，因为说人话，所以我留下来听你们的。”——怎样用多元构造普遍性，把人话说到底，说得有质感，有意义，有普遍性？

文章从1970年的台湾保钓运动谈起，厘清台湾海外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整理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海外台湾左派（特别是美国台湾左派）的发展以及这三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海外台湾左派的影响。海外台湾左派通过持续的保钓运动，反思自己与大陆的关系，并在新世纪中不断地开创新的实践。对于海外台湾左派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并在以后的台海交流中找到更多的契合点。

10月16日晚七点，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东研究者板垣雄三先生与中国著名的思想者、作家张承志先生，对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对谈内容包括：张承志整个《心灵史》捐助活动和感受，日本对巴勒斯坦问题所负有的历史责任，伊斯兰世界和日本的关系，此刻的中国应该向世界传递何种信息，应该如何与伊斯兰世界相交等等。

板垣雄三，生于1931年，日本学术思想界代表人物，以为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历史学家，中东与伊斯兰研究专家，和平与民间社会的活动家。2012年10月17日，在其演讲中，板垣雄三提出了不同的文明史观，认为“文明是由文明的要素、零件、装置、模块，有时甚至是与其他文明相组成的复合体。就此而言，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构成、组合的设计图的相互参照。”在此基础上，他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螺旋形上升的认同选择及其具有的伦理意义。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从历史的脉络里精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概念的连续相关性。一个世纪之前，以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消退，但是现代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却史无前例地深化了现代帝国。

这篇对谈是在冲绳重要思想者与运动家的新崎盛晖先生与对日本问题有着深入研究的孙歌老师之间进行的。新崎先生讲述了冲绳复杂的历史，梳理了冲绳与日本，美国以及相邻国家和地区之间错综的关系，不但对于复归日本，反美军基地等长期存在于人们视野中的冲绳话题进行了回应，还回应了“脱北入南”，“小国主义”等我们不太熟悉的话题。最为动容的是新崎先生以自己的少年，青年时代的经历为起点，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发现”冲绳，与冲绳发生联系，最终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冲绳的斗争事业的。

西班牙内战时的国际纵队居然还有来自中国的志愿者！这些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场惨烈无比的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幸亏有了《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这本不寻常的书，它在我们记忆的荒漠上竖起了一块纪念碑，将一些人们从未听过的名字，那些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志愿者和继而奔赴抗日战场的外国人，永久地铭刻在后人的心中！

新崎盛晖，生于1936年，冲绳著名史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冲绳民众运动领袖。10月16日于亚洲思想界论坛发表演讲，分别讨论了冲绳战后史、“何谓冲绳”以及作为东亚和平试金石的尖阁（钓鱼岛、钓鱼台列岛）问题，依据冲绳民众多年来的反对美日同盟的思考和实践，指出：“能否走出近代欧美国家带来的领土概念，把视点转移到地域居民的生活圈才是摸索和平解决纷争的方法。”显然，当前的钓鱼岛事件，构成了中国读者了解冲绳抗争史的契机。同时，对这一历史的思考也将构成思考和处理当前钓鱼岛问题的不同视角。

帕沙•查特吉，1947年生于加尔各答，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剧作家。后殖民研究的庶民研究学派主将。在以《后殖民时代的殖民城市》为题的演讲中，他透过加尔各答黑穴故事的变更，描述了250余年来帝国的践行的变迁，指出：正是帝国经验构成了现代国家正常化的重要基准，那就是一切的政府形式在单一而普世的规范性架构下都是有可能相互比较的。以此为标准来宣布例外，则是帝国的权力所在。而今天我们所处的显然正是这样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时代。

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国内反应不一。将文学奖项的生产放入全球经济文化生产的机制中去看待，观察此次得奖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对此，杜建国的看法是：中国工人当选2009年《时代》周刊年度人物的意义，要远大于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皮，何来毛？没有这些白领蓝领、工人工程师，华为、中兴通讯、吉利这样的企业就无法让瑞典人刮目相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时间也可能要大幅推迟——如莫言自己过去所说的那样需要“百年以后”。因此，我们在祝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际，也不要忘记中国的工人。

“文学生产机制”指的是文学生产各部分、各环节的内在工作方式和相互关系，主要包括文学的生产、流通、评介、接受等几个主要方面。本文的目的不是研究新旧文学机制的具体运行方式，而是关注今天已经明显出现的“新旧分制”格局——这格局自新世纪以来暗暗形成，至今已是不可逆转。笔者试图从文学生产的传统机制和新型机制的分野、交锋、整合的角度关注这一变局。

白乐晴是韩国最重要的思想家，现任《创作与批评》总编辑，“韩半岛和平论坛”联合主席，“6.15共同宣言”实行委员会南方名誉首席代表。10月12日，他在2012年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上以“韩际关系中的‘第三方’及其对亚洲现代思想的潜在贡献”为题发表演讲，回应人为池上善彦、若林千代、宁应斌和王晓明。这一演讲的出发点是韩半岛的分断体制，白乐晴教授由此提出的“第三方”概念，并在世界结构中定位这一克服分断的民主实践。在这里，“统一”作为方法，成为民众自我教育的重要进程，创造出货真价实的民主。

从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来说，我国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深刻的阶级关系，两级分化的本质亦是人们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这些人虽然在经济上可能获得了向上流动，但难以在文化上确认自己的阶层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