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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莫•夸梅•桑达拉姆演讲记录：帝国主义存活无恙，但依然在进化中
作者： 来源：亚洲思想峰会 发布时间：2012-10-23 00:21:27 阅读：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从历史的脉络里精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概念的连续相关性。一个世纪之前，以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消退，但是现代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却史无前例地深化了现代帝国。
【本文为听会笔记，对演讲者、评论者和提问者的发言记录，未经其审阅。如有错漏，欢迎大家补充更正！】
提要：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从历史的脉络里精辟地论述了帝国主义概念的连续相关性。一个世纪之前，以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霍布森(John A. Hobson)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帝国主义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消退，但是现代的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化却史无前例地深化了现代帝国。
卓莫从五个方面刻画了这个转变过程：外国直接投资的自由化、国际金融自由化、国际贸易、技术和知识产权，以及新的国际经济管治。9.11事件之后美国在国际社会所采取的单边主义“反恐战争”重燃了学术界对帝国主义的关注，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主义行动却不无例外地参与到当代经济帝国主义的形成。卓莫精准地剖析了帝国主义自身的历史变化，从而解释了“反帝国主义”的帝国的形成。
马来西亚经济学家卓莫·夸梅·桑达拉姆(Jomo Kwame Sundaram，下称卓莫)首先阐明他这次的演讲内容所植根的背景。这背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说的更加“平坦化”的全球发展趋势，即全球化。第二个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意味着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的另类发展模式式微。第三个是9·11之后，我们生活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召唤我们对世界的解读，采取新的分类方式（new categories）。
那么，我们现在在世界中处于何种位置上呢？
从历史上来看，约翰霍布森的经济自由主义来源于十九世纪英国传统，他发现帝国主义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帝国主义产生自资本集中之后的垄断权力，实质上违背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第二个是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也违背了自由民主的理念。
列宁在此基础上指出由银行与工业寡头联合而成的现代金融资本的霸权性质，也因此，第三国际反对第二国际对于国家的忠诚。后来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列宁又指出，民族解放斗争比阶级斗争更优先。
卓莫在概念运用上避免用“新殖民主义”一词，他更愿意用“后殖民主义”一词，以强调殖民主义的延续和变化。他也提请注意有两种不同的殖民方式，一种是殖民者进驻到殖民地的殖民方式，另一种是殖民者不进驻在殖民地。这两种方式与殖民时代结束时不同的国民经济发展方案相关联。而美国是殖民地中最先建国的一个，最先在国家层面上考虑国民经济的制度安排。
那么，帝国主义与全球化之间是可以划等号的么？这个问题可以从国际政治经济的五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外国直接投资（FDI）。卓莫指出，从历史上来看，亚洲有买办经济(comprador)的特征而拉美没有。随着战前的殖民帝国在战后消亡，以及市场渠道不断开放，对公司的微观经济分析被拓展到对国际、多国、跨国企业的考量。印度、南非等地的经济学圈内，对于外资进入国内零售市场，这对国民经济是利是弊，一直有所争论。但是，如果同样的问题，到了香港，就不会认为外资进入零售市场是个威胁了，根本不成为问题。
东亚和北亚的经济有个特征，他们经济发展的成功，并不建立在外国直接投资上。总体来说，九十年代之前，这个地区的整体FDI没有超过2%。所以，大家会看到，日本韩国有自己的品牌而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没有。因为后者主要依靠外国投资，而前者依靠自己的工业化。比如，新加坡在1965年以后，主动吸纳FDI。所以，东南亚国家与东北亚国家相比，工业化程度低，东南亚国家是金融地产业为主导的经济模式。但是九十年代后，事情发生了变化，金融危机之后，日本等国家反而获得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对FDI的依赖更大。
第二点关于国际金融的自由化。国际金融自由化所承诺的两个好处，没有一个兑现。首先，金融自由化预设，如果让金融在国际间自由流动，贫困国家必须打开大门，去除壁垒，这样，可以让资本从富裕国家流向贫困国家。但是，这个发生过么？从没有。相反的，资本是向上流动的，发现这一点的那位经济学家还为此得了诺贝尔奖。第二，金融自由主义者鼓吹，资金的成本会下降。成本的确下降了，但是是以拖垮小资本家，乃至让国家破产为代价的，比如九十年代末债务重重的韩国。小布什上台的第一年，经济就下滑了，但是美国却试图通过保持低利息率来吸引大家继续借钱，试图推迟经济危机爆发的时间。经济的脆弱性在层层叠叠一环套一环的金融衍生工具中被放得越来越大。
第三点关于国际贸易。上个世纪中，国际贸易有三种现象，一个是商品价格越来越高；第二个是初级产品比制造品更难卖；第三个是，提出刘易斯拐点的那位刘易斯发现的：热带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比温带农产品的贸易条件差。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所谓普世的知识产权壁垒以及工人工资的低价竞争等等，迫使产品价格非常低廉。在国际贸易中，并无优势。
第四，就技术来说，当代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知识产权和金融拆借。结果是，得到强化的知识产权抬高了获得技术的成本，降低了技术转移的可能，强化了跨国公司的垄断权力。
第五点是新的国际经济治理。布雷顿森林体系日益成为发展的障碍，因为这一机制越来越多地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从美联储领导的80年代早期的货币紧缩和债务危机开始，南方国家被新自由主义置于从属地位。
相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治理结构更为民主。在前两者中，除了创立者（尤其是美国）拥有过度的决定权之外，一美元等于一票。近几年来，单边主义和不平等的双边安排越来越多，而多边路径被布什政府边缘化。
最后卓莫提到全球自由贸易正是帝国主义延续其自身霸权的方式。美元的霸权是由美国的军事力量，以及从世界其他地方输入的资本所支撑的。许多支撑美元的资本来源于东亚，东亚的出口商一直在赚取美元，同时，其政府再用这些美元来购买美国国债。美国的这种霸权主义既有其持续性，也即题目所说的“存活无恙”，也有其内在的脆弱性和危机。因为，美元霸权意味着海外经济增长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全球流动性取决于双方同时接受外国人持续增加对美元资产的持有。因为美元意味着美国财政部对于最终偿付的承诺。但是这个信任体系面对不断增加的债务积累，其最终的信任度，是会有问题的。
学者发言：
曹喜昖（首尔圣公会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卓莫为我们讲解了当下的经济全球化是如何推动了帝国主义的发展，并具体解读了现代经济全球化的五个要点。
对于以往的帝国主义和现代的以经济全球化为主要表征的帝国主义，卓莫在其同质性和延续性上进行了很好的解读，但是却忽略了其差异性和断裂性（非延续性）的一面。以社会运动为例，如果说过去的民族解放运动是“反帝国”的，那么现今的反全球化运动则是“反帝国主义”的，前者致力于反对殖民政府的压迫，而后者则反对全球化秩序本身。
同时，尽管种种反帝国主义的活动和策略容易被简化成改良主义的，并可能无意中强化了现有经济体制和格局，但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反抗力量和主导力量一直并存，共同创造和推进了历史的发展脉络，无论是20世纪早期的激进民主运动还是近期的西雅图抗争运动，都显示了反帝国主义的巨大力量。帝国主义并非牢不可摧，如果我们正视帝国主义演变过程中的差异和断裂，那么我们就能从中寻找到其脆弱性和隙缝作为抗争的空间。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教授）：
卓莫正确地指出了自由主义经济一直存在于各种不自由体制之中，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经济全球化理解为一种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变体。
但是，许宝强同时指出，卓莫将问题的重点更多的置于经济领域，而对政治和文化领域则关注较少。这固然是为了证明经济全球化是帝国主义新表现的一种策略，但将经济同政治、文化割裂来谈也是一种危险。
他认为，在论及经济全球化和帝国主义议题时，卓莫应重拾文化和政治维度。在这方面，可以参考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民粹逻辑思想，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对于自由主义经济虚假本质的论述，以及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帝国主义学说。
事实上，无论是民粹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经济都可以被看作是空洞的能指，反动政治力量将人民与权力抽离，然后将各种社会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的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需求，最后通过确立一个稳固的意义系统来巩固这个普遍化的诉求。比如“大市场，小政府”、“看不见的手”这一类标语，它们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含义，因此各种意义都可以被填充进来。这提示我们，一个理论的含糊性反而会使其生成一个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被赋予积极的政治功能，同各种社会民主活动进行有效的勾连。
崔之元（）：
最喜欢卓莫的这段话：“帝国主义从未被透过功能主义视角，或是通过对每一个国家的行动和干预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和计算来得到很好的理解。帝国主义必须被历史地理解，充分看到它充满了矛盾的特点，而不是用一种功能主义的视角，或者是一种清晰的、理性的和一致的，所有人（哪怕仅仅是精英）都共有的支配性观点来看待，特别是当前对政治和军事维度的关注遮蔽了经济帝国主义的演变和持续。”但是他觉得，卓莫并没有很好地把帝国主义的持续和演变的内在逻辑解释清楚，基调还是功能主义的。
朱云汉（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朱云汉认为卓莫对于帝国主义、美国霸权以及全球化三者关系的阐述，相当精辟。同时他提出三点自己的看法。首先，他将美国霸权体制看成维护美国的政治根基。而美国的霸权体制最脆弱的环节在于其内部政治失灵、过度举债和滥用铸币权。因此美元霸权的终结就意味着美国霸权体制的瓦解。第二，他对卓莫描绘的美国霸权体制的前景有不同的判断。他认为9/11之后美国更依赖军事干预和单边主义是美国霸权体制步入长期衰败过程的历史转折，而且这个转折表明美国霸权的没落不会是和平的。第三、卓莫的批判性分析并没有给予东亚，尤其是中国，一个明确的行动方案。中国的政治体制引导中国的快速工业化，消灭贫穷，并带领这个庞大的经济体在短时间内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在抗衡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跨国权利宰制关系上，保有相对的自主性。中国模式的出现给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另一条道路。而快速发展的金砖五国需要具备抗衡跨国寡占资本的相对自主性并能跳出西方主流价值观的窠臼，从自己的文化脉络和多元文化中汲取不同文明发展的经验，来摸索创造出超越于替代现存的西方中心世界观和世界秩序。
卓莫回应：
对许宝强：赞成许宝强对于自己的批评，的确只谈了经济，没有谈政治和文化。但是对于Laclau 的理论不熟，所以无从回应。
对崔之元：
对于崔之元的质疑和批评，卓莫还是坚持自己的结论。他对“北京共识”达成的结果和影响有自己的保留意见，而他认为，即使华盛顿共识的影响在今天看来似乎弱化了，但是在很多方面，“华盛顿共识”仍发挥作用。对于中国崛起的态度，并不是中国周边的所有国家都表示欢迎。因此在看待“北京共识”的成果时需要保持警惕的心态。
对朱云汉：
卓莫指出自己对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和美国的过度举债问题并不十分了解，回答或许不充分。他认为，1975年美国并未真正从越南撤军。英国和美国争夺霸权的方式不同，英国首相丘吉尔是希望强弱双方达成一个协议，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坚持强弱双方以外的力量也可以参与其中。因此当时的国际秩序状况有所改变，多边协议可以促成协调。卓莫并不认为美国的霸权秩序会随着美元霸权的没落而很快地在世界终结，它仍然会称霸一段时间。
现场提问：
听众一：
帝国主义及后殖民状况之所以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全球治理不平衡造成的。不同于政治机制，联合国的经济机制被外包给IMF、WTO一类的组织，这种全球经济事务的外包过程是否有其合法性？联合国对此有无授权？
卓莫：
IMF是联合国系统内部的机构，IMF的可信度目前是被质疑的。WTO原本不是联合国系统的一部分，一旦进入WTO，成为成员，必须接受所有的条款决议，否则是不能进入的。这就是WTO的问题了。美国曾派了400个律师，调查成员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WTO的很多决议是主要成员国小团体内秘密决定的，他们美其名曰“绿室会议”(green room)。这几个小团体的成员国是美国、欧洲各国、荷兰、日本、印度、巴西等，有的国家没有商议的能力，会把自己的意见委托给小团体内的成员国。这也是WTO的一大诟病。
听众二（陈光兴）：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这一过程中有没有可能产生一种去品牌的全球创造方式？否则对于品牌的热衷将很容易陷入全球的消费主义。
卓莫：
高士明先生带我参观了艺术馆，在思考亚洲资本主义问题时，创意同财富积累之间的关系… 对于东亚文化而言，创意并不是孤立的，李约瑟曾提出，相对其他国家，中国古代的科技更富创新之处，例如从炼金到化学的知识转换过程。讨论不能脱离历史脉络，中国的去品牌化能否产生效应…
听众三（高士明）：关于知识结构的问题。卓莫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出版了很多个人专著．．．在东亚，我们有很多经济学家，但是大家却并不相互熟识，对于东亚的经济环境也并不十分了解，大家对美国经济的理解程度反而更高，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次会议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的机会，你对此有何看法？
卓莫：
对于这个问题，我无法做出详尽的回答。我曾试图用马来西亚语进行写作，但是我看不到非英语的出版物。八十年代我不用英语写作，然而后来英语作品越来越多，我的杂志又被马来西亚政府封禁，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只得转而求助西方的出版集团。这样做当然是有问题的，各大出版集团背后是大企业，是权力的集中。而我与之对抗的方法则是说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我所写的倡议提供支持。例如印度作为英文出版市场，应该也可以为其他国家服务，我希望看到非洲朋友的作品能够在印度出版，但是印度对此却并不感兴趣，于是我们只能将希望转向网络，我们应该积极开拓新的空间进行交流，特别是现在这个技术已经成熟的时代，而这样就必然涉及到知识产权的问题，知识产权这种制度显然不利于知识交流……我对你的知识结构问题只能从出版角度进行回答，我认为，对于当下的知识状况而言，我们应该正视语言不同所带来的差异和交流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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