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方说‘不’的人与日俱增”

    何卫华、谢海燕（以下简称何、谢）：随着前殖民体系的崩溃和第三世界的崛起，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在全球范围内开始遭到挑战、削弱和颠覆。由于这一新的历史境遇，使得重新审视现代性及其黑暗面成为学界热门话题，因为现代性往往被视为既往世界秩序隐含逻辑中的重要一环。据我了解，大部分中国学者对去殖民性理论比较陌生，尽管该领域少数学者名字在中国也会被提及。近些年，学界经常谈论知识的地理政治学，您能否先由此对去殖民性理论进行些概要性描述？

    沃尔特•米格诺罗（以下简称沃）：这首先得讲讲殖民主义(colonialism)和殖民性(coloniality)的差异。殖民性无需殖民主义，它是一种内在逻辑，或者说是一种殖民权力矩阵(colonial matrix of power）；作为西方文明和西方帝国大厦之基石，殖民性为西方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和干涉行为提供合法性论证。中国学者对“殖民性”等概念相对生疏，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南美是这些知识的策源地。有些人习惯性地认为，只有欧美的知识才是正宗的知识；众多对本土思想缺乏信心的非欧美学者仿佛总觉得，知识非得经过西方体制和出版社的合法性认证才成。幸运的是，这一情形正发生改变，对西方说“不”的人与日俱增。第三世界的崛起已是不争事实。

    在哲学话语中，“殖民性”和“生命政治”是当代思想论争中两个关键概念。由十七世纪下半叶以降，对人口和身体的控制日趋强大，“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就是福柯分析这一现象的重要概念，这种控制对其时正不断崛起的欧洲民族国家而言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此时民族国家还只是欧洲的独有事物，世界上其它地区更多关注和体验到的则是“殖民性”，也就是欧洲的扩张及伴之而来的种族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殖民性/种族主义是去殖民性概念，而生命政治/生命权力则是后现代主义概念。欧洲人肯定无暇顾及自己从未体验过的“殖民性”，他们也许熟悉“殖民主义”，但“殖民性”却是另一回事。现代性才是有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关注的中心，他们创造出替代性、边缘化和属下现代性等花样繁多的概念，以期掩盖殖民性，但只要一种现代性才是他们心目中的圭臬。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八十的非欧洲人的经验都无法用“现代性”解释，因为他们体验到的是殖民性，而不是现代性。作为殖民性概念的诞生地，拉美五百年来的历史和欧洲一直交织在一起，欧洲是这里的征服者、殖民者、贩奴和蓄奴者。厌倦了所有的这些“进口”，拉美知识分子对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这些概念兴味索然，这些描述的只是欧洲问题。不同于生命政治、生命权力和诸众等概念，殖民性打开了一副全新的历史画卷，它讲述堙没在欧洲叙事中的故事，释放出被压制的感觉、思想、记忆和需求的声音。在讨论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时，欧美知识分子的一贯做法是宣称普适性；而“殖民性”同法侬的“社会发生学”(sociogenesis)和“受苦难的人”(damnés)则属于相同的知识谱系，地理政治是其反复强调的中心。

    在十五世纪后期大西洋商业体系形成时，殖民性（或殖民权力矩阵）描述的这种管理和控制就已初露端倪。大西洋地区其时被纳入到全球经济体系，西方全球主义也宣告开始，作为全球性管理和控制结构的殖民性或权力矩阵随之出现并延续下来。有着殖民性张目，欧洲不仅高效地管控着本土人口，对异我族类的管理也游刃有余。欧洲的形成离不开生命政治/生命权力等知识控制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实质上可被视为殖民权力矩阵的一个侧面，但关键是对这两个概念的起源要清楚，并深刻理解和认识它们的地理政治。生命政治/生命权力能对欧洲的控制策略进行一定的解释，但对复杂的殖民世界却束手无策。殖民权力矩阵则立足殖民地历史，强调应从殖民地视角来重新审查欧洲和殖民地历史。

    

    “去殖民性所推崇的正是多中心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

    何、谢：您刚才反复强调现代性，去殖民性的视野中，又该如何理解现代性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我们注意到，去殖民性和您上面谈的去殖民化是两个不同的单词，应如何理解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差异？

    沃：现代性观念的核心是“推陈出新”。在十五世纪，这种“新”的现实基础之一就是出现在欧洲人意识中的新大陆和新人种。因此，当讨论后现代性时，浮现在欧洲人头脑中的是又一个新世界。但非欧洲人的“感觉”却完全不同，尽管也参与过欧洲的历史，但现代性的“新”及其硕果在南美历史中并不存在，对南美历史而言，正如奎杰罗、杜塞尔和我本人所言，这是现代性/殖民性同时出现的历史——大西洋商圈形成的历史，资本主义历史性地奠基的时刻，当下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出现的时刻，西方的全球经济扩张、征服和同化的过程。由于不同的记忆，没有殖民性做背景，我们无法理解吉登斯和贝克(Beck)意义上的现代性。正如杜塞尔(Dussel)的“跨现代性”(transmodernity)这一概念所指出，从1500年以来的历史是跨现代性的，因为全世界都参与了缔造欧美神话的过程，而且将来也将是跨现代的，但欧美将不再是中心。这一跨现代性的将来必将是多元的，“金砖四国”的崛起就是推动力之一，它们正在突破目前的单一中心体系。去殖民性所推崇的正是多中心的、非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

    现有众多形式的去殖民化实际上是去西方化(dewesternization)，这是通往非帝国主义将来的重要一步。西方建立、维持和更新殖民权力矩阵（基督教的、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甚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过程和西方的生成齐头并进。现在，全球都在推行积累式经济，经济殖民性也同样如此。但现在的新情况是，经济殖民性不再依赖于相同的政治体制。“金砖四国”等国家正在经历的实质上是去西方化，这意味着，经济殖民性在它们的历史进程中仍在延续，但第三世界人民信心的重塑必将会打开新的通道。在国际层面上，去西方化进程必将导致欧美的崩溃，由于殖民性无法在欧美外施行，它们也就无法在本土继续维持中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在过去二十年间，去西方化和去殖民化引发的变革具有革命性意义，该进程使一度时髦的“左派”和“右派”概念已经过时。今天，由于超越了先前狭隘的“敌我”式政治理解，去西方化和去殖民性必将成为重要的替代性分析概念。去殖民化麾下的种族革命仍在维持资本主义，但同时还有各种去殖民性过程，它们憧憬的种族和父权革命的目标是没有资本主义、也没有殖民性的世界。和去西方化不同的是，去殖民性坚决反对经济殖民性：如果维持经济增长的原则不彻底地改变的话，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足和对生命的弘扬。这一条立足于去殖民性视野的全新道路，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去殖民性，作为一项认识型的、种族的和政治性工程，它是关于全球未来的全新构想。

    

    现代世界的殖民性“幽灵”

    何、谢：如您所言，在欧美缔造自身现代性神话的过程中，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沦为其受害者，遭受到各种形式的压迫、剥削和殖民。但不知道您是否也留意到，众多前殖民地在独立后纷纷力图复制前宗主国的社会模式，甚至现代性被确立为它们自身的发展目标。像甘地、曼德拉、恩克鲁玛和纳赛尔等第三世界国家领导人，在独立后都将现代性的追求作为重要执政纲领，以便发展经济和改善本国人民的生活条件。这些年来，通过效仿欧美引入市场经济和其它各种新自由主义手段来刺激经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生活水平的确已有前所未有的改善。但在另一方面，正如萨米尔•阿明所指出，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国家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您也提到，殖民性内在于现代性。面对这一现象，又该如何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在施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否避免现代性黑暗面的再次演绎？

    沃：这个问题很关键，这和前面所说的争夺殖民权力矩阵的控制权相关。可以援引“有争议的现代性”(contested modernities)来解释这一问题，但我想在这里谈些新的观点。首先得指出，只要追求“现代性”或施行市场经济，殖民性就在所难免。相信现代性应是追求的目标是欧洲所编织的最成功假象，时至今日世界范围内众多人仍对此深信不疑，而去殖民性正要反对这一点。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你应该也不会拒绝高科技成果带来的便捷吧？”的确如此，但我也要反问，“这些高科技成果和现代性有必然关联吗？”在这一问题上，也许可以引入阿明在八十年代提出的“脱钩”(delinking)概念，脱钩就是要摆脱认为经济发展会赋予所有人幸福的观念。要知道，财富不断增加的始终是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在贫穷的泥沼中则越陷越深。经济增长只是个谎言，这个谎言将殖民性逻辑隐藏在现代性修辞之下。当然，我这里不是要赞同社会主义式财富分配方式，而是指出需要跳脱将增长等同于所有人的财富的思维。要想将生命本身作为终极的追求目标，就必须同现代性的幻象脱钩。

    现在存在一股去西方化思潮。一些新经济体虽施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坚持自己的选择。去西方化虽可以避免出现单一的全球性帝国主义，但并未解决殖民性问题——保留资本主义也就意味着保留了经济殖民性。世界的巨大变革导致既往的世界划分方式已无法描述全新的世界格局，众多竞争者在世界舞台上的出现造就了当下的多中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去西方化”进程已开启。七十年代的依附理论就指出，要是对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指令惟命是从，真正的“发展”就无从谈起。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在经济上独立决策并在谈判中联合起来，这才是“金砖四国”正在引领的去西方化工程。

    阿明并没有讨论过去西方化，原因在于他过多地受制于马克思主义目的论和左右两派之间的论争。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去西方化已经成为话题，因为“金砖四国”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但宗教等其它领域的去西方化则仍需思考。去西方化的发展，使得世界已演变为一个多中心的体系，同一经济体中有多个不同的决策中心。

    

    “‘进步和发展’不应再被视为终极视域，它们只是蕴涵着殖民性的现代性说辞”

    何、谢：就目前来看，“中国模式”的确取得了极大成功，尤其在经济领域。但在中国以及其它您提到的国家中，这种您意义上的“去西方化”策略在促进经济进步的同时，所导致的问题也已不容忽略。如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过度开发，对外国市场的严重依赖，以及传染性疾病的肆虐，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向现代性迈进的征程中不是在提高，而是在倒退。这种种负面的效应，也引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对进步理念的反思。

    沃：首先，“进步”理念相关于“文明的使命”，在十九世纪开始流行。然而，却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美国二战后从英国手中接过这一理念，“进步”摇身一变为“发展”。据说是杜鲁门在1949年的总统就职演说中引入了“不发达国家”的概念，以便为即将开展的“现代化和发展”工程提供说辞。拉丁美洲是其第一块试验地，紧接着是非洲。非洲的反殖斗争此时正如火如荼，美国此时给予了大力支持，目的就是要取代欧洲的世界领袖地位同苏联相抗衡。但由于1968年在巴黎、布拉格和墨西哥等地的起义，“现代化和发展”这一工程宣告失败。此后，美国改弦更张，开始实施“新自由主义”这一新行动计划。智利是其第一块试验地，于是有了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 推翻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事件，紧接着又是阿根廷的魏地拉（Videla），玻利维亚的桑契斯（Gonzalo Sanchez de Lozada）和阿根廷的梅内姆(Menem)。之后，随着东亚等地经济危机爆发，以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第二波“发展”工程也拉开序幕。这可被理解为殖民权力矩阵的演变，以便维护西方化这一庞大的工程（被西方自己定义为全球化和现代性）。在21世纪初，人们已普遍意识到，“进步”和“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迷梦。在去殖民性理论看来，“进步”和“发展”只是现代性、世行、欧盟和美国等的说辞。这一说辞掩盖的是殖民性的逻辑：发展就会涉及占用土地、剥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等。作为西方文明支柱的“进步”和“发展”理念，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推崇的，但这些理念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体制都正走向崩溃，一个全球性政治社会也正在形成。这种建立在进步和发展之上的假象，不是以全社会的协作和共同体的和谐为目标，共同体才应成为目标。共同体并不受制于任何抽象的普适性观念，它是多元的，不会将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强加于其他人。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二元选择，是通往去殖民性的一扇门，并为多元性凿开通道。中国和东亚国家的去西方化道路，在经济和政治上借鉴西方文明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它们现在也正面临类似问题。但鲜活的非现代(non-modern)生活方式的种子（这里说的是非现代的，而不是前现代的[pre-modern]），在亚洲、非洲、南美、加勒比海和高加索等地区和现代性同时存在，去殖民性极有可能在这些地区发挥作用。总之，“进步和发展”不应再被视为终极视域，它们只是蕴涵着殖民性的现代性说辞。

    

    何卫华，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谢海燕，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