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亚洲思想界上海论坛第一场，10月12日

白乐晴：韩际关系中的“第三方”及其对亚洲现代思想的潜在贡献

 【本文为听会笔记，对演讲者、评论者和提问者的发言记录，未经其审阅。如有错漏，欢迎大家补充更正！】 
 
上午场：
 
白乐晴（首尔）以《韩际关系中的“第三方”及其对亚洲现代思想的潜在贡献》为题，发表演讲。

他首先提出了韩半岛状况的特殊性，即韩半岛的分断状况有其历史形成的“体制性”因素。分断的出现，一开始便融合了东西方冷战，以及霸权国家控制第三世界人民的因素。今天的支配着韩半岛的“分断体制”延续并巩固了1953年形成的停战格局，不管是南韩北韩或者国际社会，都继续在这一分断的状况中捞取好处。也就是说，正是依赖于这一分断状况，使得某些势力（其中，既包括双方政权、也包括政权所实施的意识形态管理、行政组织以及相关的利益集团等等）从中获益。而这些势力也由此成为进一步巩固和维护这一分断的势力。因此，白乐晴提出的“分断体制论”的关键即在于：分断体制之下，看似对立的南北韩双方已经形成了一种既得利益的共生状态，而所谓的国与国、人民与人民，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不过是掩盖这一利益共生状态罢了。因此，想要真正把握韩半岛的局势及其生成状态，就应该从这一作为体制的分断入手。而在白乐晴看来，这一分断体制显然并不是局限于韩半岛的一种特殊或例外，而恰恰是镶嵌于本土问题中的世界体系的普遍矛盾，是冷战结束之后继续维持全球冷战结构的一大表征。尽管2000年6月，金大中和金正日共同签署了《6.15共同宣言》，开创了克服分断体制的路线。但自李明博政府上台以来，这一进程显然被终止，南北韩之间的紧张和敌对的情绪再度加剧，这体现了日益加深的体制危机。
 
针对当前超克分断的方案被南韩政府终止，分断体制继续存在且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白乐晴提出了“第三方”这一命名。“第三方”是指在首尔和平壤政权以外的“南韩的市民共同体（或者把市场的角色也包括进来，采用“市民社会”的概念）”。而“第三方”之所以可以而且应该来充当平等的对话者，出现在解决韩半岛问题的进程中，恰恰是因为南北韩政府以及相关的美日中俄等大国政府，无法解决分断体制和核武器问题。
 
这里涉及到所谓的“第三方”和政府的本质区别是什么？在白乐晴看来，韩半岛的和平统一进程势必是长年累月的目标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为普通市民的参与创造了空间。韩国民主运动的优良传统，构成了这一参与的历史基础。而这也意味着，任何的和平统一，取消分断，从来也不仅仅是两边政府商量谈判形成的文件或决策指令，而是应该由市民参与在每一步决策过程中进行辩论和参与，以决定具体的步骤，迈出这一步的方式、下一个目标，以及最终的理想等等。如果说韩国的市民社会可以作为第三方，那么北韩的民众是否可以成为“第三方”或“第四方”呢？白乐晴先生对此，抱有期待，在他看来尽管目前的北韩民众还无法介入政治，但一旦民众政治运动发展起来，就可以通过松散的联盟和南韩的市民团体结合，组成一个包容两边市民团体的“第三方”。
 
而要实现这样的“第三方”，关键在于双方并不固执于既有的民主观念——无论是西方式的民主模式还是平壤所宣称的政治体制，这是因为一旦有一个固定的民主观念，并以此为要求来操作，就会封闭一切对话和谈判的可能。相反，对“民主”的理解和认识，恰恰是在“第三方”形成和壮大的过程中，是在“履行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人民做出真实的政治选择，以决定民主的定义”。而这也意味着，对南北韩的民众而言，作为历史任务的和平统一，不仅仅只是为了完成统一这样一个目标，更是包括了这一完成历史任务的过程，这一统一的过程本身，也将成为一个教育自身，重新定义和理解民主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对世界类似状况的地区形成示范效应。【白乐晴的这一论述，显然很有启发。在这一论述中，他似乎并不把政治运动的目标视为达成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完成某一种统一，比如南北韩统一，而是把政治运动的目标首先界定为民众的自我教育，而现实由此种自我教育发生改变，则被视为这一运动的自然而然的结果，而并不是目标。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今日的钓鱼岛事件。这样的看法，显然为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以及中日两国国内民众的反应举动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现实政治面前，白乐晴的这一主张往往让人感到迂阔——远水救不了近火，不过，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这样的主张，和韩国正在进行总统选举发生着密切的关联。针对这一轮大选，白乐晴提出了“2013体制”的主张，即不把2013年新的韩国总统上任作为单纯的政权交替，而是将其视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体制的转换，就此扭转自李明博政府以来的种种倒行逆施的做法。【在韩国，将由1987年的民主化运动所导致的政府体制，称为“1987年体制”，“2013年体制”的提出，显然是希望能出现这样的大转换。】
 
被放在分断体制中加以思考的韩半岛，意味着冷战体制的存在，而韩半岛的危机则是世界体系的结构性危机。借用沃伦斯坦的说法，在这一危机中，一切都无从确定，只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那就是“线性体系再也回不到平衡状态，因此难以为继”。在今天的全球性危机之中，各种抵抗和集结正在发生，白乐晴提到了“达沃斯精神”和“阿雷格里港精神”的对持。而在这样的时刻，韩半岛的统一方式，民众参与的程度和内容，显然将对全球性抗争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他提出了三个概念——“现代”、“亚洲”、“思想”。这三个概念，显然与他所论述的分断体制论、第三方的形成与行动，以及韩半岛世界局势的意义密切关联。其中，出于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自觉，以及非西方民族团结的需要，“亚洲”这一概念需要被注入新的内容。其次，是他对“现代性”的基本看法：“现代性需要克服，但无法任意废止。只要它还存在一天，人们就必须生活其中并尽力克服它。可以说，只有努力克服它，才能更好地适应它，只有努力适应它，才能更有效地克服它。”【白乐晴对现代性的看法，显然同时贯穿在其对分断体制的判断和对第三方的主张之中。也因为这样，在第三方的组织中，市场被视为重要的因素，而不是被排斥的对象。】最后一个概念是“思想”，在白乐晴看来，西方世界已经无法真正反思“真理”和“思想”，除非他们与非西方进行有效对话。
 
 
上午的提问和讨论：
 
阿西斯·南迪：越来越扩大的全球性使国与国的边界变得脆弱，特别是在经济层面。但是随之而来是主权国家的领土争端日益激化。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是一个例子，全球化将此置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如果国家地区之间的疆域界限很难被抛弃，那么我们如何有可能弱化或模糊疆界，来改变这一局面？
 
白乐晴：若疆域界限是不可克服的，那么可以让边界变得具有流动或变动的形状。相对于国家边界而言，公民生活更加重要。边界作为抵御资本或者帝国主义的入侵可能会强化。全球性带来的无边界首先针对资本，其次是商品，最后是人。对于人来说，也仅仅是社会上层的一部分不受边界的阻碍，可以自由流动。因此社会各阶层和各要素间的流通不平等问题是等待解决的。
 
 
下午场：
 
池上善彦（东京）：在白乐晴这里，统一是作为一种方法出现的，而不仅仅只是目标。民众在统一的过程教育自身，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讨论，可以让我们重新理解冲绳问题。冲绳作为美军基地，与日本其他地方相比，民众运动受到了双重压迫。而现在，日本开始发现被美国隐藏的冲绳，以及被美国隐藏的东亚。日本现在正在发起反核电运动，提出“保护孩子”。而要把反核电运动推向深入，需要重新梳理历史，从中发现前进的可能性。
 
 
若林千代（那霸）：日本和美国有很深的关系，我们在学习时代确立起来的往往是欧美日三者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大学里所教授的国际政治学。在它所教授和谈论的近代日本国际关系问题时，总是把日本作为一个特别的存在，放在狭隘的国际关系去理解，并且是以一种分裂的世界史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应该批判这样一种国际关系的认识，日本只有清理自己的过去，才有可能建筑未来。在日本国内，批判西方中心思想的方法论是十分少见的。若要批判此种日本对国际关系的认识，就要根植于日本当时的社会状况，必须在冲绳本地考虑冲绳。在《第三世界与民族文学》中，白乐晴教授主张，立足于规定的时间和地点中民众对生活的基本要求，这一追求是人类共通的要求。这一原理也在冲绳构成了必要，我们需要在这里找到说法，找到其世界史的意义。当前，日本社会对冲绳往往有一种过度的期待和想象，希望其在民主、自立、脱殖民等文化上有所作为。但这些往往容易变成外在的强迫性的要求，变成了居高临下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而无法真正理解冲绳内在的苦闷。在这一意义上说，可能这种苦闷困难的斗争状态，并不符合人们的想象，它不好看，但非常真实。最后，想就“第三方”提问。从美日而言，它们将如何受到“第三方”的影响？而且如何看待“第三方”内部的矛盾和分裂的问题？
 
宁应斌（中坜）：1997年之后在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面临着分离主义的潜流。香港的本土主义正在兴起。香港社会中有非常强的反共情感，类似冷战中的反共情感。香港认为自己是和大陆暴发户不文明的形象相反的西方文明形象。他们有公民社会运动，反对“国民教育”。因此，现代性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提出评估需求的过程。现代性是一种评估的观念。这形成了不同文明的现代性之间的竞争状态。而在此过程中，台湾成为了香港与大陆抗衡的过程出现的一个“第三方”。港台认为公民内在为了共同的目标而推动公民社会，但这种推动力显然不够强。所以问题是，除却理性的动力，在整个过程中，推动“第三方”的情感性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王晓明（上海）：他希望顺着宁应斌的问题接着往前推进。如今世界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的整体危机。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是资本主义的极大问题，经济停滞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开始出现。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加快了资本主义体系逼近其极限的速度。这样的危机无法归罪于某个（些）别的事物，也无法依靠现有的政治经济制度解决。当今社会的统治阶级，以不同的面目分散在世界各地，虽然互相敌视，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却实际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例如南北韩的统治集团。他们无力也不愿意检讨而从根源上解决危机，他们都把危机归咎于经济的停滞，并解释随着经济情势的好转，危机会解除。我们想要解决危机，就得试着从“第三方”——人民大众的力量中走出一条路。“第三方”是否有可能不通过对统治者施加压力而自发地生成力量改变社会，从而减少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增长来解决危机。
 
 
白乐晴：
由于福岛核电站的事故，日本民众组织了民众运动，目的在于保护日本民族。美军基地在冲绳做了很多不利于日本民众的事情。战后日本总是避免使用“民族”这个词，可是核危机让民众有了机会为“民族”而组织运动。韩国民众把分段体制看作抵抗美国的工具，这对冲绳或许有借鉴意义。
 
提出“第三方”的概念是针对韩半岛的特殊情况。在此情况下使用“公民社会”，它的范围比“市民社会”大。韩国的“第三方”是一个很复杂的群体，自己是策略性地使用了“第三方”的概念。“第三方”呼吁非官方的参与，除了克服分断体制外，也可以对分断体制进行转化，进而对世界产生影响。白乐晴先生表示他对现代性的理解与宁应斌的不同，在西欧发达国家，现代性是文明化的进程，现代化的文明与野蛮性并存。再此基础上忍受现代性，学习它好的方面，并且克服这种现代性。依照资本主义定义的现代性，无论它多么多元，都无法带来真正的文明。
 
吕新雨（上海）：北韩粮食危机是由北韩的机械化以及城市化造成的。因为对苏联能源的高度依赖，使得苏联解体之后，依靠机械能源所支撑的北韩农业遭遇危机。这应该被放到现代化的高度依赖的农业模式中去理解。在这一意义上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农业的方式，如何区分社会主义的强制性和资本主义的强制性？而在此背后的问题是，社会民主应该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
 
听众：是否有可能像欧盟那样实现一个亚洲一体化的进程？
 
白乐晴：首先对欧盟是否真的在实现一体化这一说法存疑。至于东亚，他认为可以实现区域团结的合作模式，以货币和思想的流通作为主导的合作，不断变动中的边界是可能的，但并不认为以国家主权为基本单位的联盟是可能的。
 
北韩的政权和经济并不是自给自足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倾向于将这样的政权以及它所连接的世界体系视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变体。而一个可以设想的方式是，北韩作为农业基地，与南韩实现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