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1世纪进入到第二个十年之后，我们已经太习惯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纪录，从一开始的一年一破一点点过渡到一季一破甚至一月一破;习惯于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总量在冲破百亿元门槛后高歌猛进，向着千亿元的“钱”程，向着赶超好莱坞的愿景，不断吹响着进击的号角。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小镇青年”这个模糊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对中国电影的认知和讨论中，并且愈演愈烈，在最近一两年已经成为了新闻界、中国电影理论界的热点话题。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小镇青年”也成了这场票房饕餮的一个注脚，被认定是中国电影的新观众和新增量，是他们的持续进场支撑起了票房长久的坚挺不泄。
“小镇青年”的登场，最早来源于郭敬明极具争议的《小时代》系列，其高企的票房和饱受诟病的电影品质之间的悖论，在一开始就为“小镇青年”这个概念注入了自我分裂的特质;而且支撑起《小时代》系列包括近年来众多IP电影的观影主体，事实上确实也并不是北上广深等传统票仓，郭敬明也干脆以“小镇青年”自居，所以这一概念本身看上去似乎完全可以自足，甚至不言自明。
然而，“小镇青年”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并有哪些相关特征?我们只要稍加放大，就会发现其作为概念本身的相应关键环节还都无法充分展开，“小镇青年”概念在随便说说之外，尚还远不能有效地理论化。那么，究竟什么是“小镇青年”?对这一概念的辨析和讨论，实质上也是对于当前中国电影票房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对于中国电影未来发展趋势的认知和考量。
“小镇青年论”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的最大误区，就在于给不了解电影产业的社会各界，行成了近年来有一批批的“小镇”上的“青年”陆续走进影院看电影的幻象。然而并没有。统计显示，八成票房仍然来自一二线城市。因此，一定有一些新近出现的不在我们视野里的新现象和新生事物，在左右着当下的中国电影。
《叶问3》的票房争议，足可视作中国电影票房盛世背后深藏危机的冰山一角。在最近几年，中国电影正在发生着全方位的系统性变革，众筹、私募、基金、完片担保、保底发行……等一系列与“小镇青年”相比极为陌生、高冷的，看似与电影产业并不相关的金融概念开始频频出现在制作、发行、放映等各个环节。从《小时代》《后会无期》到《港囧》《美人鱼》，无论相关各方是否愿意面对和承认，中国电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金融衍生品，这在当下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票房在这个意义上，已经在金融衍生品的逻辑下被充分证券化，而所谓的“小镇青年”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参与到这场金融狂欢? 作为想象中的中国电影的新观众、新增量，他们又在何种意义上能够参与到事关中国电影未来发展模式的探索?
诚然，中国电影若想真正获得理想中的自主、自足的发展空间，必然要进行金融创新，如果能够将过去所无法逃避的种种风险，分解成多种不同风险偏好的融资项目，这当然可以为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路径。只不过，中国电影的发展还远远无法挣脱出中国经济的宏观大环境，原有能源、房地产和资本市场上的“热钱”，在近几年迅速涌入到影视等方兴未艾的文化产业领域，中国电影在最近几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金杠杆。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前的电影产业本身还远远没有跟上文化产业金融化的节奏和浪潮，目前为止我们还只有武打、宫廷、冯氏喜剧等屈指可数的几个成熟类型，电影版权和衍生品等领域还极不规范，更遑论由专业法律保护的、健全的投融资资金监管和退出机制，全产业链的有效权益保障还无从谈起，这种脱节、错位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的一个缩影。
在国家已经将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来培育的宏观政策利好的支撑下，整个文化产业都将在未来五到十年迎来持续、稳定的放量式增长，中国电影自然也不会例外———中国电影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不过是这一整体格局联动的产物。自然，在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上所不断提及的“去杠杆”，也依然适用于中国电影，当前盛行的已经明显超过了正常区间的金融资本运作已经严重绑架了中国电影，中国电影票房事实上呈现出了股票和房地产市场上已经和正在出现的“泡沫”。
在此基础上，当我们再回到2013年以来开始成为中国电影界流行概念的“小镇青年”时，隐藏在这一浮萍式的印象描述背后的种种时代症候就已充分暴露:众筹、私募、基金、完片担保、保底发行……这些概念所指向的，或者说真正在承担这些金融风险的，永远都是且只是那些普通观众。
一旦票房神话破灭，最终遭受损失的也只是他们。如果说真有一种类似“小镇青年”似的存在，在这一阶段推动着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增长，那就是他们。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自己掏钱买票进影院的普通观众都是“小镇青年”，不管他们是在一线二线，还是三线四线。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院线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电影，其生产、发行、放映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顶层设计，都面临着这个时代严峻、残酷的挑战，而所谓“小镇青年”，则直击着中国电影全行业的痛点和要害。我们显然不希望看到“小镇青年”在中国电影的最高潮中沦为待宰的“散户”，因为那意味着最大的输家不是别人，而是中国电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