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通常认为, 英国现在已经没有工人阶级了，“不流血革命”[1]的发生使得社会差别锐减，以至于我们大部分人现在都生活在一个由下层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所构成的平层社会中。特定的语境里，我十分赞同这种说法，也不想低估这一现实以及近来许多社会变化的价值。只要我们读一读社会调查报告或是20世纪初以来的小说，就能重新体会到这些社会变化，尤其是它们带给工人阶级的影响。我们会看到工人阶级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他们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和财富；我们甚至会更感动于工人阶级的变化，他们不再把自己视作“下层社会”的一员，而觉得自己是其他阶级——以世界性的评判标准来看这些阶级要高于工人阶级。虽然某些社会差别仍然存在，但毕竟大大缩小了。

虽然有了这些变化，但生活态度的转变比我们所认为的要缓慢许多，这也是本书前半部分想阐述的。尽管生活态度的转变相对迟缓，但显而易见的是，很多的复杂力量仍然在促成这种变化：本书的第二部分讨论一些带来变革的手段，这些手段导致我们朝着文化上“无阶级”的社会（‘classless’ society）转变。

这里很有必要更明确地定义我所谓的“工人阶级”，不过和避免谈论“工人”或“大众”时的浪漫主义相比，后者显得更加困难，这种浪漫主义倾向值得我们首先探讨。因为它会加剧一种危险，即过分推崇早期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美好品质同时过于贬低今天的状况。如此过度的强调实际上强化了这两种固有观念，因而也让它们之间的差别被夸大。我们或许会很怀疑今天工人阶级生活的品质，特别是他们看起来迅速堕落的速度。然而一些让工人阶级更加衰落的诱惑之所以取得成功，恰恰是因为它诉诸于既有的不完全值得钦佩的生活态度。正是因为工人阶级仍然保持着某种古老且内在的抵抗性，即使让外界震惊的当代病症确实存在，但这些问题造成的影响也并不总是如外界判断般的巨大。

毫无疑问，这种过度强调往往源于人们对工人阶级潜力的赞美和对其生活状况的怜悯。与这种过度强调相关的是一种更加积极的过高期望，这种期望经常出现在具有强烈社会良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中不少人长时间以来都倾向于把每一个工人阶级男性看作是另一个菲利克斯·霍尔特或是另一个无名的裘德[2]。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工人阶级人民都是那些与众不同的经自我选拔过的工人，并且是在特定的场合之中，诸如暑期学校里的年轻男女等独特个体——这些人由于出身而失去了教育的机会，会付出极大的努力来获取知识。当然，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意贬低他们作为个体的重要性。他们非常出色，有着不同于典型工人阶级人民的特性；在暑期学校里，在学会的会议上，在讲座的课程中，他们所表现出的风采都是抛弃其大多数同伴的习惯的结果，那些同伴并没有很多明显的气质。他们在每个阶级都是例外者：与其说他们代表着阶级特征，毋宁说他们展现出的是个人特性。

从“要是……他们就会很好”的同情到“他们太好了，因为……”的称赞：我们遇见的恰恰是田园牧歌式的迷思以及“巴斯太太”[3]式的赞美。在最健康的群体中，工人阶级处于底部，但田园牧歌会把他们描绘成比别的阶级更健康的群体；或许有瑕疵，但仍然是宝石；粗犷但“物有所值”；不优雅、不聪明，但脚踏实地；纵情大笑，慷慨豪爽。此外，他们谈吐下流、粗俗，相互说着玩笑话，而这些话又都有常识。从许多主流小说家对工人阶级生活新奇方面不牢靠的过度强调，到当代当红作家的俗套想象，这些过度强调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有多少英国主流作家对工人生活的粗俗面貌没有或多或少的夸张呢？即使是对工人观察异常杰出的乔治·艾略特也不能免；这一偏见在哈代处更明显。到了我们这个写作更随心所欲的时代，会发现当红小说家笔下的普通人被拔高，他们带着扁平帽，操着平元音，他们有勤劳的妻子和整洁的门阶；还持有优质股票，而且还很风趣！即使是像乔治·奥威尔那样严谨且看来并非不切实际的作家，也没能改掉透过爱德华时代的音乐大厅去观察工人阶级生活的习惯。而当我们翻看报纸上供人消遣的周日专栏，我们也会有同样的发现，那些记者们总是满心钦佩地引用他们在“阿尔夫”工人酒吧听来的妙语。我想他们所说的有少量事实，遗憾的是出于展示，这些事实被夸大了，因而我们必须更有力地抵制他们。

有时我们必须警惕历史学家对工人阶级运动的诠释。这个话题令人着迷和感动，有着大量关于工人阶级社会诉求和政治意愿的重要资料，而且这些材料都极具启发性。这很容易把读者带入一种颇为强烈的臆断：这些是工人阶级的历史，而不是少数成员的行动——及其对工人阶级每个成员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很可能作者们没有明确提出这些解释，也没有明确宣称这些目标非常重要。但这些书有时给我的印象就是作者高估了政治行动在工人阶级生活中的地位，他们对那种草根生活不一定有充分的感知。

一个中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看法往往会有前文所述的种种谬误。他同情堕落的工人叛徒，他差不多会认为这些错误全是控制工人的压迫制度造成的。他赞赏残存下来的零零星星的高贵的野蛮，并且怀念各种“最好的”艺术，诸如乡村的民间艺术或者就是真正流行的都市艺术，他着迷于那些残存物的碎片，因为觉得可以通过它们来体认当下。他同情并赞赏工人阶级“无名的裘德”这一面。通常他对工人阶级的感情，部分是同情，部分是屈尊俯就，这种感情脱离了现实。

要知道，能真正带我们走近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特点的是劳伦斯[4]《儿子与情人》这类小说，而不是更流行的或是更有意的无产阶级小说。这些无产阶级小说以它们自己的方式，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做了一些细致的调查，这些调查社会学家在最近二十年才开始做。这些书给试图了解工人阶级生活细节的观察者一种很强的印象[5]：工人阶级生活错综复杂而且幽闭恐怖。我的意思是说，这个陷入无尽丛林的印象充满了琐碎的细节，所有的既相异又相似；充斥着大量的面孔、习惯和举止，然而很明显其中大部分都不是很有意义。对我而言，这一印象既正确又错误：正确在于它用非常多的细节展现出杂乱无章、多种多样的工人阶级生活特点，显示出一种外部人通常没有的意识，即一种强烈的一致感以及一种永远是火热大众一部分的感觉，要知道即使是在那些最重要又最个人的事情上，每个人都非常相似。如果这一印象导致我们仅仅把一些社会学著作中各类统计进行汇总，依据工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的数字，依据自称信奉上帝的比例或是认为性爱自由（free-love）才是根本权利的比例，以这些来建构工人阶级人民的形象，那么这一印象就是错误的。一份社会调查对我们可能有用也可能没用，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必须去努力理解那些习惯背后的意思，去努力领会那些主张的真实含义（可能和字面含义相反），去努力探明惯用语和仪式主义的礼仪背后不同的情感压迫。

对一个工人阶级出身的作家而言，也有诱因会导致他产生错误见解，这些诱因和其他阶级出身的作家略有不同，但也不会比他们少。我自己就是工人阶级出身，可我现在还是感觉和工人阶级既亲近又疏远。我想，再过些年这种双重感受在我身上也许就不会如此明显了；但无论如何，它都影响着我的言说。一方面，它让我更可能呈现出一种触摸得到的工人阶级生活感，让我避免了一个外部人更容易发生的明显误解。另一方面，正是这种感情牵连带来相当大的危险。在我看来，本书第二部分所描述的变化正在导致工人阶级文化上失去许多珍贵的东西，而他们得到的比在新境况下本应获得的还要少。我希望我能客观评价这一问题。然而在写作中，我发现为了避免把旧的写得比新的更好，我自己一直承受着极大的精神压力，相比我对材料所作的专门理解，新的更容易受到责难。可能一些对过去的留恋会先入为主曲解材料，我已尽我所能来能消除这一影响。

在本书的两个部分中，我还发现了自己有一种倾向：有时会毫无根据地批判工人阶级生活中我不赞成的那些特质，而这正是因为本书的主题跟我的出生与成长密不可分。与之相关的是我消除这一苦恼的迫切要求，最糟糕的情况便是，出于自身态度的模棱两可，它会诱使我为自己的阶级感到羞耻。相反我也发现，对于工人阶级生活中我认可的那些特质，我有拔高它们的倾向，这有感情用事的危险，即把我的出身背景浪漫化，仿佛我在下意识地对我现在的朋友说：瞧，尽管如此，这样的童年还是比你们的更丰富多彩。

为了全面研究起见，需要解决谁是“工人阶级”这一问题。就我所见，在这个问题上，大众出版物——我从中得出非常多的证据——的影响远远超过我所熟知的工人阶级团体。这也正是我的疑惑所在。事实上，那些倾向于“无阶级”的出版物在影响着世间所有的阶级。为了讨论这些出版物影响工人阶级生活态度的方式，并防止讨论“大众”时几乎无法避免的模糊不清，找到一个焦点就很有必要。我因此选取了一个完全同质的工人阶级团体，通过描述他们的生活环境与生活态度，来尽量还原他们生活的氛围和特性。以此为背景，可以发现传播更广的大众出版物的呼吁是如何与普遍接受的生活态度发生关联的，以及它们如何改变那些生活态度又是如何遇阻的。如果我没有被误解得太离谱，本书第一部分所描述的生活态度应该是许多其他构成“大众”的工人团体所共有的，这能给我的分析提供更广阔的关联。特别要指出的是，许多我所描述的“工人阶级”生活态度同样也可能被归入通常所说的“下层中产阶级”之中。我不知道如何避免这中间的重叠部分，只希望读者能和我一样认为这并不削弱我论述的主线。

关于这些生活态度的环境和迹象主要是取自英格兰北部城市的生活经历、1920-1930年代的童年，以及从那至今略有不同但基本上一直延续的一种交往。

我在前文已经提过，现在的工人似乎已不再像上一两代工人那样坚定地把自己归入“下层”群体的一员了。但是，我想他们很大程度上还保持着一种感觉——觉得是他们自己的群体的一员，这与自卑或自傲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是基于自己所钦佩的和所反感的以及“归属感”而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的。这区分并不太大，但很重要；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些其他区分，但其他区分每一个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是来增强定义的清晰度。

这里描述的是生活在利兹的Hunslet、曼彻斯特的Ancoats、谢菲尔德的Brightside和Attercliffe这些区域，以及再赫尔生活于Hessle和Holdnerness之外的“工人阶级”。对那些在利兹生活于数英里烟雾下挤在工人阶级房屋中的人，我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6]这些人有自己熟悉的城市区域；而且几乎每个城市的工人都有自己熟悉的房屋类型——这儿是背对背的那儿是后部加建的；他们的房子通常都是租的，不归自己所有。现在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搬进了新的住宅区，但目前在我看来，这对我在他们生活态度的上主要论点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这些区域里绝大多数受雇的居民都是领工钱而不是工资，这些工钱按周支付，绝大多数人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还有一些是个体经营者，他们经营着面向某一群体成员的小商店，这些商店从文化上来说附属于这个群体或是为这个群体服务，诸如“补鞋匠”“理发师”“食品杂货商”“自行车修车人”“废旧服装经销商”等。我不能把收入的多寡当作区分工人与其他人的标准，因为工人阶级人民内部工钱的差异也很大，比如一些钢铁工人尽管挣的钱比很多教师还多，但绝大多数钢铁工人绝对都是工人阶级人民，而教师却不是。不过，依照1954年的标准，我想这里描述的绝大多数家庭中，主要的挣钱者大致正常的周报酬应该是在9英镑到10英镑之间。

他们大多接受过现在看来应该算是“初中”程度的教育，不过大家都认为他们只是念过“小学”而已。他们的职业通常是技术辅工或体力劳动者，要不然就是工匠和学徒工。这个松散的范围包括干过去“挖土工”的活儿和其他户外苦工的男性、商业运输和公共交通的工人、工厂里从事常规工作的男女雇工及熟练技工，从水管工到那些在重工业中从事更为复杂工作的人都涵盖在内。此外还包括工头，但不包括办公室文员和大型商场的雇员，尽管他们可能也住在这些区域，一般而言他们被视作下层中产阶级。

本书关心的是文化的转变，因而我主要是通过更加抽象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特点来定义工人阶级，而不是上文所说的那些方式。他们的语言，尤其是经常使用的大量习语，都有着丰富的意味。意味更加深长的是他们的说话的方式、对城市习语的使用、口音以及语调。在那里会有一些嘶哑却温暖人心的声音，从一些四十多岁的妇女过于整齐的假牙里轻轻吐出。戏剧演员通常都是这样表演，这意味着虽然对生活抱有幻想和悔恨但依然是一副好心肠。在那里我还能听到一些沙哑的声音——只是那里才有——从干粗活儿的工人阶级姑娘的口中传来；这种声音被认为是更“体面”的工人阶级中“常见的”声音。遗憾的是，我没有足够的知识来从事说话方式的研究。

批量生产的低价服装导致我们无法一眼就辨识一个人所处的阶级，但其影响并没有大家所想的那么大。表面上看那些礼拜六晚上从城市中心戏院离开的人们似乎没什么区别，然而即使是在现今，性爱行家、中产阶级女性或是对服饰特别有感觉的男性，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通常只要仔细瞥一眼，就能对他们周围大部分人“进行归类”。

日常生活中无数可见的细节都能帮助我们识别工人阶级的生活，诸如按月付的小额分期付款，或是除了老年人大家都记得的一个事实——几乎每个工人都在当地医院的“调查名录”上，等等。

用这种大致的方式来界定工人阶级并不是要忽略工人阶级内部非常多的细微差别和等级差异。不同的街区的居民声誉不一样。同一街区内部，不同房屋也有着不同的地位和“排名”；稍微好点的房子有独立的厨房，或是位于排屋的两端，有一点院子，租金在每周九便士以上。租客之间也有等级之分，某户人家丈夫是熟练工而且工厂效益好就过得很好；这家的妻子是个好管家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而另一家的老婆则很邋遢；几代以来这些都是“Hunslet家庭”，而且附属于这片地区的世袭贵族。

一定程度而言，任何街区的群体的内部都有一个专业化体系。这个男人有点像“学者”，他有一套装订好的百科全书，有问题问他时他总是很高兴地去查这些书；那个男人“字写得好”，帮大家填写各种表格非常热心；还有个男人是长于木活或五金的“巧手”，要不然就是大家的修理师傅。这个女人擅长缝纫，在一些特殊的时刻会被请去帮忙。所有这些在变成职业性的服务之前，都是互帮互助性质的，即使有些人在白天专门从事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些一样的活儿。然而，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这种专业化在那些大的城市工人阶级中心里就已趋于消亡了。一位熟悉小城西赖丁城市工人阶级中心（诸如Keighley、Bingley和Heckmondwike之类）的朋友认为，这种专业化体系在那里还很强。

在不考虑工人阶级中每个人对工作、婚姻或宗教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的情况下，也许我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他们的生活态度。（这里我可能需要补充一点，即我的经历主要来自于信仰新教的地区）。我在本书中做出的概括意指大多数工人阶级人民在面对这些事情时会怎么想怎么做。我详细写的是那些多数派，别人怎样过日子他们就怎样过，按照这种方式他们和其他阶级的多数派就不会不同了；这个多数派就是那些工会领袖在抱怨他们的运动不受关注时所称的“冷漠大众”；就是那些心怀敬意的歌曲创作者所称的“质朴乡亲”；更加理智地说，就是工人阶级自己眼中的“普通人”。很明显，在这些多数派中生活态度有非常宽泛的内容，但我有一个中心来描述这些大量的人。

因而，我不会太过关注工人阶级里目标、政治以及自我完善上的少数派。这并非因为我低估他们的价值，而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大众宣传家所作的呼吁并不是首要的。也不是因为这份调查——如果旨在完整评估工人阶级生活——对不同的生活态度要有必要的关注量。我重点关注的那些群体就是大众出版物尤其关注（正如我所说）的那些。因此，多数派中常见的一些品质，诸如自尊、节俭等，虽然也受到关注，但其受关注程度与另外一些品质有所不同，比如宽容以及对一有机会就要过好日子的坚持。

为了讲清楚，我对“传统”和“新近”两种生活态度作了许多严密的区分，但这并不是说二者之间存在着严格的时间先后顺序。很明显，那些要素和生活态度一样微妙复杂，不能简单地归结于哪一代人或哪一个年代。被称为“传统”生活态度的一些特征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几乎沉淀在所有代际、所有地方的“大众”身上，变成了他们世界观的一部分。一些特征从英格兰农村一直延续到城市，几乎没有变过；还有一些则在城市化的挑战中格外受到重视。在描述“传统”生活态度的时候，我在很大程度上借助了二十多年前的童年记忆，因为在我还是小孩时在那一代的成年人身上目睹了这种生活态度，当时是这种态度最强烈的时期。那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一代人，他们遭遇许多困难，不过他们也没有像今天这般在大众出版、广播电视和无处不在的廉价电影院等等的侵犯下成长。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传统”生活态度并不只见于中年或老年人身上，它们构成了年轻人生活的背景。我想要问的是，像现在这般的影响它们能够维持多久，以及它们将被怎样的方式改变。

同样，很多我们所说的“新近”呼吁和这些呼吁所激发的生活态度，在上一代乃至更早的时候就已明确出现。在后文为支持这些呼吁我会讲到有三种观念被误用，事实上，这三种观念在欧洲就有很长的历史。我要说的不是在上一代英国人那里就有了“属于人民的”城市文化，也不是我们现在只有大众城市文化。而是要说：在今天，大众宣传家基于许多原因所做出的呼吁，远比在过去更引人注目也更有效，这些呼吁的表达方式更好理解且更集中；我们正朝着大众文化创造出来的方向前进；零星保留下来的部分“属于人民的”城市文化正在遭到摧毁；而且在很多重要的方面，新的大众文化比它正在替代的粗鲁的文化更不健康。

虽然对“传统”生活态度和“新近”生活态度的区分无法非常分明，但在使用上已经足够明确了。尤其需要指明是，它应该足以阐明，从一开始我谈“传统”生活态度，就不是在询唤一些朦朦胧胧构想出来的田园牧歌般更好的传统来和当下抗衡。

回顾一个家庭的简史能形成一个更为清晰的历时背景，这点上我自己的家庭，和别的家庭一样，完全可以拿来分析。我们普遍认为，在英格兰的城市化中，未来发展的主要模式到1830年才明确。在这一进程中，我的家庭慢了一步。我的祖母嫁给一个远亲时，他们还是农业家庭，住在离利兹十几英里外的一个小村庄中。1870年代，她和她的年轻丈夫被扩张中的城市所吸引，去了南边的钢铁厂工作。在Hunslet全新的广阔砖地上，她开始养育一个越来越大的家庭——她生了十个孩子，其中有一些夭折了。当时整个国家的北部和中部也在经历同样的过程，乡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城市则用廉价的毛坯房侵占周围的乡村。不过城市还没有足够的医疗、教育等社会设施；既不干净也不明亮的街道里挤满了大体还按乡村方式生活的家庭。很多年轻人去世（过去在一个铁路分线地竖着一块板纪念一场流传很广的霍乱，我每天去中学都要路过那里）；“肺结核”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

我祖母的一生经历了所有这些，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直到二战开始后才离开我们；而她也学会了怎样做一个城市居民。然而，她身上的每一道皱纹和许多的生活态度都述说着她的乡村本色。到1939年，她还住在每周9先令的租房里，这房子从来没有真正具备过城市的特征。储藏室的天花板上挂着装有干香草的报纸包；架上总放着一罐鹅油膏，以备家人的不时之需。她一直精力旺盛，说话时元气十足，脾气里偶有些农民气，这些优点她的孩子们都没有，她的孩子反而不时有一些矫揉造作的城市化的“畏怯”（过分讲究吃不得苦）。她管你叫“牛脑袋”时根本不知道这是个古词；她总是妙语连珠，比如“as t'owd cock crows, t'yung un larns”（意指一个母亲没去管的莽撞男孩）；她有很多迷信的小东西，还有不少应急的土方。有时，当注意到街坊里刚生了一个私生子，她会带着粗俗的乐趣在工人阶级街区讲这个丑闻故事（我想这应该是在谢菲尔德，她在那住了好几年），那里流行在小教堂的讲坛后面偷情。她只上过家庭小学（dame school）[7]，而且只是偶尔去去。当我念小学六年级时，她常常看我带回去的书，那时她还不用着戴老花眼镜。我特别记得她读劳伦斯的反应，她很喜欢劳伦斯的书，而且她读下来不觉得震撼；对劳伦斯的性爱描写，她说“有点小题大做、装腔作势”。

对我们家庭来说，她是第一代城镇女居民，也正因此，她还不完全是城镇女居民。同时，第二代人也就是她的孩子们，逐渐长大。他们是第三次改革法案[8]之后成长起来的，经历了一系列的教育法令、住房法令、工厂法令和公共卫生法令，还经历了布尔战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中最小的正好到参军的年龄。男孩子们去念寄宿学校，这样好进钢铁厂，要不然就是迈向步入上流社会的起点（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做白领的倾向才会这么想），如在杂货店做助理或在城市的商店做售货员，这差不多被认为是提升了一个阶层。工厂一直都在招裁缝女工，而且人一直在换，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被这种需求所吞噬，[9]是这些女孩子构成了利兹成为重要的成衣制作中心的根基。

到我父母叔婶这一代，还保留着一些乡村习惯，尽管其中带着些许怀旧意味，他们还对“岁月流逝中知道什么是对的”的父母充满敬意；这些被记住的习惯不是与生俱来的，遗憾它的消失的同时，他们也略为有意地在保留这些习惯。他们生活在一个更新的世界，相比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生活态度通常更为快乐。这个世界提供着许多便利，有更便宜且种类更多的衣服和食品，几便士一磅的冷冻肉，几乎不要钱的罐装菠萝，便宜的罐装开胃菜，还有街角快餐店，新修的有轨电车让旅行既容易又便宜，在街角药店就有装好的专利药品。

第二代人生的小孩更少，他们从自己的账目上感受到了更大的城市生活系统的压力：他们为“小伙子生活机遇”的改善而开心，不过也开始担心他是否能够拿到奖学金。这个“小伙子”和他的姐妹是我的同辈，这一辈有我的兄弟姐妹和我自己。我们一开始就完全具备了城市的特征，就享受着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享受着精心设计的社会服务网，还有连锁商店、电影院和海滨旅行。毕竟，对我们而言，乡村不是家的所在，甚至都不是父母们健康长大的地方。它只是一个偶尔想起的背景，一个有时会去游览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