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学学者而言，琼·斯科特（Joan Scott）的文章不是一张具体的路线图，而是份关于如何廓清和读通迷径的工作指南。至于该怎样具体地运用斯科特的精辟见解，则既取决于被探索的研究领域，也取决于探索者的眼光。最近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方面，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极有成效地催生了中英文著述中的新知识；另一方面，斯科特的指南性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对以中文进行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要小于它在英语世界中的影响。然而，对关注人文景观和观念形态形成的历史学家来说，各个区域的本土学术形态至关重要。因此，作为学术实践的“社会性别”，与作为历史范畴的社会性别一样，也需要我们为之作一历史分析。 

本文着眼于社会性别研究在欧美（主要是美国）和中国的学术历程。在这里，中国和欧美并非密封隔离的学术区域。多年来，两个区域之间，以及与日本、港台① 和其他地方的学者间的交流，始终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那波20世纪早期在国际间流行的女权主义理论。但本文并不试图全面涵盖这两个学术区域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成果，而将着力于勾勒出这两个各有特色却又互相缠绕着的当代学术形态的轮廓。我们希望本文能有助于其他学者今后对这一讨论的拓展。 


英文著述 

琼·斯科特文章发表于以英语从事研究的中国学学者们的盛世。从1970年代前期开始，对中国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有三条基本探索路线。第一条路线，以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为先锋，其研究对象，就如那时的大多数关于中国的人类学和历史学著述一样，是中国的亲属制度。不同之处在于，女权主义学者对亲属制度的分析是以妇女为中心而展开的。沃尔夫指出，妇女们一旦从自己的村庄嫁出去后，便以孤立、脆弱而且具有潜在威胁性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因婚姻而织就的亲属网络。她们的地位和精神健康，既取决于生育孩子的状况，也仰赖于那种被沃尔夫称之为“子宫家庭”②（Uterine Family，又译“阴性家庭”、“女阴家庭”）的情感网络的建立。至少对女权主义学者来说，沃尔夫的洞见，不仅重新勾勒了亲属制度的形态，而且也证明了亲属制度是个深深地社会性别化了的领域。 

吸引了诸多历史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学者的第二条研究路线，试图通过回答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究竟对妇女是好还是不好这么个问题，来对20世纪的这场革命作出评价。学者们的答案多种多样。女权主义学者们赞扬了共产党在1920到1980年代之间重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妇女对教育的需要，以及注重发挥妇女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作用。但是，学者们也注意到，任何时候只要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与解放妇女这两个目标之间出现冲突，前者总是被给予优先权。与20世纪60年代左派活动家们的观点相呼应，有些学者将这一问题的本因归结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欠缺，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共产革命初期政治上求生的压力以及在农民和党员中同样普遍持久的性别歧视意识，都可能是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在这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十分担心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会消除中国妇女在毛式社会主义集体化时期取得的进步。仅只从下列读来颇为悲观的书名中，我们便可窥见学者们的这种判断：《中国妇女未竟的解放事业》、《中国的父权制与社会主义》、《延迟的革命》③。

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的第三个研究趋势，充分利用中国那时新开放的图书档案资料，将研究目标锁定为“让隐形的历史主体显形”。学者们开始将妇女写入主要沿海城市的劳工史，以及那些在早期版本中对女党员没有充分介绍的中共党史里④。 

综合而言，这些研究成果将对妇女的重视引进了中国学领域，但它们并未检视学界里已有的一些关键性的假设。同那些自20世纪初开始猛烈攻击“传统”的中国革命家一样，这些新的妇女史学者们将帝制中国视为妇女一成不变地处于从属位置的时期，错误地将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中对男尊女卑这一理念的阐述，当作了历史上无处不在的普遍的社会实践。从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当中国知识分子们论及积弱和半殖民主义的中国时，缠足、未受教育的、愚昧的妇女就成了其标志。欧美女权主义学者们则扭转了这类描述——在她们眼里中国妇女成了强大革命潜力的具体体现——但这些学者们并没有触动更长远的历史。此外，在聚焦于革命是否给妇女带来好处的同时，这些研究却没能探讨社会性别是如何塑造、成就和限制了革命的过程，以及社会性别可能怎样帮助我们超越革命故事叙述脉络获取更广阔的历史理解。“加入妇女然后搅和”作为一种学术实践虽然没有耗尽其活力，但在概念上却走入了死胡同。 

《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一文的问世，促使此后的研究不但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走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而且脱离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索。斯科特的文章使得人们能够更具有想象空间，来重新审视社会性别同家庭、劳动、国家的构建以及民族国家革命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虽然在斯科特之前这样的重新审视在欧美的中国史学家中已渐有苗头，但还没能全面清晰地表述出来。中国史学家们有选择地采用了斯科特的研究方法。有少部分学者开始引用福柯，有的引用了德里达，但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则帮助催生和组织了大多数最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十分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它梳理了刚萌芽的问题，并为有效地寻找答案提供了很好的建议。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汇集了用中、英文写作的学者们的学术讨论会，代表着在拓展斯科特开启的新研究方向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该次会议提出了一个别具意味地命名为“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的计划。会议论文集序言脚注中援引了斯科特的文章，并对其观点作了如下阐述： 

社会性别身份和关系并不仅是个人或私下的事；它们是由家庭、宗教、医学、国家权威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制度和习俗所规定执行（有时也是所破坏）的。与此相应，社会性别也为家庭、国家政权和其他社会制度的清楚表达和它们的正当性的确立提供了一定的语言和范畴……对社会性别的充分关注能够阐释清楚妇女的生活，但更根本的是，这样做能够使我们对社会生活的运作本身进行探索……通过倡议“赋中国（研究）以社会性别”，我们宣布对妇女和社会性别的研究不只占据中国学学术活动之一隅，而是将改写大多数我们用来解说中国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和文化产物的基本范畴。⑤ 

斯科特的文章问世后的二十多年间，以社会性别为主轴的中国研究在英语学界中的迅速发展虽然远非一篇短文所能概括⑥，但几个成果尤其卓著的领域还是值得在此一提。这些领域之一就是重新看待社会性别在中国更长远的历史中的状况。学者们不再将20世纪前的中国描绘成一个对妇女的压迫一成不变的时期，而是开始探讨身体的实践和空间安排对构建社会性别的作用，美德在妇女主体性和国家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以及妇女的劳作如何保障了家庭的生存和文化精英阶层的长盛。比如，伊沛霞（Patricia Ebrey）对宋代婚姻和妇女生活的研究工作就十分重视缠足和家内空间安排在构建和维护社会性别角色上的作用⑦。Chirstian de Pee探讨了宋代婚嫁仪式是如何在给了新娘子们一个新的主体位置（媳妇、妻子）的同时，为男性们提供了其专有的“作为社会主体在更大的社区中的位置：男人”⑧。高彦颐（Dorothy Ko）强调了“从儒学典籍中搜集来的对社会性别的规范性概念，亲属制度和教育制度在性别的社会建构上的关键作用，以及17世纪上层妇女们在她们的写作中表露出来的主体社会性别身份”⑨。在她后来的著述中，高彦颐颠覆了中国妇女居于从属地位的最固定的象征：缠足。她通过追问缠足对于构建合乎体统的妇女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而全面探讨了缠足作为一种由妇女控制的习俗，在帮助确立植根于儒教理想中的性别化的主体身份上，以及同时在创造出复杂的隐匿式性色诱惑上的重要作用⑩。 

研究20世纪之前的中国历史的学者们也找出了社会性别和王朝政治之间的联系。斯科特的一个洞见对这方面的研究帮助尤其大，即：社会性别之常见的合法化功用之一，就是被拿来比喻统治和被统治者间的关系。在研究元代的社会性别和元帝国时，Beverly Bossler指出在蒙古人开始威胁并最终征服中原的过程中，尽忠的汉族官员们（男人们）常因保卫自己的辖区奋战至死而成名，妇女们则由于为保全贞操名节自杀身死而得到褒扬(11)。曼素恩（Susan Mann）在元代之后另一个由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清(12)，也发现了同样的行为模式。在对那些做出了相似选择的明代守寡妇女的描述中，Katherine Carlitz探讨了德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和作为主体身份认同的作用。她指出，对一代又一代热切地读写这类故事的男人们来说，这样的守寡妇女已成了有德之士该如何效忠其君王的一种榜样(13)。通过对18世纪的贞操政治的研究，Janet Theiss认为，对自己作为非汉族外来者的背景高度敏感的清代的统治者们，试图把道德教化官僚化、制度化。在他们所创立的国家宗教中，恪守贞操的妇女被视为模范的帝国臣民(14)。在帝制后期给有德女子的封赏和褒扬文字中，当时的官员和社会精英们对性别化了的德行、社会精英地位和好的政府之间所作的多重关联，都有着清楚地反映。 

总之，妇女们既以英雄式地死去表达了自己的忠诚和贞洁，也以守贞、节俭和勤劳地活着，保障了家庭的延续和帝国的稳定。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和社会性别》则对以下三个方面作了研究：房屋的建造——妇女们虽离群索居于这样的房屋中，但她们仍被认为在道德和物质上对世界有着影响；妇女的劳动力渐渐地变得不再重要的织布业；通过社会抚育和生理抚育而展开的人的再生产。在这几方面的研究中，白馥兰都充分揭示了妇女既是社会性别制度的产物，也是知识和商品的生产者(15)。曼素恩则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清代妇女是如何通过多种多样的行动加入到对家庭、经济以及更广阔的文化领域的塑造中去。这些行动有：写作和出版，手工劳动（精英阶层的男士通过不参加劳动来显示自己的地位，但即使是最富裕的妇女也会不知疲倦地劳作于刺绣上），延续终生的与自己的儿子们之间密切的关系，以及宗教活动。曼素恩发现在18世纪的中国有一个不断扩展的，需求妇女的家内家外劳动力的市场。这样的市场导致了妇女价值的增加，引起了公众对妇女角色的辩论，也导致了有身份的妇女们把自己和交际花区分开来的努力(16)。在以上这组学者的笔下，19世纪之前的世纪是个充满了或隐或显的变化的时代，而不只是其后的革命中国的静止的前奏。斯科特提出的拓宽社会性别意义的要求，对中国领域中能够如此重构中国的王朝历史至关重要。 

斯科特的观点还帮助人们开始在更深入地研究19世纪西方在中国的扩张时，不再沿用那“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两分模式。这一模式的问题在于它那将历史作同质性处理的倾向。“西方”并非一个统一的整体。“中国”的反应也多种多样，在这经常是充满暴力和不平等的接触过程中，“中国”和“西方”究竟在什么程度上相互塑造了对方，其实十分值得探讨。在所有这些方面，对社会性别的关注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比如，曼素恩通过重新解读她称为“张氏才女”的诗作，揭示了19世纪那些日趋式微的士大夫家庭是如何在叛乱、农民起义和日益增长的反清情绪的背景下，依靠这些妇女们的文字作品和管理家庭的能力而生存下来的。在张氏才女的诸多作品中就有关于海疆防御和海事政治的诗作(17)。钱南秀则把目光投向了1890年代的女改革家们，考察她们如何试图通过利用此前的女学经验来教育女孩子们和帮助强国的(18)。Joan Judge揭示了留日女学生在推翻满清统治的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19)。Paola Zamperini和安克强（Catherine Yeh）以19世纪后叶的文字资料为基础，描述了上海滩上的交际花们的时装、装饰及浪漫关系是如何引介和糅合了欧美式现代化的不同方面(20)。 

不过在清末民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笔下，关于社会性别和正在形成的民族国家的故事远非积极有益，因为在这故事中妇女的裹足和置身于深闺的状况被拿来与国人的愚昧、经济上的寄生状态以及中国在列强手上蒙受的军事外交羞辱相提并论。这样的思维模式忽略了大量社会性别的实际构成状态：以代为序列而组成的家庭中的母亲权力；大量的关于妇女的著述和数量虽少但十分重要的由妇女创作的文字；各个阶层的妇女都做出的对自己家庭的兴旺生存不可或缺的经济贡献。但是，对妇女们深受压迫和蒙昧状态的“发现”，仍然催生了诸多急迫的告诫，比如重新安排家庭实践，教育妇女，把她们变成有生产能力的公民以避免中国完全殖民地化，以拯救民族或建设国家，等等。如此，“妇女问题”便（为近现代中国历史）提供了语言、符号、政策重点、个人的雄心对国家现代化的设想，以及对不幸的替代选择产生的灾难前景的想象。所有这些，在下列作者各自的专题研究中都多有述及：周蕾（Rey Chaw）关于翻译和文学作品的生产；Rebecca Karl关于奴隶制和公民权；胡婴关于新女性；贺萧和Christian Henriot关于妓女；白露（Tani Barlow）关于中国的几代女权主义；Christina Gilmartin关于早期中共内的激进女性；叶维莉关于留美中国女学生；Antonia Finnane关于中国女性的国服的争论；Susan Glosser关于都市人对伙伴式家庭生活的看法；董悦和Louise Edwards关于妇女选举权；顾德曼（Bryna Goodman）和王政关于都市职业女性(21)。这一新的研究方法鼓励多元的妇女历史叙述的发展，从而把共产党的革命放到了内容更丰富，也更随机多变的历史场景之中。总之，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理论阐释已经离不开斯科特这一解释模式：“社会性别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的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社会性别也是表达权力关系的一个基本方式。” 

以上对社会性别研究历程的回顾把我们带回到了中国革命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建立后的历史。最近的研究除了关注“革命究竟对妇女是好还是坏”这个问题之外，更多的是问，我们还能就中国革命提什么别的问题？在浏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后，我们看到了至少六种可能性。第一，Harriet Evan分析了通行于20世纪50年代，随后在80－90年代又重新流行起来的社会性别话语，是如何始终囿于科学主义的恒定生理差异的概念，认为女性在情感和性上都依赖于作为主动者的男性(22)。第二，尽管有身体上的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话语中，妇女经常被当作“能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的模范。许多学者对“男女都一样”这一模式，特别是它在50－70年代间，对公众所认可的和个人所经历的社会性别可能性的影响如何，做了充分的探讨。这些学者包括Tina Mai Chen、贺萧、韩启澜（Emily Honig）、Harriet Evans和自传文集《我们的一部分》的撰稿者们(23)。第三，多位学者着重于研究这类生理上的不变性话语和政治上的可变性组合在一起所引起的后果：尽管其内容不断地变化着，但基于社会性别的分工始终是被自然化的(24)。常常带来巨大生活压力却又往往是隐性的家务劳动(25)，以及对妇女来说什么是得体的、可能的或可向往的在代际间的显著差别(26)。第四，对社会性别的关注也凸显出了共产党内的分歧，尤其是在承诺“五四”所确立的提高妇女地位的目标上有分歧。这些目标包括提倡伴侣式的一夫一妻婚姻，以及为妇女提供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27)。第五，意在改变社会性别关系的政策，比如1950年公布的婚姻法，常常造成意想不到的阶级效果。在一个讲究门当户对的婚姻市场中，这些政策往往改善了高官们和年轻的农村妇女们的位置，但却不利于贫穷的男性(28)。在更晚近的改革时期这么个规避阶级语言的环境里，社会性别被用来既表达了又模糊了正在形成的阶级间的紧张关系(29)。最后，社会性别在斯科特定义的所有变体上——社会政策、社会实践、主体性、符号语言，等等——为追踪革命话语去了或没去哪些地方，以及它是如何以出乎意料，甚至有违初衷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有用的量表。比如，Elisabeth Croll和贺萧都探究了农村妇女的时间观（sense of temporality）以及它与男性时间观的差别。现在看来，即便是重大持续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间观，也会因性别的不同而迥然相异(30)。 

对所有被在此引述的学者来说，大为改善的在中国做研究的机会和不断增加的跟中国同行的交流在过去数十年间日渐重要。扫一眼她们的脚注，我们就可以看出，英美学者们在写作时，对中文学术研究成果既意识到其价值又心存感谢。但是，比之于跟中文学术世界中相应部分的互动，她们更投入于由英美学界关于社会性别、性和女权主义的对话而产生的争执、灼识及学术框架。在讲英文的中国学学界里，斯科特的文章始终介入在不断发展着的学术对话中。 

然而在中国，社会性别理论所抵达的却是个十分不同的情境。在受到了半殖民主义的历史和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之后，此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社会转型。作为一种激进的理念，一个贬义词，以及一个由国家实施的项目，女权主义在中国有着漫长的历史。本文的下一部分将着力于刻画出这么个“社会性别”被介绍进来的学术和政治地貌。 


中国的学术研究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具有创新意义的概念没能被中国历史学界很快理解接受，部分原因或许在于它对中国的历史学家来说似曾相识。在中国历史上，与社会性别相近的概念可以追溯到“男／女”被男性的文人学士们视为社会的根本组织原则的古代。儒家强调的“三纲”中的一纲也是专门规定社会性别关系的。由于家庭被看作是国家的基石，也由于妇女被分配为家庭的管理者，中国历史上的精英男性文人十分重视品行端正和勤劳能干的妇女们在家里的得体作用，也非常注重对异性关系的管理和规范。这样便形成了古代中国大量的关于妇女的文字，以及另一组数量不多但很重要的、多以诗歌形式出现的妇女们自己的作品。纵观整个20世纪，妇女与家庭的关系和作为社会制度一部分的家庭本身，都经历了巨大的改变。尽管有关“男／女”的经典教义对社会行为已不再具有指导作用，但它们持续的意识形态上的力量还可见于现代的道德品行准则中，尤其是对女性的规范中。作为历史上中国式的界定社会性别的框架，“男／女”有着漫长和经过了充分精心琢磨的、大多由男性文人学士捉笔的文本记录。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当忧心于如何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就妇女问题写作时，他们继续了男性精英给妇女分派角色的传统做法(31)。不同的只是，这次他们分派给妇女的是扩大了的社会角色以应对面临危机的社会政治体制的变革需求。在家国同构的政体分崩离析之际，男性精英们以提出“妇女问题”为由，重新界定了妇女在现代民族国家中的位置。这场重新界定的工作规模宏大。在女权主义和新文化运动高涨的20世纪20年代持续至20世纪30年代，中国男性精英们对妇女的学术兴趣甚为浓厚。有关著名妇女、婚姻、妓女、奴婢、法律和其他题目的研究，大多由那些对“旧”文化和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的男性学者们完成。这些学者们往往将针对“妇女问题”的启蒙式的解决方法，理解为现代立场的标志。或者说，重新界定妇女的位置也是男性精英们表达他们现代性构想和现代性身份的重要途径。在构架起“传统”和“现代”的叙述的同时，这些学者们也造就了一个围绕着二分对立的、“被压迫的受害者”相对于“被解放了的现代主体”的主线而组织起来的一部对历史简约化了的妇女史。然而，这一时期的具体的研究工作，却导致了许多有价值的、不能为这个二分对立的主线所包容的丰富史料。这些著述中的一部分，比如陈东原的《中国妇女生活史》，后来成了在中国内外都广受注引的经典作品(3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年间，一些关于妇女作品的文学研究得以完成，其中包括一部出版于1957年的、列有4000多位女作者索引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这一索引后来帮助启发了许多上文提及的英美学者的研究工作(33)。不过，在毛泽东时代（1949—1976），当阶级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分析范畴时，虽然女工人、女农民和女革命者们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了突出的再表现，但关于妇女的真正的学术研究却非常少见。当妇女主要地被作为新中国的象征来表现，而不能作为问题来研究时，五四的研究传统难以为继。当国家担当起重新界定不仅是妇女也是所有公民的位置和主体性重任时，男性知识精英界定妇女的空间和热诚显然都急遽缩减。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有着多种政治和知识背景的妇女们在恢复和重新定义妇女史上扮演了主角。1979年末，全国妇联开始编撰一部中国妇女运动史。这个项目其实启动于1961年，但在其后的政治动荡中被搁置(34)。得到邓颖超大力支持的妇女史研究是个5年计划项目，定于1984年完成(35)。1981年召开的妇女史编撰会议发出了“与时间赛跑来抢救原始资料”的紧急呼吁(36)。 

这场以搞运动形式进行的妇女史编撰活动共产生了七卷关于1900年以来的中国妇女活动的史料，一卷由全国妇联妇女运动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妇女运动史(37)，以及二十几卷省市和地方的历史和原始资料。这些著作把重点放在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上。它们不仅追忆和颂扬了妇女对革命的贡献，而且展示了中国妇女为自身的解放所作的奋斗。这些卷帙还揭示了国家女权主义的形成及其同革命的关系，和在革命的进程中社会性别议题与阶级间那经常较为紧张的关系。由于全国妇联的档案还没有公布，这些已出版的文献就成了研究国家层面上的妇女组织的主要资料来源。 

全国妇联对妇女史的重视和推广向全国学者们表明了这个新的历史研究方向的合法性(38)。1978—2000年间，1000篇以上有关近现代中国妇女史的文章得以发表。其中大多数是关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包括中共建党前和在共产党的根据地以外开展的妇女运动(39)。美国历史学家Mary Beth Norton于1988年在中国讲授美国妇女史时注意到，当中国学者们被告知她可以介绍美国妇女史的任何方面时，听众们往往要求她介绍当代美国女权主义运动。她评论说：“显而易见，对她们来说，这一题目构成了妇女史的主体。”(40) Norton的这一评介反映出了在她访问中国时妇女运动史的研究正至高潮(41)。 

这一对妇女运动史的重视很快就得到了拓展。整个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们十分积极地寻找新的研究课题，来摆脱过去以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革命为中心的历史理论。社会史、文化史和妇女史因此成为热门的新领域。继承发扬20年代的启蒙任务成了80年代知识思潮的主流。初版于1930年代的有关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风俗的著作在80年代纷纷重印，早年的研究课题也被新一代的学者们（包括男性学者）重新拾了起来(42)。在中古和帝制晚期历史领域中，研究题目包括了婚姻、家庭、妇女的经济角色、财产拥有权、妇女和帝王统治、妇女结社以及跟妇女有关的社会和礼仪方面的风俗习惯。在中国近代史（1840－1949）方面，研究课题包括了跟中国共产党或国民党有关的，以及独立于党派之外的妇女运动、妇女杂志、妇女协会、反缠足运动、妇女教育、妇女参政、经济角色、事业发展、婚姻和家庭、妓女、服饰以及妇女和宗教，等等(43)。 

1980年代学术界对妇女史的大幅增长的兴趣并不完全是个土生土长的现象。在与世隔绝数十年之后，中国学者们极其渴望“走向世界”。跨国的思想、人员和物质的流动成了当时正逐渐展开的巨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变中的最显著的现象。妇联系统的干部们和学界的女学者们都把“妇女研究”作为妇女活动的一个新领域。由于英文中的“Women's Studies”既可被理解为“妇女研究”，又可被理解为“妇女学”，任何参加有关妇女研究项目的人，不管她属于什么机构或者有着怎样的观念体系，都可能被看作在从事着“妇女学”。在没有外来资金援助的情况下，许多女学者们参与了由妇联组织的，旨在影响妇女政策的研究项目。 

对很多身处大学校园的女学者来说，英文术语“Women's Studies”既意味着在西方形成的一个把妇女名正言顺地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新学术领域，也意味着一个具有启发性的，或许能够帮助她们创立新的思想和社会空间的新概念。北京、上海、郑州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女学者开始组建论坛和沙龙来讨论女权主义学术。来自海外的女权主义学者们也常常参加这些讨论。关于女性文学和历史的课程出现在很多所大学的课堂里，女学者们也开始在这些学校中建立妇女研究中心(44)。 

在20世纪80年代，郑州大学的文学学者李小江在引介推广妇女研究方面起了突出的作用。在国际基金会的资助下，她组织召开了全国性的妇女研究会议并主持出版了妇女研究学术专著系列。李小江提出的“有性人”观点认为，“女性的生成和进化先于阶级，并在本质上超越于阶级，两者隶属于不同的范畴（妇女属于人类本体范畴，阶级属于社会历史范畴）”(45)。常常以生物学术语表述的、本质化了的女性性别的论述，有助于摆脱阶级分析对妇女议题的垄断，并使得“妇女”能作为一个合理的学术研究对象出现。李小江主编的多学科的妇女研究丛书中关于妇女历史的几卷，分别研讨了古代的妇女和婚姻、中国古代的妇女观念、中国共产党崛起前的妇女运动以及近代中国妇女生活的变迁(46)。 

虽然毛泽东时期以后的历史学家们有意识地探索研究历史的新方法，在观念上创新却殊非易事(47)。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是考据外加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接受了这套方法训练的学者们来说，要想同那些深植心中的史学概念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十分困难。这些概念包括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科学真理和客观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等等(48)。史学家杨念群在发表于2000年的文章中剖析了依然存在的束缚中国史学家的观念上的樊篱，指出不少历史学者“仍是不自觉地以西方历史发展阶段来亦步亦趋地作为我们判断事物的标尺”(49)。“传统”的史学方法和理论框架对中国所有历史学家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妇女史学者也发现自己很难脱离这一占主导地位的思维范式，如史学家杜芳琴在2000年反思20世纪80年代自己的妇女史写作时指出，当时主要是围绕着恩格斯的母系父系论，两性地位高低变化来立论，有一个“压迫－反抗－解放”的直线模式(50)。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妇女研究界的学者们（包括妇女史学者）积极寻求新的理论框架来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51)。一个历史契机是中国主办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围绕着在中国国土上召开的首次世界性妇女大会，中国的女权主义学术研究经历了一个显著的“社会性别转折”。在准备妇女大会的过程中，许多中国女学者们生平第一次与来自境外的女权主义学者和妇女活动家们有了直接的接触。福特基金会等国际基金组织，也开始资助中国女权主义学者参加有关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国际会议、合作研究以及行动项目。尽管在此之前，“Gender”这个英文词很可能已经被讲英语的女权主义学者在中国的大学讲座和跟中国学者及妇女活动分子的交流中有所使用。不过，“Gender”一词的中文翻译“性别”或者是未能得到学术界的注意，或者是造成了一些含糊不清的理解。“性别”一词是随着引进西方性学而出现的与英文单词“sex”对等的现代汉语词汇，强调人的生理属性。在近一个世纪的民族国家建构中，它出现在户口本及许多表格上。每个人都会觉得自己知道“性别”是什么意思，因此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关注这个常见词的独特性。虽然有些学者的确注意到了西方女权主义者们对Gender“性别”的关注，但“性别”究竟意味着什么，却往往是个任人猜测或者根据各人特定背景下的特殊需求来解释的问题。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中国一些著名的妇女研究学者应邀出席了于1992年在哈佛大学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这次会议名称当时的中文翻译为“中国之性别观念”。那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和来自美、加、英及其他若干国家的女学者，以及在海外的中国女学者们聚首的国际会议。不过，这一由不同地区的女学者们参加的聚会并未解决理念上的沟壑。如上所述，斯科特的文章在那时已成为英美中国学界研究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学者们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美国的会议组织者们非常清楚自己雄心勃勃的目标，Engendering China，即试图用社会性别理论来分析中国，来改造中国学领域，并通过对中国妇女和社会性别的具体研究工作来批判当时女权主义理论中的普适性倾向。来自中国的与会者们都发表过妇女研究的著述，却并不了解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概念。 

从大会名称的翻译“中国之性别观念”开始，显然会上很多内容在翻译中丢失了。在这样的译解中所失去的，不仅是女权主义介入中国学研究的宣言，而且也是整个女权主义的理论背景。于是，对于中国的与会者而言，会议的主题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会议组织者们的女权主义议程，大都成了晦涩难解的东西。不过会议将植根在中国和游学于海外这两组对女权主义学问有兴趣的中国女学者们带到了一起。游学海外的女学者们大多是海外中华妇女学会（CSWS）的成员。这是个由中国大陆赴美读研究生的女性们于1989年在美国创建的学术组织。太平洋两岸的中国女学者们在这次会上规划了她们的第一次合作——于1993年夏天在天津师范大学举行的为期两周的研讨班(52)。在1993年有一百多位国内妇女学者参加的研讨班上，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的会员们着重介绍了女权主义的“gender”概念，并将这个英文词翻译为“社会性别”，以彰显它与常用的“性别（sex）”一词的不同内涵。随后，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又出版了数卷将女权主义学术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文集。琼·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文在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于1995年出版的三部著述中都被引用(53)，其中之一还对斯科特给社会性别下的定义及她的主要论点作了详细的总结。1997年，斯科特这篇论文的全文翻译收入李银河主编的女权主义译文集《妇女：最漫长的革命》(54)。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于1998年集体编撰的译文集《社会性别研究选译》收录了斯科特所编的《女权主义与历史》一书的序言。同年学会还完成了《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介绍发展领域中对社会性别这个概念的运用(55)。 

至于哪些翻译过来的概念能够真正站住脚，则是个由本土的具体社会动态所决定的复杂问题。在海外中华妇女学会介绍进来的众多女权主义概念中，Maxine Molyneux关于“实用性社会性别利益”和“战略性社会性别利益”的概念可能是被中国女权主义者们最广泛运用的(56)。由于社会性别和发展是女权主义行动中最受到国际捐款机构关注的领域，它也成了女权主义活动家和学者们的工作重点。在发展项目中，她们发现Molyneux提出的两个层次的社会性别利益的概念十分有用。比如，有些学者就运用这一概念批评了全国妇联仅注意实用性的社会性别利益，却牺牲了战略性的社会性别利益的做法。中国女权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项目实践中寻求有效的干预，对这个引进概念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使得这一翻译过来的女权主义概念获得了本土的意义。 

1995年的世界妇女大会以后，中国政府正式签署的联合国的两份女权主义文件，《行动纲领》和《北京宣言》，成为全国妇联的宣传重点。联合国提倡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成为中国妇女组织推动各级政府实施男女平等承诺的有力砝码。妇联系统内外的女权主义者们在全国各地各阶层举办了形式多样的社会性别培训班，传播社会性别公正的理念以及探讨实施社会公正平等理念的途径。这些活动使得许多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流行的关键词，诸如“社会性别主流化”、“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视角”和“社会性别敏感性”等，在各类妇女组织以及参与各种有关社会性别公正行动项目或政策研究的各级政府官员中传播开来。 

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经历了一个剧烈的思维范式上的转变：从以遮蔽性别关系的阶级分析为主导转向社会性别作为一个社会分析范畴的崛起，以及同步的阶级分析的消失。对市场经济时代的女权主义者们来说，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被消解的语境中，“社会性别”成为一个能够为她们提供批判等级权力关系的强有力的概念。与此同时，本质主义的对女性的界定已经由市场推动被大众视为天经地义，在公众话语中“男女有别”替代了“男女都一样”成为主导性社会性别观念。与社会性别观念转变同步的社会实践的急遽变化，加剧了男女间在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不平等，对扩大的社会性别等级的关注是大多数妇女研究学者的研究重心。社会主义实践和有着种种缺陷的男女平等的话语，曾强有力地塑造了众多受过教育的城市妇女的主体性，正是在这个群体妇女中产生了改革时期妇女研究高潮中的骨干力量。面对因为市场经济的兴起而产生的大量妇女问题，很多女知识分子充分意识到了分析工具的重要性。在这一具体历史背景中，接受“社会性别”既表达了中国妇女研究者和活动者试图通过伸张社会正义的女权主义价值来抗衡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复苏，也是中国目前政治体制下女权主义者试图回避更敏感的诸如阶级一类的议题的表现。 

相对而言，中国学术界在把社会性别当作一个有用的分析范畴来接受上是比较滞后的（可能有不少贫困乡村的村长通过发展项目听说过“社会性别”一词，而知道这个词的大学校长则寥寥无几）。在海内外女权主义学者的共同努力下，自1999年以来她们争取了一些国际基金会对学术发展的支持(57)，开展了一系列学术行动，使得这一学术上的“滞后”状况有所改变。这些行动包括：海内外学者合作举办师资培训班，出版教材，翻译女权主义学术著作，在高校开设妇女和社会性别学的课程，组织学术研讨会，建立培养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硕、博士点。 

在社会学、文学、教育学、国际关系、人类学和公共政策等学科中都已出现以社会性别为主要分析范畴的专著，而以社会性别为分析范畴的历史研究的发展却相对缓慢(58)。这种状况的原因较复杂，支持史学研究的资金匮乏可能是其中一个直接因素。有关现当代课题的研究和出版项目往往更能吸引政府和国际基金会的注意，而历史研究课题难以建立与解决妇女面临的困境的直接联系，更难以围绕历史研究课题开展女权主义活动所倡导的干预性社会行动(59)。此外，和上述其他在近现代从西方引进的学科相比，史学自身古老的历史既是财富也是包袱。与西方学术理论毫无关系的老祖宗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卷宗，使得西方理论与中国历史学术领域显然缺乏内在联系；虽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早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不少历史学者依然表现出对其他西方史学理论的漠视。社会性别历史理论既来自西方，又源于女权主义学术，在史学界受忽略自然更可理解(60)。 

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权主义学者对社会性别历史的推广介绍在历史学科中产生了令人鼓舞的变化。2004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历史中的妇女与性别》(61) 是历史学家试图以社会性别视角探讨历史话题的第一次集体努力。同年，《史学理论研究》设立了一个有关妇女史和社会性别史的专栏，历史学家们讨论了把西方女权主义概念应用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种种方法。在这些探索中，学者们常常表达出一种困惑感，反映出中国史学领域里主要思维范式转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62)。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熟悉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学者比其他学科的女权主义学者能更自如地运用社会性别理论中的交叉性概念，即强调多种权力关系和多重压迫制度的交互作用。用分析社会性别、阶级、种族等多重权力关系的工具研究历史主题在政治上的风险小于以同样的方法分析当代社会。因此，在论及社会性别理论的交叉性概念的应用性时，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能够比其他领域的学者们更放言。近年来，妇女史家杜芳琴发表了许多论文来普及宣传这些女权主义学术概念。在这些文章中，她援用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文和斯科特对“差异”概念的阐释，探讨了在古代中国权力关系是如何与社会性别交互作用的(63)。 

中国妇女史所特有的传统使得妇女能够顺理成章地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而无需任何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干预。正因为此，一些对女权主义理论并不熟悉的中国妇女史学家，也不会自动地将妇女史研究视为一个女权主义项目。正如一篇发表于2006年的文章所指出的，历史学家们甚至还未能就妇女史的定义取得共识。她（他）们的不同观点可大致分为两组：一组认为任何以妇女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妇女史，而另一组则认为只有那些从女权主义视角和立场出发所作的有关妇女的历史研究才是妇女史(64)。隶属第一个阵营的学者们，在描述非女权主义的妇女史时，往往把男性的学术参与作为中国妇女史的特点，并认为该特点标志着中国学界与西方女权主义学术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社会男女“和谐”关系的表现(65)。这类试图界定或保有“中国特色”的做法来自不同的学者，表达了复杂的学术目的，其中既包括了想要抵御西方学术理论和范式冲击的民族主义愿望，也表现了对那些可能改写和质疑西方理论的中国历史的独有特点展开理论探索的决心。 

在将社会性别作为一个本土的有用的历史分析范畴理论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和分析古代男性文人阐述男／女定义的政治文化意义，以及20世纪早期男性开写中国妇女史方面的显著作用及其意义。对男／女的古典阐述与当代的女权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当然有本质上的区别。然而，由于中国历史上的精英阶层花费无数笔墨精心构筑性／社会性别制度和阐释男女规范，无论历史写作还是历史资料中都表现出对男女社会关系和性关系的强烈关注，在这一特定的文化历史情境中，我们若把对男女社会关系的关注看作西方女权主义的专利或首创，会缺乏说服力。更迫切需要的工作是对中国男性有关男／女的著述和当代西方女权主义关于性／社会性别的理论做梳理性的对比，清晰地区分这两者之间的不同，以及呈现后者作为对前者的分析工具的可能性。如前所述，以历代男性文人学士和女作家们所著就的丰富文献资料为依据，英美的古代中国史学家已经开始朝着这个方向求索。她们的著作显示女权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确实对中国历史研究具有效应，因为它为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中的一个古老的题目——男／女——提供了别开生面的途径和分析工具。 

由于在现代中国妇女史的诞生是跟国家民族主义的话语纠缠在一起的，而在这一话语中“妇女解放”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又被放在十分显著的位置上，所以，既要对国家民族主义进行剖析而又不损害主流话语中妇女历史和妇女解放的合理地位殊非易事。正是在这一议题上，社会性别理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着巨大的潜力。女权主义学术研究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完全有可能催生对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构建的批判性审视。社会性别学中的男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来把男性精英置于社会性别的棱镜下审视。近年来，对中国女权主义的历史及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批判性反思与探索已经出现。社会性别分析也完全可能被中国学者用来重新定义构造妇女历史和妇女解放(66)。对中国妇女史和妇女解放的重新定义和构造，也将挑战以国家民族主义和现代化为中心的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叙述。 

最后要提一个翻译问题。以往集中于女权主义理论的翻译，未能满足中国史学界对社会性别史具体研究范例的需求。近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对中国妇女研究系列，包括了本文第一节中所引的把社会性别用作历史分析主要范畴的部分著述，将有助于中国历史学家的知识探索和发展新的史学方法(67)。不过，创作于中国的社会性别历史将会有自己的形态，我们期待它不仅对中国的主流历史研究有所突破，而且也将超越已经被琼·斯科特的著述社会性别化了的中国学，并为之提供批判性反思。 

*本文是为《美国史学评论》讨论琼·斯科特的论文《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对各国历史研究的影响所设专栏的撰稿。在征得该刊物准许后，这里先行发表它的中文译稿，译者是李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