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装打扮的“花木兰”出现在郑州市一家招聘市场，她举的牌子上写着“木兰穿越现代，本欲卸甲归田，无奈工作难寻”。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在招聘会现场遭到数家用工单位的拒绝，愤怒之下，她以笔代刀将一家公司的招聘要求改成了“男女不限”。

如果你正在盯着屏幕，大概就不是在闹革命。中国的3亿微博用户可以说是地球上抑制革命的最大力量。一年前中国共产党担心会出现躁动时，他们都在哪里？在自家卧室里写博客呢。他们当中一些人也在博客上谈论政治。

在日前举行的“新媒体与性别文化论坛”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性别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对外发布首份国内“门户网站性别议题观测报告”。报告选取了国内多个门户网站进行观测，观测时间范围是2011年10—11月，观测涉及这些门户网站的所有频道，另对新闻频道和女性（时尚）频道进行了加测，共观测报道1914条。报告显示，多数报道忽视了性别问题；多数报道加强了性别刻板印象；特别是在报道中，还存在性别歧视的报道多于提倡性别平等的报道的现象。

汪晖：“在早期，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媒体和共同空间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空间在今天也同样发生着变异，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到底出现哪些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也不仅仅是在那儿的东西，是需要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反媒体来创造新空间，也是创造政治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克鲁格：“尽管我们并不熟识，但您竟然说出了我的心声。······还是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历史巨变洪流中的打工者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什么仍然根深蒂固存在着？对打工者群体自身，又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 2004年、201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以“中国打工者生活现状与消费文化研究”为题，两度对打工者群体做了深入调查和数据采集。根据最新形成的分析报告，对比2004年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结果发现：虽然打工者的生活、工作境况有所改善，但基本生活状态与7年前一致，维持在温饱略上水平。

在中国灾害史研究中，以人文社会科学为职志的历史学家们迄今不曾"扮演较重要的角色"。如何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更深入地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将是未来中国环境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学只有一个世界，对于写作者，它就是唯一的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其他都是浮云。为什么这么说呢？作为一个人，我们的生活常常是处于虚无状态，特别是一些具有写作者人格的人。这些人有些孤僻，有些古怪，有些固执，有些脆弱，有些恍惚。就像常人评价他们的：好像活在另外的世界，与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配给医保意味着对哪种治疗由国库买单做出限定，让我们掏出腰包的动辄数十亿美元花得不冤枉。如果我们采取配给制，就不必给制药公司的专利药品开口头支票，也不必医生推荐什么治疗措施都照单全收。美国的医保改革辩论应该从下述前提开始：某种形式的医保配给无法避免，也很必要。然后，我们就可以问：最佳配给方式是什么？

《一无所有》被各类人等层层涂抹，有社会观察家、文学批评家、传媒好事者、哲学分析人士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个时期一部分普通人的强烈生活感受，总之它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阐释超过了本文，而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它被作为一个象征，一种称谓。“一无所有”四字，被作为对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困境”的命名，而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我们应当警惕的首先是针对腐败和金融资本主义的道德批评。先别去怪那些坏人：问题不是腐败或贪婪本身，而是那个让你去腐败额体制本身。解决问题的办法既不是商业街（Main Street）也不是华尔街（Wall Street），而是那个让商业街摆脱不了华尔街的体制。教皇等名人教导我们去谴责贪婪心理和消费文化，这种廉价的道德批评不过是意识形态的操作手段：把个人欲望刻写到体制上去，把体制问题转化为个体原罪。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紊乱的身份，崩裂的民族，脆弱的信仰，这些都不是凭借一腔革命热情可以改变的。纵使革命成功了，民族独立的结果也不过是过往历史短暂而平常的回现。

因此，反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无法采取一种文化主义或语言学的新浪漫绕道，必须要在政治经济的战场上，以事实和论辩指出新自由主义霸权的的意识型态性质。但拆穿谎言(debunking)只是功课的一部份，另一部份则是紧紧锁定住新自由主义意识型态和它的自我正当化宣称的内在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日文简本（『近代中国思想の生成』）由日本岩波书店于2011年4月刊行。这是他的第三本日译著作。作为该书“译者解说”，本文从三个角度对该书的内容和其作者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性阐释。首先，为了进一步理解作者汪晖作为知识分子的品质，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他在中国学术界、读书界中扮演的角色；第二，对该书关于科学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分析加以解读；最后，笔者阐述了对富有学术内涵的批评性对话横跨中国和日本的话语空间能进一步得到发展的期待之意。

显而易见，要完成这一棘手而严肃的使命，仅仅凭靠批判性研究还不够充分，因为这种研究往往会把作为批判者的我们从批判的对象中虚构般地排除出来，然而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些批判性研究的“对象”世界之中，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真正地通过客观对象化的方式而把自己从这个“对象”世界中隐匿掉。

不否认近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神速（尤其在硬件设施及科研经费方面），我担心的是走得太快、太急，方向不明确，没有建立起合理的评价体系，也未能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如此“大跃进”，必定留下无数隐忧。争论的焦点在于，能否在一段时间内，不谈三七二十一，先竭尽全力“把饼做大”，有问题以后再说。结果怎么样？做得好叫“广种薄收”，做不好则是“劣币驱逐良币”

本文以山东省南部的一个镇——X镇为基本的调查区域，围绕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考察了该镇初中生文学环境的现状。在把它与15年前X镇初中生的文学环境做了对比后，发现两者之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于是从X镇人一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X镇人文化娱乐生活的变化，X镇人的“文化网络”的改变，X镇的学校教育的“改革”等四个方面分析了导致该变化发生的原因。

当代文学与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的生产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余华的《兄弟》,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以出版为核心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变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包括出版政策、编辑、作家、读者、媒介、批评家等因素在内的当代文学生产机制,为制造文学畅销书,吸纳/调和/消解了各种文化势力之间的冲突。《兄弟》无论在主题、人物,还是结构、叙事等美学追求上,都自觉地回应了当代文学生产机制转变的要求,使其无法被简单地纳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批评格局。

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70年代末之后，社会主义向后社会主义的转变正在于，一方面，劳动从价值的源泉被贬低为资本价值增殖的中介，另一方面，劳动对于劳动者而言只是交换价值，日常生活的意义和审美经验由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