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大法官早在20岁青春年少时就远渡重洋赴剑桥求学，最终却选择自我囚禁在偏僻的殖民时期老宅内，与爱犬玛特独诉衷情；厨子的儿子比居凭借出人意料的好运顺利拿到赴美国的签证，不料想，踏上那片希望的土地，却必须过终日不见天光的“黑工”生活；赛伊的父母曾经携手破除种姓的隔阂，私奔至莫斯科追寻太空漫步的浪漫美梦，所有希望却断送于一场脆弱的车祸；成长于修道院的赛伊浑身上下完全是“被西化的印度人”，却必须躲在外公的老宅里整日与厨子交谈，惟一的奢望是望一眼《国家地理》杂志和充气地球仪……

　 这些有过希望却注定失落的人构成了2006年“布克奖”获奖作品《失落》（The Inheritance of loss）的社会百态。他们的失落并不孤单，亚洲与非洲拥有众多他们的同类人；他们的失落也并不离奇，后殖民与全球化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失落”。

身份的失落

　 退休大法官在去英国之前只是一个名叫杰姆的穷学生，出生于佃农阶层的家庭，住在临时搭的棚屋里，“棕榈叶覆盖的屋顶上老鼠窸窸窣窣地穿行不止”。父亲是当地底层司法机构的捣乱者，训练穷人、恶棍和走投无路的人练习假证供，骗取财产；母亲是再平凡不过的农妇，执著于追随迷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母爱，每天把冰冷的井水泼向杰姆，用油揉搓他的头发，据说是为了促进大脑发育。

　 在种姓制度根深蒂固的印度土地上，像杰姆这样的人本没有翻身的机会。千百年来，社会法规保障着婆罗门种姓的至高声望与地位，然而随着殖民者蜂拥而至，政权与法规旁落他人，皈依殖民者的文化身份带给他始料未及的福音。

　 杰姆凭借优异的学习成绩与父亲的远见卓识，得到了赴剑桥留学的机会。他似乎一步步如父亲所料，即将成为印度内务部的高级官员，然而在英国的学习经历竟然成为他整个人生抹不去的屈辱史。

　 去英国前，他从未觉察自己肤色与口音的异样；来到英国，他觉得自己的肤色使自己看起来“不像个人”，公交车上没有人愿意与他同坐，因为女孩子会咯咯地笑：“他嘴里有股臭咖喱味！”久而久之，杰姆不再开口，惟一愿意与他做伴的是房东的狗。

　　这段心酸的屈辱史并没有把杰姆锻造成为一名坚强的民族主义者，恰恰相反，杰姆回国真正当上大法官后，却继续拥护印度司法体系的不平等，并且竭尽全力将自己打扮成伪装的英国绅士。小说开篇我们就能看到他在贫困潦倒的晚年努力维系英式下午茶的体面——茶杯、茶托、茶壶、奶、糖、过滤罩、“玛丽和黛丽特”牌饼干。

　　杰姆这类人在小说中恰恰代表着殖民主义到来后印度身份的失落，只有躲进体面的殖民者文化身份底下，他们才能完成对于原本与生俱来的种姓的超越。值得注意的是，小说把杰姆的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他对身边女性的态度上。

　　到英国之前，母亲承载着他对于印度女性形象的敬畏——“母亲是黑漆漆的庭院里的一个幽灵”；与生俱来的敬畏却在赴英国的轮渡上被彻底打破，母亲出于对儿子的疼爱让他在包里装满了洋葱、青椒、盐和香蕉。带上香蕉的理由他也知道——“万一他不会用刀叉。”只身面对环游地球的事实，他头一次感到脆弱无助，“他没有勇气去船上的餐厅，他不会用刀叉。”母亲原想让儿子免受屈辱的好心反倒激怒了他，“母亲居然考虑了他蒙耻的可能性”，对于母亲的敬畏与依恋如包里那个香蕉一样——“腐烂得如此无耻，如此恶心。”

　　当对于女性形象的敬畏被打破以后，杰姆彻底转向了对于男性形象的依附。这个转向凝聚着极度印度化的象征，印度当代著名哲学家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 认为，对女性形象的敬畏是印度人的传统，他们向来畏惧女性，她们是无常自然和莫测造化的传统象征。而对于男性形象的依附，则常常以强大的西方男性征服柔弱的东方女性的形式来体现殖民主义。

　　杰姆求学剑桥前还缺一笔资助，于是他娶了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14岁，羞涩单纯。他们之间有过朦胧的爱恋，和所有少男少女的感情同样单纯，仅仅是骑着车，任由妻子的双手搂住自己的腰，也任凭妻子的头倚靠在自己的背脊，他内心也为之酥酥一颤。出国前，他们并未圆房，因为羞涩的新娘老是要逃，老实的杰姆总是包容她，怀着对于母亲般的敬畏。可惜这样的爱恋到当上法官回乡后便荡然无存，他痛恨土里土气的妻子，痛恨妻子身上的印度服饰——莎丽。他撕掉莎丽，好像是剥去自己身上的印度标示，他强暴了妻子，仿佛如此自己就成为强大的英帝国，能够肆无忌惮地奸淫弱势的印度。

　　他的妻子虽然不是高等种姓的后裔，但凭靠父亲波曼拜伊帮英国人做事，成功实现了从小杂货店店主到军需品承办商，金融家，商人的巨大飞跃。波曼拜伊风光无尽，出身卑微的他“雇了个婆罗门厨子”。

　　其实，杰姆从出生起也面对着这份不平等：低等种姓与高等种姓，更重要的还有穷人与富人，英国的经历只不过加深了他对于印度这片古老文明上的不平等性的亲身验证。于是，他如法复制岳父，复制得更甚，英国身份提供的高贵性更甚于婆罗门，他由此成为了比妻子、比婆罗门更高贵的大法官。践踏出身优越的妻子，践踏不合理的古老印度文明赐予其快感。

民族的失落

　　在比居的父亲厨子看来，美国仍然是过去那个完完整整的第一世界，在那里，“人人都能吃饱喝足”，因此，他逢人便炫耀自己有个“在纽约的儿子”，“他是一家餐厅的总经理”；厨子也相信，儿子会很快有房有车，即将接自己到美国去，事实上，儿子在美国的境遇比他最坏的噩梦还要凄惨。

　　全球化的进程将世界的格局重新划分，最突出的变化就是第一世界里混居着第三世界，第三世界里混居有第一世界。原本以种族轻易划分的界限也愈发模糊，来自东欧的白种劳工不止一次被发现在伦敦的亚马逊公司仓库里暗无天日地打黑工，来自孟加拉等国的黄种劳工也争相涌入马来西亚与新加坡赚取卑微的薪金。

　　这就能够解释比居的遭遇，这个依靠好运顺利取得美国签证入境的厨子的儿子，他的家是整个村落最为贫穷的一家。厨子计算的“穷人翻身靠出国”在比居身上没有发生的可能，他和其他来自巴基斯坦、特立尼达、加勒比、尼泊尔的人一起，在美国高等餐厅的地下室里起早摸黑地工作。“下面是第三世界，上面是第一世界”，而且，在印度本身就有着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分歧，历史悠久。

　　比居隐约感觉到，最为不公的不是来自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压榨，而是来自印度民族的身份缺失。

　　他给三个印度女孩送过外卖，这几个女孩正在谈论不在场的第四个室友。

　　“她为什么不干脆和印度男孩交往呢？至少会明白她的那些小姐脾气啊？”

　　“她看都不会看他们一眼的，她不想要个从小窝在厨房里和阿姨们聊天的印度好小伙。”

　　“那她想要什么呢？”

　　“她想要一个有博士学位的万宝路男人。”

　　比居从这些印度女孩手中接过钱，他感到一种复杂的感情：“渴望，敬仰，憎恨。”对印度而言，殖民历史大大激化了原本复杂的种姓问题，高等种姓有机会来美国读书，将来有机会嫁给美国人改变身份，低等种姓只能来美国打黑工，原来在他知道的全世界人都讨厌印度人之外，连印度人都憎恶印度人。

　　如果粗略地将印度分为殖民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印度人”这个民族身份的模糊性。

　　殖民前，印度的种姓制度层级分明，各种姓间饱含着不容反抗的不平等性。殖民期间，出现了两点变化：一是种姓间的不平等被外族入侵的危机感暂时掩盖起来，不同种姓能够暂时凝聚在一个虚构的模糊民族性之下反抗外族；二是各种姓层级的难以逾越出现了松动，低等种姓可以通过假借殖民者身份得到种姓的逾越，杰姆的岳父、杰姆都是这个时期的受益者。

　　到了后殖民时期，印度虽然取得了独立，但被暂时掩盖的种姓不平等死灰复燃，愈演愈烈，各种姓之间无法建立友情；如此，殖民时期开启的捷径越来越窄。比居和当年的杰姆同样出身卑微，然而，比居没有杰姆那份幸运，可以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的命运，因为印度独立之后，印度的教育权利又与其传统接轨——只属于精英阶层。穷人如比居不再有机会。

　　正是这样纷繁复杂，相互割据的民族现状造成了印度个体之间的相互隔阂以至于仇视。这并不难理解。纵然在印度独立运动时期，甘地设法炮制出的印度民族形象也根本没有存在过。甘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印度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印度民族主义最大的敌人。泰戈尔也在《民族主义》这本小册子里一再强调，印度古往今来包含了无数的种族，但并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印度民族”。

　　因此，这个古老文明无法像战后的日本那样凝聚在大和民族的召唤之下，实现经济上的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强国。恰恰相反，印度没有办法赋予其人民以身份认同，他们只能以个体形式各寻各路，摸索着破除种姓不平等的魔咒。

　　当这种个体探索遭遇全球化的贫富割据，可以想见，多数人不过是越洋过海做了别人的垫脚石。

文明的失落

　　《失落》以干城章嘉遥远的山峰开启，又收尾于干城章嘉的五座山峰之中。干城章嘉雪山素来是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中国西藏至高的宗教象征——圣洁无瑕，古老神灵栖息于此——作者基兰·德赛（kiran Desai）如此设计匠心独具。

　　这座至高无上的山峰脚下却是一片动乱不安的土地，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和中国西藏边境交界。相似的宗教信仰无法抹平这些族裔之间的隔阂与冲突，在这里远比宗教信仰更重要的是贫富差距。

　　印度籍尼泊尔人“在一个明明他们是主流群体的地方被当做少数民族来对待”。即使这些尼泊尔人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印度人对他们的歧视依旧故我。

　　厨子意味深长地对退休大法官的外孙女赛伊说：“你的老师是个尼泊尔人。”生活表面风光的诺妮与罗拉两姐妹一听闻大法官家的劫案就对一直以来“干得挺好”的看门人巴德胡横生解雇的念头，“他可是尼泊尔人。现在谁能相信他？抢劫案都有看门人的份”，“但如果我们辞了他，他一气之下更有可能干点什么”，“我跟你说，就是不能相信这些尼泊尔人。他们不光抢劫，杀人都不当回事。”

　　人与人之间长期的相处全不作数，只要这些族裔还是看门人，穷学生，乞丐等等，已经足够判定无期徒刑。

　　干城嘉章山脚下小镇的格局高度浓缩着整个印度的种姓样态。种姓制度最初起源于公元前1500年雅利安民族进入印度，为防止自己被久攻不下的达萨人同化并且将其拒斥于社会之外，雅利安人将自己与非雅利安人区分开来。值得注意的是，一开始种姓制度便是区别肤色。达萨人肤色较黑，属异端文化，雅利安人肤色白皙，“种姓”一词的梵语“瓦尔那”意思就是“皮肤的颜色”。15世纪末至19世纪，殖民主义的到来再次将黑色视为卑贱，肤色的标识又要遗留多少年？

　　既然抽象的“印度民族”从未出现过，一直支撑这片土地的古老宗教文明能否将各类族裔的人们重新凝固起来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甚至干城章嘉雪山的洁白无瑕本身或许就是讽刺，这片明晃晃的白承载着千万年来黑皮肤的下等人对于白色的渴望——在这里，古老的宗教文明给与印度的更多不是安慰，而是冷漠。

　　退休老法官家里的猎枪被一伙儿尼泊尔激进青年劫掠，由厨子叫来的警察却鲁莽地搜掠厨子仅剩几席茅草的家。连赛伊都惊讶警察怎么能够如此冷酷地对待厨子，可是厨子从头至尾却感到这理所当然，他赔着笑脸，对警察的行为感恩戴德，“他的一生习惯于乞求别人”。

　　厨子是印度低级种姓人群中的一个典型。印度古老的信仰，耆那教和佛教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百家争鸣”时代便占据着印度低级种姓的灵魂，纵使两个宗教有着各自盛衰的波折，其思想却永久注入了印度低级种姓的血液。这两大宗教的产生源自对于婆罗门教吠陀信仰的质疑。“百家争鸣”时代的缘起，正是印度社会动荡和分化的时代，刹帝利种姓和从事手工业的吠舍种姓在经济上日益强大，却在社会生活中仍然囿于婆罗门种姓的排斥。正是这两个种姓加入耆那教与佛教，给予了这两个异端宗教壮大的力量，而刹帝利与吠舍的统治要求也同时浸润到耆那教与佛教思想中。

　　轮回是印度各宗教最为古老的概念，耆那教与佛教的轮回细则有所不同，但本质上有一个共同点，即此生低等种姓的人在轮回上占据更为利好的起点，下辈子更有可能生为高等种姓，有别于婆罗门教的低级种姓下世轮回不一定能够投胎为人的教义。所以印度土地上常见的一幕是乞讨的人不会强求别人的施舍，他们流露出安于贫穷、安于压迫的神色，厨子便是如此。

　　印度的宗教并未将破碎的印度族裔，长期受压迫的低级种姓凝聚起来，反而使得原本存在的差距日益拉大，直至分崩离析。

　　轮回概念之外，苦行同样是耆那教与佛教产生之初共同拥护的教义。孔雀王朝的创始人旃陀罗笈多晚年改宗耆那教，成为苦行者，最终以正统的耆那教方式，安宁地慢慢饿死。印度独立时期，甘地也曾经试图依法炮制，用苦行干预政治，以如此象征性的行为重塑民族偶像。

　　然而，古往今来，苦行对印度低级种姓最大的影响并非灵魂的修行，而是教会他们忍辱负重和忍气吞声。受不了西式餐厅的比居硬下心肠来到一家印度餐厅打工，他几乎不多问，看到这家餐厅践行印度素食的表象后他立刻决定加入。比居怎能预知，印度信仰早已褪色，餐厅的生存法则才是王道。他在餐厅摔了一跤，痛彻心肺，他少有地跟老板争辩：“我在这里摔的，是你的责任！”

　　谁知老板更为蛮横，推卸责任，理直气壮。

　　疼痛为比居注入异常的勇气：“为什么你不肯资助我们办绿卡？”

　　“我要是资助了你，就得资助瑞什，资助了瑞什，就要资助萨冉，接着是吉夫……我打个响指，马上就会来上百号人。给我滚开！”

　　民族、信仰统统让位，金钱利益至高无上。

　　宗教在民族面前的萎缩可以解释印度人的身份缺失，也可以解释印度文明在后殖民浪潮下的訇然倒塌。罗拉和诺妮追问起当地存在过的一家修行所：“他们的教义是什么？”

　　“挨饿，剥夺睡眠，再捐款。彻底挫败你的灵魂，这样你会嚎哭着寻求神的救赎。”不过，讲着讲着，严肃的教义变成了可以付之一笑的谈资。“那时大蒜和洋葱都不能吃，因为会使血液升温——一只野猪在他的大蒜田里拱土觅食，他一枪把它打死，做成烤肉……‘梅特和帕特啊，他们舔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剩’。”

　　古老的神坛崩塌了，赛伊同卜提神父与波特叔叔同坐游廊，磁带里的歌声婉转悠扬：“神只是浩瀚的荒原与空间，冷漠于爱的失落。它将你推向崩溃的边缘……”

　　宗教之于印度，只在于让其看清分裂的真相，正如《失落》的尾声，“五座山峰在天光的映照下呈金黄色，那光亮让人相信——哪怕只是一瞬间——真理是如此直白可见。”

　　“你只需伸出手就可采摘下来。”

失落的未来

　　小说开篇就将整个故事纳入宏大的叙事背景之中——印度籍尼泊尔人的动乱。

　　他们起义的初衷铿锵有力，他们憎恶在一个明明他们占据多数的地方被当做少数民族。既然地域、国家、民族没有给他们身份认同，信仰没有给他们慰藉，小说起初似乎为他们指明了另一条生路——民族独立，然而革命很快就变了味儿，即便在这群族裔分明的青年之中。

　　尼泊尔青年基恩是赛伊的理化老师，并且轻易俘获了少女赛伊的芳心。他们在一次次肉体触碰中产生了爱的火花，可惜爱的火花很快转化为怒火。

　　基恩因为一次自然灾害偶然被留在退休大法官家共进晚餐，就在那一刻，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下等人，什么都没见过，什么都不会吃！类似杰姆第一次踏上远赴英伦的客轮，“他不会用刀叉”。身份缺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卑劣感继而化为一阵阵羞辱，芒刺在背，并且立即化作基恩对于印度族裔的报复，他将大法官家的情况告诉了他的尼泊尔同伴，后者前来导演了一场滑稽的抢劫。

　　在激进青年的手中，民族主义的抗争立即玩味成一场仇富运动。尼泊尔青年命令退休大法官为他们倒茶，大法官的低头哈腰足以令他们满足。

　　无独有偶，担心父亲安慰的比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回到这个满布疮痍，遍地动乱的印度边境小镇。可惜他从美国带来的垃圾在叛乱者眼里竟然有如稀世珍宝，丧心病狂的尼泊尔人，他们穷到了根儿，他们什么都要！比居被掠夺得只剩一条裤衩，他从美国回家，就这样去见他的老父。

　　民族主义革命不过是集体仇复的闹剧，其实身在其中的尼泊尔青年心知肚明。基恩就知晓，“他突然感觉爱国主义是多么误谬；它充其量只是挫败的表现——领袖们操控着常人的愤怒，以及那些只为愤世嫉俗而藐视一切的青春期少年；而他们自己却希望获得同现今政府官员一样的权力——拨给当地商人生意项目来换取贿赂，为家里亲戚谋取好职位，送孩子去好学校，用管道煤气做饭……”

　　革命的出路从来不像他们用来说服自己的那般高尚——“他们想建立自己的国家，至少是自己的邦以实现自治。”他们不过是要站上利益的上风口，让自己握有更多财富罢了。

　　如此的革命，如此的民族主义本来就和整个印度大陆一样分崩离析，每个个体都是松动的，只要有一点点利诱或者恫吓，他们随时可以退出革命。基恩就宣告退出，他任凭母亲对他的同伴谎称自己生病了。

　　基兰·德赛看清了印度大陆上的种种痛楚。紊乱的身份，崩裂的民族，脆弱的信仰，这些都不是凭借一腔革命热情可以改变的。纵使革命成功了，民族独立的结果也不过是过往历史短暂而平常的回现。

　　自小生长于南非的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在《四访津巴布韦》中同样揭露了不争的事实：“穆加贝将人民从白人的殖民中解救出来，却很快成为独裁者。白人殖民时，黑人没有尊严但至少还有面包；穆加贝独裁后连面包也没有。”

　　这就是后殖民的困境。民族独立前的所有内部矛盾被二次激化；身份的缺失让穷人不仅沦为本国的奴隶，而且沦为各国争相压榨的廉价劳工；民族间的隔阂不仅助长多数族裔对少数族裔的歧视与压迫，而且纵容民族矛盾成为国际恐怖势力的助燃剂；宗教信仰不过是任何存有统治目的的政府或组织用来钳制思想的最有力武器；全球化的资源配置和劳工配置每天都在加剧种族冲突。

　　如果内部矛盾没有解决的一天，这份失落注定将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