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身农村，一直比较关注农村的文学与文化环境。最近几年，我特别明显地感到，家乡的文学环境与我读中学时完全不同了，变化得很厉害。到做硕士论文时，我选择家乡的一个镇——山东南部的X镇——为基本的调查区域[①]，通过对该镇初中生文学环境的调查，尝试揭开它发生变化的原因和揭示现当代文学所面临的一些外部环境。
文学环境，在本文中，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初中生置身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学部分，主要涉及家庭、学校和社会（如家中藏书、阅览室、黑板报、书店、书摊、网吧等）这三部分，本文在分析X镇的情形时所用的“文学环境”一词，都是指这个意思；二、X镇的初中生和上述文学环境的互相作用及其结果，本身又构成了文学活动的社会环境的一个部分，本文结尾部分的讨论中所用的“文学环境”一词，取的是这第二个意思。
调查主要围绕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展开，选取家中藏书、电视、VCD碟片、语文课、语文老师、作文、日记、书信、黑板报、辅导书、课外读物、阅览室、图书室、文学社团、书店、书摊、电影院、录像厅、网吧、广告、街头标语、宣传栏、春联、民间故事等24个方面作为调查指标。调查方式主要是问卷和不同形式的访谈。在学校，让学生做了150份调查问卷：在X镇一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出两个班的各10名学生，共做了60份；在X镇二中，三个年级，每个年级随机抽出三个班[②]的各10名学生，共做了90份。此外，我多次去蔬菜市场、田地、集市、庙会、书店等。在以上这些地方，对不同身份的37个人做了访谈：有随机的，也有专访；有学生、教师、家长和学校领导，也有其他社会人员。还拍摄了100多张资料照片。
“初中生”这个群体接触到的具有文学性因素最多的场所是学校，其次是家庭和社会。现在，这三个空间分别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学环境呢？
在学校，学生接触文学的最初媒介是语文课。但中学语文课堂现在已变得僵化和模式化了，语文老师对课文的分析主要围绕文章结构和具体知识点展开，视野较窄，学生学到的最多是“语言和知识”，而非“文学与审美”。作文课上，老师按照文体或体裁分类指导、训练学生写命题作文。但学生写的多，老师批改的少，多数作文没有任何批语。对此，有的学生深感遗憾：
现在老师有时间就会批改一些作文，没时间的话就大体看看或抽样式地批改几份。其实，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看老师的批语，它让人感到亲切。有时我会对其中的一句话感动好长时间，它激励着我写作，并让我喜欢上语文。[③]
还有一种“另类”的文学创作——日记。它是老师留给学生的课下作业，选题和形式都比作文灵活，学生每周至少要写三篇。这却成了老大难，他们常常苦于无事可写，等被老师催了，就找作文选东抄抄、西凑凑或编造一番交上，所记之事离自己的生活很远。阅读课上，语文老师会来辅导，看着学生读一些语文辅导书，以免他们看与语文无直接关系的“课外书”或干别的事情。即使如此，还是有些学生趁老师不在意时偷偷地做数理化或英语作业。利用课余时间读课外书的学生为23％，这其中有28％的选择看娱乐类的报刊或杂志，67％的看课外辅导书，阅读文学作品的人很少。下面的一段话耐人寻味：
我喜欢看小说或散文，但都是把书放在抽屉里偷偷地看，怕被老师或同学发现。当我被作品中的人物命运感动得哭了，如被同学看见，我都说是因感冒不舒服哭的。我怕同学笑话我落伍，因为他们整天谈论的都是电视剧、流行音乐和电影什么的。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也不让我看小说。[④]
X镇一中有图书室和阅览室，里面书很少也很旧，平时不对学生开放，也没有专职人员管理，几乎天天锁着门[⑤]。只有在上级教育部门来检查时，才会开放。X镇二中有阅览室而无图书室，情况跟一中大致相同。学生一两个月出一次黑板报，上面经常写一些标语和规章制度（如《中小学生守则》等），成为迎接检查的宣传栏。X镇一中有文学社团，二中没有。它曾被省市级媒体报道过，也正因此，它成立的初衷——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素养——后来被改变了，扩大学校的影响或在教学评估中增加砝码，成为它的主要目的。
初中生走出校门，回到家中，有什么样的文学环境呢？
在家中，初中生接触文学因素的可能主要来自家人和左邻右舍。他们在小时候很少到邻居家串门，也不大有机会听到忙碌的家长讲故事。上中学以后，回到家就是看电视或VCD，大多数家中没有什么藏书，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去看。问卷显示，小时候听过大人讲故事的为21％，家中有藏书的为3％，读过古典文学名著的为5％。
除了学校和家庭，在社会的其它方面，初中生能接触到什么样的文学环境呢？
镇上已没有书店了，县城里还有两个，但由于离得比较远，里面的书又贵，所以很少有人去。书摊在慢慢减少，目前只剩五家了，并随时都可能破产。谈起经营状况，书摊主人们都打不起精神来。其中一个说：
10多年前，我父亲卖书的时候，人们很穷，就凑钱买小说轮着看，很多学生没钱买，就来书摊前翻着看。现在没几个人来买书了，即使武侠小说也卖得大不如从前。至于学生，连课桌上的辅导资料都看不完，哪里还会来买小说看啊？书摊的生意越来越没法干了，真不如讨饭。春节过后，我想办法把这些书处理一下，就去南方打工。[⑥]
书店倒闭，书摊减少，学生买书的便利条件就少了。
以上是当下X镇初中生所处的大致的文学环境。
那么，十五年前[⑦]，X镇（乡[⑧]）初中生的文学环境是什么样的呢？
在1980年代中期的校园里，学生对文学的热情很高，语文老师的角色也很重要，他们常常会成为学生的“偶像”。老师讲课很认真，批改作文更是一丝不苟，还把写得好的作文挑出来，推荐给全班同学学习，甚至拿到别的班级里讲评，这对那些写出好作文的同学是莫大的鼓励。一旦有哪一位同学的作文被老师推荐给别的班级的同学看了，那么这同学也就出名了，会有很多同学来向他（她）虚心“请教”。语文老师有时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带学生到田野、河边或山上等地方写作。如果课下习作能得到老师的欣赏，还有机会“发表”在班级甚至校园的黑板报或油印出版物上。老师还会鼓励作文写得好的学生向报刊投稿。黑板报一般十天左右更新一次，内容以名人名言和散文诗歌居多。
经历过“文革”的家长，大多没机会好好读书，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们特别重视孩子的学习，常给小孩子讲有趣的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孩子也很容易被其吸引，这给了孩子最朴素的文学启蒙。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自己看在家中能找到或在别人那里能借到的书。这些来自小时候的不知不觉的熏陶和浸润，对培养初中生的文学感觉和接受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夏天的晚上，村头巷尾、大路旁、小桥边都有固定的“书场”，大人小孩聚在一起，听村里有文化的人讲故事或古典文学名著。当时三五家能有一台收音机，里面经常播讲《杨家将》、《哪吒闹海》、《封神演义》等评书，大多数初中生对它们非常着迷，他们在“听”和“想象”中，受到了文学的熏陶和浸润，并培养起阅读文学名著的兴趣。
镇上有一家新华书店[⑨]，里面书的种类不多，以文学类的为主。集市上书摊很多，大概有十几家，生意都还不错，书的种类繁多，有文学类的，农业技术类的，还有日常生活类的。
1993年前，乡政府的会议室（叫做“大礼堂”）同时又是电影院，每晚都放电影，大多数影片都讲究故事性和文学性，有的就是根据小说改编的。一些初中生看完电影以后，想方设法地找来被改编成电影以前的小说看了方才尽兴。这样，电影艺术就促进了文学传播。
春联字句对仗而押韵，意境很美，深得当时初中生的喜爱。镇上毛笔字写得最好的那人，自然春联也写得最好。春节前去他家求写春联或看春联的人特别多，三间屋子常被挤得满满的，其中不少是刚放了寒假的学生。他们喜欢读春联，还能把喜欢的背诵下来。
十五年前的初中生，置身于一个比较好的文学氛围中，无论学校还是家庭、社会，都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方方面面的物质条件允许下的文学和文化环境。镇上有一大批爱好文学的青少年，也出现了校园“文学家”、文学的“追星族”……他们喜欢文学，以爱好文学为荣，尊重和羡慕有文化的人。
将现实与历史对照，变化是惊人的：
整个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文学在X镇是很“尊贵”的，很多学生对它有一种梦想，同时他们也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文学环境；1990年代中期，文学在人们的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开始下降，初中生的文学环境也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文学被急速地边缘化；到今天，它在该镇完全成了“沉默的一族”，社会影响力几近于无。初中生的文学环境则如上述调查所显示的，越来越坏：家里基本没有文学或培育文学兴趣的氛围，学校的语文和文学教育越来越单调和僵化，其它社会环境中的文学部分迅速凋零……
这个巨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四个：
一、一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
从1990年代初开始，X镇从粮棉区向蔬菜区转变[⑩]，在短短不到五年的时间里，蔬菜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达到全镇可耕地面积的80％以上：大部分农户变成了“菜农”。同时，蔬菜批发市场建立，商业和服务业开始繁荣。随着一般生产方式的转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这变化与本文论题有最大关系的一点，是作息时间的变化。1990年代以前，该镇的农民一年收获两季作物，农忙和农闲时间都相对比较集中，界限也很分明。农闲时节和传统节日期间，人们常常聚在一起听说书、讲故事、猜谜语、讲笑话……孩子们更踊跃参与，热闹非凡。这些为文学名著的阅读和文学故事的接受提供了“契机”，当时人们生活条件不好，但有很多空闲时间，可以用来闲谈，用来做“梦”，而这样的闲谈和做“梦”，正为文学的产生和传播提供了“温床”。
现在呢，大棚蔬菜一年四季不断生产，菜农天天从早忙到晚；做生意的人更是常常忙得连吃饭和睡觉的时间都不固定；不少中学生在放学后要去田里或蔬菜市场帮父母干活。农闲时节消失了，昼夜的区别越来越小。春节前后的日子，在过去算得上最轻闲的，而现在是蔬菜销售的旺季。过节休闲的快乐就自然地被紧张忙碌所取代。当新的生产和销售时间表覆盖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传统节日都或多或少失去了昔日的意味，并逐渐被人们冷落甚至遗忘。
人们普遍感到：钱比以前多了，日子比以前累了。终日忙碌的人们，哪里还会像十几年前那样忙完了一季农活后“休养生息”一些日子呢？哪里还能在农闲、过节或茶余饭后聚在一起聊天或听/讲故事呢？过去街谈巷议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文学故事和节日期间热闹非凡的戏曲、歌舞等文化娱乐活动，自然而然地被束之高阁。而文学和对它兴趣的产生以及它的传播、接受，似乎是需要一种相对不那么紧张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支持的，一旦这种支持消失了，它也就会涣散。与此同时，紧张忙碌的人们对一种新的文化形态——大众文化——产生了需求，而这种文化不同于传统文化，它极大地排斥了文学想象。这一点，将在下文中再具体论述。
最重要的是，被改变了的不仅是生活时间表，更是人们对生活的看法。X镇人不仅没有时间做“梦”了，而且他们对“梦”的态度改变了；不仅没有时间关心文学了，而且对文学的看法也变化了。
电视等主流媒体对“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分渲染，社会上对经济发展的大力强调，特别是实际生活的压力——这一切结合到一起，令X镇笼罩在了“一切向钱看”、“一切向城市看”的新的流行意识中。“农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城市”成了“先进”的象征和“现代化”的标尺。“能过上像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本是几代农民的梦想，但在X镇人的头脑中，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具体，如此明确。“赚钱”成为人们最大的生活动力，“经济”成为日常生活的轴心。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些变化，使人们理直气壮地抛弃一切在新的生活时间表里所装不下的东西，包括文学。
另外，一种新的“读书无用论”观念形成[11]。关键的一点是，半数以上的家长对当前的大学教育信心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近年来大学教育质量在下滑；另一方面是他们很难承担起孩子读大学所需的高昂费用。镇上个别考上大学的孩子毕业后回家待业，这是农民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他们有一个看似偏颇的共识：考入大学的孩子毕业后留在城市里才是有前途的，如再回到农村，大学也就白念了。
受大人思想的影响，很多孩子根本不安心学习，在仰视金钱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鄙夷知识，更不用说文学。在他们的脑海里，没有对传统文化的记忆，也少有对文学的好奇。1980年代所形成的那种有利于培养文学阅读的环境氛围，已荡然无存。
以上现象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家庭仅仅变成了劳动力市场的延伸，教育体系的作用变成了对就业的分派和生活前景的指定；闲暇逐渐落于商品化的控制之中”[12]。造成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当前社会受工具理性的驱动，出现了哈贝马斯所称为的“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
二、文化娱乐生活的变化
随着X镇由粮棉区向蔬菜区转变，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也变化了。
现在，看电视或VCD成了年轻一代居民主要的家庭休闲娱乐方式。紧张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视看有没有娱乐节目或肥皂剧，如果没有就看VCD，这些都比看书或听评书刺激和轻松得多。孩子对它们的兴趣比家长还要大[13]，二者常为了争抢电视或VCD的遥控器发生矛盾。
2000年初，镇上开始出现销售VCD 碟片的商贩，此后碟片市场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图书市场。目前，集市上有十五家卖VCD碟片的摊位，数量是书摊的三倍，原来经营出租武侠、言情等通俗小说业务的店铺，不少已转向卖VCD 碟片。
新的娱乐方式的另一部分是看录像和上网。1990年代，录像厅在该镇随处可见，有十多个，一度个个爆棚；2000年，该镇出现了第一家网吧，最大的一家有38台电脑。现在镇上共有六家网吧，生意个个都很火爆，节假日来上网的人要排队。90％以上的“网民”是在校的中小学生和刚失学不久的青少年，他们上网主要是玩不断升级的游戏，其次是聊天。当家长找不到孩子时，就去网吧，大多都能找到。
以视觉文化为主的大众文化凭借其成本低、复制方便、更新换代快、视觉效果好、能不断地给人新鲜的刺激等优势，很快在X镇站住了脚跟。而在上述技术性优势的背后，是“城市化”观念的巨大影响，它使越来越多的人做起了“城市梦”，尤其是考上大学或外出打工的人，回到家乡后就模仿城市人的文化生活方式。电视、VCD、网吧之类的东西，最先是在城市出现的，所以它们就被人们视为是“先进”和“时髦”的。
今天的X镇，无论在人们的头脑里还是现实中，处处都可看到“城市化”冲击的后果，正因为实际上它并没有——也不大可能——真正地变成城市，现在只能算是一个“去农村化的农村”，或说是一个“城市影子的影子”，所以它承受这些冲击的后果就特别触目。表现在文化娱乐方式上，就是除了流行的新玩意儿之外，别的文学和文化式样——听故事、读小说之类——统统都被迅速淘汰。
与此相应的，是农村传统娱乐文化的迅速衰败。1980年代，镇上的一个村子还有“戏班”，逢年过节时经常演出《坐山雕》、《穆桂英挂帅》等，由于台词押韵而鲜活，孩子们常常似懂非懂或根本不懂地跟着剧中人“鹦鹉学舌”。1991年以前，评书、大鼓、快板等说唱文学在集市上很热闹。
正月初七的灯会、十五的庙会，十六的桥头会，都是充满文学蕴味的节日。猜“字谜”、对“对子”等娱乐方式能灵活地运用文学语言，内容不仅有趣而且好记，节日期间它们就在村落里口耳相传。还有一种最能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的娱乐活动是“皮影”（俗称挑影戏），演出的老人那富于变化、千奇百怪的配音，常常引得孩子跟着他说台词。
上述各种传统娱乐活动，每一种都会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故事、画面、文字、声韵……刺激和培养人们对文学的兴趣。广义的文学教育，就在这些活动中悄悄地发生着；文学的魅力，也就在这些快乐又引人入胜的时刻对人们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影响。昔日X镇的初中生之所以能“遭遇”较好的文学环境，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些传统的娱乐文化在背后的滋养。这些十几年前该镇人们的主要的休闲娱乐内容——说故事、评书、大鼓、快板、灯会、庙会等——现在差不多都已经完全消失或改变了，春联也变成机器印刷的了[14]……人们的娱乐文化发生了根本改变，所有那些有利于培养文学兴趣和气质的传统娱乐方式都迅速地萎缩了。
而其中的“说故事”，是一种需要听故事的人保持心神涣散式的状态去接受的艺术。在传递传统经验和文化秩序中，它最能培养人们对文学的感觉、趣味和想象力。但现代技术媒体的“爆炸式”发展，使“经验”贬值，也使“传统”散落。“说故事”已无法有效地传递传统经验。技术复制在破坏了传统艺术的同时也动摇了传统，切断了传统文化的可传递性。在技术媒体的高压下，“说故事”这种娱乐形式开始在农村消逝，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学得以孕育的土壤变得贫瘠，得以传播的链条变得脆弱。
由此看来，文学环境的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了。
三、 “文化网络”[15]的改变
十五年前，人们贫富差别不大，处境类似，共同话题较多，交往简单而频繁。邻里之间经常串门，互相帮助，孩子们也穿梭在左邻右舍间。“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语用在当时是很生动的。频繁的人际交往和融洽的人际关系为前面所说的那些传统的娱乐文化形式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构成了乡村文化网络中重要的一部分。
X镇从粮棉区转向蔬菜区，步入市场经济体系的轨道，物物交换很少再出现，一切经济交往都要用货币来仔细衡量。贫富差距加大，社会分层明显。层次和地位不同的人，往来越来越少。人们变得势利、冷漠，攀比财富之心近于畸形，邻里之间很难谈得来，前后院一年到头不来往也是正常的事。这些现象，在过去都是个别的，现在已成为普遍。它使得X镇人一般人际交往大大减少，这直接影响到本文所说的初中生的文学环境。下面就比较重要的三个方面，做进一步的分析。
首先是“婚姻圈”。过去不同镇的村子之间通婚现象较多，人们又都比较重视人情，于是在逢年过节时走亲戚的机会比较多。不同的信息就会在人的交往过程中频繁地得到交流，故事、文学、文化习俗等像声波似的一圈圈地向外传播。
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就近婚姻”[16]。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因为X镇的一般经济条件好了，出生在该镇的女孩不愿外嫁他乡（能嫁到城里的除外）；另一方面是197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相比过去，家里姊妹减少了，他们从小就受到父母宠爱，长大后舍不得远嫁。而婚后所生的孩子，往往同时受到住得很近的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溺爱，很少有机会去别的村玩，活动空间缩小了。他们一方面坐在屋子里通过电视接收媒体批量生产的“爆炸”的信息，另一方面却对家庭和周边以外的实际生活的多样信息——特别是那些与媒体宣传不同的“异域”和“异质”信息——越来越缺乏了解。
其次是“伙伴圈”。贫富分化，治安状况不良，再加上生育制度——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孩子们的伙伴圈也发生了变化。十五年前，社会治安状况比现在好，孩子一出去玩就是一天，饿了在邻居家吃饭，有时还到邻村玩，不同村庄的孩子都能结成伙伴关系。现在几乎所有父母都把独生子女放在“眼皮下”看着，使他们很难结识伙伴。
再就是“同学圈”。十多年前，全县所有中学都是公立的，学生一律按地域入学，初中生都在自己所属的镇的中学读书。同学们无论来自哪个村庄，不管家庭经济条件怎样，都能比较容易地建立起友谊。在这种情况下，初中生的同学圈较大。在这个圈里，大家相互之间熟悉，能结成平等、亲切的同学关系。
最近几年，大多数的有钱人选择把孩子送到县城或地级市的私立学校[17]就读，学生要么由家长亲自接送，要么由学校的车统一接送。在该镇两所中学就读的学生都是家庭条件一般或较差的。不同学校的学生一般没有机会往来；即使在同一所学校，家庭富裕的学生也不愿跟家庭贫穷的学生交往。学校类型的分化和学生观念的变化，使X镇初中生的同学圈按“家庭出身”发生了层层剥离——家里富有的学生在私立中学就读，形成一个圈；家庭条件一般和较差的学生在该镇的两所中学就读，形成另一个圈；同时内部又有很大的分化，各自形成不同的圈。相比过去，初中生的同学圈明显缩小了，相互交往少了许多。
十五年来，亲戚、伙伴、同学等这些构成X镇初中生的基本“文化网络”的圈子在逐渐缩小。这不但从一个方面，抽掉了传统娱乐文化赖以继续生存的一根重要的支柱，从而比方说直接阻碍了文学故事在乡间的产生和传播，而且——更重要的——极大地减少了青少年吸收各种“异质”性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影视技术、电脑网络的发展也构成了减少学生实际社会交往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这些使他们有条件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但是，一个越来越主要从电视、电影和网络等现代媒体中获取信息的孩子，是不可能对城市化的新的娱乐文化有多少自主选择能力的，他只会越来越盲目地追随其后而不能自拔。从这个意义上说，最终导致了青少年社会交往范围大幅缩小的“文化网络”的深刻变化，成为促使X镇初中生文学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学校的教育“改革”
这几年人们对中学教育讲得比较多，在此我就简单讨论。一个是应试教育，它现在已“内化”为该镇的老师、学生及家长的共同要求，成为一个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动过程，这对中学教育的影响极大。
另一个是在这种情况下，该镇所属的县，从1999年开始，“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许多私立学校和“贵族”学校[18]，近两年更呈“泡沫状”发展。此类学校是过分强调升学率以及教育市场化的产物，并为此不择一切手段，其中最重要的一招是对公立学校“挖墙脚”——用减免在升学考试中得分较高的学生学费和用高薪聘请有教学经验的教师的办法在全县范围内招揽生源和师资。在私立学校与被“挖走”的师生之间实现了“双赢”的同时，公立学校也变得越来越不景气。结果使得公立学校被迫向私立学校看齐，更加以全面提高升学率作为最大的奋斗目标和评价教学质量的最高标准。这样，公立学校曾经尚存的、仅有的一点不同于应试教育的空间和活力也被挤压或抽掉了。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X镇的语文教育。
首先，语文教育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在应试教育中，升学率就像资本的“利润”，驱使学校尽最大努力追求它。由于语文成绩的提高相比其它科目要慢得多，也难得多，所以在升学的“运输线”上，它成为一门“拉分”的科目，在整个“应试战略”中，显得不实用。受工具理性的影响，从学校领导到班主任，从家长到学生，都有轻视语文教育的倾向。
其次，语文教育自身也被逼得去和其它科目一样突出应试功能。于是语文的学习“变得越来越不好玩”，学生对它也越来越不感兴趣。最能表现语文教育功利性的，是毛笔字的被“遗忘”：学校不设书法课，家长不支持，学生也不练。因此“语文新课标中对初中生能‘临摹名家书法，体会书法的审美价值’[19]的要求，只能是一纸空文”[20]。
最后一个是教育中人情、人性色彩的淡化对文学教育的影响。教育是包涵着人情和人性因素的，文学教育尤是如此。语文老师是以文学教育为工具，雕塑学生的情感、心灵和精神的世界。十几年前，大多数老师在为学生付出责任心和爱心时，脑子里没有金钱的影子。可现在师生之间的感情淡化了，商业化色彩增加了。原因一方面出在老师身上，这需提及在调查中的两点发现：一是有三分之一的老师在课上不认真讲，却在课下办辅导班赚钱；二是几乎所有班主任的家访次数都是“0”。另一方面出在家长和学生身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产生了“我交钱上学，你好好服务”的观念。这种坏风气和错误观念的产生、蔓延，对中学教育尤其是与人情人性有着天然联系的文学教育构成了巨大的伤害。在此背景下，学校的文学环境会因人情淡漠、人性化色彩淡化和商业气息充斥而变了味或气息奄奄。
在乡村，学校教育可以说是构成初中生的文学环境的最基础的一环，而语文教育又是基础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被破坏了，文学环境的败坏，也就十分自然了。
仔细说起来，今天X镇的初中生之所以遭遇这样的文学环境，当然有非常多的原因，是众多原因的合力的结果。但在我看来，本文所举出的上述四个方面，是合力中最重要的部分。如果说X镇初中生的文学环境比之十五年前是发生了明显的恶化，那么这四个方面的原因无疑应负主要的责任。
今天的农村，为了尽快实现“现代化”和“城市化”，一切以经济为中心，将所有不能马上变换成经济效益的东西都弃之不顾，从而达到“轻装上阵”。可是，就从初中生的文学环境这一个局部或侧面，已清楚地向我们显示了这样一种至少是极大的可能：就在乡村表面上越来越与城市“接轨”的同时，在一些更为内在、也更为根本的方面（如本文所提到的文学环境和文化生活等），与城市的差距正在扩大。乡村正在慢慢地失去自己的“根”，乡村的年轻人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贫乏，而从城市里“舶来”的东西很多其实是无用的“皮毛”，甚至是有毒的废弃物。在这个意义上看，X镇的这种尴尬处境，似乎也正跟今天热衷于追赶全球化浪潮的大都市的情形，有相似之处。
应该说，在当下的农村社会，X镇并非孤例，据我考察，它在鲁南那一带（区域），很有代表性。在某种意义上，它甚至可以被看作中国乡村社会的缩影。无数在它那样类似的文学环境中长大的年轻人，以后可能会成为文学的读者，一部分还会成为作者或研究者。他们青少年时代所接受的文学教育在他们的文学“细胞”里所留下的烙印，必将对他们“进城”以后在与文学世界的进一步“交往”中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X镇”实际上是影响今后“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就我所了解的情况来看，目前的文学评论/研究界，在讨论或展望中国文学的未来时，似乎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