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依然认为，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在北京工体发出呐喊的《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普通爱情歌曲，没有什么深意。但它被各类人等层层涂抹，有社会观察家、文学批评家、传媒好事者、哲学分析人士的夸大其词，也有一个时期一部分普通人的强烈生活感受，总之它有了极其意外的社会反应，阐释超过了本文，而有了超越其自身的意义。它被作为一个象征，一种称谓。“一无所有”四字，被作为对一个时代“中国人的普遍精神困境”的命名，而成为一个“伟大时代”的开始。
    不谈政治与文化，仅仅从音乐的角度看，这结果也足够离奇——《一无所有》这一首流行歌曲，竟成了中国摇滚乐的开山之作。一些极端的或无知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中国摇滚乐的最佳甚至唯一代表。在一个混乱失序的年代里，误打误撞往往成为历史前进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无所有》再次为这种“规律性”做了注解。
    崔健作为这首歌的作者，面对着人们的众说纷纭，当初没少不解和意外，没少为倾覆于这首歌之上的专家误读和大众想象费尽唇舌极力辩清和矫正。但结果无用。这个事实促使崔健思考自己还没有思考过的问题，认识自己还没有认识到的意义。崔健后来的作品，倒是越来越深地在“一无所有”的认识命题之上勤力耕耘，越来越自觉地在时代问题的思考之下创作，结果，他成了延续时间最长的、最自觉的和最深刻的时代问题的追问者和观察者，成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二○○○年代的时代发言人。
    好像黑格尔所说的“时代精神”真的落在了某些人头上。回望历史上一些人物的作为，这种“时代精神”竟能完全落入某个个体的事实，多少是令人神秘的。而从崔健的经历我们看到，这个事实并不神秘。时代精英和社会大众一开始就参与了对崔健本人的塑造：作为时代精神的载体，时代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思想和感受，强烈互动于创作者的身心，促使他拥有并非个人单体运动所具有的强大魂魄；而作为创作者创作的文本，也并非他个人一己所有，一旦放之于公众的视野，便成为时代人群共同阐释予以意义添加、背景链接的超文本。中国摇滚乐的历史真的就这样开始了。到今天，已有二十多年了。
                              一
    崔健当年的出现无疑是轰动性的，此后轰动性的人物一个接着一个，对比十年之后一直到今天的集体冷淡，轰动性恰恰是八十年代的一种属性，八十年代的人物和公众都暗含有这种属性。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一九九四年，在此期间出现的“唐朝”、 “黑豹”、张楚、窦唯、何勇、郑钧等等，无一不获得轰动性的反应。之后到了一九九八年，中国摇滚乐进入低烧期。低烧期间，摇滚乐继续受到部分听众的狂热期待，但每一个新人新作的出现，都对这种期待构成新一轮打击，形成以“失望”为基本社会情绪的市场反应。一九九九年及今，中国摇滚乐基本淡出公众视野，摇滚乐发片不再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社会各界对中国摇滚乐的议论变得异常冷清，摇滚乐的各种社会衍生物急剧减少。
    与这三个时间段相吻合，中国摇滚乐经历了爆发、释放、抛荒三个时期，出现了呐喊、失语、无言三种状态，形成了狂热、迷失、不应三种不同的社会响应形态，产生了个别成果、过渡成果、大面积丰收三个阶段的三种不同结果。
    这段历史还可以这么叙述：二十多年前，汇聚着无数人热切的目光，中国摇滚乐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寄托着勇敢、良知、理想、自由、社会正义、文化期待。二十年后，中国摇滚乐丰收了，但却是一场寂寞的丰收，没有喝彩，没有众人见证。更奇怪的是，这是一场种瓜得豆的丰收，中国摇滚乐仿佛一片被抛置的田野，最初满怀众人的希望撒下了种子，却因大众失去兴趣变得无人料理，终至渐渐抛荒，这片从野地重新变成野地的田失去目的地生长但长得茂盛，终于在二十年后结下累累果实，只是这果实，与当初种下的希望迥异。
                           二
    在那个几乎是各类新事物的爆发和井喷期，几乎别无选择地，中国摇滚成为反抗的摇滚。与启蒙时代的主旨相一致，这是一场压抑对反压抑、蒙蔽对反蒙蔽、束缚对反束缚之争。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呐喊，中国摇滚是一种呐喊式摇滚。崔健当时有一句名言：也许我并不知道我要什么，但我知道我要反对什么。从漫长的“文革”余绪中醒来，从闭关锁国中醒来，从政治蒙蔽中醒来，人的意识开始觉醒。此时摇滚反抗的对象，是行天理、灭人欲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压抑个人正常生态的集体意识，是侵入个人领域无孔不入的体制思想和伪道德倾向，是家长制所代表的社会传统对个人的压抑和压迫，是一块红布蒙住眼睛之后所看到的幻相、假相和虚假幸福感，它们被包裹在社会巨变所带来的混乱和矛盾之中，充满了痛苦和萌动的喜悦。
    此时的中国摇滚乐，实际上被寄予着思想解放的寄托，精神追寻的寄托。但呐喊很快变成了喃喃自语，一九九五年之后的蔚华、窦唯、张楚、许巍、姜昕全都表露出这一特征。伴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社会大踏步地转向致富和经济发展，政治／社会／体制的压抑场景突然被撤换，反抗的对象模糊了。痛苦摇滚变成了低吟摇滚，低吟摇滚变成了快乐摇滚，最后变成了纯粹的听觉愉悦。当旧有的对立面被抽离，反抗变得没有意义，精神追求失去了玩味儿的对象，转而随着物质主义的兴起和坐大，人们投向审美和享乐主义的怀抱。从失语变得无言，是中国摇滚乐自一九九五年之后的命运。一直到近年，除了“盘古”乐队，摇滚乐一直制造着听觉的突破，但是“词无能”。在呐喊的期待上尚有些作为的“舌头”、“苍蝇”、“二手玫瑰”、“NO”、“PK14”、左小祖咒、“顶楼的马戏团”、“木马”等等，不过是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废墟之上继续着肢解国家意识的残梦，或者就是在青春期叛逆和生命的挫败感上轮回与招魂。而大多数时候，他们的语言智慧胜过了认识的智慧，是语言体操的高超表演让他们收获到意义极为有限的战果。
    相较之下，一跃跳上九十年代末呐喊之巅的“盘古”乐队，比这个时期所有的呐喊加起来都更响亮，它喊出的是新形势下而非旧时代的呐喊之音。“盘古”的出现让我们进一步看清，唯有压迫才有呐喊，唯有对立面的存在才能产生摇滚乐的反抗，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明显的压抑感、对立面全面消减，“盘古”占据了这个时期反抗、呐喊还有可能成立的最显著的那一个方面，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逐渐显现的中国新现实。此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严重分化，贫富差距急剧拉开，新的社会底层和对立面出现了，“盘古”站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新场景中，站在社会分化最底层的位置，以一种政治极端的姿态，鼓动起如簧之舌，获得以底层生活否定现实生活之快。但在敖博（“盘古”乐队的主唱、词曲作者、吉他手，二○○四年出境）的词曲中暗埋着以仇恨、压迫、颠覆、阶级斗争为基本精神的思想，暗埋着出风头、争权力的欲望，暗埋着政治野心家和社会暴乱的种子，所以毫不足的，敖博后来走上了政治极端之路。
                          三
    摇滚乐究竟是形式还是内容？关注于摇滚乐的形式，我们将进入音乐类型分析；而关注于摇滚乐的内容，我们将开始文化学的阐释。而实际情况是，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我们都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摇滚乐究竟是什么。二十年来，对中国摇滚乐的内容界定一直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出于叙述的策略，对摇滚乐的内容判定标准，从一九八六至 一九九四年期间的“反抗”，变为一九九五年以后的“反映真实”；而对摇滚乐的形式判定向无标准，二十年中国摇滚的主流类型，随着西方摇滚主流类型的变迁而变迁，从融合（Fusion）、金（Metal）、朋克（Punk）、说金（Metal-rap）、吹泡（Trip-pop）一路变到今天的电子、嘻哈，这基本上也是近二十年西方潮流音乐的部分谱系。
    已经可以很肯定地说，摇滚乐向无固定概念，九十年代的摇滚和新世纪的摇滚是两码事，中国摇滚与西方摇滚是两码事。类似的奇怪现象还有，某些民谣、电子、先锋甚至民族、古典音乐形式，称为摇滚乐将会毫无问题，“野孩子”（西北民歌／民谣）、“顶楼上的马戏团”（乐队／先锋音乐）叫做摇滚乐反而更能反映其本质，而不是叫它们本应隶属的民谣和先锋乐种。对于一个还在变化、尚未定型的事物，中国摇滚乐仅仅是一个历史概念，只是已发生事物的范畴界定。作为已经发生的事实，中国摇滚乐的边界清晰无比。现在的新问题倒是：今天人们已经不那么习惯用这个名词称呼新出现的乐队了，摇滚，正在蜕变为一个历史名词。作为对某种事物的指认，它可能在未来复活，也可能在明天死去。
    遥想二十年前，中国摇滚乐是被作为公共政治话语／社会情绪反映这样的期待，而被热爱真理、热心现实的人们关注、流连。当年被怀以这样期待的对象，同时也落在文学、哲学、政治学等诸多事物上。那是思想、精神追求、文化使命被热烈重视的年代。在生活中人们充满了这样一些诉求，包括政治改革、思想革命、真理寻求、社会情绪表达。今天，人们已失去当年那些期待。时代的剧情改变了，人们的期待对象，变成了对社会财富分配、阶层利益失衡、权力腐败、权益不对等、信息不对称、市场秩序、公民社会、行政公正、法治建设
的关注，而人们期待的事物，变成了社会学报告、经济学教义、管理金点子、就业与致富信息、新闻与舆论监督、政府工作报告。社会事务受到空前关注，就像二十年前人们痴迷于思想和精神一样。过去人们喜好在文化体系中思考问题，今天，人们的目光几乎只照亮财富和权力体系。
    而对音乐这一门艺术的诉求，从社会理想变成对现实的躲闪再变成纯粹的听觉享乐。那一代写书的和唱歌的曾经梦想认识现实和改变世界，现在的人们仅仅希求着一时的取乐，在身心疲惫的生存竞争中靠着音乐的沙发喘一口气。摇滚曾经是社会观察、启蒙力量、政治理想，现在变成了商业、消费和娱乐。一九九二年的王迪曾经愤怒地指斥人们用各种意见附会中国摇滚乐的荒谬，说“摇滚乐除了不是音乐，什么都是”，没想到到了今日，世界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摇滚乐除了是音乐，已什么都不是，甚至连音乐都不是。
    一九八六年至今这二十多年，几乎成为当年所有神圣事物的有效期，摇滚乐也没有例外，到今天已经基本失效。认真思考、感受的人变得日益稀微，就连最优秀的人也丧失了热诚。顽强剩下的少数派，几乎是必然地走向了主观和个人主义。中国二十多年的政治、经济、社会巨变，作为一种力量主宰了这场变化：时代的动荡不宁确乎危及着思想的事业和德行操守：当拼命努力却不及投机更奏效的时候，勤勉诚实就似乎是无益的；当没有一种原则能获得稳固的机会时，就不需要坚持一种原则；当混日子和向上爬变成最体面的生活时，就没有人要拥护真理（参见罗素《西方哲学史》，290—291页）。
    曾经经历过希腊末世代混乱之变的米南德曾说：“我知道有过那么多的人／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无赖／却由于不幸而不得不成为无赖。” （转引同上书）反观中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个理想主义的年代，一度也曾是理性保持乐观的年代。那时代诞生之初有一首歌，充满憧憬地畅想未来，满怀豪情地想象“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但二十多年后，没有人还来“这里”相会。而当年的问题并不是真的消失了，也不是得到了回答，只是暂时被遮蔽，假装被遗忘。如果我们把当年那些启蒙、理想、困惑甚至虚情假意的“相会邀请”都当做一种时间的约定，那么今天，这些约定依然有效，当年提出的问题、当年对未来禁不住好奇之心的大胆猜测，绝非幼稚肤浅，终有一天会被重新提起，就像我们生命之初爆发的那些问题，终将等待着成年后的解答。而这样一个结果也足够惊人：寄托着思想解放希望的摇滚乐破灭了，音乐主义的摇滚乐却全面丰收。一九九九年之后，有太多优秀的音乐人和足堪惊人的美艳作品，在无人问津中竟自盛开。摇滚乐并未成为当年人们寄托的事物，呐喊式摇滚无疾而终，音乐主义和摇滚“美声”却在死木上诞生，像黑色椴木上闪烁着暗光的一群群木耳。二十多年后，摇滚乐没有获得约定中的思想的丰收，但是却获得了约定之外的美学的丰收。而放眼整个华人音乐界，二十多年间流行音乐的收获，基本上来源于摇滚乐和摇滚乐的诸多变形物。一九九九年之后，摇滚乐的说话功能开始部分地恢复，最突出的表征还是崔健。所遗憾的是，所有观众已提前退场，一个时代在精彩纷呈处告别谢幕，但是无处话别，无人热语相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