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通俗音乐进入到现代形式与现代音乐工业产制历程将近百年，这期间不断的和外面的世界、外来的文化、外来的语言、外来的音乐表现形式发生关系。在离乱与变迁之中，许多交会与转变发生，也许正因为这样，「自己的歌」是什么始终是困扰人甚至相互攻讦的命题。又或者每过几年，流行音乐产业界与文化界突然赋予某一个时期的歌曲为一种新的音乐类型或重新命名类型，因此人们常常迷失于音乐时代感的原真性（authenticity）。

中文版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原版：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7) 116 (4): 669-706 即便在今天，区分这两种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共产主义除了作为哲学假设，还包含着仍然可以激活的丰富经验;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应该而且需要对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进行总结，像当时的革命者们一样，不仅思考革命的原则，而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历史的和理论的总结。

2017年7月，恰逢此次研讨会前夕，电影《战狼2》横空出世。由动作明星吴京自编自导自演的这部电影，激起了一大波关于中国与非洲交往的公共讨论。电影中关于非洲的想像和再现既有其新颖的一面，也有其老套的一面。而它的走红也进而激发了对中国如何重构其全球南方地位所应进行的严肃讨论，尤其是这种重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性别化与性化的表征与影像来实现的。当我们意识到这些转变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更体现在文化层面时，这些对这部电影的严肃讨论就显得尤合时宜。

通过对真实进行拷问，非虚构、纪实性的戏剧创作力图找到一条介入当下社会现实的通道。本文对若干国家的当代社区剧场实践个案进行了描述，通过这一描述我们不难看到，经由文献剧所发展起来剧场纪实创作方法让底层庶民获得了一个自我发声，敞开自我生活世界的有效途径。

我认为美国的“美国〔大陆，the Americas〕化”（和中东与生俱有的、命运性的全球主义相比而言，美国大陆的全球主义是后天生成的、后天获得的）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人中有犹太教徒也有十字军的末裔）是必然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是复杂交织的区域（应该从n地域的角度来思考东北亚）。日本在东北亚应该寻找令人期待的、具有可行性的共同性。这才是日本应有的未来蓝图。为此，有必要在与全世界息息相关的东北亚内外积极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将日本融入其中。

从表象看，返乡书写是围绕社会敏感问题，学者、媒体、大众在新媒体语境下的一次交流和融汇。但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则隐含了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个体经验如何和真实问题对接，写作者如何重建与现实的关联等命题，换言之，在知识和理论重重包裹的学术语境中，返乡书写，是写作主体在问题的刺激和唤醒下，脱下文字的华丽外装，与现实和刺心难题的一次短兵相接。

作家的更替并未沿着新时期代际更换的步伐推进，而是到50后一代，产生了真实阻隔，60后、70后，甚至更为年轻的80后、90后，尽管也已登上文坛，甚至进入成熟期，却始终无法从整体上取代50后的庄主地位。这种现象，显然无法单纯从创作主体的才气层面获得解释，若从社会转型背后的复杂语境加以审视，则可发现，这一问题和日常生活合法化后创作实践的危机有关，如何理解创作主体和时代之间的关联，成为宏大叙事淡化后创作主体

本文尝试回到历史脉络，在激进内部理解改良，在改良脉络中反思激进。通过对中国乡村建设脉络背景的梳理及当代乡村建设十五年来的总结反思，以“乡村”为角度，讨论“百年激进”、“百年乡村破坏”与“百年乡村建设”的复杂关系，进而呈现乡村建设内在于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以及百年来不同阶段与形式之乡村建设的深层共性。在此基础上，对百年来的三波乡村建设进行初步勾勒与比较分析。

文化研究有着强调“脉络”与“实践”的传统，面对当前大陆文化研究对本土性议题与思想资源关注不足、整体性视野和历史感缺失等现实困境。中国文化研究如何回到自身独特的历史与社会脉络，通过打开边界和纳入本土资源，在近代中国与城乡中国间寻找更多可能的批判资源与抵抗性力量，直面更为丰富且复杂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本文尝试回到笔者所长期从事的乡村建设“行动—书写”实践，以“实践—研究”者为视角，希望打开主流视野所遮蔽的多元空间，在中国历史脉络中寻找文化研究的本土资源与推进可能。

张馨文，德里安贝卡大学(AUD)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