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2018年第1期 原版：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7) 116 (4): 669-706 即便在今天，区分这两种总结经验和教训的方式也是有意义的——共产主义除了作为哲学假设，还包含着仍然可以激活的丰富经验;对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探索不仅应该而且需要对于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其他第三世界的人民革命进行总结，像当时的革命者们一样，不仅思考革命的原则，而且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做出历史的和理论的总结。

通过对真实进行拷问，非虚构、纪实性的戏剧创作力图找到一条介入当下社会现实的通道。本文对若干国家的当代社区剧场实践个案进行了描述，通过这一描述我们不难看到，经由文献剧所发展起来剧场纪实创作方法让底层庶民获得了一个自我发声，敞开自我生活世界的有效途径。

周雷，自然力研究院联合创立人。 本文认为，相对于田野本身的厚重、多重时序、关系性和现象学展开的数据排列模式，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文本型写作都属于“薄文本”（thin text）和空文本（hollow transcript）；除了民族志本身书写的问题，笔者在于检讨声音、仪式、观看和媒体建构这些仪序性讯息被民族志文本大量遗弃的现实，并思考一种多维写作的实验模式；在这种语境之下，听觉型呈现——相较于文本化的知识，具有某种抗辩的意义。

“无论什么口号主张理论政策和制度，只要是将人的卑小正当化的，我都反对。当然，身为文化研究的学人，我得全力去做的一件事，就是从社会再生产和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的角度，尽可能讲清楚，是怎样的制度、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合力将我们治得日渐卑小的。”

2013年10月，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合作主办了“东亚与乌托邦”国际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主要从历史角度探索东亚地区发展的内在思想脉络，并且尝试对思想脉络当中进步的、理想的和指向未来的那些面向进行解释。

本文旨在考察臺灣戰後「以農之名」所發起的社會運動，透過比較不同時期農運的原因及訴求來呈現當前農運的意義。本文指出，隨著現代性的演變，農運的關注焦點逐漸從階級轉為環境；從原本對農民生產要素的保障及農業生產利益的分配，轉而關注整體國民的糧食安全及地球的環境存續。

帝国、话语与文明等级破土：您的著作一直非常关注近代史中的帝国形成的话语问题。为什么您会开始关注到这样一个问题？您觉得这个问题对今天

本文希望描述生活方式电视节目在中国的发展状况，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力量和符号策略。通过详细考察一个家居装修类节目《交换空间》，分析其所塑造和推广的社会身份、社会想象、审美追求和阶层认同，笔者希望能够对处于新自由主义现代性霸权阴影下的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提供更细致入微的、辩证的解释。

越是战争爆发的非常时刻，爱国主张就越容易被人接受。政府也会通过媒体来培养民众在战时所需要的爱国之心。一般来说，在商业主义的影响下，媒体会去“倾听读者的声音”。因此，报纸不会一味地倒向政府，从而无视舆论。但在战争爆发前，一旦舆论倾向于开战，媒体就会基于商业主义的本能去迎合舆论，导致其很难与主流趋势进行对抗。

作为西方国家极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雷蒙·威廉斯创立的文化唯物主 义是种新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他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发展了自己的文 化唯物论; 特别是在构建文化唯物主义理论核心范畴中,用别样的视角,原创性地阐述了文化 观、重新评介和阐发了对“基础———上层建筑”的解读。理解和理清这两个核心问题是认识文化唯物主义的关键。

今天办公室有人说《海底总动员》第二部上映了，我还没看。但十几年前的第一部《海底总动员》在当时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父亲寻找

你以为做研究都是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吗？想太多了。一些执念的社科学者对待研究的态度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就是这么简单粗暴，不信你看。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复苏显著，中国经济却表现乏力并连连暴露出严重问题。中国模式失灵了吗？

基层的新特点正呼吁新的研究框架，而新的方法应该不仅关心国家和社会的相互关系，同时也关心二者内部结构变化，并且对于这当中各种利益团体的行为也应充分给予关注。

经济学家迷信数学模型，把经济学变成高薪的伪科学。虽然经济学被叫做最科学的社会科学学科——数学公式表面上有实证的权威以及受公众的信心——但经济学家没能预测到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学家们就像占星学家，他们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数学解释，但他们的预言得不到证实。

近、现代非汉语民族地区的历史与运动的形成，与“知识”概念的历史并非毫不相干。从亚洲腹地区域（不妨使用斯文·赫定的命名）考察“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大不列颠咒语的历史内容以及作用，会得到一个作为旁证的脉络，也是理解发生在这些地区的运动与历史的一种线索。

伴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爱国主义在神州大地已经成为强大而广泛的意识形态。90年前的五四运动，也被教科书和主流媒体定格为一场爱国主义的集体记忆。然而，翻阅故纸堆，却发现了另外一些声音。

袁世凯称帝标志着刚刚建立五年的中华民国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这一危机不仅标志着中国有从“共和民主制”向“君主立宪制”倒退的危险，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暴露了“中华民国”作为“远东第一共和国”的内在紧张；同样在这一年，陈独秀用《一九一六年》和《吾人最后之觉悟》这两篇文章，指出“人民主权”作为克服“宪政危机”的一种构想，必然会引发出更深层次的“启蒙主义”思路。“民国危机”的克服成为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语境和动力。

今天，传统的 "工人 "和 "农民 "范畴已经不再适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同时，国家劳动法规已经和实际的劳动人民脱节，相当程度上已经变成只是维护少数特权蓝领工人以及白领公务员、事业人员和大中型企业职员的法规。也许，是时候问问谁才是中国真正的劳动人民了。本文原题《重新认识中国劳动人民——劳动法规的历史演变与当前的非正规经济》，载《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转载时删去了注释。

这里讨论的“鲁迅”是符号化的 鲁迅,“鲁迅遗产”主要是指鲁迅和同时代的东亚思想家与文学家共同创造的20世纪东亚思想、文化、文学遗产,它是20世纪中国与东方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鲁迅”的“现在价值”问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东亚国家以至世界的思想、文化学术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