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卫报》10月8日在网上邀请读者向哲学家齐泽克提出问题，网友们提出的问题五花八门，从共产主义到冥想，从猫到诗歌，再从福山到全球化，看齐泽克是如何一一回应的。

当精英的利益与社会其他阶层相左时，他们的观点最重要—几乎可以无视其他阶层的看法。

从世界角度来看，“中国梦”必须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以及围绕这一现实的一系列话语构造。“中国崛起”对周边各国的影响——所谓“中国崛起”是不是同时也是“中华帝国主义”的兴起？——美国重返东亚，日本、越南和菲律宾等周边国家以及港台地区引起一系列的反应，都与这种态势有关。

朋友并不分享某种东西（出身，法律，场所，品位）：他们为友爱的经验所共享。友爱是先于一切区分的共同-区分，因为有待分享的，正是存在这个事实，正是生命本身这个事实。正是这种无对象的分享，这种原始的共-感，才构成了政治。

承继着几千年的苦难的记忆，又亲身经受了一百多年的持续的沉沦，二十世纪的中国人仍然不能正视自己的命运，仍然只能用形形色色的乐观主义——没有对立物的挑战，这些乐观主义都不免沦为肤浅——来鼓舞和麻痹自己，以至到了这个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仍然不清楚自己是处在怎样的境遇中，仍然在精神的旷野上茫然无措：我想，这大约也正是我们自己的“命”，是你我首先应该正视的吧。至少鲁迅是以他一生的精神历程，向我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

一方面是中国崛起，另一方面是中国社会的撕裂；一方面经济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在很多领域仍采取传统的治理方式。这种情形，这种特色，也将长期存在。

提倡人文的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是我们坚持教育伦理、抗拒学术腐败、争取学术自由的当务之急。而什么样的社会与文化屏蔽机制，使得人们，那些最容易被伤害的多数，低头认命而无力抗争呢？这便是新法治的任务了。

9月6-7日，北师大出版社会《东方历史评论》、单向空间共同举办了“新史沙龙&东方历史周末”。“新史学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教授策划。

在庄严的学术出版界，很少有哪本著作靠订单和名气就能打动出版商提前出版。但是为了《21世纪资本论》——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提研究贫富差距的著作——哈佛大学出版社旗下的Belknap出版社打破了惯例。该书法文版去年出版，世界银行前高级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评价此书为“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著作之一”。《经济学人》杂志称，该书可能改变我们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经济史的范式。毫无疑问，近年来没有那本经济学书籍能获得这么高的关注度。

编者按：虽然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的两本书主要目的是在哲学层面上发起思维方式的论战，并希望用于日常生活，但毕竟二人表述背后的世界解释体系才是真正有启发性的。如果仅仅按照这两本书作为教战手册直接搬到台湾或其他东方地方的话，那不但会有生搬硬套之嫌，还会将书的作用局限于思想圈子的改造，及其与社运之间形成的理论实践的二分。这种用法的根源可能在于思想体系的文本化，即从大众文化等主流的外部与之进行文本较量，而难以触及文本背后的文化生产，其结果很可能是一次思潮在历史上留下划痕。

主要代表经济精英利益的政客需要找到其他途径吸引大众。这条途径可以通过民族主义、宗派主义和身份政治找到，于是，赢得选举的将是最能“激发”我们潜在文化和心理标签的政客，而不是最能代表我们利益的政客。

或许会有人觉得这篇讲稿太过偏激，但张曼菱对大学生金刚怒目式的敲打有着独到的意义。大学如果成为文化最后的沦陷区，那么未来的希望就会更加渺茫。

我也认为在当下的时代我们需要乌托邦思想，但关键的是，我们得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哈特与奈格里的论述中，关联性和非物质性够多了！来点具体的提议，现实的政治组织和真正的行动可好？

在这篇文章中我考察了布迪厄基于误识(misrecognition)基础之上的象征性支配(symbolic domination)这一概念，并将之同葛兰西基于甘愿(consent)基础之上的霸权(hegemony) 概念加以比较。立足于在美国和匈牙利工厂中的民族志研究，我认为这两种理论都是有瑕疵的。葛兰西没有充分认识到神秘化(mystification)在发达资本主义中作为稳定霸权之基础的重要性，而布迪厄基于惯习(habitus)基础上的误识概念又因其过于深入而无法把握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的脆弱。我认为，比较分析呼唤一种新的支配概念，它比布迪厄的象征性支配更具机遇性(contingent)

香港核心价值的辩论实际上是政治认同的辩论，其中自然触及到近百年来中西文明冲突中，中国文明如何面对西方文明、吸纳西方文明的问题。

福柯在回应康德“何为启蒙”时指出，为了理解我们是谁，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需要一种当下本体论（ontologyofthepresent），从而去回答：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时代。这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去探索一种历史系谱学，去考察我们到底怎样被构成主体，我们的所说、所做、所想如何为社会所形塑，并为其所接受。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去想象一种哲学生活——关注自我的生活，从而去发现生成变化的可能。

继承第一代儒家的遗产，首先是进入以下三方面所构成的完整的问题视野。即中外文明的消长之势、儒家传统乃至中华文明传统之再理解与现代社会主义中国之命运。这三方面缺一不可。尤其不能脱离现代国家与中外关系阐述儒家传统。

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就不仅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还是一个建立和维护新的国际秩序的强互惠国。这决定了她并不能像近代以来许多新兴国家一样，目标是称霸世界，成为强权之一或最大霸主。她的任务，是要结束近代以来的、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本原则的国际秩序。

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就是以宣示主权为标志的国民国家形态。东亚各国都在殖民或者反抗殖民及半殖民的对抗过程中，最终获得了这种形态。在建设现代国家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冲绳社会所面对的那个基本的矛盾：没有准备好从内部生长出这种以排他性为特征的国家诉求，却不得不被迫接受以排他性为基础的政治系统。而冲绳的社会斗争经验则显示出另一种自由的政治想象力：他们最大限度地相对化了对于国家的认同，并以自立（而不是独立）于日本与美国为目标设定了自己的斗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