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已经到来，但它并没有带来新的真理。现在的挑战是要吸取统计学中老的教训，在比以前大得多的数据规模下去解决新的问题、获取新的答案。

近日，安德森来到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讲演“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与“海外华人认同的悖论：以泰国为例”，吸引了众多抱有身份认同焦虑 和反思“想象的共同体”的青年。安德森教授在访问期间，接受了《文汇报》记者的采访，阐述了民族主义理论面对的新的现实状况。

二战后许多国家以苏联为榜样走了“计划经济”道路，到头来却证明了哈耶克何其伟大；而八十年代后世界许多国家在美国推动下走上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其失败却又证明了波兰尼何其伟大。

作者从学术的角度进行分析，行文严谨有力，揭示了暴力学术本身就是一场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一现实。笔者的基本结论是：杨奎松对汪晖的两篇批评，第一篇是毫无掩饰的学术攻击，第二篇则是以充满肆意歪曲的“暴力学术”为基础，对汪晖进行政治诬陷。杨奎松给他自己所希望的“大陆回归健康学术风气”，增添了一个恶劣的反面案例。

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回事；毛泽东有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思想；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成因；至今仍有“文革”遗毒，专制主义在中国根深蒂固；建国后“前三十年”外交政策的得失；当下中国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注意研究其他国家（地区）转型发展的经验

2014年2月10日，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开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因病去世，享年82岁。作为《新左翼评论》杂志第一任主编，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结合”。本文为斯图亚特·霍尔发表于《新左翼评论》2010年1-2月刊的文章（原标题：Life and Times of the First New Left），载于《国际理论动态》2011年第11期（王晓曼/译；孙乐强/校）。10日，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和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接受采访谈斯图亚特·霍尔。

成熟的理论分析的特征在于，它是对表征的研究。我相信在这个意义上一切都是表征。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总书记习近平任组长。　　而从改革内容上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

从杨奎松先生的批评文章来看，他对汪晖文章尚无全面把握和理解，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即写下长文批评汪晖文章，这样的网络舆论格局客观上加持了杨毫无章法地批评汪晖的话语力量,反过来，杨奎松（等人）的批评文章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网络自由派的“政治主体/性”，在党同伐异的“非自由主义”的网络讨论过程中结成强大的、具有明显排他性的、非此即彼的话语联盟。

章永乐用历史事实反驳了流行的美国独立建国的神话——英国受到迫害的新教徒走投无路去北美寻找乐土，从17世纪英法矛盾以及与殖民地的关系的角度重新叙述了美国革命。最后作者比较了美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认为两场革命发生的历史社会环境完全不同，中国应该珍视自己的历史传统，走出自己的成功之路。

“普世价值”是中国的公知们常常挂在嘴边的概念。乍听之下，觉得很有道理。可是细细分辨这个概念的意思，就不难发现“普世价值”背后的真正发声者是谁。“普世价值”是让全世界都享受和平正义还是一部分打着幌子实现自己的利益呢？

中国的百年共和之路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北洋时期的共和政局一片乱象，政府不仅腐败而且无能，从理念上讲，南北政府是真假“共和”之争。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醒悟到，必须先搞“专制”才能完成共和革命，两次（1914年和1919年）重塑自己组建的政党。可是，这个政党仍然役有能力统一中国，政党的德性品质低劣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毛泽东带领的共产党群体能够最终建立共和，首先在于这个担纲者阶层的德性品质。

麦克法兰最大的问题在于，讲到了现代社会的诸种表征，但错误地把表征的出现当作了现代性产生的原因，事实上，只有在某种现代性根基率先萌发的基础上，才可能出现各种表征。正是这种本末倒置，使他和彭慕兰、杰克.古迪一样无法揭示“现代世界的诞生”之原因。

对每一个社会以及生活其中的社会成员而言，“社会调查”意味着什么？它首先意味着一种权力──观察社会、掌握社会实情的权力。在有关社会调查的制度中，我们的“社会”、“社会成员”，其实多只是被设置为调查的对象、被诠释的客体，其本身却并不具备研究社会、了解自身的基本条件。学生们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其自主的城市社会调查，为我们展现了 “自下而上的社会调查”的一种可能性，以及“社会自我发现”的途径之一。

《自我分析纲要》不是传记，是布尔迪厄对自我的社会分析。布尔迪厄对自己采取了批判反思的视角，仅仅选取了自身经历中从社会学观点来看直接相关的特征，也就是对社会学理解和解释必要的特征。他低微的出身与学业的成功产生了他分裂的习性，这种习性与他积累的学术资本一起，在知识场的作用下，导致他独特的实践——通过对立面的协调，把宏大的理论抱负与低微的研究对象相结合，以求创立一种总体性的实践

阿尔都塞在此文中区分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与个体学术研究上的自由主义，分析了学校的劳动分工，以及建立在“有知无知”关系上的教学关系。为了求得知识上的真正平等，他也对应该构建怎样的师生关系做了建议。

中国宪政史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这个词的构成就已说明，它必然涉及到对中国的认识、对宪政的思考以及对历史的理解。首先，中国绝对不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而已，也不是以法律拟制的公民身份为基础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以血缘关系等自然情感的纽带联合起来的文明，在文化历史中形成的"命运共同体"。我们为不得不把中华文明的历史剪裁为宪政史而惋惜，但这也正是"文化自觉"观念的价值来源，把它延伸到学术研究中，便成就了"学术自觉"的要求。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才是大学应有的本原面貌。如果大学缺乏独立思想和多元标准，丧失人文情怀和时代使命，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一个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就失去了支撑的基础。

我們當時的心境是有些類似的，我們都嚮往民主、開放的社會，對國民黨長期的禁錮與封閉深惡痛絕；同時，作為臺籍知識分子，我們也希望「臺灣人」早日獲得他們理應擁有的參政權，不再由「外省人」「獨霸」。正是在這種「熱愛臺灣」，希望臺灣明天會更好的期盼下，我們寧願放棄古典文學，走向臺灣文學。

當文革神話急遽消散，顛倒的歷史不知又將顛躓到何方，七十年代末，帶著困頓的心情我回到政治高壓依舊的臺灣。天翻地覆之後，再度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自知因為資料的限制，已不可能繼續才剛起步的大陸現代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