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要的问题，不是去了解我们以前无知的事情，我们意识不到的事情，就像阿尔都塞认为的那样。相反，我的意见是，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视作一个这样的人，即可以打造出另一个世界的人，而这个世界将与现在这个令他们水深火热的世界截然不同。

赵刚老师清醒地认识到台社“历史的无关”的知识状况，以及与“土左”形成断裂的“洋左”作风导致“台社以社会运动取代革命，以改革取代解放，以西方等同于普世，以政治正确等同于激进，以中国等同于东方专制或革命堕落或极权体制，左翼传统中的反帝、反殖，与第三世界，在其的话语中虽然并没有完全缺席，但其所联系的思想资源基本上更接近后殖民，而非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传统”。

本文探讨琼 斯科特的《社会性别:一个有效的历史分析范畴》的问世对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影响,着力勾勒了社会性别分析范畴在中国大陆和欧美的中国历史研究界相互关联而又截然不同的学术发展轨迹。在英语学术界,斯科特的文章标志着重大的概念上的转变,推动此后的研究走出仅限于对妇女的思考,引向对社会性别的关注;走出男女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而作更广阔的对权力关系的探究。斯科特关于文化符号、规范性概念、政治社会体制和主体性身份的重要性的论述,帮助催生和组织了英美中国历史研究界有影响的新研究成果

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欧博文指出很多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国的经验证据就很容易“击破”它们的普遍性。此外, 欧博文指出中国研究变得越发空洞，这主要是由于课题专门化以及学科专门化 。

为什么要从事“礼物”的研究呢？“礼物”一词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术语，远非人人熟知。“礼物交换”作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只为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专业人士所熟知；而在被结构主义推广成为人文科学的话语模式之后，它自身却被更时髦的理论话语（象征、交往、文化等）所取代；直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尤其是他对“礼物”的解构之影响所及，“礼物”话语才超出纯粹人类学或社会学的领域而成为人文科学场域中的关键词。今天，“礼物”正激发人们以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我们旧有的各种知识

所有关于人的思考，所有现代文明创造出来的学科学术，都是以“人是注定要死的”这件事为前提。如果人类文明能突破的话，我们今天想像的人就被抹除了，我们要重新定义智慧生命。我们要进入文明的另一个段落了。 但是我说，这个时刻遭遇到另外一个时刻，就是文明见底儿了，我叫玻璃屋顶。一方面是玻璃屋顶，一方面是大突破在即，这两个东西遭遇，使得未来变成了一个真切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未来了？

一、福柯晚期思想中的伦理转向问题在《性史》第一卷出版八年后，福柯在《性史》第二卷的开篇就宣告了自己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向。这一思想转

作为天下三分之计的东亚论崔元植徐黎明　译╱白池云　校订一，第三世界论与东亚论的萌芽第一次提「东亚」是在1982 年。在为《韩国民族主义

本书着重探讨政治的文明性，即探讨能认可对手的人性的习惯与习俗，尽管它们与对手之间可能存在残酷的竞争。这一主题在我专攻的欧洲思想史里，没法纳入现行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我试图把现在的研究主题与过去的研究衔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迷上了马塞尔•莫斯的名著《论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礼物交换一度从现代欧洲话语中消失，后来又回到了现代欧洲话语。莫斯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切入点，让我深入研究更详细的礼物交换史。

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布洛维所提出的不同社会学传统或分支的历史性和在地性，这也给我们提供了空间，来反思他基于市场与社会二元论所提出和引用（如波兰尼）的能动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是否可以适用于中国？也许，如何理解中国复杂的“国家”性质，才是发展中国的公共社会学乃至公共传播学的逻辑起点。

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另类实践计划时，直面文化与情感的政治至关重要。借助文化经济学(cultural economy)与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以香港的经验为例，本文尝试指出，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affective-symbolicorder)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而在当代香港的情感-象征秩序中，不断(再)生产和(再)传播的意义和情绪，主要是由新自由主义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觉所构成的恐惧和苦闷。

这次论坛主要关心的是文化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可能性，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自然和我们对文化研究现有知识框架的不满有关。

2015年10月19日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举办了第十二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这期论坛的主题是“文化研究的政治理念与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理论学科建设”。孟登迎和谢俊作为论坛主要发言人就“文化研究”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和与会学者展开了讨论。

资本主义并非是由私有产权和利伯维尔场主导的经济系统，也非建基于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而是一个由各种特定的意义和情绪构成的情感-象征秩序 ，支撑着社会政治领域中的各类垄断践行。

在哈维看来，哈特和奈格里把握住了当下资本主义的某些关键转变，如工厂不再处于斗争的核心，城市和共同性对当下分析的重要意义等。但哈维也提出了批判性质疑，如两位作者消解了阶级的中心地位，而他是坚持阶级中心论的，两位作者过度依赖斯宾诺莎，忽视马克思，过渡强调奇异性、非物质劳动、生命政治与生命权力的概念，而忽略马克思的虚拟资本以及马克思自己关于政治主体生产的论述。最后，哈维呼吁更为具体的革命理论，来指导当下的斗争。

长期以来，政治理论执著于揭开政治体系黑箱、给权力的野马套上缰绳，却忽视了“人民从何而来”这一贯穿现代政治的基本命题。本文讨论了在民族国家、政治国家与共和国这三种国家形态中“人民”的整合方式及其困境，由此揭示了“人民性”的丰富内涵，以及人民作为一个整体、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本相。人民成为“上帝”的过程，也是历史、文化、美德、民族、国家、教育、革命、阶级和法律相继或者交替被纳入“人民整合术”的过程。政治正当性一旦缺失，只有通过重新整合出人民才能复元。

本文发表于《视界》第13辑，原有编者按略如下：这是一篇风格明快的论辩文章，论争的主题是秦晖先生关于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论述，真正关注的焦点则是当代中国日趋严峻的“三农”问题。秦晖先生的立场非常清楚：用“美国式道路”（这是中国应当走的道路）对抗“普鲁士道路”（这是中国错误地走上的道路）。吕新雨首先质疑的是，秦晖先生在什么意义上歪曲了列宁关于“美国式道路”和“普鲁士道路”的论述。但她的文章最有价值的部分却是恢复“美国式道路”的历史本来面

在当今国内文化保护运动中，如何界定需要保护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由谁来界定？是我们（学者抑或政府）还是他们（实践者）？界定的标准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既是运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人类学（民俗学）需要思考的深层理论问题。于实践者而言，生活场域的所有文化，无论新的还是旧的，都具有同等价值，包括外部界定者认为的所谓无用或糟粕的东西。

李泽厚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是一篇在1980年代影响巨大的文章，本文与李泽厚的这篇著名论文展开对话，试图反思80年代以来主流的启蒙思潮，并打捞更具中国感觉的革命经验。与李文弃“革命”而取“救亡”的做法相反，贺文将“救亡”的命题置换为“革命”。文章认为，中国共产革命成功的历史经验在于对五四精英那种狭窄的启蒙观的超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建立起一种有效的互动方式，他们对于工农等社会群体并非单向的启蒙，而是通过对其心理、情感与意识的感知与理解，尽可能地召唤出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