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刻意模糊其自身特征，将自己伪装为一般性的商品生产。通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人本身

本文认为,西医的进入首先影响到了中国人对身体的认知和感受,这种感受又与中国人对空间安排的认知密不可分,西医的进入破坏了传统中国的熟人社会对人伦关系的界定,而带入了一种称之为 "委托制 "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制度化,就与许多现代体制的运作相配合,最终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同时,政治也通过以医疗为手段的动员策略而被赋予了民族主义的新内涵,从而为现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变革提供了依据。

虽然新帝国主义具有以和平扩张手段控制世界、文化霸权、军事霸权、金融霸权等新特点，实质上却没有什么新的变化。

“赤裸生命到场之处，（大写）人民也必到场”，而且还必须立即补充一条，将此原则颠倒过来说同样有效，即“（大写）人民到场之处，赤裸生命也必到场”。而如今，通过虽则不同但仍是类似的方式，消灭穷人的资本主义民主计划不仅在其自身内部再生产被排除的人民，而且也将全部第三世界人口转变为赤裸生命。

艺术实践难以逃离体制，青年艺术家只能以试错的方式进行局部微观对抗;回溯五四及以后的青年的历史与革命思潮，能给今天带来怎样的反省?

近年来，中国政治的核心决策层越发感受到社会舆论和传媒业发展带来的挑战。可排除任何政治偏见，一轮又一轮的媒体产业再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治理问题：市场化和资本化被反复当成拯救“主流”的路径，被认为是“国家”有效进入“社会”，赢取“注意力”的手段，而市场化和资本化却不断制造着“主流”的叛逆，走向预期的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

剑桥左翼科学家在知识趣味上常不拘一格，他们有点像二十世纪的文艺复兴人。——刘禾《六个字母的解法》

有了微博微信以后，人人可以言说，谁说得最漂亮、最极端、最俏皮、最刺激，谁就最占有舆论的市场。

可以说，能否对当代中国大陆道德、精神状况问题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乃是决定当代中国大陆人文学术能否深切扎根我们这块土壤的决定性试金石。并且，能否在这一问题上有实质性认知突破，不仅涉及当代中国大陆 “人文知识分子们 ”的“人文 ”工作能否真正成为 “当代中国人文 ”的问题，还涉及这批 “人文知识分子们 ”能否在政治 —经济视角理解当代中国大陆过重、过大的情况下，把人文理解当代中国大陆的视角真正建立起来的问题。

Frontiers of Literary Studies in China主编为美国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副主编为UCLA荣休教授Theodore Huters（胡志德）和斯坦福大学王斑教授。本刊拥有一支高度国际化的编辑队伍，旨在呈现全球范围内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参与当今世界所共同关注的学术、文化和社会议题的批评和对话，所刊发的稿件涵盖中国文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如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文化研究等。

种族优越感在潜意识中成为这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我们中国”制度文化的特色来源于种族特色，制度文化的优越来源于种族的优越，这个优越甚至可以追溯到人类演化时期。作者成功地把黄种人的神话相对化了，质询黄皮肤被赋予了什么意义。

本文系2012年对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一次采访，这次采访中他谈到了经济危机、作为宗教的资本主义（参看本雅明）、历史在欧洲文化认同中扮演的角色、“生命政治”、“例外状态”以及当代艺术的命运（博物馆和商品化的两难处境）。

托马斯·皮克提（Thomas Pikkety）《21世纪的资本》英译本出版后引发了一系列讨论，诺奖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三篇书评，称该书引发的是 "皮克提恐慌 "。皮克提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间接涉及中国国内关于坚持中国道路还是仿效美英模式的争论，值得中国学人和领导者认真思考。

本文围绕“信息技术如何与学校教育相结合”的问题，以上海“二期课改”对信息技术的运用以及实际形成的“技术学习领域”为例，说明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学校教育吸纳和使用信息技术时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国家在信息化社会遭遇的知识生产的难题。如果不能及时认识和处理这一难题，国家越是大力推动改革，改革后的学校教育所指导的知识生产和创造，就越是可能脱离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对这一难题的思考和回答，应该成为启动下一轮课程改革的前提。

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中关于未来的观念与跨越式批判,即 "通过康德解读马克思,透过马克思来解读康德 "是相关的。这一批判的核心在于展现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所实现的双重颠倒:不仅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上下颠倒,同时还包括 "事前 "与 "事后 "的前后颠倒。正是后一颠倒使得康德的思想与马克思找到了共同点。康德的事前性思维对于理解马克思关于未来,即作为一种运动的共产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重构的意义。

（一）五四了不起刘再复：今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香港三联约我一本书，我就把这两年发表的有关于五四的访谈、对话、文章汇为集子，...

朗西埃认为，包法利夫人的罪证在于混淆了艺术和生活，将日常生活审美化。

当下日常生活中的时间观并非天然形成，而是现代化的产物。时间体系伴随着工业、贸易和殖民的发展，逐渐统一和标准化，并不断扩张，最终占据了整个世界。

如今，“民主”的社会内容已被抽空，这个概念跟阶级之间的社会或经济权力的分配毫无关系。公民权利确实更为广泛，但是这些权利并无实际意义，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甚少。民主无法解决剥削，只要资本主义依然存在，真正的民主就不会出现。

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奠基者，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创立者，以及一个有同情心同时又很挑剔的观察家, 理查•霍加特具有独一无二的反映文化研究40年历程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