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书(六):陈达洪:我把家乡遥望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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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书(六):陈达洪:我把家乡遥望
关键词:底层 乡村 故乡 体制
本文作者从小生长在四川农村,在父母的辛勤培养下,读完了大学,然后顺利进入了国企工作。但是为了在城市立足,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不得不从体制内折腾到体制外,但又为了要给家庭提供稳定的支持,他又从体制外折腾到体制内。
                               一
    又是一年高考季。6月的重庆,前几日还是30多度的炎热天,今日却下起小雨,空气很清新,偶尔有凉风吹过,这样的天气似乎专门为参加高考的莘莘学子而准备。公司有几位同事,他们的小孩今年参加高考,前两天他们就请假回去陪孩子了。这些同事,跟当年我的父母一样,放下了工作,放下了挣钱,放下了很多大人重要的事情,所有的心思、感情和希望都投注于孩子的这关键一考。
    2000年的那个春夏,我在我们老家镇上的高中为高考做最后冲刺。
    学校在镇子的边上,从镇子中心出来,过了一座小石桥,上一个小坡,学校就在坡顶上。学校门口有一棵大黄桷树,像一把大绿伞,遮住了一大片水泥地面。围墙外面是一片农房和庄稼地,春夏季节,地里种上了红薯和玉米,快要高考的这几个月,红薯叶已经盖满了整片地,玉米在红薯地里已经有成人一样高了,整个浓绿的一片,一直蔓延到小河边。那条河,名为梓江,水面宽阔,水流平缓,从学校外面绕过一道湾,向下游汇入涪江。我高中三年的日子,都留在了这里。
    学校规模比较小,我所在的文科只有一个班,高二的时候还有五十多人,到参加高考的时候,班里仅有20多人,且包含补习生。在乡镇高中,绝大部分学生是因为家里管不住,便送到学校混日子,拿个高中文凭。高三第一学期,班里几个同学选择了当兵,更多同学没有参加高考就跟着村里的人进城打工或做生意去了。最后留下来的,应该都是农村的有志青年,对大学校园充满了向往,心中还有梦想,还有激情,还有拼搏。剩下的这些人,尽管学习成绩参差不齐,但对自己都没有轻言放弃,很多人都做好了思想准备,今年考不上,明年继续考,读不了本科,读个专科也不错。我也在这群人当中。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常在耳边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读下书是自己的,脑子里有知识,贼都偷不走。不好好读书,就只有回来给牛充老子。
    父母年轻的时候家里穷,想读书,没有那个条件。大字不识的他们,却明白读书的道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能好好读书,早点走出这个穷山沟。
    是啊,家乡很穷。村子在梓江边上,通向县城的公路沿江而行。公路的一侧是高山,连绵起伏。进村的道路七弯八拐,沿着那条时常泥泞的村道,经过一片水田,拐过几条小水渠,沿着山脚向里行,才能慢慢看见我家。我家就在半山腰上,三间不宽的砖瓦房在一块狭长的平地上立着,山脚下是一片片水田,高低错落。早晨起来,推开门,对面的青山扑面而来,耳边是农民耕地的吆喝声。
    我家有三口人的地和田,都是七零八落地分散着,田在山下,地在坡上,层层分散,全家人就靠田地里的作物生活。父亲是木匠,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和村里人走出山沟,去外面闯荡,快过春节的时候回来,过完春节又走了,农忙时节从来没有管过家里,就这样年复一年。我和母亲也就这样年复一年地重复着山里的生活,直到2000年夏天我考上了大学。
    父亲在外面打工的日子,我和母亲在家,放学回来就帮着做家务,农忙时节也要到田间地头跟母亲学着做农活,割麦子、掰玉米、种花生、摘棉花、挖红薯、插秧苗、采桑叶……一样样跟着母亲学,照着大人的样子做。到我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学校放假了,我就成了母亲的帮手。全家的农活都压在了母亲身上,母亲也时常抱怨父亲,农忙的时候家里也没个依靠。我在学校里淘气惹了事,回来后母亲对我就是一次痛揍,然后罚我干活。母亲常对我说: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就过这样的日子,子子孙孙都在这穷山沟里。
    父亲在城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几乎每年都要换新的地方,天南地北,可以说是第一代农民工。父亲每次回来,都会带回外地的特产,夜里,全家人坐在灯下,边吃饭,边听父亲聊外面的见闻。父亲爱喝酒,家里的泡菜、花生就是他最好的下酒菜。父亲边喝酒,边讲述他在外面的新鲜事,一口酒,就是父亲的一段经历。我坐在桌边,很规矩地听他讲,对他充满崇拜,也羡慕他在外面的生活。所以每到年底的时候,就盼着父亲早点回来,盼着他给我讲外面的世界。父亲也总是说:还是读书好,自己年轻时没有读下书,在外面打工总要吃亏。
    就在这个山村里,听着父亲的故事,看着母亲的背影,我一天天长大。我相信,读书才有出路,读书能改变命运。
    我在村里的小学读到了五年级,六年级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去读。每天早上要背着饭盒、米和咸菜,走四十分钟的路,到镇上读书,下午放学再走回来。小学毕业时,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县城重点中学读初中。初中毕业那年,考上了另一所重点高中。因离家太远,父母放心不下,于是我又回到了镇上,在镇上的高中读书。
    高三那年,班里仅剩的二十几人,成了学校的宝贝。老师经常为我们免费补习,开小灶。每天早晨,我和宿舍的几个同学,沿着学校门口的那条公路跑上好几公里,然后就是自习,上课,做题,考试,评卷,再做题,这样不断地重复,不断地锤炼。
    我们二十几个人,一同走进了高考考场。在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中,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记得那一天,村里比往日里热闹了许多,我考上大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那天,父母在掰玉米,听到这个消息,把掰好的玉米丢在地里,直奔家中。
    那一夜,父亲喝了许多酒,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喝多。我才发现,这几个月,父亲也在陪我一起高考,不觉中白发已经爬上了头。
    那年的九月,父亲要送我去学校报到。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父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去。晚饭后,母亲帮我收拾好行李,备好干粮,还不忘仔细叮嘱:幺儿,现在都成大人了,自己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读书要抓紧,不要忘了山里的苦日子。
    这一夜很漫长,我一辈子都记得。
    因为要走很远的路,还要转几次车,天刚亮,村里广播开始的时候,母亲就做好了早饭。吃过饭,母亲把我们父子俩一直送到村口。那天早晨有些薄雾,路旁的野草上有露珠,出了村口,鞋上沾满草叶和露水。
     开往县城的车来了。母亲在车窗外,看着父亲和我。车开走了,母亲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还有那生我养我19年的小山村。
    在县城,我和父亲转道绵阳,从绵阳坐火车,一路北上。这一走,至今已是13年了。
 
                               
    在西北的一个地级市,我度过了美好的大学时代,然后便是参加工作。我顺利进入了一家大型国有建筑施工企业。
    2004年的夏天,在单位经过一个月的岗前培训后,我被安排到泸州的泰安长江大桥的建设工地上,在项目部办公室当见习生,后来又当了项目部办公室主任。在这个工地上,一干就是两年半。
    2006年春节,我在泸州工地上度过,陪伴我的还有春节期间在工地值班的同事,他们都已习惯了独在异乡的生活。父母从村里打来电话,叮嘱我过年了,不要喝太多酒。电话那头,父母问长问短,我不在家,他们过年都没有意思,凑合着煮碗面就算是过年。第二天,母亲打来电话,她和父亲吵架了,父亲到亲戚家过年去了,她一个人在家,吵着要到我工地上过年。好不容易,把她劝住了,父亲也很快回去了。
    世人都说,春节盼团圆。父母子女在一起,那才是家。自从我走出村子的那一天,我们一家三口总是聚少离多,我在外面上学、工作,父亲在外地打工,母亲在家里守着那几块田和地,一人一个家。母亲常念叨着:什么时候我们一家才能在一起啊?母亲习惯了父亲不在的日子,却放不下我在外面的日子。工地上不忙的时候,一年我也要回去几趟,去把母亲探望。
    我参加工作后的这些年,父亲身体尚好,过了春节还是要出去打工。母亲催着我早点结婚生子,让父亲歇下来,一家人也好生活在一起。四年前,我终于落下根,在重庆买房、结婚、生子,有了自己的小家,也把父母接到了身边。父亲不再去打工了,母亲不再为我牵挂了,一家人终于聚在一起安享生活。
    而家乡的那个小山村,留给我更多的是年少时的记忆。回乡,期待、热切,是熟悉又陌生的行程。
    习惯了城里宽阔平整的水泥路,习惯了工地上的车来车往,进村的那条路感觉比小时候更长。前些年,村里积资修路,水泥路一直修到原来的学校,从学校到我们生产队上的那条路依然是土路。如今队上常年在家的只有5户人。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队上还有20多户人,现在队上的人越来越少了,留下的多是老年人和小孩。那些长年在城里打工的、做生意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安了家,落下根;条件好的,把老人和小孩都接到了城里;一般打工的家庭,在镇上给老人和小孩租了房子。
    这条进村的水泥路,从计划到筹资到正式修建,经历了好几年的争论。老百姓不相信村干部,怕再多的钱也填不饱他们的官肚子,那些早年在外闯出名堂的人,几年也回不来一次。村上也想尽了办法,找尽了人,费尽了话,村民筹集一点,乡上给一点,在外面闯出名堂的人捐一点,政府给老百姓补贴的再截留一点,这条路终于在争议声中修起来了。
    春节,我们一家人回到村里,我把车停在村口,一路走进去。父母落在后面,我和妻子,牵着闺女走在前面,闺女一路蹦蹦跳跳,一会去捡路边的小石头,一会又拉我去摘农家院里的柑橘。农家院子里没有人,大门紧锁,院子里全是枯黄的草,柑橘树下掉落一地黄黑色的果子,都烂了——看来这户院子好长时间没有住人了。
    一路走进去,碰见在田地里干活的老人,父亲走过去,递上一支烟,你来我往地聊了一阵。父亲回来说,他家就剩下老两口在家过年,儿子年前回来,把孙子接到城里过年了,年后再送回来。
    回到家,我们把屋子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拿着祭祀的供品,要到一座座坟前点香、烧纸、磕头、培土、放鞭炮。我们在杂草间寻找着通向祖先墓地的路。小时候熟悉的庄稼地如今已是杂草丛生,地里的小树苗已长到大人般高了。
    良田荒芜了,杂草已盖住了从前的小道。农家院子废旧了,一把铁锁,锁住了过去,锁住了年幼时院子里的欢闹。很多年的春节,我都没有再见到儿时的伙伴,那些一起读幼儿园,一起读小学,一直到高中的同学,我再也没有听到他们如今的消息。他们也许和我一样,在异乡的某个城市,有了自己的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还能记起自家院子有几棵果树吗?老家的旧房子还能经得多久的风吹雨打呢?
    每年夏秋季节,大雨过后,父亲都要独自回乡下,怕老房子因漏雨而坏了。父母常说:城里消费水平高,空气又不好,到处都打挤,还是乡下好,什么都是绿色天然的。他们想,等孙女再大些,两个老人就回乡下生活。妻子便跟着说,哪年回去把乡下的房子收拾一下,放假的时候回去度假,穷浪漫一下。闺女更高兴了,天天闹着要回老家,回去摘花花草草。
    面对熟悉又陌生的山村,我更多的是茫然。
 
                               
    有了家,有了闺女,我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时常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虑。这种焦虑,常常折腾着我。
    2007年,我调回公司本部上班,但那种种机关作风和微妙复杂的人际关系,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曾在在电话里向母亲哭诉;曾夜里买醉,第二天按时醒来,饿着肚子上班;曾几次报名,参加公务员招考;也曾萌生自己创业的想法。
    几多挣扎和折腾,磨尽了我的锐气。慢慢地,我学会了审时度势,学会了察颜观色,学会了插科打诨,学会了推三阻四,在一路困顿和迷茫中走了过来。
    自己当家了,才知油米贵。月底要交房贷,工资卡上的钱只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妻子的工作不稳定,收入时有时无。记得参加工作的第一年,月工资是1150元,第二年见习期满,月工资是1700多元。这些年,工资制度也经历多次改革,但同等职称和职务,我们的工资比同行单位相差甚远,甚至不如同行的奖金。目前的收入,在这个西部的发达城市,只能算是中下水平。我拿什么来养活家人?我每每焦虑于此。
    企业年年在改革,营业额和新签合同额年年攀升,但企业的效益呢?员工的收入呢?繁荣的表象和统计数字,究竟掩盖了多少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员工心里清楚,领导也心知肚明。
    我常常为生计担忧,为前途发愁。装修新房的时候,贴地砖的工人师傅说,他两口子一个月接上两个装修活,收入在7000至8000元,我当时惊呆了。春节时,我幺爹从新疆打工回来,他在建筑工地上做粉水,干活时间四到五个月,收入十几万很轻松。我不敢相信,在我的传统教育中,打工者,社会的最底层,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收入。
    我羡慕了,也动摇了。小时候,父母说读书能改变命运,难道说我读书改变的命运就是进出写字楼,坐在办公室,不流汗,拿着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吗?我很羡慕那些打工的,干活挣钱玩命一样,生活像神仙一样,挣钱挣得痛快,生活活得潇洒。
    我在这个企业里工作,成长,已经九年了。前年,我果断地离开了企业,去外面折腾了一番。离开国企近一年的时间里,我终于抛开了那些迎来送往,抛开了那些华而不实,抛开了那些奉承和算计。那一年,我的工资收入有了明显增长,工作关系很单纯,工作生活、上班下班很分明,下班后、节假日我可以安心地陪家人,可以和朋友邀约游玩,可以关掉手机安心在家睡觉,可以拒绝一些酒场和饭局。我和妻子是先结婚再谈恋爱的类型,曾经一度紧张的夫妻关系在这段时间渐渐改善,现在终于有心情、有时间享受爱情的甜蜜、家庭的温馨。
    离开国企的这段时间,我体会到了体制之外的活力和自由,也结识了一批不同行业、不同经历、不同志趣的朋友。这些朋友很真诚,做事也很有想法,跟他们在一起,我才发现过去的这些年已经让我变成井底之蛙,单调的工作和生活、体制之内的谨慎和压抑,消磨了我的激情。我缺少他们的那种闯劲,缺少那种洒脱,缺少生活和做事的灵气。
    我被体制磨灭了,被体制毒化了,被体制耽误了。
    这一年中,我换了好几份工作,在不断的辞职与求职,不断的跳槽中,才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真是太多了。而我已年过而立之年,父母一天天老去,孩子还小,还有什么资本去竞争,去过不安定的生活呢?我很快就发觉,虽然我对“体制内”有着种种不满,但我已经难于适应脱离体制的状态了。
    在外面的这些日子,工作的不安定让我对那些曾经的幼稚、曾经的理想质疑了。人生很短暂,经不起几翻折腾,像我这样从农村出来的青年,没有靠山和资本,有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才是当务之要。
    去年的夏天,我又折腾回来了——从体制外又回到了体制内。没有了理想,没有了冲动,只剩下老老实实做事情,不再东想西想的了。不知道,我是被体制中毒太深,只能在体制内解毒疗伤,还是对体制恋恋不舍?如今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养家糊口。
    路很漫长,我肩上的担子不轻当初。那些当年像我一样离开山村的伙伴,也都年过而立了,或许也像我一样,正经历着种种折腾和挣扎,在遥远的路上拖家带口,风雨兼程吧?
                                  
                                                                 2013年端午节于重庆
 
 
作者简介:陈达洪,四川人,现居重庆,某国企基层政工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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