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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访谈实录3：私营、国营与代际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4-05-03 21:02:05 阅读：
这组访谈中的劳动者都从事服务业，除了职位不尽相同之外，他们还有着明显的国营/私营、新/老代际之分。
劳动者访谈实录3：私营、国营与代际
编者按：这组访谈中的劳动者都从事服务业，除了职位不尽相同之外，还有着明显的国营/私营之分。从工资上来看，除了体制内退休返聘的老员工待遇还不错，其他的劳动者都明显感到在国营单位工作挣得太少，不如在私人企业挣得多。而从代际上看，国营单位的老一辈劳动者的工作往往稳定性更高，即便对工资待遇有所不满，他们也几乎不会轻易更换工作。对于社会不公，他们的态度也更加温和、世故，认为能够起决定作用的是“上面”的领导，自己当然是无能为力，只能不断适应，“人要想得穿”。而年轻一代的服务业从事者，多是外地来上海的打工者，他们一般流动性更强，经常更换工作。一般的服务业工作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工资待遇也都类似，他们虽然可以藉此频繁更换工作，却始终难以获得上升空间，因此，他们中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最好的出路是回到故乡开店、做小买卖，自己当老板。然而他们对此也并没有明确规划和十足把握，面对未来，他们依然充满迷茫。
时间：2014-1-17 13：00到15：30
地点：延吉地区的靖宇路
成员：卫伟，吴颖文，袁剑，沈禅玥
执笔：卫伟，吴颖文，沈禅玥，袁剑
综合整理：袁剑
人物A：某某饭店小王
访问：卫伟、沈婵玥
执笔：卫伟
称呼：小王
工作时间：上午9:30-11:30；下午4:30-9:30
工作内容:点餐，上菜等。
小王的个人信息：江苏人，95年生。小王说她喜欢读书，但不喜欢上课。家里有个弟弟，弟弟比她更不爱读书，去上学总是打着进去，又偷偷跑出来。她16岁就跟着父母到上海，去年父母不再出来打工了，原本他们也不让她出来，但她不同意，还是来到了上海。当我们看到她时，她身上披着军大衣，脸很小，有点像社会主义时期的文艺兵，一个人安静地坐在那里，用手机看着灵异片。
工作情况：小王是看到饭店门外的招聘，直接进来应聘的。之前几年在上海也做过餐厅服务员。她说这是比较容易找到的工作。饭店包吃包住，宿舍就在附近，走路大概只需七八分钟就到。店里还有两个同学在一起做。上班时间9:30-11:30；下午4:30-9:30，下午休息的时间可以回宿舍或者做自己的事情。
刚开始做服务员的时候每天泡脚，现在时间久了就习惯了。饭店点餐是用点餐Pose机，她觉得这些都很容易操作，不存在什么难度。菜式也是时间久了就全部都知道了，没什么难的。但是她觉得服务员最大的不快“就是受气”。据她说，客人在这里出钱吃饭，有时候心里不爽，就把这股气撒在服务员身上，而她们只能受着。有时候她不理他们，或者叫其他人去点菜。在她的叙述中反复强调“就是受气”。而在他们受气的时候，店里领班却什么都不管：“他们不管这些事情的”。也就是说，当他们受到客人气的时候，都需要自己处理和消化。另外，店里还有规定，如果客人投诉，被投诉的人就罚款50元，服务员一天的基本工资也就70块。被投诉人没有申诉或辩解的空间，客人一投诉就是50块。与此同时，店里有条奖励措施，表扬3次，奖励50。受客人的气是小王最不满意的，可是却也没有被客人投诉过；与此同时她高兴地说自己还受到过表扬呢，但没有拿到过奖励金（说到表扬，小王还是表现出高兴地模样，尽管因为次数未满3次，没有拿到奖金）。
小王的工资就自己用，不用给父母钱，而且现在她在使用的电子“大件”还都是父母购买的，这次新年回去父母还要给她买NO5（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太先进了）。她20号就要回家了，辞职不干了，回家的车票也是父母买的。她觉得自己手头有钱可以自己花，还是很不错的。平日里也会和朋友一起出去吃饭等等。
她说明年自己想干卖衣服的工作，自己也可以穿。她对工作服是军装没有什么意见，穿着出去也觉得还可以，但她不喜欢戴军帽，觉得戴这顶帽子丑死了，头发也要扎起来。在她军装上别了三个漂亮的发夹，是从朋友那里抢来的。
她最不喜欢客人称呼她“小姐”，小姐是外面那些干那个的……还有客人叫她们同志，还有叫小红卫兵的，这些称呼她都不喜欢，但还是会答应。她最喜欢别人称呼她小姑娘。
人物B: 某某饭店收银小姑娘
访问：吴颖雯、袁剑
执笔：吴颖雯 补充：袁剑
称呼：小姑娘（93年出生）
工作时间：每天9：30-14：00，16：30-21：30，一月休四天
工作内容：收银、订餐、盘酒水等
工作情况：一共两家店，共三个人可做收银，有时能找到人代班，可以休息。找不到人就休不了。一个月休四天，如果没休满就补钱或移到下月一起休。对于这份工作，她觉得工作时间较长，但相对工作量不算太大，忙的话感觉比较充实。但也遇到一些问题，比如，账上有出入，少钱就要自己赔。也有的时候会遇到蛮不讲理的顾客，不被理解。
说起老板，她觉得老板还是不错的，不经常来店里，会下放权力。平日提供三餐，鱼和肉较多，每天还换着花样烧菜，有时本帮菜，有时湘菜。过节时会给员工加菜，还送一些东西，比如端午节送粽子、平安夜一人给了两三个苹果。每个人福利都一样，有时服务员还是优先享受福利的。店里一个月还会组织一次聚餐和唱歌。相比过节加工资，他们其实更乐于收到老板的慰问。
今后打算：已经工作一年，过年之后可以涨工资了，但准备辞职。父母觉得做服务员工作时间太长，希望女儿回家相亲。对于今后如何打算，她比较迷茫，不知道能干什么。想跟妹妹学化妆，然后开一个店，做美甲之类的生意，但是又对自己做生意没有信心。
关于家人：爸妈不容易，上学时做过寒假工，为了赚钱，减轻一些负担。同时也能学一些东西，看看社会。父亲不太说工作累，苦一点无所谓，只希望女儿好。
关于劳动：对于自己的工作，她说不知道这算不算是劳动，只是做好本职工作。她认为脑力劳动其实更累，而且工资也不一定高，体力劳动不动脑，相对轻松点。工作中，认识一些人，相处了多也有了感情，离别时会很难过，但也因此有了些人脉，过年后她打算去湖南长沙旅游，由之前离职的湖南同事做向导，带着一起玩。
补充：在访谈过程中，这个小姑娘的态度很乐观，说话比较成熟，基本上是问什么答什么，很少会主动透露有关餐厅的情况，涉及老板的话题，她会积极维护老板。她称老板为“哥哥”，是她的远房亲戚（这个身份很重要）。她一进来就是做收银，一般而言，老板都比较重视收银这个工种，而轻视服务员。这种身份和她对老板的态度应该有很大关系。
在谈话中，她对她自己的工作和工作环境均持正面性态度，即使自己的工作时间也很长，或者出现无赖的团购客人、记账出错、工作无聊这样的情况。她基本不谈对服务员的看法，而实际上，显而异见的是服务员们对她的工作负面意见很大。
人物C：烟店售烟大叔
访问：吴颖雯、袁剑
执笔：吴颖雯
称呼：大叔
工作时间：7：30-19：30，做一休一
工作内容：卖烟
工作情况：这个店属于烟草公司开的国营店，实行两个人轮班制，春节不休，但有三倍工资。每天大概能卖四、五十条烟（访问过程中陆陆续续有人买烟）。待遇不高，一个月两千多块钱。访谈时，大叔认为站柜台没发展（原话：老婆都找不到了，人家说你站柜台的，谁要啊，哈哈！），现在年轻人也不要干这个工作。他文革的时候上的学，毕业以后根据家庭情况分配到国营店上班，08年左右，之前工作的店倒闭了，在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借调到现在的店工作（非正式工）。现在还有几年就要退休了。他觉得这个工作除了赚钱，没有别的价值。
关于下一代：女儿喜欢美术、摄影。现在在广告公司做。之前在台资企业，现在跳到法国人的公司，跳来跳去。主要是她喜欢，待遇高，有发展。当被问及以前有没有想过像女儿一样跳槽，大叔说没有想过，只有做领导才能跳槽。他又说起自己的外甥，一个月拿四千多块钱，上班也就是打打电脑，没什么事情干。
关于劳动：大叔认为现在的工作就是劳动。做一线工作是很累的，但时代变了，以前一线挣钱多，现在挣得少。至于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赚钱多，他觉得很正常，对面的派出所警察拿一万多，下岗工人拿一千多，这个没办法。年轻人读大学，还不是为了坐办公室？这个社会可怜的人多了。像你们（指组织活动者）这种人少，以后社会上也不大可能有这种人。
人物D：国营食品店三人组
访问：卫伟、沈婵玥
执笔：沈婵玥
称呼：叔叔，阿姨
工作时间：8:00-21:00 且节假日午休
工作内容：导购、收银等。
工作情况：这一组采访对象是三人小组，两男一女，其中一对是夫妻。他们每天在特价食品柜台站十几个小时，负责导购、收银等工作，分工为一人收银，两人导购、叫卖。
三人都有四十年左右的工龄，随着时代的变化，工资也逐步增长。但增长工资的方式为：将原有的1400元工资涨至1600元，与此同时，也将原有的600元奖金降至400元。总之，拿到手的工资总额没变依然为两千元，但是也算是“涨工资”了。（叔叔原话：涨工资，就是拿我左边口袋的钞票放进右边的口袋。）三人之中，阿姨的工资比叔叔拿得多，因为她的退休年龄早于叔叔，现处于回聘的状态，可以拿双工资，也就是3000左右。
这三位在工作方面都是能手。他们都练就一项绝技，就是称分量一拿就心里就有数，上秤后很少有偏差。由于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久，他们关系不错，工作氛围很和谐、欢快，经常随意地互开玩笑。他们说，那个收钱的“爷叔”已经在里面（收银台）关了几十年了；也笑称因为要站十几个小时三人都维持着苗条的体型。
这条街道是延吉街道的一个区域中心，人来人往夹杂着叫卖声，热闹非凡。但当我们询问叫卖是否是一项工作的硬性指标，他们认真地摇摇头，说“叫叫整个街道也热闹些”。
最后，他们认为年轻人是受不了自己的工作的：第一，体力不行，干这份工作要一天十几小时的站立；第二，工资不高，才2000元，年轻人肯定不屑于做。
反思：在谈话中得知其实该公司的店长其实一直没变，在生意渐渐红火后当然生活也有所改变，但是为什么工作量逐渐增大的劳动者们“被涨了工资”而实际没有变化？
由于访谈时整体氛围非常轻松有趣，所以我们并没有感受到“苦大仇深”，但是采访回来整理、反思后，感受到的是，其实他们的幽默中带着些许讽刺，我们采访时看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笑容，但其实这里面也有着几十年积攒下来的无奈。
当我们说出自己其实在做一些资料收集时，他们的回应是：把我们的情况和上面说说。我想这些要“说说”的情况不止是我们看到的表面现象，更是劳动者们真实的心声。
补充：这家店中还有一位卖核桃粉之类的阿姨，完全透露着老上海人的格调。即使只是食品店中的一个柜台也能发现她的与众不同。
当我们问及她的年龄是，在埋头工作的她，抬起头，眼神一挑，对着我微笑着说：“你猜？”阿姨其实是退休之后再来这儿工作的，虽然不肯透露自己原来的工作，但是也和现在养生保健的工作有关系的，因此，只要和她说自己症状，她就会自己配出食补方案。老主顾都非常信任她。
而令她烦恼的是，店里规定她不能戴帽子，因此她只能每天洗头（因为粉类物质都粘在头上）。这项不切实际的硬性规定使劳动者很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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