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在《读书》之前，类似的讨论已经开始了。据这次讨论的组织者之一、时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回忆：

 

　　“人文精神”这个题目，是取自我与华东师大的几个朋友的一个讨论纪要，那个纪要的标题是《人文精神的废墟》，发在1993年的《上海文学》上，因为批评了几种流行的文化现象，这个纪要获得不少报纸的转载。其实，这只是这一场大讨论开始借助报刊公之于众了，讨论本身开始得还要早，而且有许多讨论并没有形诸文字。

 

　　大概在1994年春天，上海的一批人文学者经过互相了解，发现大家有很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正好华东师范大学要开一个文艺理论方面的会议，白天开会，晚上我们就约在一起，集中讨论一下。就在华东师大找了一个教室，大概坐了五六十人。在这之前，我写信把这事情告诉了当时的《读书》主编沈昌文先生，请他支持。他就和编辑吴彬先生来上海参加这一晚的讨论，他们一声不响地坐在角落里听，然后就回去了。但很快就写信来说，他们支持这个讨论，准备在《读书》上发表系列的讨论稿。就是根据这个信，我们在上海分了好几组，分别讨论，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文，陆续寄去《读书》发表。可以说，《读书》杂志对这个讨论是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这个讨论很快就变成为一个“媒体事件”，国内的报刊广泛地报道，国外有些报纸（例如日本）也做出反应。在持续两年的过程里面，不断有学者加入这个讨论，仅我个人看到的文章就超过了一百篇。许多报刊，如《光明日报》、《文汇报》还开辟了专栏。到1995年，人文学界以外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加入，1995年11月，在《中华读书报》就有一个很大的标题：“人文精神，经济学家发言了。”这些经济学家中，有基本赞成的，有分析的，也有批评的，各种各样的声音。1996年的时候，上海和北京两地同时出版《人文精神讨论文选》，到这个时候，这个讨论基本接近尾声，最热闹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虽然“人文精神”讨论在整体上不够深入，它在客观上却成为当代社会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第一，这场讨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社会剧烈变动、迷茫、痛苦、困惑的阶段之后，开始慢慢地恢复活力，发出声音的第一个大的表现。第二，这个讨论打破了1980年代以后，中国知识界只有一个集体声音的不正常状态。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精神”讨论凸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具有根本性的大问题。

 

　　1996年出版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一书，汇编了当时讨论的很多重要文章。王晓明教授在编后记中，认为这场讨论有几条比较明确的看法：“一、我们今天置身的文化现实是远远不能够令人满意的，甚至可以说它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二、作为这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当代知识分子，或者就更大的范围来说，当代文化人的精神状态普遍不良，人格的萎缩，趣味的粗劣，想象力的匮乏和思想、学术的‘失语’，正是其触目的表现；三、之所以如此，从知识分子或者文化人的自身原因讲，就在于丧失了对个人、人类和世界的存在意义的把握，在基本的信仰和认同上两手空空；四、知识分子或文化人的这种普遍的精神失据，并非仅由他们自己所造成，而是在近代以来的历史过程中，由各种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因素合力造成的；五、惟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真正摆脱这样的失据状态，就也绝非一个短时期能够做到，它很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持续努力；六、作为这个努力的开端，讨论者们特别愿意来提倡一种关注人生和世界存在的基本意义，不断培植和发展内心的价值需求，并且努力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去实践这种需求的精神，他们用一个词来概括它，就是‘人文精神’；七、既然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的实践就自然会成为一个不断生长、日益丰富的过程，一个通过个人性和差异性来体现普遍性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正是这种实践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真正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充沛活力。”

 

 

　　张汝伦：我就觉得恍如隔世啊。而且回过来看，我觉得倒是也可以看出很多事情。如果我们这样想到，当时别人怎么说的，我们怎么看的，现在再来看，还是有点意思的。这个问题我们当时看得还是比较表面的。第一，人家对我们不了解。我觉得我们至少——我、王晓明、陈思和三个人，当时在陈思和家里——印象很深的。我们的出发点其实还不仅仅是因为对现实的有些情况有想法。那天下午在陈思和家里，谈得最多的是我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一段的心路历程。我们谈到，我们三个人一开始思想都是西化的，认为走美国人的路就是结论，毫无疑问的。那为什么我们会开始觉得问题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以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没有想到别人会跟我们的想法这么不一样、不一致。如果要叫我们回顾，至少我看我们可能还是浅了，还是没有真正抓住问题之所在。所以大概是在四年还是五年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是反思人文精神讨论里面的一个理念，就是人道主义。因为我这个反思是从“文革”以后开始的，要算这笔账，即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什么？人道主义。人们又是怎样理解人道主义的？是人欲的解放，岂有他哉？当时元化先生眼睛已经不能看了，他是叫学生给他念我这篇文章的。他听了以后非常激动，打电话跟我说：你为什么反对人道主义？因为他在这个上面吃了很多苦头。我说因为人们其实把人道主义理解为人欲主义，即人欲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人欲的解放，很简单。我就举一个例子，最近有人在电视剧《悬崖》的讨论会上就讲，一男一女这么优秀的人，六年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却不上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违反人性的。他们认为上床才是人性。如果性欲等于人性，那么动物也是有人性的。可是，人的自由恰恰就是可以违背所谓自然倾向说 no啊。人所谓的自由就是他能够管住自己，或者说他能够做的时候觉得我不一定要这么做。用我们传统的话说，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才是人性，这才是人道，这才是自由。难道自由只是听凭自己的自然欲望？

 

　　王晓明：插你一句。严复当年解释自由，他不是说嘛，说唯有自制力大者能多享自由。

 

　　张汝伦：当年很多人对我们的反弹简直可笑，意思是说，人文精神当然是对的，但你们这些人，其实就是有点妒忌了，看到别人收入拿得高你们拿得低，你们酸溜溜的。因为你们得不到满足，所以才来讲这个话。这是其一。而且还有一些人认为，你先让它烂完再说，全部烂掉以后再来搞新的东西也可以。事实上是那些人自己跟着一起烂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对吧？我的一个想法可能别的人不一定同意：其实所有这些事情可以放在整个全球化的现代性过程下来看。其实它有它的特点，也有它的共相。我觉得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昨天在某份报纸上看到说，西方人编的最有影响的一百本文学书，里面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都名列前十。

 

　　王晓明：也有陀思妥耶夫斯基。

 

　　张汝伦：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一次。但是，我就在想，普通的西方人，它们的大学，还有多少人在讲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恐怕更多地讲的是我们这些人不一定看的那些作家。所以这审美趣味、阅读趣味以及整个生活观的改变，可能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中国。只是，什么东西到了中国以后，它就表现得特别恶劣，因为这一百多年的革命，把所有多元牵制的因素全铲光了，所以现在人们的想法就是这样，要么这个，要么那个，没有什么人说我还有第三种第四种第五种想法。这不会再有了。两边是很清楚的，你要么主张纵欲，要么主张禁欲，没有辩证地看问题、允执厥中这一说，非常极端。

 

　　今天谈这个问题，也很难谈。为什么很难谈？我们自己也变得复杂了，这十八年来看的东西太多，想的问题也多，没有那么简单。我现在越来越认为，中国的事情的确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很多事情实际上有牵制的。你要算账的话，这一百多年来有得算了，有很多东西要算。我也写近代思想史，还有很多东西根本没揭开，很多的层面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最近看了一些回忆录，很感慨。《巨流河》我反正看得很感动，我就觉得，其实我们遭遇的就是一个文明的败坏。万耀煌口述自传也很有意思。万耀煌是蒋介石手下的一个出身于保定军校的将领，他也参加北伐。他说他打进武汉以后，就觉得新贵那种做人的修养和肖耀南这些北洋军阀差远了。吴佩孚手下的那些人，读过书或者没有读过的，比较能礼贤下士，待人接物非常谦虚，一点没有派头的。他说倒是我们北伐军的新贵，派头大得不得了，见人就摆官架子。所以，历次革命，实际上是把很多传统的文明给毁掉了。实际上一次一次的革命，往往是用一种野蛮来代替文明啊，这个是有轨迹可寻的。我记得高尔基曾就人们损毁冬宫里的艺术品专门写信给列宁。所以等到发展到了九十年代这一步的时候，如果对文明本身没有一个根本思考的话，谈人文精神是没有用的。人家就会跟你讲，因为你拿三百块，人家拿三千块，你心里不平衡。他必然是用这么一种简单的逻辑来跟你谈问题，根本不会说我们一起来思考文明的命运。

 

　　就包括我们现在，比方说，今天我们都在大学里教书，今天大学是比当时好还是比当时糟糕？还用问吗？以前的人，装也要装一下，现在连这个都不要装了，因为都认为真小人比伪君子强啊！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趣味和心态日益粗鄙。古代关于眼睛有十几种讲法，现在只流行最粗鄙的一种，是解剖学术语——眼球。谁要再说“秋水”之类的，立刻会有人说：“你酸不酸？”实际上，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恶质化和野蛮化，已经深入读书人的骨髓里面去了，所以他会觉得“眼球”是很好的，你要再讲什么“秋波”啊，或者再讲什么“秋水”啊，他会觉得你酸。也就是说，文明这个东西铲掉拉倒。这个心态很可怕。那么这个状况是怎么来的？如果再要说的话，那就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不市场经济的问题了，恐怕这个问题要更深一层来考虑。

 

1994年第三期《读书》刊发的《人文精神寻思录》之一

 

 

　　高瑞泉：记得是在上虞的一个会议期间，晓明找到我，讲起想找些朋友谈谈当时许多人都感觉到的精神上的困境。后来沈昌文他们来上海，有了华东师范大学那个会，以及后来《读书》连续发表的那些谈话。现在回过去看，当时参与其事的朋友，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包括学术生态上的转变，有许多感触，涉及方方面面，都在想问题出在哪里。晓明出了个好题目——“人文精神”，引起了大家的共鸣。结果议论纷纷，成为一个事件，影响延续多年。这与上海当时的文化氛围有点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上海比北京的气氛相对要宽松些，肃杀之气少些，学界朋友之间关系比较亲善，还没有那么多土围子，讨论问题时好像顾忌也还不太多。当然后来有人就觉得奇怪了：一帮上海人跑到北京去发表议论，想干什么？其实，就是想发表一点意见。我说“意见”，是说当时表达的，未必是什么深思熟虑、系统化、条理化的理论。说完全没有准备也不尽然，至少大家还是从自己的学人身份、结合自己之所学来谈的。但是它本身不是单纯的学术讨论，对“人文精神”这个概念，都还没有来得及真正厘清，把边界和前提弄得很清楚。在当时，“人文精神”就是一个话题，容纳了许多人对弥漫性的社会现象包括我们的生存状况所做的批评和反省。

 

　　“文革”以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讨论”有那么几场。比起来，人文精神这场讨论既不是奉命进行，也没有弄得两军对垒、捉对厮杀。结果“人文精神”反倒成了近二十年中国的一个“关键词”。一个名词沿用既久，未免失真。尤其是被传媒、官吏和商人滥用以后，常常南辕北辙。至于对当时大家批评的某些问题，现在普通市民说起来、讲起来都已经蛮透彻了，甚至更加“煞根”。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用一个什么单一的“人文精神”的概念就可以概括的了。有些现象后面形成了很坚固的结构性问题，文化批评似乎也变成一面倒的西方文化批判。

 

　　我们往长远看，历史上有一些重要的争论，其意义未必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如果能深刻地提出问题，“意义”也就在其中。譬如上世纪二十年代那场著名的“科玄论战”，参与者都是一时之选，但是你去看那些单篇发表的东西，都是急就章，很不完备、很不严整，今人可以拍许多块砖。但是“科学与玄学”、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对立的问题，如此集中地引起大家的关注，是这场讨论的重要意义之一。而且这些问题到现在也并未解决，有些人以为的“解决”，与张君劢、丁文江的水准并不太远。而且这样的大问题有没有所谓的最终“解决”，本来就难说。“人文精神”讨论的问题，说得深一些，与当初的“科玄论战”提到的也有牵涉。“人文精神讨论”是讨论，不是论战，而又能提醒国人反省我们的精神状况——哪怕所涉及的问题一时解决无望，还是有它的意义。当然，“科玄论战”在社会一般人的心理中是科学派大胜，丁文江并没有在学理上做进一步的建设性工作。胡适有一些，成就不大，他比较热衷于当领袖。反而是没有参加论战的玄学家熊十力受到激发，潜心创作了自己的《新唯识论》，成为现代新儒家的经典。我不是说，熊十力就解决了大家的问题，他做的还是偏至之论，有创造性的体系哲学大多是偏至之论。但是它在玄学的路径上走得远，比较精致，又能震动人的情感，给后人提供了哲学创造的新空间。遗憾的是，科学派包括后面的自由主义，在学理上创造不多，在哲学上比较贫乏，尽管经常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所以我觉得一场文化的或学术的讨论，如果能促使参与其中者沿着自己的道路，去深入探索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哪怕做的还是一偏之论，其意义也胜过一时的热闹。事实上，当时参与“人文精神”讨论的朋友都带着现实的关怀去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所以它对我们自己也有一份意义。
陈思和：已经十八年过去，那么久时间了，这么多年没想过这些事情。刚才汝伦说的当时的感觉是对的。其实当时大家只是有一种不安，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二元对立的，人们关心中国的未来，要么就是坚持改革开放，要么就可能退回极“左”路线的那一套，当然知识界基本上是倾向于坚持改革开放的。但是到了1992年以后，突然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大潮就汹涌起来，“开放”了。这个东西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来说不是一个新时代，但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时代，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过市场经济是怎么回事。其实在1949年以前生活过的人都明白，社会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计划经济是1949年以后才实行的，才是很短的时间，但因为我们年龄比这个计划经济更短，所以我们就大惊小怪的，就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市场经济突然开放，再加上1989年的政治风波，两件事撞在一块儿，对知识界来说，那个时候政治形势是没有办法公开去反思，所以就把这样一个反思的热情都转到了经济话题上。表面上看这两个问题并不相干，甚至有点相冲突，但是政治、经济、社会内在的矛盾性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怪诞的形态表现出来。这个内在矛盾包含了中国社会以后二十多年发展的基本形态，直到我们今天，不仅没有从这个内在矛盾中摆脱出来，而且冲突越来越尖锐了。我们这代人，因为从小受的教育是反资本主义经济的教育，当时我们习惯的思维模式是对市场经济抱着警惕……其实到今天为止，中国这十几二十年来的市场经济，我们并没有感到陌生啦。为什么没有陌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就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读过当时的所谓政治经济学理论。今天社会上被揭露出来的大量不法分子，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而置道德法律于不顾的现象，就是马克思当年指出的，资本家为了追求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连上断头台都不怕的现象。其实这套道理到今天，我觉得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对资本的描述也没有过时。所以在1994年那个时候，大家第一个反应，就觉得，这样一种市场经济大变革，会给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伦理道德习俗都带来强烈冲击，可能在人文立场上带来的冲击更大。这个问题，不是危言耸听，这二十年来实践是被不幸而言中的。但当时可能仅仅是因为我们受了传统的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过于警惕而带来的忧虑，或者是一种不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提出的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根源肯定不在当时刚刚开始的市场化（因为它的危害性还没有充分展示出来），而恰恰是近五十年的历史，是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对意识形态高度控制的政治形态才导致了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和人格的软化，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人文精神”讨论是从“寻思”开始的，所谓“寻思”是因为人文精神已经失落了，但是只有在市场经济兴起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把它提出来“讨论”，而且讨论的问题是从市场经济初期可能会带来的消极后果的忧虑开始的。这样，这个讨论必然会带来两个后果：一个是它引起的社会反响是多方面的，有对政治上的极“左”路线以及计划经济下人格萎缩的反思；也有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及其带来的人欲泛滥的忧虑。同样，它也带来了两种批评意见：一种认为我们是在批判市场经济，反对改革开放；另一种是认为我们还在延续启蒙的旧话题，还是自由主义的老调。
与此相关的是，人怎么看待我们身边的其他生物，怎么看待自然？为什么理直气壮地说“征服自然”、“人定胜天”？为什么如此讥讽那些关心流浪狗、流浪猫的人：人自己都管不了，还管那些？虚伪！从根本上讲，这与我刚才说的那个“基因论”是一样的，都是以强弱定优劣，强者理当占先。我多次举过一个例子：19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筹划土改。有人说你这套政策对地主剥夺得太厉害，他回答说：在民国的土地上，人剥削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就要来了。阎锡山这样一个人，不管他实际怎么做，至少嘴上，他能大声说，人剥削人的现象不应该存在，我们今天呢？“人文精神”其实并不抽象，它是很具体、很切实的，在像今天这样一个大家都忧虑“赢家通吃”的社会中，人文精神的功能之一，就是要提供令人信服的精神理由，鼓励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是不应该存在的，人类内部也好，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也好，都是不该以强弱定优劣的。即便现实是这样，我们也该奋起打破它！什么是普世价值？这就是。
这样一些问题，人文科学本来是应该深入探讨，面对新的实践来产生新的理论创新，人文学科的根本问题是要改造人的心灵，让人的良知不断扩大，让社会发展越来越趋向人性化。我们在1994年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人性力量的缺失和盲点，发展到前几年，山西黑煤窑事件就出来了，到了这几年食品有毒现象被普遍发现，中国人就到了最后的危机了。如果我们当时人文科学的力量能强大一点，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在人文教育、宣传等工作能做得好一点的话，也许能及早防止这样的事件发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人文工作者是有责任的，但更大的问题在于，人性在自由发展追求过程中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关键是我们法治不健全，舆论监督不健全，正面的人文理想教育不健全，我们坚持的社会体制的理念，与市场经济规律是不相吻合的。法律、舆论、道德教育都无法制约社会经济疯狂发展，最后就没有力量来制约这个社会，人心就坏掉了。或者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来制约社会，结果仍然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西方资本主义在初期发展的时候也有很多问题，但是法律可以制约你，舆论可以监督你，社会良知可以批判你。有很多因素可以来钳制决策，但我们没有，我们所有问题都是靠国家权力来最后推动解决，等于这个机器的部件都出了毛病，失去功能了。这是思想理论的贫困造成的。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欧洲在两百年前也出现了。你看左拉、巴尔扎克的法国小说，也有煤窑的事件，也有砍伐森林破坏自然资源问题，也有商品经济决定一切而造成社会道德伦理的堕落、人性的堕落，等等，都会出现。这类西方小说我们还看得少吗？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明程度的提高，人的良知会不会也逐渐提高呢？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你现在站到马路边上看，凡是乱穿红绿灯不遵守交通规则的，多半是成年人，尤其是老年人，而中学生以下的则很少。这就意味着社会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