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未曾生產一個合適的空間,那麼「改變生活方式」、「改變社會」等都是空話。
──列斐伏爾
「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簡稱 HOME)」是台灣第一個以國家預 算提供外勞文化、休閒和生活而成立的中心,但它並不是國家或地方政府外勞政策改變的結果,而是本勞自主工運力量進駐地方政府所催 生的意外產物。
1998 年 12 月底台灣自主工運的主要領導人之一鄭村棋,被新當選的馬英九市長倉促邀請擔任勞工局長,他與長期從事外勞組織工作的龔尤倩等在工運中培養的年輕工作者進駐勞工局,試圖「......扮演一個良好的管理者、制度的挑戰者、共犯結構的暴露者與社會教育者」;鄭村棋自己也以局長身份在多個勞工教育場合表示,只希望他任內的勞工局「能在依法行政 的限制裡做到對勞工最大的保護,而不是像一般的勞工局,在依法行政的空間裡偏袒資方」。本文暫且將此段實驗性質的勞工局──即鄭 村棋任內的 1998/12/26 至 2003/2/15 期間──稱之為「工運勞工局」, 這絕非宣稱工運人士已成功的將台北市勞工局工運化,變成發動工運、培養工運的基地;而是將其在概念上與傳統官僚體系主導的「一般勞工局」做出區分。
外勞事務也在這個高難度目標下逐步摸索推展。至 2006 年底, 在北市工作的外勞共計 35,627 人,其中監護工 32,060 人、家庭幫傭 900 人、其他類為 2,667 人(以重大公共工程為主),可見以家戶內為勞動範圍的外勞佔了壓倒性的多數,因此當年「工運勞工局」的外勞政策,就是要改造官僚體系去面對「僱傭關係家內化」的特殊結構。 第一部份是將原先被動服務的局務型態轉向外展型態。除了建立外語 人員最完整的外勞諮詢中心,招聘新的外勞查察員,再花費大量人力 對新聘人員進行外展組訓,將過去消極被動等待外勞諮詢申訴的方式,扭轉成主動採取家訪兼具勞動檢查的新方式。這高難度的轉變, 依賴著進駐勞工局的工運人士,使用整個 1990 年代累積的工運的組訓方式──高度勞力密集的在場教練(coaching),來使「公務員」盡可能具備一部份準運動的能力。這個嘗試除了使官僚體制增加服務效率外,更包括將「依法行政」的力量伸展到其他勞工局甚至中央政府 勞動檢查體系很少碰觸的家戶內勞動場所,暴露長期以來家宅內勞工被剝削而公權力無能介入的嚴重缺陷。
第二部分,是「以文化為策略」,積極利用(中央到地方)政府 的資源,設法扭轉外勞的污名和建立外勞的主體性。「工運勞工局」 推動的外勞文化政策,包括 HOME 的成立,都是此實驗性脈絡下的產物。
當時主要試點的區域為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周邊的週日口袋社群(外勞,特別是菲勞之間,稱此區為 ChunShan),這裡已經形成菲 律賓外勞(以外傭和外籍監護工為主,其他行業佔少數)的宗教/休閒/消費空間,又被高密度的台灣人住商合一鄰里環繞(不像火車站或二二八公園是相對獨立的公共空間),因此和當地居民的摩擦衝突相對頻繁。「工運的勞工局」除了扭轉前任勞工局的取締外勞政策, 轉向溝通、疏導與提供公共服務外,同時規劃文化活動,包括肯定外 勞貢獻類型的攝影展(火車站前)、製作外勞貢獻地圖、外勞工殤春祭、外勞模範勞工表揚等;集體節慶類型如聖十字架節、多國嘉年華、 哈上台北等;到凸顯個別外勞才能的類型如外勞詩文比賽等,都試圖「用『正面詮釋』方式突顯外勞的樣貌......讓世人看到這群人的正面 貢獻......建立外勞在這塊土地生存的正當性。」。
這些文化活動並不是「工運勞工局」和「一般勞工局」的主要區別,因為從中央到其他地方政府,雖沒那麼認真頻繁,但或多或少都會舉辦這些文化節慶活動,一方面在政治上展現上國「多元文化主義」的恩寵與包容;另一方面以「人道主義」為面貌進行柔性管制,讓外勞在勞動領域被壓迫所累積的怨氣有所出口,舒緩疲憊的身心和安撫 思鄉引發的可能影響勞動效率的情緒。還有吳挺鋒敏銳觀察到的危險 ──「國家和資本對泰勞異國文化傳統的空間規訓」──即官資雙方 介入舉辦泰國佛教儀式和潑水節,是國家和資本主動控制異國文化集體現身的時間和地點,以免其成為外勞自主性串連的媒介。使「工運勞工局」不同的地方在於, 台北市當時這些活動是以「文化作為(讓外勞集結和發展力量的)一 種策略」的思考下摸索進行的,文化不是為了文化而已,而是在試探如何醞釀外勞主體形成和行動的條件。 此策略經兩年的試驗,發展出具有初步工人意識的個別外勞和初生的 外勞自主社團,但它們必須有實體空間的資源,才能繼續探索其累積、孕育、延續的可能。
「文化作為一種策略」還有另一個重要面向,就是實驗外勞是否能漸進生根、翻轉社區內台灣人的空間獨佔權力。此策略的第一階段是以宗教/文化面貌集體進入社區, 先舉辦聖十字架節與聖嬰節的社區遊行,從小範圍逐年擴大,試圖讓 居民慢慢適應外勞在社區內的文化活動;第二階段策略是以文化面貌 的實體空間在社區中生根,成為居民的左鄰右舍,嘗試清楚的向社區宣示「我們在這裡」。
在這兩個策略下,2002 年「工運勞工局」向中央政府的就業安定 基金爭取了有限的經費,成立「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經公開招標 取得承辦營運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原與鄭村棋同屬 「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委會)」,自然配合「工運勞工局」朝實驗 方向去規劃 HOME。中心的空間是多功能的,包括樂器、卡拉 OK、 健身設備、有線電視、寬頻上網、大廚房和餐廳、圖書閱報空間、教室、社團辦公室、法律諮詢室等;但是從 TIWA 替中心取的「別有用 心」的英文名稱:HOME(HouseoftheMigrants’Empowerment,姑 且意譯為「外勞增權之家」)的多重含義來看──它既有內部社會關 係改變的意涵,又有社會關係改變後反映到空間實踐的意涵:它是屬於外勞的、可以全然放鬆自由自在的地方(「家」);也是發展行動能 力(agency)的空間;對外它又昭告社區,外勞不是過客,這裡也有她們的「家」。TIWA 除了提供外籍家勞最亟需的休閒、文化和法律服務之外,嘗試透過這個空間介面,去發展外勞的草根社團、培養外勞 本身的組織者和義工、培養關切外勞議題的台灣人義工、促進外勞運 動社區化與創造和本地工運接軌的條件。TIWA 邀請了在本地工運中 運用文化活動來組織工人的「黑手那卡西」合唱團常駐 HOME,從 TIWA 組織者的主觀願望來看,如果聖多福教堂是外勞的「宗教的家」,那麼期待中的 HOME──外勞「集體的家」──就應該是「文化的家」,並走向「政治的家」。
當時舉辦各種文化活動都帶著高度實驗性的組織目的和運動性格,HOME 不但成為稍早成立,但無固定會所的菲律賓外勞詩社 SAMAHNG MAKATA 的每週聚會場所,也孕育出兩個新生但相對活躍的外勞社團:印勞的 TIMWA 和菲勞的 KASAPI。2003 年 2 月, 印傭薇娜因過度疲勞精神崩潰誤使劉俠死亡,震驚全台,這個意外 也再度強化台灣社會對外籍家勞的不信任氣氛,HOME 的印勞義工 Flora,透過手機簡訊動員了印菲兩國外勞,在 HOME 與 TIWA 共同舉行(文化性質的)燭光晚會,並因此開啟了「家事服務法」立法運動,由這些外勞自發的動力,HOME 被 推上了外勞運動的象徵性空間地位──台北外勞「政治的家」。
但更具特殊意義、與此平行發展的,是一個 TIWA 規劃之外導致 的 un-intended consequence──外勞自主集體「造家」活動。當外勞逐漸熟悉 HOME,發現她們可以掌控空間,特別是廚房時──例如可 以在公用的兩個冰箱藏放自己的食物、在櫥櫃存放自己的餐具和各種味道的調味料、可以在廚房大聲喧譁打鬧等──每逢周日除了 TIWA 和外勞社團安排的議程外,最自發性的活動是下廚聚餐。開始是少數人、在特定日──例如生日或迎送成員的聚餐,發展到幾個不同聚餐圈、每週日午晚兩餐、各種拿手菜和口味輪番上桌的的準節慶性質聚餐;而且聚餐圈外的其他外勞、HOME 義工、TIWA 職員等,都可 以分享當日聚餐圈的伙食,幾乎等於是個非正式的集體搭伙機制, HOME 遂成了外勞的「集體廚房」。幾個聚餐圈的人際網絡與外勞的 組織重疊,既強化原有的關係,又可透過聚餐發展新人;運動不是「請客吃飯」,但「請客吃飯」卻可以變成運動的一部份。聚餐所發展的 「姐妹」或「HOME 家族」情誼,甚至比社團更具穿透力,在流動性 高的外勞中建立了情感的認同,發揮著與艱困經營的社團互補的作 用。TIWA 事前規劃的大廚房和大餐廳空間,除了供大型活動準備餐 點外,當然也預期提供外勞下廚烹飪的目的,但是後期「集體廚房」 發展成中心最具凝聚力、並兼具組織性的活動,是預期外的效果。本 文稍後將討論外勞「自主(煮)烹飪」強大動力的來源。
另一個從外勞日常所受壓迫衍生出來,也完全在規劃之外的空間 功能需求,就是「週日補眠」的需求。當 HOME 開始吸引眾多外籍 家勞後,發現有些人經常在沙發或椅子上邊講話邊就睡著了,她們大 部分都是照顧重病患者、兼家務勞動的監護工,週間每日的睡眠全被打碎,從沒有真正完整的休息,於是 TIWA 週日將主任陳柏偉的辦公室(相對較私密、且有空調)空出來,當作外勞補眠的空間(最擠約可容納 6-7 人補眠);她們可能從早上一直睡到傍晚,因為那是她們 兩、三週甚至一、兩個月內(視雇主放行的意願而定)唯一完整的睡眠時間;如果沒有 HOME,她們就只能在公園裡靠在同伴肩膀入睡。 TIWA 甚至討論過是否應該為這種監護工爭取提供補眠床位的「準庇護」或休息中心。
HOME 的空間還有一個重要的「意外」用途,就是成為外勞的「集體儲藏室/寄物間」。因為絕大多數雇主家裡不容許外勞存放私人物品,外勞將大量私人物品(歸國行李、待寄禮物、假日穿戴的衣服等) 寄存於 HOME,特別是合約將要終止的外勞,常有龐雜的蒐集來準備 帶回家的二手物、和贈送親友的各種禮品,為了避免提著大皮箱離開雇主家有瓜田李下之嫌,外籍家勞在 HOME 存放行李,陸續打包這 類物品;還有重要節日前,外勞也會提早採購禮物,存放在 HOME 等節日到了再郵寄。這些寄放物可能珍貴,不能置於 HOME 的公共 空間,所以最後的歸宿就是可以上鎖的辦公室,這形成了 HOME 工 作人員經常在行李堆中辦公的奇特景象。經過同志運動不斷的詮釋, 「衣櫃」在當代的意義是多重的,既是隱藏自己最私密事物的幽暗空 間(接近漢人更古早的父母床下的木箱/皮箱),也是讓人感到安全、 不被外人入侵的自我空間;同志選擇是否從「衣櫃」中「出櫃」的正 面隱喻,更將「衣櫃」和空間控制的主體權力聯繫在一起;也就是擁 有控制「衣櫃」之隱密或公開的權力,也可能擁有更多主體性。
當「家」裡進行的主要私密活動或空間──「吃──廚房」、「睡 ──臥室」、「隱私─衣櫃」,都自發性的成為 HOME 之核心時,HOME 就真正的成為外勞自己的「家」了。
2003 年 2 月,在 HOME 逐步摸索落實為外勞「集體的家」的階段,鄭村棋也決定離職,與鄭村棋同時進入勞工局的工運組織者也 全部撤離,馬英九聘用研究女工著名的女性學者嚴祥鸞接任局長,「工運勞工局」時代結束。
在新局長任內,TIWA 繼續按原「工運勞工局」的策略運作 HOME,期間勞工局與 TIWA 續約兩次(2003 及 2004 年度)、四度撥 款(每年兩次),勞工局內部對 HOME 營運的評鑑也都獲肯定過關。 到決定 HOME 關閉的會議前三個月,2004 年 5 月,勞工局還因為「台 北市外勞文化中心建築物公共安全及消防設施改進事宜」,由主任秘 書張基煜和外勞諮詢中心主任陳明玲,與中心的房東談判,並要求房 東依規定出資改善等,可見當時並未考慮關閉中心。到了同年 8 月, 勞工局突然召開了一個「『外勞文化中心』管理效益分析及檢討評估 會議」,由六個沒有實地去 HOME 考察的學者專家參與,其中四人發 言認為 HOME 效率過低,四個月後勞工局 根據此次會議結論決定關閉 HOME,於 12/1 發函 TIWA,告知不再續 約,HOME 於 12/31 關閉。
本文無法推測勞工局是否有其他幕後不為人所知的因素而必須 突然關閉 HOME,只能就勞工局和學者專家所提出的正式意見加以分析。即使勞工局另有理由關閉 HOME,但是它所動員的六個相當有公信力的學者專家,其中四個人用確知將會被公諸於世的理由來質疑 HOME 的功能,但勞工局長及其幕僚後來依這次會議結論決定關閉 HOME。
綜合 8/26 對 HOME 呈負面評價的三位學者和一位回教 NGO 代 表的意見,關閉 HOME 的主流意見可分兩類:第一,空間僅週日使 用太浪費;第二,資源要分散化,不應由一個 NGO 提供單一地點、 單一族群的服務。再對照四個月後,勞工局在 HOME 關閉前對媒體 說:「勞工局強調,外勞文化中心月租十七萬,僅假日使用,而市府財政支出緊縮,為達資源有效運用,決定改變型態,明年改採多據 點,在全市東西南北四處,於假日或舉辦外勞活動時才租用社區活動 中心,節省開銷。」(許麗珍/聯合報,2004)學者專家皆未具體建議 關閉,若勞工局肯定 HOME 的既有功能,也可以將學者的建議正面 解讀,爭取更多資源、讓其他 NGO 也能經營多個 HOME,服務更多 地點的更多外勞;但最後官方顯然是片面擷取民間學者專家的負面論述為其決策背書。
（本文節錄自台灣工運組織者吳永毅《無HOME可歸：公私反轉與外籍家勞所受之時空排斥的個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