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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介之：高尔基之谜”：破解，还是曲解？
作者： 来源：文学报 发布时间：2013-07-30 19:44:51 阅读：
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破解“高尔基之谜”》（《倒转“红轮”》第二章，以下简称《破解》）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挥。
对于20世纪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的评价，历来存在着不同观点的交叉，无论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国外，也无论是在他生前还是死后。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现象是：高尔基的头像，从他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起，就曾和普希金头像一起，每周出现在影响颇大的俄罗斯《文学报》报头上；但到苏联解体前夕，从该报1990年第18期（5月2日）起，高尔基头像却悄然消逝。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原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机关刊物《我们同时代人》的封面上。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和伏尔加河畔的高尔基市也恢复了它们的原名：特维尔大街和下诺夫戈罗德市。一时间，高尔基在他的祖国，似乎真的像我国“十年内乱”期间一位大人物所说的那样，要被“倒过来看”了。可是，到了2004年4月22日，在《文学报》编辑部为创刊75周年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编尤里·波里亚科夫却向与会者郑重宣布：本报在广泛征求读者意见的基础上，已决定从即将出版的新一期报纸起，在报头上恢复高尔基的头像。于是，从4月27日出版的《文学报》（第16期）开始，高尔基头像在“退隐”了14年后又重新出现，继续和诗人普希金的头像并列； 波里亚科夫本人为此而写的专论《高尔基的回归》也在头版头条发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健在，一向对高尔基持否定态度的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并没有反对 《文学报》 的这一举措。但假若编辑部要来我国征求意见，一定有人不同意，这么一个“没有人性的御用作家”（金雁：《倒转“红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9页；以下引文仅注明页码），怎么还让他和普希金一起，作为俄罗斯文学的象征，每周出现在报头上？俄罗斯广大读者、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如果真的能够依据作家作品和文学史实，破解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和创作之谜，使人们认识真正的高尔基，那无疑是《破解“高尔基之谜”》（《倒转“红轮”》第二章，以下简称《破解》）的一大贡献。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历来歪曲、贬损、诋毁高尔基的种种言论的大汇集，当然还加上了作者的“合理”想象和发挥。人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破解”还是曲解？
一、1905年革命后，高尔基是否“迅速左倾化”？
《破解》 断言：1905年革命和1906年美国之行后，高尔基有一个明显的“激进化”过程；他的创作方式和思想上发生了第一次突变——迅速左倾化，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成为“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之一”（69、73页）。事实果真是如此吗？
史料清楚地显示，1905年革命失败后，高尔基思索的重心是：作为一场重大的历史事件，这场革命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无其内在的必然性？这一切同俄罗斯历史文化传统、民族性格之间是否有一种有机联系？为了探明这些问题，他阅读了一系列历史和哲学著作，力求认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独特性，捉摸到民族文化心理特点及其与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探测未来历史的动向。其中，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历史教程》 关于俄罗斯民族和国家的特殊形态的描述，对于民族性格与民族历史之关系的洞察，达尼列夫斯基的《俄罗斯与西方》一书关于俄罗斯与西方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化-历史类型彼此之间存在着矛盾的论述，都对高尔基的社会-文化史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影响。通过阅读和思考，高尔基开始感到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的必要性，逐渐意识到民族精神特点和历史进程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提高民族精神文化素质是推动历史前行的关键所在，而知识分子则是连接进步文化和人民群众的纽带。为着系统地认识俄罗斯历史与民族文化特征，高尔基在1911年间曾筹划出版“俄罗斯人民的历史”丛书，尝试以此提供俄罗斯人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的历史轮廓，显示出民族性格形成与变化的历史场景与条件。5月初，他曾写信给俄国出版家伊·瑟京商谈丛书的出版，后因种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实现这一构想。从对于沙皇专制社会的激烈批判转向民族文化心理研究，这就是第一次俄国革命（1905-1907）后高尔基思想转变的基本轨迹。这难道就表明他“迅速左倾化”？
《破解》断言高尔基“迅速左倾化”的论据之一，是高尔基在卡普里期间与所谓“召回派”的接近。这是一种违背史实的曲解。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存在着列宁和波格丹诺夫等“前进派”之间的分歧和论争，后者是1905年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队伍中出现的一个人数极少的小派别，存在时间近5年（1909-1914），其本身又分为“马赫主义”和“召回主义”。高尔基曾直言不讳地反对列宁和“前进派”之间的争论，认为文化工作比政治斗争更为迫切，后者应当让位于前者，因此在1908年2月18日、1909年11月18日两次给列宁写信，对双方都既有肯定又有批评，主张彼此团结一致，为推动俄国的发展尽力。基于同一心理动因，他还曾设想筹建一个介于右翼立宪民主党人和左翼社会主义党派之间的党派，并与普列汉诺夫商讨过此事。当今俄罗斯研究者列维亚金娜正确地指出：高尔基的上述言论和活动表明，1905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思想上“曾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与民主制的结合，重视社会主义理想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继承性和人道主义化”（克尔德什主编：《不为人所能知的高尔基》，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第10页）。高尔基的确曾与“前进派”成员有过不同程度的接近，但是，这就能说明他在1905年革命后“迅速左倾化”吗？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从而成了“比列宁更为激进的‘极左’活动家之一”呢？
《破解》 还说高尔基在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而成为社会活动家”，这更是置文学史实于不顾，并为下一步断言高尔基“不是知识分子”做铺垫。文学史事实告诉我们：1907年之后，高尔基不间断地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如果说，中篇小说《没用人的一生》（1908）、《忏悔》（1908）和《夏天》（1909）显示出他的创作从社会批判向民族文化批判的过渡，那么，包括中篇 《奥库罗夫镇》（1910）、长篇《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1911）和未完成的 《崇高的爱》（1912）在内的“奥库罗夫三部曲”，则成为作家系统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特征的最初艺术成果。作品揭示了外省小市民的生活秩序和传统怎样经由一代代人而繁衍和延续，触及本民族历史发展滞缓的某些基本根由。完成于这一时期的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1913）和《在人间》（1916），不仅是作家本人早年生活的形象化录影，更成为表现俄罗斯民族风情和文化心理的艺术长卷。含有29个短篇的《罗斯记游》（1912-1917），着力勾画俄罗斯心理的若干特征和俄罗斯人的某些最典型的情绪。由16篇故事构成的《俄罗斯童话》（1911-1917）则为国民劣根性及其在斯托雷平年代的显现，提供了一组绝妙的写照，正如这部作品的中译者鲁迅所说：“虽说童话，其实是从各方面描写俄罗斯国民性的种种相”（《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99页）；“短短的十六篇，用漫画的笔法，写出了老俄国人的生态与病情。”（《鲁迅全集》，第8卷，第457页）高尔基的《日记片断》（1924）更是对于民族生活和文化心理特征的直接研究和如实写生；《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1925）及写于20年代的多篇小说，已开始呈露出将民族文化心态同个人与民族的道路、命运结合起来思考的趋向。以上六大系列作品，彼此连缀成民族风情、民族文化心理的生动艺术长卷，赢得了广大读者和无数批评家的好评，表明高尔基恰恰在此时进入了自己的创作高峰期。《破解》说高尔基在1907年以后“几乎结束了文学创作”，根据究竟何在？
与上述形象化资料互为补充、彼此印证的，是高尔基在同一时期写下的其他著述，如1908-1909年间于卡普里编撰的《俄国文学史》讲稿，回国后陆续发表的 《两种灵魂》（1915）、《致读者的信》（1916）等文章。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作家思想和创作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决不是什么“迅速左倾化”。这位在20世纪初年曾以一曲《海燕之歌》热情呼唤革命的作家，在第一次俄国革命后的暗淡年代里，并没有继续以高昂激越的旋律为另一场革命风暴的到来而呐喊，而是以清醒的写实笔法绘制出一幅幅民族风情画和民族心理素描。他在这一时期留下的文学批评和政论文字，同样呈露出批判性地考察民族文化心理的倾向。1917年革命爆发后发表的 《不合时宜的思想》，不过是1905年革命失败以来作家的那些日渐成型的思想在历史巨变时代的必然表现而已。
为了证明高尔基的“迅速左倾化”，《破解》还“杜撰”了俄国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是1905年革命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高调忏悔”并“右转”的“事实”，凭想象说什么高尔基的“左转”和《路标》作者“右转”成为“当时俄国思想界的两件大事”，称“已经出国的高尔基立即成为批判《路标文集》的第一人”，并“与知识界集体决裂”（72、73页），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高尔基在1908年初写成的 《个人的毁灭》一文中的某些文字（引文错误甚多）说成是对1909年出版的《路标：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论文集》的批判。难道身在意大利的高尔基事先就看过了还未面世的 《路标》全书？有意思的是，《个人的毁灭》中的一些批评象征主义作家、宗教哲学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等人的话语，竟被《破解》说成是对《路标》的抨击；其实，梅列日科夫斯基本人就是最早批判《路标》的学者之一（写有《七个被驯服的人》），另一宗教哲学家罗赞诺夫就写过 《梅列日科夫斯基反对〈路标〉》一文。还有，高尔基两度撰文反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搬上舞台，不过是一位作家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位读者或观众也有权这样提出意见，而且高尔基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是反对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搬上舞台”（高尔基：《论文学（续集）》，冰夷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85页），怎么就成了“政治干预文学艺术”的事件呢？此事发生在1913年，作为流亡者的高尔基有可能在沙皇统治时代以此来“封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吗？请不要遮蔽以下史实：1935年1月20日《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指责苏联科学院出版社决定重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旨在反对革命的污秽的谤书”《群魔》具有某种政治目的，把大力支持这一出版计划的高尔基称为“文学的腐败物”。高尔基随即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击该文的指责，重申坚决赞同再版《群魔》。《破解》怎么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左转”还是“右转”？
《破解》之所以做出上述种种判断，原因之一在于作者所坚持的是以政治上的“左”和“右”来给所有人和事划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无论什么社会、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现象，统统都被放到在政治上“左”还是“右”的天平上去衡量。
二、高尔基是否是“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个人崇拜的奠基者”、“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
1928年以后，高尔基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和极左政治的态度，是《破解》抨击高尔基的主要着力点。该书说，高尔基“从海外归来后就一头扎进了肉麻吹捧斯大林体制的队伍中”，成了“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65页）。对极权体制、个人崇拜和极左政治深恶痛绝的善良读者，如果不了解1928年以后高尔基做了些什么，看到这一顶顶抛给他的“桂冠”，怎能不恨透他、恨死他！
《破解》罗列了高尔基在1932-1934年间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中有着“吹捧”斯大林之嫌的某些说法，紧接着写道：“后来在1935年10月，季诺维也夫第一次把马、恩、列、斯四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此产生了‘四大导师’的提法。
所以说，高尔基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奠基者一点也不过分。”（101页）看到这段文字，人们不能不钦佩《破解》的超常推理能力；当然，这里的“季诺维也夫”如果能换成“高尔基”，那就更有说服力了。
事实告诉我们，1929年11月27日，亦即高尔基结束第二次回国访问、返回意大利之后不久，便给斯大林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国内正在发生的“大转折”的看法。就在这一年，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苏联领导人被打成“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不久后，布哈林便被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托姆斯基被解除了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所谓“反右倾斗争”、“干部革命”等运动，也从这一年起开始席卷全苏。针对这些现象，高尔基写道：“在青年一代中间，遗憾的是，悲观主义和怀疑主义情绪正在蔓延，而且那些最善于思考的青年也陷入这种情绪之中。这些青年是从老布尔什维克的经验、著作和言论中吸取营养的。现在他们却看到自己的导师一个接着一个地脱离了党，被宣布为异端分子———这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不安……在对于青年的教育方面，党的影响并不像它本来可以产生的那样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党内摩擦而造成的。”（《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85页）这里的“老布尔什维克”、“导师”和“老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在“干部革命”中被清洗的共产党人。保存至今的高尔基档案中，共留有这封信的4份草稿。在草稿之一中，高尔基这样写道：青年们把党内矛盾“理解为两个派别为了权力而进行的斗争，甚至还理解为反对您的‘个人专制’的斗争”（斯皮里东诺娃主编：《围绕高尔基之死》，莫斯科，遗产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希望能够阻止斯大林排除异己、迫害“敌对分子”的一系列行动。
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正是在30年代初，高尔基拒绝了给斯大林写传记。1931年10月高尔基在苏联国内时，斯大林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向高尔基转达了自己的意愿，希望作家为他写一部传记。高尔基先是对此事采取了回避态度，后来则以缺少材料加以推脱。年底，哈拉托夫又写信追问已回索伦托的高尔基：“我们已经给您寄去撰写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传记的材料，请来信告知：您是否还需要什么材料，您打算何时将传记交给我们。”（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伏尔加-维亚特卡书籍出版社，1990年，第307页）高尔基立即就回了信，列举出自己近期要尽快完成的十来件事情，唯独避而不谈为斯大林写传。1932年，高尔基把给他寄来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全部退回。高尔基为什么拒绝写《斯大林传》？《破解》没有、按照其混乱的逻辑也无法做出任何解释，仅仅用“意味着高尔基的利用价值已经完结了”（120页；请读者注意：这是在1931-1932年）搪塞过去。人们不禁要问：如果高尔基真的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那么，为斯大林作传，不正是“肉麻吹捧”、向领袖献忠心的最好机会吗？哪一个“仆人”会放弃这个求之不得的为“主人”效劳、歌功颂德的“天赐”良机呢？
《破解》 还写道：“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在《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中的‘创作’能力，便钦定由他来主编斯大林时代最重大的历史学项目———多卷本的《苏联国内战争史》。”（115页）这段话以及随后的所谓“小说家编写历史”的说法，充满着时序颠倒、概念错误和想当然的演绎。实际情况是，试图利用高尔基的声望，由他撰写一部 《斯大林传》，已经显露出斯大林本人要掀起个人崇拜狂热的端倪，当时苏联的一些趋炎附势者对此心领神会，使尽浑身解数推波助澜，以便让斯大林如愿以偿。《阶级斗争》一刊的主编波克洛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此人曾约请高尔基为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文章，强调斯大林在现代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便为多卷本《国内战争史》定下基调。但是高尔基所写的 《人民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1931）一文，却强调要让劳动人民了解历史真相，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一次提到斯大林的名字。波克洛夫斯基抱怨此文缺乏与当代政治现实的联系。这一事实，只是随后不久围绕《国内战争史》的编写而发生的矛盾冲突的开端。高尔基明确主张，《国内战争史》丛书15卷的编写，都应当从国内战争期间的历史资料出发，尊重历史真实，提供关于那一段历史的真实图景。但斯大林却企图利用该书的编写夸大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为自己树碑立传，这就难免使高尔基同那些力图迎合斯大林意愿的编委们发生冲突。编委会成员布勃诺夫曾一再强调：讲述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尔基却坚定地重申：出版丛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突出个人的作用，而是要展示历史的进程。在考虑丛书各卷的具体内容时，高尔基指出：北方区、伏尔加河沿岸、顿巴斯、北高加索地区、西伯利亚和远东等地区，都应当出分卷。但斯大林却在高尔基的计划外加上了外高加索、突厥斯坦、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自己待过的地区，显然是要突出和强调自己的地位。高尔基一再提醒编委们不要“用我们的观点强调”个人的作用（斯皮里东诺娃：《高尔基：与历史对话》，莫斯科，遗产出版社，1994年，第263页）。由于丛书主编高尔基的意图和斯大林的意图明显地不一致，这套丛书的出版便受到了人为的阻遏。原定于1932年出版的《国内战争史》第1卷，一直拖延到高尔基去世后的1936年8月才得以问世。高尔基去世后，《国内战争史》丛书已无法继续编辑出版，因为要按照尊重历史真实的原则来编写，就必然要提到“反对派”托洛斯基等人的名字，必然要提到后来被斯大林镇压的红军元帅和高级将领图哈切夫斯基、艾德曼、布柳赫尔等人的名字，而这是斯大林绝对不能同意的。就这么一本集体编著，却被《破解》说成“这部高尔基晚年呕心沥血的大部头著作与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齐名，成为斯大林时代两大史学‘名著’”（116页）。其捕风捉影的能力真令人惊叹！稍有些俄国文学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高尔基晚年呕心沥血的著作是四卷本长篇小说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另一事实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一书是原“拉普”要人阿维尔巴赫直接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头目亚戈达之命组织编写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强迫犯人在20个月内完成了这条运河的开挖。运河的每一公里、沿河的每一设施，都浸透了犯人的血汗。但亚戈达之流却感到这正是炫耀自己功劳的好机会。1933年8月，他们组织了120多位作家参观了刚刚建成开通的运河，并为《斯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一书写稿。高尔基并未去参观，更未看到犯人开通运河的艰难过程，不了解强制性劳动的具体情景；即便是去参观的作家们也未必都了解，因为他们到达时，运河已经疏通，死去的犯人已被掩埋。亚戈达一伙人一度成功地掩盖了自己的罪行，造成了很大的欺骗性。去运河参观并写稿的作家们，有许多人本来是不愿意动笔的，只是亚戈达、阿维尔巴赫等人要用这些作家的名字来“装饰”这本书，还一定要让高尔基的名字出现在这本书的显要位置上。亚戈达、阿维尔巴赫们策划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无疑是要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功勋”树碑立传，为斯大林的极左政策唱赞歌，但是，高尔基却没有顺从他们的意旨。保存下来的编写计划表明，本来是指定高尔基撰写一篇特写“国家和国家之敌”的，但是他却拒绝了，结果只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言，题为“社会主义的真理”。他在序言中肯定了被组织起来的人的精力战胜了严酷的自然力量，称赞那些参与修建运河的犯人们，并指出给他们恢复公民权利正是对于他们的有效劳动的一种报偿。三个月前刚刚回国定居的高尔基，并无机会了解亚戈达一伙强迫犯人开挖运河的残酷程度，并不知道这一工程实施过程中犯人的非人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和参加撰写本书的大部分作家一样，他只看到了运河开通的奇迹般的结果，而未能看到达到这一结果的严酷过程，并在此种情况下对这种劳作方式进行了不无理想主义色彩的肯定与赞颂。他未能了解全部事实真相就写出了这篇序言，当然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并没有说违心的话。重要的是，这并不意味着高尔基对亚戈达一伙强制推行强迫性劳动的全部残忍和反人道行径表示认可，不能说明他认为当时的所有犯人在劳改营中所遭受的一切非人待遇都是他们应得的惩罚，更不意味着他赞同斯大林、亚戈达等人自20年代末期以来对于持不同政见者、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施行的无情镇压。此事发生在1933年8月之后，而《国内战争史》的编写开始1931年，怎么可能是斯大林想到了高尔基编写 《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建筑史》的“创作”能力，便钦定由他来主编《国内战争史》呢？明明是亚戈达、阿维尔巴赫之流组织作家去参观运河的，怎么就成了“高尔基动员”的呢？“动员”之后他自己不去？
高尔基对待联共（布）党内“反对派”的态度，也表明他绝不是什么“斯大林制度的维护者”、“卖身投靠权势的看家犬”。例如，1933年9月9日，在看过卡冈诺维奇寄来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后，高尔基写信给他说：“第57页上称托洛茨基为‘最可恶的孟什维克’。这很好，但是不是过早了？实际上不是过早，只是读者可能会提出问题：‘最可恶的’怎么就不仅进入了党内，而且还占据了党的领导岗位呢？…… 我担心，书中所提供的对于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他某些人的评价，同样也会在读者那里产生类似于关涉托洛茨基的问题。姑且不论，依我看来，这些评价其实是对以上诸人永远关闭了党的大门。”（斯皮里东诺娃主编：《围绕高尔基之死》，第293页）紧接着基洛夫被暗杀之后出现的大逮捕，破除了高尔基的许多善良而脆弱的希望。他对于斯大林的个人专断、极左政治的抵制，也不再像原先那样一般采取劝导、调解、提意见的形式，而往往是直接表示抗议和反对。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思想情绪与斯大林的严重对立。他抗议对加米涅夫的逮捕和审讯，坚决反对并试图阻止迅速蔓延全国的大逮捕、大处决，称之为“国家恐怖”。据1934-1935年冬季和高尔基相见的莫罗兹回忆：“除了国民教育问题之外，高尔基对苏联政权的内外政策从没有说过一句赞许的话。”（斯皮里东诺娃：《高尔基：与历史对话》，第274页）这一切同样表明，高尔基从来就没有成为“顺从极权国家的卫道士”、“斯大林政治的传声筒”。
高尔基对“领袖至上主义”的抨击，更有力地证明他不仅不是“个人崇拜的奠基者”，而且正是它的坚决反对者。1933年，高尔基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袖至上主义是一种心理病症，当自我中心主义扩展起来，它便像肉瘤一样毒化、腐蚀着意识。患领袖至上主义疾病时，个人因素膨胀，集体因素衰竭。领袖至上主义无疑是一种慢性病，它会逐渐加剧……为领袖至上主义所困者，都患有好大狂，而在它背后便是如同黑色阴影般的迫害狂……”（巴兰诺夫：《火焰与灰烬》，第327页）曾在高尔基身边工作的 《我们的成就》杂志助理编辑伊·什卡帕回忆道，1934年间，有一次高尔基曾在自己家中谈到普希金的小悲剧《莫扎特与沙莱里》，对其中的“天才和暴行，水火不相容”这句话十分赞赏。他说：“是的，天才和暴行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天才是服务于集体的，他不会走罪恶之路！而暴行则是将自私自利奉为圭臬，是集体的不共戴天之敌。……真正的天才永远是宽厚待人的！”（同上，第338-339页）透过这些言论，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及其后果的警觉和反对。人类历史上和现代社会中，哪一个“仆人”敢于针对正处于权力顶峰的“主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呢？
三、高尔基是否从1928年以后就“没有捍卫文化、真理、正义”？
《破解》断言高尔基从1928年以后就“没有捍卫过人民、没有捍卫过文化、真理、正义、法律”，而“助纣为虐的事他又干得太多”（129页）。这更是公然地置历史事实于不顾。实际上，高尔基在保护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和受到种种不公正对待的群众方面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请看以下事实：
1928年3月30日，尚在索伦托的高尔基就写信给握有大权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负责人亚戈达，吁请赦免被流放到乌拉尔斯克的儿童文学家维·比安基，同时还请亚戈达注意“普希金之家”文学档案工作者乌斯季莫维奇向政府提出的请求。
1929年1月，作家为他早年在卡普里结识的雅库特文化活动家阿列克谢·谢苗诺夫及其夫人失去公民权一事写信给亚戈达，使得这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夫妻恢复了公民权。
1929年7月15日，高尔基致信亚戈达为被捕的乌克兰作家、翻译家莫吉良斯基说情，但由于亚戈达的顽固坚持，莫吉良斯基最终未能幸免于难。
1930年2月6日，高尔基又应罗曼·罗兰之请致信亚戈达，为在苏联被捕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弗·盖泽说项； 同年8月18日，他再次写信为作家阿·佐罗塔廖夫辩护，使后者受到的处罚得以减轻。
在苏联政法机关对所谓“工业党”、“孟什维克联盟委员会”进行审判期间，高尔基先是于1930年11月2日给亚戈达写信为巴扎罗夫开脱，使后者得以免于受审；后来又在12月11日致亚戈达的信中表示，他不相信他早就熟悉的苏汉诺夫和奥萨奇等人会手持武器进行反对斯大林制度的活动。
高尔基还曾应罗曼·罗兰的请求，为叶·库达谢娃伯爵夫人及其亲属免于被驱逐出莫斯科而奔走，为一些年老体弱、希望侨居国外的人顺利出境而努力。
1931年5月，原临时政府的部长人选之一帕维尔·马利扬托维奇律师被判关进劳改营服10年苦役。在高尔基以及叶·巴·彼什科娃的斡旋下，他得以被改判为流放3年。
1931年，苏联政法机关逮捕了一批历史学家，其中包括谢·普拉东诺夫、叶·塔尔列等有很大影响的学者，还有一批有成就的历史学家被撤离重要的岗位。对被捕的历史学家的审判，预定于这一年夏季进行，后来又改为先组织一场批判会，然后把他们流放。高尔基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开始活动，竭力使他们免受或少受不公正的处罚。正是由于他的力争，塔尔列等人才得以免于不幸。
正是由于高尔基的推荐，被免去全苏工会领导职务的党内“反对派”的托姆斯基才出任国家出版总局局长。1932年1月25日，高尔基给斯大林写信，竭力推荐已被开除出党的加米涅夫担任科学出版社社长，使官方改变了原先的决定。
1933年5月高尔基回国后，由于他的争取，著名雕塑艺术家维拉·穆欣娜的丈夫、生理学家阿·扎姆科夫教授得以提前结束流放生涯，返回莫斯科。
1934年5月，在高尔基的提议下，“反对派”加米涅夫被任命为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
为了法国作家和政论作家维克多·谢尔日能够被释放并返回祖国，高尔基更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谢尔日1931年因被指控宣传托洛茨基主义而在苏联被捕，1933年被流放到奥伦堡。1933年4月30日，罗曼·罗兰就为此事致信尚在索伦托的高尔基，请他设法使谢尔日能够无罪释放。经过三年的曲折和高尔基的不懈努力，1936年4月12日，谢尔日及其家人才终于得以离开苏联。
《破解》的作者是否了解上述史实？如果了解，为什么要遮蔽这一切，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如果不了解，又有什么根据断言高尔基从1928年以后就“没有捍卫过人民、没有捍卫过文化、真理、正义、法律”？
四、“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是否是高尔基“发明”的？
《破解》 说高尔基30年代回国建立起“苏联作家协会”（110页），“发明”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并把它“变成一种政治原则提了出来”，还提出了“艺术思想政治化”的口号，“奠定了后来文学作品中正面人物高、大、全的写作模式”（113页），成了“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65页）。《破解》频频使用“言下之意就是说”、“无非就是说”这类措词大胆演绎，肆意涂抹，把苏联文学中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政策的推行、“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等罪责，统统加到了高尔基头上。然而，文学史实所显示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另一幅图画。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提出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建立，是斯大林在文学领域推行极左政策的两大措施，也是极左文学思潮占据上风的表征。极左文学思潮自十月革命后即已现端倪，最初体现在“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主张和活动中。进入30年代，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经济体制要求文学尽快实行一统化。“拉普”感到自己的良机已经到来，大有称霸文坛、一展雄图之势，只是因为它树敌过多，不可能成为一统化格局中一个真正有凝聚力的组织，它的“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也因其明显的庸俗性而无法作为统一所有作家思想的口号。这就决定了实现文学一统化必须以对“拉普”的否定为前提，于是就有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的颁布。决议宣布取消包括“拉普”在内的所有作家团体，筹备建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为文学界制定“统一的思想原则———创作方法”的任务也同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两项工作都由苏联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主席格隆斯基负责。此后不久，斯大林曾询问格隆斯基对于创作方法问题的意见。格隆斯基建议把苏联文学的创作方法称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现实主义”。斯大林说：“如果我们把苏联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那么您以为如何？”（《文学问题》，1989年第2期，第148页）紧接着，斯大林就说明了这一提法的优点。格隆斯基无条件地赞同，5月20日便在莫斯科文学小组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史实明确地告诉我们：发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概念的，就是斯大林本人。
不过斯大林并不愿意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的头衔留给自己，因为这样做多少有些名不正、言不顺。于是，1932年10月26日，抓住高尔基在国内的时机，斯大林在莫斯科小尼基塔街高尔基的寓所召开了一次由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40多位作家参加的座谈会。斯大林在会上说：“艺术家应该真实地描写生活，而如果他真实地描写生活，那么他就不可能不注意到、不可能不反映生活中引导它走向社会主义的东西。这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问题》，1991年第5期，第167页）这是斯大林公开表明自己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晚间座谈会虽然是在高尔基寓所举行的，但他却始终没有谈过作家应当运用什么创作方法写作，更没有使用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10月29日，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会，委员会秘书吉尔波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论证，会上还选举高尔基为组织委员会名誉主席，但他却恰恰在这一天重返意大利。斯大林显然是希望造成高尔基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出有密切关系的印象，但作家却并未领情。
高尔基是1934年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主持人，并在大会上当选为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是在这次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苏联文学的“基本方法”的。这一切似乎为高尔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这一判断提供了证据。但是透过这些表象，却可以看到一些更具实质性的内容。在大会上以文学主管身份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阐释的，不是高尔基，而是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他逐句解释了作协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论述了它的主要规约以及对作家的基本要求，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宗旨。高尔基始终没有附和日丹诺夫的意见。相反，对于同日丹诺夫的演讲形成鲜明对照的布哈林的发言，高尔基却表示赞同。他本人在大会的多次讲话中，也反复强调要重视文学的美学特性，呼吁“提高散文和诗歌的质量”，与日丹诺夫强调“以政治为指针”的演讲形成明显的反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2月19日，大会开过刚半年，高尔基就在给作协理事会书记谢尔巴科夫的信中，对《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法提出怀疑。他写道：“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过去和现在都写过不少东西，但是还没有一致的和明确的意见，这说明了这样一个可悲的事实：在作家代表大会上，批评没有显示自身的存在。…… 我怀疑，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方法——以完全必要的明确性显示自身之前，我们已经有权来谈论它的‘胜利’，并且是 ‘辉煌的胜利’。”（《高尔基30卷文集》，第30卷，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6年，第381、383页）由此不难看出高尔基对于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基本方法”而确立下来的真正态度。上述事实有力地表明：高尔基既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的发明者，也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破解》还毫无根据地说什么“高尔基直接参与了第一届苏联作协的组织工作”，断言他“坐上了官方‘文学党’的第一把交椅”（112-113页），成为“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事实上，高尔基恰恰为阻止那些“御用作家”贯彻实施极左文学政策、为反对他们把文学置于政治之下，进行了坚决的抗争。他激烈反对把作家协会实际上变成扩大了的“拉普”，力求阻止原“拉普”的一批领导人控制作协理事会，进而称霸整个文学界。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34年7月23日，作家协会组织委员会书记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论共产党员作家》一文，提出了他所圈出的作家协会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包括绥拉菲莫维奇、别德内依、肖洛霍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革拉特科夫等。针对此事，高尔基于8月2日给斯大林写信，直言不讳地指出了原“拉普”的这一批核心人物在某些“首长”、“负责同志”或“达官贵人”的庇护和支持下，力图控制文学界的事实，可谓一针见血。高尔基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但是却未能有效地阻止这批人进入作协理事会。对于这样的结果，高尔基十分不满，于是，在代表大会闭幕的9月1日，他又给中央委员会写信，再次指出那些被最高领导视为党在文学领域的主要依靠对象、志在掌权的一批作家虽然都是些共产党员，但思想贫乏，“职业水平不高”，“却习惯于发挥行政管理者的作用，并竭力巩固自己的指挥员职位”。高尔基在信中表示自己将“拒绝和他们一起工作”（《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期，第217-218页），盛怒之情溢于言表。尽管他发出了如此激烈的抗议，也曾通过努力争取到让布哈林在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重要发言，使大会期间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试图以此来抵制日丹诺夫演讲的恶劣影响，但是这一切所起的作用却甚为微小。
如果说30年代的苏联文学中存在着一批“御用作家”，那么它的基本构成正是高尔基力求阻止其进入作协理事会的那批人。也正是这批作家成为文学领域极左政策的执行者、极左思潮的推波助澜者，奠定了文学作品中“正面人物高、大、全的写作模式”，后来还纷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文学正是在他们手里变成了“政治的工具”。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斯大林本人，然后是日丹诺夫。“御用作家”们不过是执行了、实践了最高领导作为“一种政治原则提了出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但是，经过《破解》不顾事实的歪曲，由斯大林总体设计、日丹诺夫进行“理论阐述”、格隆斯基和尤金组织操作、阿维尔巴赫和法捷耶夫以及叶尔米洛夫等原“拉普”要人具体实施的这一“文学政治化”过程，全都变成了始终在抵制这一过程的高尔基的“功劳”。
与以上文学史实相对应的是，从1928年到1936年去世前，高尔基还致力于保护一批遭到“御用作家”批判的作家。1929年，皮利尼亚克的小说《红木》在柏林出版。“拉普”随即组织了一场对于作家的严厉批判，“全俄作家联盟”撤除了他的理事会主席职务。高尔基及时发表《论精力的耗费》一文，为《红木》及其作者辩护，对“拉普”进行反批评，捍卫文学创作的自由。“拉普”的批评家们猛烈反击，对高尔基进行围攻。高尔基又写了《还是那些话》一文，继续为皮利尼亚克辩护，反对把“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文学领域，反对把文学政治化。但是他的这篇文章却被官方报刊拒绝登载。
扎米亚京的小说《我们》在国外出版后，苏联报刊也不断发表文章对其进行批判。1929年，“拉普”指责《我们》是一部诽谤性、污蔑性的反苏作品，命令“全俄作家联盟”列宁格勒分会进行改组，迫使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撤销了扎米亚京的编辑职务。从此，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便处于无法继续写作的状态，于是决定迁居国外。高尔基及时帮助扎米亚京办好了出国许可证。
1928年，布尔加科夫完成了剧本《逃亡》。俄罗斯联邦剧目审查总委员会断定该剧是“一曲白卫军运动的挽歌”，禁止它上演，但莫斯科艺术剧院还是希望上演这部剧作。10月9日，剧院邀请高尔基参加艺术委员会举行的讨论。高尔基认为这是一部很出色的喜剧，建议把它搬上舞台，并预言它必将取得成功。但因他很快就动身返回意大利，布尔加科夫和艺术剧院便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1931年11月，身在索伦托的高尔基还写信给斯大林请求解决布尔加科夫的生活困难。
围绕巴别尔的短篇小说集 《骑兵军》，高尔基和红军将领布琼尼之间也曾展开过论战。布琼尼谴责巴别尔歪曲了第一骑兵军战士的形象。“拉普”评论家也纷纷撰文，支持布琼尼的观点。但高尔基却为巴别尔辩护，认为他写得很成功，肯定他的独特艺术才能，1928年9月还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一文中高度赞扬巴别尔的作品。布琼尼随即发表《致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公开信》，火气很旺地指责高尔基。11月27日，已回索伦托的高尔基又写了回答布琼尼的公开信，直言不讳地说：“我不能同意您对巴别尔《骑兵军》的看法，并且对您给予这位有才华的作家的评价表示坚决的抗议。”（《苏联文学》1991年第6期，第66页）
具有独立精神的作家普拉东诺夫、左琴科，从英国回苏联的杰出批评家德·米尔斯基等，都长期受到极左文学势力的歧视和排挤，但却得到高尔基的高度评价和热情支持。他对极左文学思潮和政策的坚决抵制，不可避免地引起文学界极左势力的反扑。前文已提及，1935年初，高尔基因支持科学院出版社决定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而被扎斯拉夫斯基称为“文学的腐败物”。1月24日，高尔基发表《关于〈群魔〉的出版》一文，回击扎斯拉夫斯基的指责，重申完全赞同出版《群魔》。第二天，《真理报》又刊出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关于高尔基的意见》，批判他的“自由主义”。1月28日，受到高尔基多次批评的潘菲洛夫也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阿·马·高尔基的公开信》，摆出一副新生力量反对老朽力量的架势，似乎要对高尔基来一次总清算。高尔基随即写就《致费·潘菲洛夫的公开信》和《关于“公开信”和别的信件》进行回击，但两文均被《真理报》扣压，拒绝发表。这时，高尔基事实上已经很难就苏联文学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1936年1月17日，《真理报》刊登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和 《静静的顿河》剧组谈话的消息，说斯大林批评艺术家的舞台设计受到“结构主义残余”的影响，指出了那种“和人民格格不入”的形式主义的危险。从1月28日起，《真理报》连续发表4篇编辑部文章，把斯大林的上述意见进一步具体化。一场批判形式主义的运动随即展开。高尔基迅速作出了反应。1936年3月，他直接给斯大林写信，对《真理报》批评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编辑部文章《纷乱代替音乐》提出反对意见，同时对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关闭莫斯科第二模范艺术剧院的决议表示异议。1936年4月，高尔基又发表《论形式主义》一文，表达了对于这场批判运动的怀疑，并对作家代表大会闭幕后的19个月中的苏联文坛状况提出了批评。
以上文学史实，不仅有力地表明高尔基绝非像《破解》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御用作家的领军人物”，而是坚决反对把“文学变成政治的工具”的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且也使《破解》关于高尔基1928年以后就“没有捍卫过人民、没有捍卫过文化、真理、正义、法律”的说法不攻自破。
五、是否是“人格问题”？
站在21世纪人类认识发展的新水平上指责高尔基并不困难，人们总可以从他的言论和文章中找到一些有着“吹捧”之嫌的词句和内容。高尔基并非完人，他在自己的晚年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无疑不是完美的。但是，高尔基的全部不足、迷误和缺陷，只是他的认识上难以避免的局限性所致，而丝毫不带有趋炎附势、卖友求荣、见风使舵、助纣为虐的性质，丝毫无损于他的人格光辉。他个人的经历、修养、知识结构和他对于世界的理解，他当时所处的国际国内条件，决定了他在自己的晚年只能那样说、那样做，也使得他时时充满着思想矛盾与精神痛苦。这些矛盾与痛苦的根源在于：作为俄罗斯母亲的儿子，他要力图维护自己的祖国在世界上、特别是在西方民主知识分子面前的形象，但是20年代末期以后的苏联现实本身却不断地破坏着这一形象； 他始终怀抱着一种可以称之为“集体理性”的社会主义理想，但是斯大林“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与方式却是直接同专制主义、践踏民主的行径联系在一起的； 他一直寄希望于科学和文化的振兴与繁荣，但是反科学、反文化的因素却不断从外部强有力地牵制着科学与文化的发展。面对这一切，高尔基始终不渝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文化、保护知识分子； 但是他既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止个人崇拜的蔓延和极左路线的推行，更无力拯救所有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们；既不可能超越时代，也不可能超越人类的认识水平去解决那些不断困扰着他的现象、矛盾和问题。这就造成了罗曼·罗兰1935年访问莫斯科期间所发现的他的内心痛苦：“我感到在他心底，有着一种隐藏着的深深的忧郁。……这头不幸的老熊，虽然被缠上桂冠，备受礼遇，但在灵魂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功名利禄都极为冷漠。他宁愿舍弃这些，换回往日流浪汉的独立自由。他的心灵承受着悲伤、怀旧和痛惜的重负……我非常爱他，也可怜他。他很孤独，尽管他几乎从未有过独处的时候！我觉得，假如我和他俩单独在一起（且若能消除语言障碍），他会抱住我长时间地无声痛哭。”（《文学问题》，1989年第5期，第181、183页）我们何时才能达到像罗兰这样的对高尔基的同情性理解呢？
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以赛亚·伯林写道：“高尔基直到1936年才逝世； 而只要他还健在，就会利用其巨大的个人权威和声望保护一些杰出的引人注目的作家免受过分的监管与迫害；他自觉地扮演着‘俄国人民的良心’的角色，延续了卢那察尔斯基（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传统，保护着有前途的艺术家免受官僚统治机构的毒手。”“高尔基的逝世使知识分子失去了他们唯一强有力的保护者，同时也失去了与早先相对比较自由的革命艺术传统的最后一丝联系。”（以赛亚·伯林：《苏联的心灵》，潘永强、刘北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第5、8页）愿我们的研究者三复斯言！
“高尔基之谜”的谜底究竟在哪里？《破解》最后认为这位作家“完成了‘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转变”，在“更大程度上是个人格问题”（128、129页）。“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是高尔基在撰写长文《个人的毁灭》时曾考虑过的标题，他是以这一提法来描述西方及俄国“个人的精神不断贫困化的过程”及其在文学主人公变换上的反映，这一概括是否恰当属于另一问题，但它绝非像《破解》生拉硬扯的那样，是高尔基对“路标派”的“痛骂”。《破解》还敏捷地联想到，“这用来描述他自己是不是很合适呢？”（127页）随后就认定高尔基“完成了‘从普罗米修斯到流氓’的转变”。当《破解》把“流氓”、“看家犬”、“马戏团里的丑角”、“猥琐龌龊”、“谄媚与冷酷”等一大堆污言秽语慷慨地抛洒到高尔基头上时，是否曾想到，在上世纪20-30年代，在抵制极左路线、专制主义和个人崇拜以及保护知识分子和文化事业方面，这位无党派作家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任何一位知名人士、任何一位同时代人？当作者还没有搞清楚一些最基本的文学史实，还没有认真解读过高尔基的任何一部作品；还把波兰历史学家格林-格鲁津斯基辨析关于作家死因的7种说法的文章说成是“调侃他的善变”，把俄国流亡作家霍达谢维奇说成“德国诗人哈德谢维奇”，把俄国宗教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英国作家罗斯金说成谁也不知道的“斯拉夫维耶夫”、“拉斯金”，当一本书中还错漏百出（包括引文）时，作者是否能够一边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是××类型的知识分子，一边说高尔基根本算不上知识分子呢？对于目前还健在、还在写文章、接受采访和领奖的任何一位学者或作家，如果有人说他“人格堕落”、“没有人性”，那么一定会被视为人身攻击而非学术研究。但高尔基只能默默地听着，不再能够为自己辩护了，不过他也无须辩护。持续出版的俄罗斯《文学报》所表达的知识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永远的纪念，从美丽而忧伤的《童年》、穿透历史风云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到蕴涵丰富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的存世，从罗兰到伯林等无数知识分子对他的理解，就足以让他含笑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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