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学杂费的调整问题，在台湾已是近20年来最具争议性的高等教育议题之一。许多官方说法总是说：「我国大学学杂费已经很便宜」、「只是调涨几百元，根本还未反映成本」，然而，却屡屡招致大众反对声浪。相对于官方近日的「学费议题被和选举考虑挂勾，所以难以调涨」说法，彷佛想声称「不涨学费是诉诸民粹的不理性作法」；实际上，大学学费或许的确已是社会大众的一项沉重压力来源。人民对涨学费的反弹并非「讨厌多缴几百元」如此简单。

    压垮生活的教育开支

    一项原因在于，真实的「学费」其实不只是学生付给大学的「学杂费」费用，而还包括着为了就学得付出的各种成本。

    根据高师大教育系教授陈丽珠于2009年底的研究报告《我国大学学杂费之分析与研议》指出，台湾目前就读国立大学的学生，每人一年为了就学要付出的费用，平均达20万元（约为每年5万学费＋12×每月1万生活费与住宿费＋3万书本、文具、其它花费），就读私立大学则平均高达25万元（学费每年平均比国立再多5万）。换句话说，每个家庭为了让1个孩子念大学4年，账面上得付出的成本即达80到100万之多。

    每个大学生每年20到25万，看不出来究竟算不算多。但根据陈丽珠的这份报告的第77页指出，若将台湾依家户所得切割为五等分，其中所得为后20％的家庭，每年仅有31万余元的收入，相形下这份教育费用就将占了其收入7成；政府可能声称，这群人不少属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可获得学费减免与补贴。

    然而，对于多半难以取得补贴的第二等家庭（收入属后20％到40％）来说，其每年收入也平均仅有57万余元，一个孩子就读大学就将花去4成所得，若两个孩子则就所剩无几，家庭如何生活？

    而且，每年20到25万的个人教育费用，这数字还很可能低估。一来，如果实际考察日益攀高的住宿费和额外消费，每月生活费加住宿费平均应不只1万元（此数字为该研究报告的初估）；二来还没计算本来提早就业能获得的所得（即所谓的「机会成本」）。如果再念个研究所2到3年，受高等教育的费用肯定将在100万以上、甚至高达200万了。这绝对是笔沉重的开支，不是「台湾学费很便宜了」的轻佻论调所能掩盖。

    无怪乎，台湾就学贷款的申贷人次屡创新高。根据学生团体「青年要好野」的《2011年台湾青年学贷调查报告》指出：以98学年度为例，该年高中职以上申贷就学贷款的人数就达40万人之多，占学生数中的19.2％，该年申贷金额达300亿元。还记得，我一位就读私立大学、准备毕业的朋友曾说：「现在，我人生的『第一个100万』，居然就是学贷负债。」被高教育费用压垮的人生，已是越来越多人的现实。

    

    

    ▲大学录取率近百分之百，「就学贷款」已成为主要筹学费的管道之ㄧ。大部分申贷者来自经济弱势家庭，虽然有贷款付学费，还是要半工半读赚生活费。（图文／杨万云）

    

    教育不是投资 是剥削

    为了合理化这么高额的教育费用，官方的说法是：「教育是个合宜的投资。」姑且不论「个人投资」的概念是否掩饰了教育应是公共服务、主要该由政府支助的责任；更现实的问题是，投入这上百万的教育费用，对学生真的「划算」吗？答案却恐怕是否定的。「划算」的只有学校、政府和未来的资方而已。

    我们可以看到，近15年来，受高等教育的「投资报酬率」是持续下降的。根据行政院劳委会的调查统计（http://statdb.cla.gov.tw/statis/stmain.jsp?sys=100），2000年台湾大学毕业生的初任工作每月名目薪资是2万8,016元，到了2010年，则是2万6,455元。这还未计算，10年之间，消费者物价还有个涨幅是9.6％。

    也就是说，若平准物价后来计算实质薪资，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下滑了至少14.7％！然而，这10年来，大学学费、各种花费却是有增无减。

    尽管「不划算」，大学却变成「不能不念」，原因在于，在劳动力相互竞争下，如果不念，不但机会渺茫，甚至有更高的失业风险。这现象在美国更是明显，高教扩张后大学毕业生实质起薪不变，但高中以下的毕业生则下滑。是故，英国教育社会学学者Phillip Brown于《Global Auction》一书即指出，受教育已经越来越不是一项「划算的投资」，而成为了「防御性支出」（defensive expenditure）：受教育不会增加薪资，但不受教育会减少薪资。

    有趣的问题是，受教育如果不会增加薪资，那么，教育花去了如此大量的费用（不论是学生出的学费，或是政府提供的补贴），甚至还逼迫越来越多的人得投入日益漫长的时间在这里头，究竟是对谁有利？如果教育扩张不只是个单纯愚蠢的浪费资源（如文凭主义理论所暗示的），我想这答案是呼之欲出的：得利的是能因此享用大量廉价技术劳力的雇主。如果搭配的是收取学费的私有化教育模式，得利的则还有因此节省了大笔资源、甚至能获利的政府和学校。而受害的是得付出不断高涨的教育费用的人民。

    这展现的社会现实是：总体来看，教育其实不是「投资」，教育是种「剥削」，是种将人民的劳力、时间、费用耗去，成果却是归学校与未来资方所有的压迫过程。人民因为没有生产工具，非得要求取受雇机会、到企业供其剥削才能维生；而为了受雇，又要先经历教育过程的剥削，提升自身的劳动力素质，否则连成为受雇者以维生的机会都可能被剥夺。

    模糊压迫的霸权论述

    平均来说，「念大学越来越难回本」这事实，官方也很难再装聋作哑下去。他们的最新说法是：「念完大学还找不到好工作，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借机会培养『就业力』的问题。」想把问题给「个人化」来模糊集体遭遇的问题。或者是说：「念大学更重要的是发展自我心灵，不应该只考虑金钱回报。」想用心灵改革来回避教育回报破产的事实。对于这些说词，倘若理解了前述的剥削关系，明眼人应该都不难看穿。

    

    

    ▲绿党2010年8月25日上午召开记者会，呼吁政府重视青年贫穷化问题，并要求降低私立大学学费及延长学贷还款年限。图为辅大研究生宋佳伦。（图文／本报资料室）

    

    在此我仅回应一项日益高涨的霸权论述，所谓的「不涨学费，不公不义」论。

    台大校长李嗣涔这几年来不断说：「因为念大学的人，平均来说家庭背景都比较好，所以，收取高一些的学费是合理的。只要再拿一些出来补助弱势就好。」他指出台大学生（或大学生）背景更好，所以「不涨学费，不公不义」，「可以涨到和私立学校一样贵」。

    这种以「学费重分配」（有钱的人多收，补给没钱的人可少收）的说词貌似合理，但我们必须提出几点质疑：

    一、根据经验以及政策脉络来看，这套「学费重分配」、「不涨学费、不公不义」的说词，真正关切的点是在「调涨」，而非「公义」。也就是说，这不过是当政府经费不足、大学急于抢钱时，所想出来的一个借口。到时候全面调涨了学费，再拿出一小部分来当奖助学金做做门面，就能博得照顾弱势的美名。例如说，目前的调涨学费办法里规范，调涨的学费应有3％用于奖助学金。试问，那剩下的97％不就是无重分配地被拿走了吗？

    二、尽管是玩真的，把着眼点放在「重分配」，想让富者多出、贫者少出，常见的方法应是「税制改革」：透过累进税制、课征资本利得、废除财团减税措施等来达成重分配，而非在个别公共服务的费用下手。税制改革能清楚算出不同所得的人究竟负担多少比例的税基，让重分配能避免治丝益棼（难不成，水费、电费、过路费也要重分配？）或所谓的「剥两层皮」；再者，它也减少如前项「以重分配之名，行调涨之实」的可能。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环境下，所谓的「重分配」通常有所极限（总不能影响资本积累），而且也只会进行到能稳定社会即可（取得「正当性」），不可能「玩真的」。要玩真的，其实关键的问题还是劳资之间的阶级斗争问题，而非第二阶段的税制或福利重分配，更不会是学费重分配。

    从反学费到反资本主义

    三、更根本的说，学费彰显的问题，不只是「太贵的话，没钱人会念不起」的教育机会均等问题而已；学费、以及连带的其它教育费用，已是当代资本主义对整体劳动者的一个关键剥削来源，受压迫的是不分阶层的整体工人阶级（包括专业工人、中产阶级）。当我们发现，教育费用已成为每一个想要获得工作的人们被迫得投入的巨额成本，然而，得利的却是能自此取得大量技术劳动力的雇主，劳工能获得的薪资却在竞争下丝毫不会增加；我们不难洞悉：对劳动者任何教育费用的提高，实质上等同于减少工人的薪资、增加雇主能取得的生产力罢了！这是经济不景气的年代，政府要把培育人力的成本转嫁给劳方自身的一种手法。

    因此，要根本解决学费背后的压迫来源，讨论的问题不该只在「阶层重分配」（下焉是学费重分配，上焉是税制改革，但都还不足够），而是个资本主义下资方能剥削、压迫劳方的问题。我们需要问：是什么样的生产关系，能让资方逼着劳方自身负担越来越沉重的教育训练成本，来供资方获利？为何不会是劳方逼着资方负担越来越高的教育训练成本，来供劳方生活与学习？这才是学费、教育费用会持续高涨的根本基础。而要反对学费带来的压迫，必然需要同时反对这背后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劳工以积累的关系。

    （作者系英国伦敦大学Goldsmiths学院社会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