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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治理》:治理的新挑战——社交网络与巨型城市
关键词:智慧治理 巨型城市 流动空间
对卡斯特尔来说,21世纪兴起的巨型城市——多达一、两千万城市居民人口足以敌国——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流动空间”,迁徙来往的人们通过电子社交链接远程互通信息,做交易,做决策,享受高端服务。巨型城市没有制造特异的文化,而是成为“高度移动化的人和信息的”扩张场域。
【本文节选自《智慧治理——21世纪东西方之间的中庸之道》一书第四章——《治理的新挑战:社交网络、巨型城市与生产能力的全球化离散》。作者为美国资深投资家、21世纪理事会创始人尼古拉斯·伯格鲁恩,以及美国政治学者、《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 】


西班牙学者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将他的课题从城市研究转到了传播学和网络理论,这并不让人惊讶。
对卡斯特尔来说,21世纪兴起的巨型城市——多达一、两千万城市居民人口足以敌国——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流动空间”,迁徙来往的人们通过电子社交链接远程互通信息,做交易,做决策,享受高端服务。巨型城市没有制造特异的文化,而是成为“高度移动化的人和信息的”扩张场域。
通过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调查,未来15年崛起的大部分巨型城市都将在亚洲。东京、首尔、上海和孟买,拉丁美洲的圣保罗和墨西哥城,这些巨型城市人口已经接近2000万。
巨型城市的历史地理内涵在减弱,城市空间已经越来越上升为一个“地球城”,媒体、贸易、金融和制造业的全球化将世界变为一个虚拟整体。这创立了一个二分法:大城市如伦敦和孟买或者像硅谷地区发挥它的国际角色,比他本身的地理位置还要显著。
荷兰建筑师和城市理论学家雷姆•库哈(Rem Koolhaas)同样提出一个理论,即大城市的集中人口,其增加源于全球贸易、生产、消费和金融的力量,对比起来,其历史地理身份变得让“过去太小,住不下这么多人”,由此产生了遍布亚洲的“通用城市”,特别是在中国。对库哈来说,“新的通则已在新加坡形成——核心是肆无忌惮的儒家伦理,其超级效率将为亚洲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
至今为止,网络连接的、全球化的巨型城市的复杂性,以及人类探寻多样性的好奇心,对威权体制的善意形成了挑战。即使在为了效率而设计的巨型城市中,多个事件同时、自动发生,毫无组织,如库哈所言,都市空间“就像互联网一样”。
新加坡的杨荣文对此深表认同,他在2011年失去了属于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的议席,只因为社交媒体把他描绘成这个与世隔绝的城市国家的家长式统治精英。
对于杨荣文来说,互联网表达了今日城市关系中的复杂性,它打乱了传统的阶层制农业秩序,而儒家思想正是基于乡村秩序。从农村运动起家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同样问题,它统治的国家目前有一半是城市人口。
正如我们在这本书一直论证的观点一样,如果中国今日的官僚体系依然不为国家中广大的并不断增长的城市人群开辟发声渠道的——就像新加坡被迫打开其准开放政治空间——那么它本来脆弱的权威性将被打破。反过来讲,如同我们曾经提出过的,如果经过科技赋予力量的多元文化进一步入侵西方的公民共识,民主将分裂其自身,直至失败。有鉴于此,每一种体制都要为各自寻找一种平衡。
自我治理的反馈
若要平衡点,必须先解决一个矛盾。由于城市的网络建设,参与反馈的速度加快了,自我治理越来越智能化。就如建筑师和生态学家保罗•索雷里(Paolo Soleri)指出的,网络加大了信息密度,信息反馈的时间和距离几乎都可忽略不计,仿佛大脑一般快速运作。
对推特的创始人杰克•多尔西(Jack Dorsey)来说,即时网络连接加快了反馈速度,信息的“识别时间”缩短了,这可以帮助政府实时、有效利用信息,提高治理水平。
但是,个人的行为被放大数百万倍,在巨型城市中,个人选择所造成的集体影响也可能伤害公共利益。跨过一定的门槛后,就如我们今天在伊斯坦布尔到北京看到的一样,个人数不清的流动和无数的汽车会造成交通堵塞。数以百万计的居民和汽车排出的尾气将给气候带来变化。
巨型城市若要实现其最大价值,需要开发一种新的“公共软件”,不光是培育通过透明和参与而连接起来的群体智能,而且还要用机构来过滤短期的、私利的选择,保持个人力量和社交网络之间的平衡。
从生态环境的角度看,网络的集约性有效利用与消费者文化的工业化欲望之间存在冲突。节俭将成为布满城市的星球的首选公民美德。
同样,这种平衡了个体和社群的新“公共软件”需要下放权力、包容公民意见和决策。
这不是为了不再适宜生存的过去而构想出来的思乡情结,而是再次强调地方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抵抗“流动空间”,创造本土身份与全球网络之间的平衡。它寻求利用网络,而不是被网络操控,加强治理的节点,让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更加紧密——这是治理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来源。城市是个体和非正式团体能发挥作用的最高级别。对于国家来说太大或者太小的问题,都是在城市这一级得到解决。
特别是在全球化事项上,例如气候变化,很难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达成共识,城市区域或者国家以下的行政体比如美国的州或者中国的省——这些是排放二氧化碳的主体——可以采取更有效和直接的行动,而不是由国家来操作。比如说像波特兰、杭州以及纽约,就像加州一样,各自采取行动,实行空气清洁战略。
通过全球化的链接,城市-区域或者城市-国家也能够接受他者的社会价值观,甚至超越国界,接受域外文化。就像贝淡宁(Daniel Bell)和艾维纳•德夏里特(Avnerde Shalit)指出的:
城市拥有独特的社会思潮——一种共享的生活方式能够启迪居民的思想和判断——这种想法有很长的历史。在古代社会,雅典人是民主的代名词,而斯巴达人代表了军事纪律。耶路撒冷人宣扬宗教价值,周王朝的首府洛阳则是充满商业精神的大都市。
杨荣文从更加积极的角度思考了雷姆•库哈关于新加坡的想法,他认为,过去不足以容纳这么多人居住,而民族国家和“地球村”则变得太大,无法管理。他说:“信息革命将不会把世界变成虚弱的政治联合体,而是形成一个个更为有效的权力单元,例如欧洲的城市-国家和帝制时代以前的中国。
将城市国家看作是全球网络中的独特节点,这对于多元身份的互联世界来说,也是增强合法性的关键。多重管辖权被共同利益所连接,但没有简化为同一身份,这是面对地方/全球性难题的一个颇为便利的权宜之计。“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系统”,这是针对普世主义的“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相应对策。
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与杨文荣持有相同论点,他认为,我们将进入的情境将“更类似于中世纪晚期”,而不是一个现代社会的早期。格雷写道:
中世纪时期实行多重管辖,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前,现代国家的绝对主义还未得到承认。我倾向于接受以赛亚•伯林的判断,即,从某种角度来说,相比较我们的世界战争时代,中世纪更加文明、和平。这恰恰是因为所有的管辖权需要相互协商,没有一方有能力简单地控制其他各方。
虽然目前民族国家还是身份认同的主要体制,互联网、媒体、全球化供应链以及全球化生产中的劳动力分工,都对城市区域占据全球化治理中的关键地位提供了可能性。


原文地址:http://www.guancha.cn/Nicolas-Berggruen/2014_02_05_1747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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