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李伯森著，赖国栋译
选自《礼物的回归：全球观念下的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
 
 
 
本书着重探讨政治的文明性，即探讨能认可对手的人性的习惯与习俗，尽管它们与对手之间可能存在残酷的竞争。这一主题在我专攻的欧洲思想史里，没法纳入现行的任何一个研究领域。我试图把现在的研究主题与过去的研究衔接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迷上了马塞尔·莫斯的名著《论礼物：古代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礼物交换一度从现代欧洲话语中消失，后来又回到了现代欧洲话语。莫斯的文章为我提供了切入点，让我深入研究更详细的礼物交换史。
 
在莫斯生活的年代，四年全面战争（total war）摧毁了一些基本文明。莫斯着眼于他所处时代的冲突，转而研究“古代”或土著社会的行为。他发现前现代社会的社会组织原则与现代的极为不同。他论述的中心地区是大洋洲和太平洋西北岸，赠礼在这些地区是种相互的义务。他给礼物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声称礼物通常是互惠的，这与现代的观点——礼物只需送出而不期回报——恰恰相反。按照莫斯的分析，个人和群体处于一个模式中，人们不断地送礼收礼和回礼。这一过程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而社会则形成责任共享的网络。他勾勒了这种基本的礼物赠与模式，用以描述太平洋周围土著社区的情况，但又没有止步于此。相反，他进一步指出，在印欧社会，礼物赠与也有一段很长的历史。古印度、古典时期和中世纪的证据显示，一些社会普遍存在礼物互赠的习惯，而且是强制性的。尽管在许多地方礼物互赠是普遍的行为，但并非总是友好的相反，为了债务、地位丧失或因失败而遭受奴役，整个社会都可能会争相赠与礼物。礼物赠与也不一定意味着平等，因为臣民通常向其主子纳贡，以示主从关系。莫斯还强调礼物赠与的作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在经济领域内，商业社会之前的礼物赠与行为使得它们和现代社会的契约型逻辑分离开来。
 
在莫斯看来，欧洲当代社会的礼物与别国古时的礼物有差异，但又密切相关。尽管欧洲当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存在巨大差别，不过就他所处的时代而言，传统社会的礼物赠与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莫斯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文明身陷危机。在这期间，政治上左派右派相互攻击，分歧巨大，同时战争又使各国民穷财尽。他从岛屿和远古民族发现，礼物赠与体现现了智慧，现代社会也可以拥有这种智慧，且创造自己的智慧。
 
莫斯的著作虽然写于一战后，为20世纪及其后的礼物提供了最初的定义，但是这种话语的历史已经超出了他所设定的边界。拙作并非只论述莫斯，它还探究欧洲人从17世纪以来看待礼物交换的方式。我们叙述的思想起点是莫斯，但并不局限于他的定义。有一种称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以莫斯的成就为顶峰和终点。在重构礼物史的过程中，我没有发现这一逻辑的痕迹，于是将他的著作重新放到更广阔的话语中，时间范围包括他所处时代的前后。作为这种话语的一部分，“发现”一词本身就意味着历史的反讽。如同在美洲或太平洋探险的欧洲人，莫斯本人并没有“发现”礼物。正如他自己所强调的，他只是恢复另一个时空中人们体已知晓的事情。
 
荷马和希罗多德以来的西方文学中，出现了大量有关送礼和收礼艺术的道德训诫，其他文明中也不乏此例。送礼礼行为遍布世界各地。有关这—点，欧洲游记中也有大量的文字记录可是，在莫斯之前，鲜有对礼物交换的系统反思。从拿破仑时代后期到二战后期对礼物的研究几乎从欧洲思想家的论述中消失了；通读19世纪社会学理论，也找不到对礼物展开系统或详尽的论述。穆勒、托克维尔马克思、韦伯以及莫斯的导师涂尔干，都对此不感兴趣。爱默生和西美尔等思想家注意到了礼物，不过他们没有展开长久的重估以影响其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它脱离了人类的集体意识和实践，且长达一百年之久？确切地说，如本书所示，礼物交换并未彻底遭到遗忘，因为还有许多边缘的、非理论的学者通过各自的方式探索这一问题。然而研究空白仍然存在：许多现代社会思想的奠基者对一项创造人类团结的基本礼仪几近缄默。
 
人们转向随后出版的一系列著述时，社会理论中出现的百年空缺甚至更引人注目。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莫斯是一位传奇式的教师、学者。持续有一大批最著名的法国学者将莫斯的见解融入自己的论述。英国人类学家也将莫斯视为朋友，同时对他的论述赞赏有加。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人类学家将《论礼物》视为经典加以运用、挑战。世界许多国家的古典学者、中世纪研究者、近代早期研究者、性别分析者、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及文学研究者，都创造性地运用了莫斯那本富有启发性的著作。近年来又出现了一次论述礼物的思潮。尽管人们反复试图将礼物融入结构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等其他理论，但是莫斯近来凭其本身的条件被重估为伟大的思想家，他的论述只能以它自身的术语才能得到最佳理解。礼物在传统社会的经济作用，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除此之外，人们也逐渐认识到了礼物在当代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重大作用。其他一些人则将莫斯的礼物理论创造性地扩展到到了性别、美学和宗教领域。莫斯开启的这项讨论将礼物回归到了大多数时空中的的初始状态：爱情、荣誉或权力等经久不衰的话题也可在礼物中得到体现。
 
礼物的历史性回归，即回到欧洲思想家的论述中，引发了更进一步的历史问题，关系到如此重要的社会制度如何可能被遗忘，且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然后又在人类社会中广泛存在，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答案可能还得从近来的学术研究开始，它为莫斯论述的历史定位提供了一些最重要的语境。马塞尔·富尼耶（Marcel Fournier）的莫斯传为《论礼物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政治语境和个人语境：莫斯站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写作，在一战后直面法国和欧洲社会主义的深刻危机，他的部分作品就是对这一语境的回应。热拉尔，贝索德（Gérald Berthoud）在对莫斯的先驱之一菲利克斯·佐姆洛（Felix Somlò）的著名论述等其他一些研究中，诠释了人们可以如何应用莫斯的研究，将莫斯的论述置于经济人类学的自由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中，从而结出累累硕果。另一些人又指出，德国的中世纪研究并没有忽视礼物，反而为莫斯的研究提供了一些资源。我们应回到这些政治和学术语境，以便更好地掌握莫斯的意图，同时更清晰地把握其论述的原创性。如果我们超越它的地方语境，从欧洲传统和海外碰撞的汇合角度加以研究，那么这种丰富而复杂的观念还有更大的研究空间。
 
在19世纪的欧洲社会，通过物质交换和象征交换所产生的相互责任仍然是一项评价身份地位以及财富或权力的蓬勃事业。然而，这种以身份地位为取向的做法直接与现代贸易和政府习惯产生冲突：占有性个人主义（possessive individualism）注重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保护私有财产权和官僚权力。这里所说的官僚权力，一般是通过工作业绩而获得，且通过公正运用规则而加以实施。礼物与作为一种互惠行为从未消失，它将不相干的合作者联结到互负责任的网络中。礼物赠与在经济和政府中的地位降低了，使它看起来与现代社会的工作无关，甚至在当代人考虑西欧以外的遥远地方时也难以把握。至于这些遥远的地方，礼物交换仍然在其中继续组织经济、政治和社会。19世纪欧洲人试图与欧洲之外的社会接触时，礼物仍然是一种不可避免的交流方式。不考虑礼物经济，他们就无法进行统治与贸易，也无法建立任何一种社会关系。无论如何，通观19世纪，欧洲人可忽视他们自身内部广泛存在的礼物交换网络，不过他们必须正视欧洲外部的礼物交换网络。
 
欧洲之外的这些体验揭示了礼物的破坏作用。尼古拉斯·托马斯在《交错之物》（Nicholas Thomas，Entangled Objects）中指出，殖民地的礼物交换弥漫着权力关系。从这个关键视角看，礼物是一门与权威和自我断言不可分割的语言，部分上是殖民者与殖民地为了政治、经济的控制而展开的更大斗争。人们在不同文化的礼物交换过程中可以清晰地看到，误解和暴力也变成了交换的一部分。19世纪的案例为不同文化的这些个性化交换揭示了更为普遍的特征：礼物赠与是口头交流的替代物，充其量也不过是不稳定的―种。彼此间的文化愈陌生，礼物的重要性就愈大，因为他们难以运用口头语言，手势又无法传达其意图；然而，处于边际的礼物需要像赌博那样猜测，无论哪一方都可能猜错，它的意图难以估量，影响难以确定。礼物的不稳定性在任何社会都存在，且在政治动荡的时代里不稳定性会随之增加，不过在欧洲推行全球扩张的自信年代里，与异文化的碰撞更加充分地表露了礼物所带来的风险。
 
那么，欧洲内外关于礼物的论述就涉及礼物回归的多重意义。首先，这里讨论的礼物是互惠的。西方社会通常将礼物看作人们自愿提供的，不期望能获得回报；莫斯以来的礼物理论得出了相反的认识，认为我们现代代社会与其他时空一样，似乎慷慨无私的背后隐藏着更深的互惠期望。其次，从时间上看，礼物一度从欧洲思想中消失，后来又回归到欧洲思想中。作为近代早期欧洲人日常体验的一部分，从理论研究角度看，礼物主题在19世纪初销声匿迹，不过在20世纪又回归了，人们又逐渐开始对其进行观察研究。最后是地理上的回归，在他们自身社会中无法认清持续不断的礼物交换行为（整个19世纪也一直存在），欧洲的一些海外旅行家，特别是现代人类学的奠基者在殖民地重新发现了礼物交换的思想。他们将之从太平洋群岛和美洲西北岸带回到当代的一些地方，例如纽约、巴黎和伦敦。莫斯的论述综合了前者的民族志，开始了一场持续至今的礼物对话。
 
我们从18世纪晚期这个关键的时刻谈起。在18世纪，挑战传统欧洲的礼物赠与概念来自欧洲内部以及欧洲殖民地的工业和政治变革。在游历世界的过程中，欧洲人掌握礼物交换的做法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到特权时代末期，他们的掌握情况仍不得而知。英国在统治印度之初发生的一起著名冲突生动地表达了礼物的诸多危险。这次冲突反过来也让人们就礼物赠与的重要意义开始大加争论。这是理解欧洲理论家为何在19世纪再也不能领会礼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