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天下三分之计的东亚论
崔元植
徐黎明　译╱白池云　校订
 
 
一，第三世界论与东亚论的萌芽
 
第一次提「东亚」是在1982 年。在为《韩国民族主义论》（创作与批评社）所写的〈民族文学论的反省和展望〉一文中，我提出了「开创第三世界论的东亚模式」。还是先简单回顾一下提出这一论题的语境吧。当时的气氛是黑暗沉抑的。那是上世纪八○年代初，朴正熙遇刺后迎来的「首尔之春」突遇「新军部」的背叛之际。以国家民主与民族统一为目标，以完整的民族国家为梦想，一直走在反维新斗争前列的1970 年代以来的民族文学运动，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寒潮中，唯有摸黑前行，希求探索出一条血路。当时的情形自然是要回望七○年代，稍事休整。〈民族文学论的反省和展望〉一文就是在知识界这样的氛围中，反思过去的民族文学论。所谓过去的民族文学论当然以1970 年代的文章为主，我在其中批判地接受了1970 年代末的第三世界论，提出了「第三世界论的东亚模式」。众所周知，1970 年代的民族文学论通过与第三世界文学论的结合，为韩国文学打通了一条通往世界的道路。民族文学论拒绝了对欧美或者东欧这些「原产地」的令人痛惜的憧憬，必然会付出向民族主义倾斜的代价；而第三世界论，正可以有效地控制住民族文学论内里的那种叫做民族主义的易燃品。
 
依然有些许的担忧。因为当时出现了一种在全面否定西欧（或东欧）文学的同时，把阿拉伯、非洲、拉丁美洲的文学作为新典范的第三世界主义倾向。第三世界主义与西欧主义或者东欧主义同样是一种「他者爱」的表现，依然在助长着对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的异化。一说到异化，大多从政治、经济层面分析，在我看来，最严重的却是场所感的轻浮化。如果意识到资本的运动是消除浸润着民众呼吸的独特场所，让一切附属于时间，那么，与场所之魂的沟通就永远是最核心的工作。缘于此，我强烈地意识到，第三世界──特别是由于从属理论（dependency theory）受到世界瞩目的拉丁美洲──和韩国或者韩半岛的处境怕是有一定的区别。随着「开发独裁」（发展型独裁）引擎的加速，韩国社会的两极化现象当时确实是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和贫富差距激化到判若两国（two nations）的拉丁美洲相比，韩国社会阶层的流动要宽松得多。在中心与边缘之间高筑城墙的从属理论或许确是拉丁美洲现实的写照，但即使身处新军部暴力出场带来的黑暗之中，我依然无法放弃对我国社会本质上的乐观。而且，对拉美文学的某种距离感也加剧了这一倾向。我是心存疑虑的：因魔幻现实主义而名声高涨的拉美文学，难道不是其殖民地母国──也就是欧洲──文学之批判的扩展吗？虽然号称以原住民印第安传统为母体，但魔幻现实主义难道不是欧洲超现实主义的拉美版吗？在我的这一判断里，因熟谙于19 世纪西方现实主义而产生的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偏见，或许也起到了作用。即使承认这一点，不，正因如此，就像拉美文学受其「场所之魂」的熏陶创造出魔幻现实主义一样，韩国文学更要忠实于韩半岛或者东亚这一语境。
 
在与反维新斗争的传奇──金芝河诗人见面之后，我这些想法从一颗颗种子开始生根发芽。1980 年出狱后，金芝河和我谈起梵蒂冈教廷正在把学习非洲的生命力和东亚的传统智能当作革新的方向，提到了东亚这个话题。正是！不要再迂回到西欧，到东欧，到非洲、拉美了，回到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东亚吧。正是在这一回返中，我得到了「开创第三世界论的东亚模式」这一绝妙好词。
 
 
 
 
二、分断体制论与东亚论
 
如果说民族文学论将北韩纳入视野，超越了将北韩有意无意间排除在外，而止于南韩语境的半国主义视角，成为韩半岛层面上的一国主义，那么东亚论则是要超越一国主义，对韩半岛所处区域（region）的深思熟考。在这一时期，文明论的感触压倒了运动论。即，当时的东亚论带有一种东道论的倾向：既批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也批判以资本主义的解决方案自处的苏式社会主义，立足于东亚传统智慧，寻求第三种选择。当然，这个想法的深层，依然流淌着运动论的血液。因为新想法的产生，是在我判断无论是南韩的资本主义还是北韩式的社会主义都难以成为南北共认的、能推动和平统一的理念之后。我首先尝试着锻炼自己的思维，把韩、中、日这三个在西方到来之后更加陷入深度分裂的国家放在一起思考。与林荧泽共编的《转折期的东亚文学》（创作与批评社，1985）便是第一次朴素的尝试。在编纂这批探讨东亚三国文学在西方冲击前后展现出的转折期面貌的文章的过程中，我能预感到，把东亚作为一个思考单位，在方法上一定是富饶多姿的。
 
经过这段时间的摸索，我写了〈后冷战时代与东亚视角的探索〉（《创作与批评》，1993 年春季号）一文。这篇文章受苏联解体（1991）的触动而作。1989 年柏林围墙的倒塌点燃了东欧变革的烈火，最终降下了社会主义的「祖国」苏联的红旗。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以「后资本主义」自处的苏联的坍塌这一「诡变」，使我仓促地把萌生于1980 年的东亚论以框架的形式提了出来。这篇文章虽然发展了此前的文明论视角，但着眼点放在了如何和平解决东亚的火药桶──韩半岛的分断问题。柏林围墙倒塌之后激起的滔滔浪潮，同样引发了东亚的巨变。以韩半岛的分断为界建起的南方三角同盟（韩国、日本、美国）和北方三角同盟（北韩、中国、苏联）的牢固对峙，以韩国与苏联的建交（1990）为起点，经过在越南战场上交过手的韩国与越南的正式建交（1992），以及在韩国战争中互为主要敌国的韩中两国的建交（1992），开始急剧动摇。横跨冷战的这一系列交叉建交告诉世人，后冷战时代的浪潮已经来到东亚。国际环境的这一变化对国内政治也起了重要的影响。与冷战互为搭档的南韩军事独裁渐趋松缓，在此基础上，「文民政府」终于在1993 年诞生了。
 
受「20 世纪社会主义」失败的鼓舞，将资本主义赞扬为「历史的终结」的说法在美国被大胆提出；随着社会主义这一牵制设备的消失，美国上升为唯一的霸权国家，单边主义开始重新抬头。在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名义下，资本的猛攻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展开。受德国统一的鼓舞，一度受赤化统一的威胁而提心吊胆的南韩内部，以南统北的「吸收统一」论调也隐隐然扩散开来。这种吸收统一论希图不靠武力而靠资本来完成统一，更像是此前仅限对内使用的「北进统一论」的死灰复燃。算是一种低强度的北进统一论？韩国的自信来自于南韩经济的成功。南韩和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亚洲的「四小龙」推翻了马克斯．韦伯（M. Weber）的亚洲资本主义不育论，改写了所谓边缘地区无法进入中心的从属理论，一跃而进入了半边缘阵营。面对这种以在战后废墟上腾飞的日本经济为先锋，在东亚地区成功出现资本主义的新局势，对国家主义的亚洲模式或日本模式的赞美，取代了市场主义的美国模式，一度甚嚣尘上。不仅在资本主义阵营，在苏联崩溃之后重拾旧名的俄罗斯和以市场社会主义的名义选择了改革开放道路的中国，这种动向也渐成趋势。在儒教的原产地中国，这一倾向尤为引人瞩目。所以在我这篇文章里，隐含着对东亚式资本主义的变种──儒教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同时，在「反北」与儒教资本主义连手的趋势悄然扩散的形势下，我把分断问题放到了东亚论的核心。这是对分断体制论的问题意识主动接受的结果。白乐晴的分断体制论，同时批判以北朝鲜为基地的NL（National Liberation）和将北朝鲜搁置的PD（People’s Democratic Revolution）这两个倾向，以此为出发点，不以南北一方而是从双方共同的变化来思考韩半岛的「后分断」，从而阻止以韩、中、日为中心的东亚连带沦为反北同盟。
 
把克服分断体制作为东亚论的基础，同时有利于防止这一话语仅限于狭隘的东亚区域主义。也就是说，这让我们的思考可以把美国和俄罗斯包括进来。就像在六方会谈中所实现的那样，如果想略去周边四强（美、中、日、俄）的协议来解决分断问题，是不现实的。既然分断是由国际决定的，它的消除必然也应是国际性的。在这一点上，已经成为东亚一员的俄罗斯自不必言，美国虽无寸土接壤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有深刻的存在感，将其放入东亚论的架构之内思考尤其至关重要。在对分断体制的克服过程中，进行与周边四强的紧密协作，构建整个韩半岛的和平体制，这就是东亚论的阿尔法，也正是东亚论的欧米茄。
 
 
 
 
三、东亚论与去国家主义
 
最近，我正在试图重新阐释以克服分断为核心的东亚论。接受白永瑞的提议一起编纂《从边缘看东亚》（文学与知性社，2003）之后，我开始把视角向边缘调整。当初东亚论是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单位或思考单位出发的，如今需要关注到东亚内部的不均衡，对它重做思考。世界体制的中心／边缘，同样被复制到这一地区的内部，尤其是在进入后冷战时代，体制或制度性的差异──虽然它们依然是重要的变量──正日益模糊之际。随着全球资本对本地区非资本主义国家的拉拢日渐增强，冷战时代的等级眼下正处于复杂的重构过程之中。
 
东亚并非整齐划一。学习把东亚作为一个整体看待的同时，尤为必要的是依据「一即多」的观点把东亚重新分解来看。这就要求我们，从北韩、台湾、香港、澳门和冲绳（昔称琉球）的视角出发，把东亚这一边缘视角再次边缘化。不容否认，此前的东亚论多多少少受到了国家主义的浸染。也就是说，它一度是以本地区的中心国家为中心的。如果要把东亚论当作一种练习，以之克服本地区需要特别警惕的一国主义或国家主义，就必须脱离长久以来把民族国家作为不可分解之原子的惯习。除了处在民族国家内外的特殊边缘问题之外，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四处流散的移居族裔问题同样重要。以中、日、美、俄为主，广泛散居于东亚地区的韩国／朝鲜同胞，拥有最强大的网络的华侨，以及广居中国内外的众多少数民族便是最典型的代表。这并不意味着既有框架就此失效。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在民族国家的解体成为现实之前，依然是重要的常数。而最重要的是，阶级这一审级（instance）绝对不能因为边缘的观点而流失。我们梦想的后天世界，是消除了国家、地域、阶级、性别、人种差别的大同世界，东亚论相当于前往大同途中驻足的小康。当下亟需的是，一方面要接受既有的框架，同时要鲜明地提出作为克服东亚论中国家主义的实验基地的边缘观点。我期待，以边缘为关键词重新审视东亚的内与外这一尝试，能够对大陆中心的观点（中国），海洋中心的观点（日本），以及以韩半岛为中枢（hub）的观点进行批判性检讨，成为第四种选择。
 
在东亚论中植入边缘的观点，也是对最近出现的后民族主义倾向的一种响应。现实要求我们，在接受后民族主义的问题意识的同时，要和它的主观性划清界限。再进一步说，这里也包含着我对韩半岛问题的乐观判断：韩半岛问题以六一五南北领导人会谈为基石，已经越过了重要的难关。南北关系虽然在布什上台以后有所动摇，但再也不会回到六一五以前了。我们已经跨过了一座没有回头路的桥。布什政权一度气势汹汹的单边主义，最近不也在直面被搁浅的命运吗？据说美国内部也正在兴起新的反思浪潮：美国对一一九（1989 年11 月9 日柏林围墙倒塌之日）的狂热和自负直接导致了九一一的出现；在这种反省中，所谓「失去的十年」论浮出水面。6 当初的一个预测──美国在苏联解体后因失去最佳搭档，必将走向没落──现在似乎被验证了。危机虽在，南北协作在艰难中前行已是大势所趋，东亚三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也不断得到强化。「2002 年韩、中、日三国的贸易额已经超过了2,000 亿美元。中日之间的贸易额达到1,019 亿美元，韩中贸易额440.7 亿，韩日贸易额达到570 亿美元。」7享受着韩国战争以来难得的长久和平，试验着东亚后冷战时代的现在东亚的政治局势是让人欢欣鼓舞的。尽管如此，经济合作的加强并没有发展为更高层次的共同体，我们依然没有找到新的出路。
 
要打破这种胶着状态，边缘的观点同样重要。在东亚，以国家为主的交流合作与日本的举动尤其关联紧密，呈现出错综复杂的状态。反日情绪在韩国和中国是给一丁点火星都会引发熊熊大火的导火线。因此，尽管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界限的弱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但在东亚，国家主义反而出现了强化的态势。现实中，交流合作越深，彼此之间的防备愈烈，这种两面性，在东亚地区尤其严重。即使睦邻友好能在提心吊胆之中取得顺利的发展，转瞬之间也会全部化为乌有。如何才能去除这种具有强烈挥发性的两面性呢？不同于没有绝对大国存在，区域合作相对顺利的东南亚，由相互竞争的大国，以及加剧了其竞争的分断韩半岛所构成东北亚始终无法出现东盟（ASEAN）之类的组织，应该也是缘于这种两面性。这些条件造成了现在ASEAN+3 这种东北亚三国挤凑东盟的奇特局面。
 
为了把东北亚地区这种全球化的不均衡性转变为互利共生的基础，除了前面提到的边缘视觉之外，是时候认真考虑把城市交流作为克服国家主义的一种练习了。比如说，2002 年首次召开的仁川、上海、横滨三城会议便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对于具有被西方或亚西方的日本强迫开放口岸经历的这三个港口城市，分享彼此的经历，跳出国家的框架探索交流合作之路会变得十分顺畅。因为这些城市之间隐含着一个针对首尔、北京、东京这些民族国家的强势中心的抵抗性连带。地方城市之间的地域主义的交流反过来会促进各个国家内部的地方分权，从而解构这一地区尤其严重的国家主义。这种良性循环的效果，值得乐观期待。
 
这就要求东亚论和地方分权牢固结合。我们期待中央权力下放到地方，可以消解热衷于权力的政治主义，同时有助于消解我们社会中的一个顽痼──地域间相互敌视。地域敌视是一种颠倒现象，是对地方的心灰意冷转化为对中央政权的趋之若鹜。如果本人生活的当地（local）有多条道路可以实现有人性尊严的生活，就没有必要焦虑地向往着首都。朴正熙和他之后的军事独裁政权恶意利用了这一薄弱环节，使得事态更加严重。而与之斗争的民间政治领导人同样变成了对他们既斗争又学习的「敌对的同路人」，使这一薄弱环节内化成了韩国社会的某种构造。只要这些构造得不到消解，「东亚时代」的鲜花就不会盛放。1993 年冬天开始在仁川参与《黄海文化》创刊并参加第一至十期的编辑工作之后，我更加坚信这一点。如果说《黄海文化》是地方分权论和东亚论的年轻实验室，那么，1995 年6 月开始刊行的瑞南财团「东洋学术丛书」，对于我来说便是理论实践的紧要练习。同样，2001 年以仁川为基地诞生的「东北亚知识分子连带」（NAIS）也不能不算是那一时代的标志。
 
 
 
 
四、东亚，鼎足之基
 
东亚论的实验，是韩半岛生存战略的探索。以美国为中心，操纵了整个20 世纪的世界秩序，与之抗衡而终于没落的、以苏联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20 世纪的东亚在其夹缝中经历了激烈的动荡。现在，中国，在革命成功之后经过长时间的潜行，开始梦想乘着后冷战时代的浪潮走向复兴；日本，在欧美的援助之下一度成为亚洲的新霸主，进入后冷战时代后正日益退缩。韩半岛正处在这种复杂的合纵连横的漩涡中心。站在这个交叉路口，韩半岛的前路又在何方？
 
后冷战时代，20 世纪式的意识形态构造业已坍塌。实际上后冷战的征兆从1960 年代激烈的中苏论战开始就已初现端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苏联和中国令人意外地相互指责，最终使得中美以1971 年的乒乓外交为契机，在1979年实现建交。社会主义的中国与朝鲜战争中的敌人、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国──建交，让东亚出现了后冷战时代的势头。但同时要看到，中美建交也降低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指导国的地位。不妨看一下，改革开放之后，向着世界舞台华丽回归的中国，最近是否只想着抗衡美国，几乎遗忘了第三世界。
 
众所周知，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标志著作为第三条道路的不结盟运动开始出现。这次会议的发端，是1954 年印度的尼赫鲁（P.J. Nehru）和中国的周恩来在印度德里举行的会谈。当时，东亚正在变成冷战激烈冲突的场所。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深受刺激的印中两国在此次会谈中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第二年达成的「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奠定了基础。
 
万隆精神在1960 年代由于非洲新兴国家相继独立以及拉丁美洲的加入而达到顶峰，此后尽管在数量上依旧兴旺，但已开始缓缓走上了下坡路。不结盟的实际倡导者尼赫鲁于1964 年谢世，第二年，在不结盟运动最坚实的根据地之一印度尼西亚，发生了由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苏加诺（A. Sukarno）下台。在美国对不结盟运动发起进攻的同时，苏联通过对中国的批判，把中国也卷入了纷争。在这场危机中，中美选择了携手。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建交意味着万隆的终结并不算夸大。在这一连串的过程中，第三世界并未能在资本主义的第一世界和社会主义的第二世界之间作为第三种势力鼎足而立，反而又陷入了分裂。非洲被原宗主国欧洲收入囊中，拉丁美洲被纳入美国的后院，亚洲则成为美苏争霸的角逐场。
 
韩半岛同样无法置身于这场角逐之外。在不结盟运动活跃的1960 年代，与冷战互为表里的分断体制在韩半岛开始运行。韩国战争以38 度线的部分调整而宣告停战，确认了在韩半岛武力统一的不可实现。因为周边四强谁也不愿韩半岛落入其中任何一方的完全控制之下。曾几何时，在韩半岛的两端，统一变成了一种保卫政权的意识形态。南北之间开始了激烈的体制竞争。「20 世纪社会主义」全面退化的过程中，南韩上升到半边缘区，分断体制在世界性的后冷战浪潮中开始动摇，六一五领导人会谈终于变成现实。和平解决作为东亚纷争之中枢的韩半岛分裂问题，彻底实现东亚去冷战的绝好机会终于向我们走来。20 世纪的东亚，纷争与矛盾斑驳杂陈，如今解脱之路业已显现。东亚论便是应对这一现实情况的新的第三世界论。也就是说，东亚论是以亚非拉连带为基础，可作为不滑向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的现实主义，对于从世界蚕食韩国的帝国主义视角和从韩国走向世界的亚帝国主义视角，东亚论是试图同时超越前述二者的第三种选择。
 
刘备三顾诸葛孔明于草野，孔明提出了天下三分之计。
 
“将军欲成霸业，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先取荆州为家，后即取西川建基业，以成鼎足之势，然后可图中原也。”
 
这一大计其实并非孔明的独创。吴之谋士鲁肃早已将此计献于孙权。孙权询问如何才能实现齐桓公与晋文公的霸业时，鲁肃回答道：
 
“今之曹操可比项羽，将军何由得为桓、文乎？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唯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
 
鲁肃针对北方的两大势力──衰亡的汉和新兴的曹操，立足江东，取鼎足之势，树立了孙权的吴；孔明窥见了北方的曹操与南方的孙权之间的间隙，让刘备西进，终于开启了三国时代。鲁肃的理论偏向于政策论而且实际上接近于两分论，而孔明将之发展成了立足于天时、地利、人和之哲学原理的名实相符的三分论。真是天才的构想！
 
如果说鲁肃的两分论相当于以美苏对立为轴心的冷战时代的构图的话，孔明的三分论就是冷战时代的不结盟论。东亚论既是后者的延续又是其扬弃。何为延续？苏联没落之后，此前虽不无小摩擦但仍是一家的美国和欧洲之间裂痕日益加深。要在美国与欧盟之间寻求新的立足点，在这一点上，东亚论是一种鼎足论。苏联虽然没落，但把「20 世纪社会主义」实验的经验和美国的资本主义一起，作为重要的评价对象，探求第三种选择，在这方面，东亚论同样是鼎足论。何为扬弃？三分论的目标最终是天下统一。但是，东亚论并不是压倒美国和苏联或者美国和欧盟，把东亚打造成新的世界中心的霸权论，在这一点上，它和孔明的三分论是截然不同的。不但在世界层面，在地区内部也同样不允许一国的霸权，在这一点上的区别尤为明显。韩半岛的分断是冷战的起火点，在后冷战时代依然蕴含着挥发性。东亚论作为和平的诚挚讯号，试图通过和平地解决韩半岛的分断问题，来超越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进而探求世界形成的新原理。值得探讨的是，东亚共同体所指向的图示，不应是熔解他者性的熔炉（melting pot），而是打破主体与他者的等级，各以自我共存的色拉盘（salad bowl）。再次强调：「新版三分论」东亚论不是弱者为了战胜强者而采取的伪装战术，而是消解「强、弱」本身，最后能实现四海同胞的、「无邪气」的战略。
 
等待翻越的山峰依旧高耸。以孔明之天纵英才，三分论尚且以失败告终。要让南北携手，说服依然疑心重重的周边四强，完全结束东亚的冷战，需要诸多的孔明。不，需要每一位市民都成为孔明。在这里，韩国知识人的责任尤为沉重。




*本文选自
《人间思想6：剧场杂志与影响转译的年代/崔元植的东亚论》
【台版】（繁体字）
主编：陈光兴、赵刚、郑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