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尔克斯的世界里，只有那些在历史中存在过或存在着的事情——战争、奴役、死亡、瘟疫、残杀、伪善以及种种人世的恶习，才是似真非真的、闪烁着魔幻色泽的、出人意外的、缺乏人类史依据的“乌托邦式的现实”，而真正的爱情、幸福、自由——这些由那些“拒绝接受人类末日的”人创造出的超越于现世之上的幻想与期待，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确定无疑的现实。经历了八九年事件巨大的挫败，汪晖通过阅读《霍乱时期的爱情》隐晦地展现了彼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况。

重温马尔克斯1982年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马尔克斯教会了一代中国作者如何写小说，深刻地改变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版图。如果说80年代中国的历史意识中还有拉美的位置，那么今天中国会如何理解马尔克斯和他的作品呢？

在中国，临时工是现象级的。其独特的体制，造就了庞大的临时工群体。，有关部门将“临时工”的伎俩使用得越来越高明。一件事故的背后总会有几个临时工冒出来。在法治健全的社会，事故发生后，最先站出来的往往是领导阶层，鞠躬道歉，动辄引咎辞职，这些权高位重的才应该是真正的“临时工”。

王晓明老师曾经推荐过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表达对一切的愤怒：历史上的葡萄牙独裁者、天主教会、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以色列、犯下虐待罪行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对女性施暴的男权主义者，等等。然而萨拉马戈又自称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始终牢记人性固有的阴暗与卑污，承认如果要让世界变得更好，那只能是通过悲观主义而不是乐观主义。

真正的战役才刚刚打响：为创造新的乌克兰的奋斗。这场战斗要比对抗普京更为艰难。问题不是说乌克兰配不配得上欧洲、够不够格加入欧盟——而是说，今天的欧洲还配不配得上乌克兰人的赤子之心。

思想是历史的承担者在面对历史与今日之要求时，对现实与未来的思考与筹划，同时又是对自身的情感、知识与行动，所进行的反身性思考与诘问。运动不仅需要血气，还需要强有力的有创造性的论述。

霍布斯鲍姆这篇旧文最初发表在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杂志1979年7月号，距今已时隔近半个世纪，但读来依然历久弥新。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如何产生内在的深刻联系？历史的沧海桑田一遍遍地演绎着这些矛盾与问题，但却从来没有过完美的答案。重新阅读霍氏的思考，或许可以从经典中汲取新的思路与力量。

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性话语，历来歧义众多。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的新范式，《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试图论证民族主义这一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的人造物其实是复杂的历史力量中萃炼出来的结果，而在创造出来之后即变得"模式化"，与形形色色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结合，被这些力量吸纳；并试图说明，民族主义又为何能引发人们深沉的情感。前不久，安德森教授应邀在清华大学做了两次公开演讲，这是第一讲的内容。

以美苏争霸为轴心的冷战史叙述模式一方面充满着后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也无法真正在理论上为90年代之后世界格局的变迁提供一个连续的历史脉络。更无法真正让冷战史、20世纪民族独立及革命史、以及19世纪殖民史为理解今天的问题提供思想基础。

去年1月31日下午，在赫尔穆特·施密特位于汉堡的家中，汪晖与施密特有过一次有关中国与世界的长谈。谈话用英文进行，个别地方施密特用德语说明，再翻译为英文。去年12月，施密特对谈话进行了修订，今年，对话被翻译成了中文，《南风窗》这里刊发的是此次对谈的节选。

曾經有個世代相信進入公部門可以為民眾做事，他們同時分裂的相信，以脫貧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是履行家庭責任與公共參與的唯一管道。他們不相信社會能夠承擔任何暴力。然而，對於作為歷史主體的每一個公眾而言，二二八的紀念意義或許在於：如果有一個台灣主體，這個所有暴力的倖存者，是否仍然擁有能量去面對它？繼續追問這個延宕、解不開的結構。

人们在分析中国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时，对“城乡二元结构”给予很多关注，但是通常会忽视在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另一类“二元结构”，即是在许多领域中存在于汉族公民与“少数民族”公民之间的系统性制度化区隔，这一客观上普遍存在的群体区隔在另外一个维度上同样把中国社会一分为二。本文从行政区划、学科设置、学校制度、文化娱乐等不同角度分析了这一“二元结构”的存在，并讨论了这一“二元结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也造成了中华民族认同构建和国民交往中的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这则报道写了“我”的两个朋友在罗马尼亚开设了一个有类于妓院性质的视频聊天工作室，这两个朋友中，一个尚有社会主义的理想，另一位朋友入这最古老行业的电子领域主要是为了钱。在这个工作室工作的年轻人也不是仅仅缺钱，他们如何做出选择，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这个有着社会主义历史的国家将走向什么样的未来？

芭芭拉·哈里斯-怀特（Barbara Harriss-White）教授指出，东南亚的小生产没有其独特的政治，也没有小生产者必须采用或应对的独特的单一的生产逻辑或交换关系。小生产者实际上从没有形成过政党。也没有迹象表明小生产是一个过渡阶段。她认为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现代企业。印度用受教育程度低下、自我雇佣的劳动力似乎有着生产上的比较优势。但只要这这种问题颇多、难以实现积累的生产形式一直是印度经济的核心，印度就不会崛起为大国。

当中国经济在城市中很难找到增长点时，大家的目光都转移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乡村，希望乡村能拉动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然而中国农村土地的并不适合发展机械化耕种，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中国农村盲目而腐败的现代化建设直接损害中国大部分人的生活。

从某种意义上说，伊拉克的苦难是整个中东乃至第三世界的缩影——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支配下，宗派、种族矛盾的交织往往迷失了群众运动的方向，争取民主的斗争变成恐怖主义和帝国主义分裂人民的工具。在此背景下，伊拉克共产党对人民民主的坚持、他们同库尔德共产党人之间基于国际主义的合作，都显得格外宝贵。阿拉伯之春是一场复杂的运动，但不容置疑的是，这场运动给弱小的中东共产党人提供了锤炼自己的难得机会，让他们在组织化、群众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贝尔纳最出名的著作《黑色雅典娜》第一册中文版已经出版。该系列三册挑战了大众对“古典文明的古典性在哪里”这一问题思考的基础，指出古典文明的深厚根源于亚非语文化，而这些亚非语在西方中心的影响下被系统地忽视、否认及压制了。为人不太熟知的是，贝尔纳教授与中国渊源颇深。作者陈丹丹以自己读书和在美国任教时与贝尔纳的相遇，追忆了贝尔纳教授的中国情。

本文節錄自台灣工運組織者吳永毅《無HOME可歸：公私反轉與外籍家勞所受之時空排斥的個案研究》，藉由「台北市外勞文化中心(HOME)」的設立與關閉，讓讀者初步進入了解在台外勞/移工狀況，以及工運組織者運作的途徑和目的。（全文刊載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六十六期） ＊外籍勞工(簡稱外勞)/移駐勞工(簡稱移工)，為同一指涉，雖然移工為目前學術界較普遍的講法，但外勞為台灣現實社會中更常用的通稱，主要指從東南亞國家到台灣工作的藍領勞工。

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在纽约采访了纽约大学历史系教授瑞贝卡·卡尔，谈1913年中国的政治变化。瑞贝卡·卡尔认为，1913年，孙中山与袁世凯都非常依靠帝国主义，二次革命，只不过是一个少数的国家参议员之间的风波，不能算是任何革命的革命。1913年不过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个延续。当然，文中有些观点值得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