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馨文，德里安贝卡大学(AUD)博士生。

游行者主要是由飞特族——非正规雇佣的年轻男女所组成的。近年参加者更加多样化，包括了年长的劳动者、计日工、流浪者、自称尼特族（NEET，指没有雇佣、没有接受教育或职业训练）甚至持有对抗立场的国会议员。游行者们称自己为“不稳定无产者”，这个词语的意图在于包含所有处于不稳定—无保障、临时的或者不规律—雇佣状态的劳动者，这种状态从1990年中期开始随着日本撤销对劳动市场的管制而扩大。和日本各地有着类似表现的参与者一起，这些团体经常被称为“临工运动”或者“反贫困”运动。

英国脱欧公投闹得沸沸扬扬，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纠缠不清，民族资本家和跨国资本家演绎了一出大戏，但是工人阶级在哪里？他们的利益与力量到底能够承担什么样的作用？却鲜有人谈及。自古以来，在历次事件中，工人阶级的力量都不是靠着别人赐予的，更是要靠一个稳定的组织去争取。这次事件也是如此。公投看似一人一票，但希望听到更多的工人声音，还是需要工人自身组织力量的建设。

民不聊生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西北偏远的郊县村落中（陕西凤县 甘肃山丹）曾经活跃着一所特殊的学校——培黎工艺学校，专门招收当地农村子弟或流落的难民青年，给予理论联系实际的半工半读式教育，在物质条件最为艰苦，政治环境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地产资源逐渐发展出包括纺织、机电、化工、制陶、采矿、农牧、医疗等多门类的小型生产建设基地。学校不仅支援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也培养出一批在思想、知识和工艺技术上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农村青年。

1980年5月18日至27日，由市民自发的要求民主运动发生在韩国光州。当时掌握军权的全斗焕将军下令武力镇压这次运动，造成大量平民和学生死亡和受伤。今天，光州成了韩国民主运动的象征。按照韩国现行史观的看法，光州民主运动为继承和发展韩国历史上的民众抗争传统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民主运动是为了反抗军事政府的压迫体制而引起的，在民主运动中，民众走在了历史的前面，通过工人、农民、贫民、学生、宗教人、文化艺术家、知识分子、一般活动家等各个行业和阶层的团结，实现了民众民主力量的飞跃式成长。

本文借助于白乐晴与白永瑞有关韩国思想状况和东亚视角的讨论，推进如下理论课题：东亚作为一个地理概念，涵盖了具体的地域，作为一个认识论概念，却涵盖了某些新的视角。历史地考察去中心化的东亚想像的可能性，可以与作为认识论的第三世界理念结合起来认识；分断体制是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基本的中介模式。分断体制的形成和不断再生产，是保证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环节；突破分断体制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众和解运动的内涵，它与去中心化的认识论相结合才有可能开辟新的思考维度。

美国《大西洋月刊》杂志5月21号一期，刊登了该社记者Ta-Nehisi Coates的一篇长文，题为“The Case for Reparations”（关于赔偿）。由此，作者提出，白人和黑人之间的财富不均，是美国种族主义历史和制度造成的，黑人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受害者，因此，有权利有理由要求赔偿。

纽约华裔警察 Peter Liang （梁彼得）成为第一位因射杀未持有枪械且未犯法的非裔人士而被法律惩处的警察，至于其他白人警察都未被大陪审团要求起诉。梁警员的判刑结果引起华裔社群的愤怒。许多人把他叫“替罪羊”及声称警察系统有双重标准，也在2月份举办了三次盛大游行。强调白人免责，等同于说白人杀黑人不用负责，所以华裔人杀黑人也不需要负责。华人的诉求可以理解是多年来受到美国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产物，但这种族群争斗，并不只更加撕裂亚裔与非裔历史以来的紧张种族关系，还加强了白人优越主义的逻辑

安德森感叹，随着巴西左翼政权的落幕，一个政治周期结束了。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片大陆既产生了反抗新自由主义的社会运动，也产生了相应的左翼政权。但现在，这些左翼政权一个接一个走向了终结。2008年以来，社会反抗层出不穷，然而却未能产生建筑其上的左翼政权。巴西左翼政权终结了，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接力者。

古巴电影《官僚主义者之死》（La Muerte de un burócrata，1966）的开始段落有这样一组动画：一位模范艺术工人的葬礼上，通过黑白动画闪回，我们看到这位善于搞发明创造的工人艺术家制造了一架繁复的机器，专门用来制造古巴国父与诗人何塞·马蒂的石膏像——他已经将艺术压缩为技术了。这位老工人一不小心，自己掉进了机器炉膛中。经过一道道工序， 机器最终生产出了他本人的石膏像，而此刻正好用作他的墓园遗像；或者说，他成了自己错误的艺术观念的牺牲品。

在国际背景上，中国的大跃进与古巴的“革命攻势”，都是对苏联模式的否定和挑战，二者都旨在寻求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形式。或者在保守一点的意义上来说，是希望通过和平年代的继续革命，确保已经达到的觉悟水平不至下降，为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作好准备。有趣的是，卡斯特罗在发起这场运动时并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或启发。

如果我们忘了奠定现代国家之基础的并不是作为自由自觉的政治主体的人，而首先是人的纯粹生命，即本身在从臣民到公民的转变中被授予主权原则的纯粹的出生，那么就不可能理解在19和20世纪现代国家的“民族的”和生命政治的发展与使命。这里包含的假设是，出生(birth)直接成为民族(nation)，以至于这两个术语不可分割。权利仅在人是公民的即刻消失的基础(他必定从未如此显现过)的程度上属于人(或源自人)。

（一）古巴正处于十字路口。在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五十五年之后，当年的革命元老相继去世，而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将如何前进依旧不很

2月29日，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在英国杂志《新政治家》上发表文章，名为《我们对难民恐惧事关欧洲什么》（What our fear of refugees says about Europe）。他认为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难民是欧洲的威胁吗”，而是“这种纠结于难民危机的心态反映了欧洲有哪些问题”。

宣称自己现在是阿布·鲁马亚赛·布里塔尼(Abu Rumaysah al-Britani)的伊斯兰国(ISIS)成员悉达多·达尔(Siddartha Dhar)发行了一本长达40

参照的目的是透过差异来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把自己相对化才能找到一些思想资源，就是你要知道别人是怎么活的，不要只用自己的存活方式去理解别人。一开始一定会这样，但参照点多了视野会打开来的，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存在的主体和空间相对化，相对化是走出另外一种可能性的方式。我们要有胸怀往那个方向去走。可是，要先把真实的状况理解了才可能往那个方向

编者按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仅仅是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吗

编者按爆发于2008年下半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成为影响所有人当下和未来生活的一件大事。为什么会爆发金融危机？这仅仅是金融或者经济危机吗

民族主义否认被殖民的人民是低劣的，它还宣称一个落后的民族可以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同时又能保存其文化认同。它因而制造了这样一种话语，即使当它对要求实行政治统治的殖民主张提出挑战时，它也还是接受了殖民统治赖以建立的“现代性”的思想前提。我们该怎么来清理民族主义话语中的这些相互矛盾的因素呢？

你看西方一些福利国家已经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他们生活多幸福，共产主义也不必实现了。然现实并没有想象的美好，在这些福利国家，只有本国人能享受高福利，而许许多多在这些国家付出劳动的移民，却不能入这个门槛半步，甚至还要付出比本国更加高昂的费用。这本身就是一种种族，甚至是阶级的不平等。高福利国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本就是建立在小国小民，以及对第三世界更多国家的攫取之上。共产主义必须跨出国家的界限，实现更大的团结与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