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二八紀念日前後的三個真實場景：

一、參觀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小朋友，在二戰展示牌前問，那是台灣輸了嗎？家長頓了一下說：不是，是日本。他繼續問那是台灣贏了嗎？家長即刻答：不是，是美國。在羅織的教科書與大人的語彙裡面，沒有直接答案。

二、朋友指責另外一個朋友，質問：你知道二二八是什麼嗎？在旁邊的我默不作聲，因為我其實也不是很清楚。

三、台北市二二八紀念碑旁，蘇吉武對著奔跑的孫子說：來看你阿祖的故事。孫子頭也不回跑走了，自己還讀著碑文。然後，在妻子呼喚下，他跟著到旁邊公園，看孫子玩溜滑梯。


象徵意義變得稀薄

 

三月一日當天，我前往二二八紀念公園。紀念碑旁滿是白花，而人們穿梭往來，對著這個僅具追思象徵而不具溝通性的標地，閱讀觀看或對著拍照。它不似猶太博物館與九一一紀念碑，這個公共藝術裝置反令參與者與之有更多隔閡，必須透過解說文字才能理解碑體意涵。旁邊有父親帶著國小孩童，手上拿著家庭作業，坐下來解釋二二八，而小孩心不在焉的只想跑走。碑文幾個關鍵字令人皺眉，例如「萬民歡騰，慶幸脫離不公不義之殖民統治」，所有罪責都歸結於陳儀「施政偏頗、失業嚴重」等。我追上蘇吉武，他是受難者蘇水木的兒子。當時他父親擔任八堵火車站副站長，被抓走後生死不明亦不幸身亡。「昨天就來了，馬英九他們都有來、來致詞，稍微有點關懷而已，也沒有什麼貢獻，真的很差勁。那時候我才六歲、父親三十七、八歲的時候。被撤退來的軍人、陳儀那邊來的部隊，把火車站主管抓走。小時候在火車站地下道，看到列車長當場被阿兵哥用步槍打死，印象永遠留在腦裡。死掉的列車長是鄰居阿珠的爸爸。我們通常每年都來，做法會都會去。小孩子根本沒辦法理解，像我們這種七十左右的人才知道詳情，連我兒子四十多歲都不知道。到底發生是什麼原因，種類好多，沒有把因素說出來。」

 

針對受難者家屬及倖存者的口述歷史存在，進入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可以窺探其片段。雖然與猶太大屠殺的脈絡不同，卻沒有針對施刑者指認與司法審判，也沒有南非在基督宗教邏輯下的懺悔、被原諒的過程。然而檔案資料，仍繼續由歷史學者爬梳、翻找、詮釋。雖然，我們可以做的不只如此。

 

目前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展出李友邦紀念展，由歷史學者蘇瑤崇擔任策展人。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館長謝英從，指出構築歷史與找出「兇手」的困難，「二二八不能指認，很多受難者死亡，沒有史料。可以分辨出哪個單位，但無法分辨出哪個人。一件一件來看，目前還無法每件都很清楚。」蘇瑤崇認為，「還有很大空間必須去努力、還有很多資料沒有看到。最重要是當時候國民黨政府、黨國時期，有很多資料看不到。過去警備總部的資料有沒有被毀掉，我們研究歷史時非常好奇關心。」

 

無論是責任歸屬或以他國為案例的轉型正義，在政府科層分工裡，由直屬中央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專門負責處理，台北二二八紀念碑也由基金會而非旁邊的紀念館所設。謝指出中央與地方的差異，「紀念館沒有立場談，這主要是國家二二八基金會的事情。紀念館是地方性的，推廣、辦展覽。」但紀念館除顧及受難倖存者及其家屬感受，謝認為自己說任何話需要「先有史料證據輔佐，受難者跟執政者才會接受。」他繼續說紀念館，「透過展覽，把相關研究成果呈現出來。不知道是不是最後的真相，恐怕不是。」

 

而藉由館藏或找相關議題影片重新策展，高雄電影館持續四年作二二八紀念專題。電影館表示作為藝術電影推廣單位，與不同策展人合作，慢慢累積能夠直接與電影對話的觀眾。尋找二二八的歷史影像檔案或者後人辯證史觀的直接詮釋，電影館策展上碰到困難，「台灣現在影像階段，沒有看到比較完整的累積或整理。」

 

 

 

任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十二年館長的謝英從，台灣史出身，強調自己的歷史學信仰。雖然，對於史觀與歷史敘述所具有的權力，我們或有不同想像。藉日殖、日據詢問，面對史觀，他說：「我的態度很簡單，都直接敘述（例如日本戰敗）。不談立場的問題，歷史是敘述的問題。」

 

此次李友邦紀念展，仍以部分文件與研究成果整理後做貼在牆面上的大型輸出為主，空間分配上從受難者李友邦開始，談及當時參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受難者。直指二二八後的肅清殺戮，部分在針對當時國民黨內的台灣菁英。蘇瑤崇指出，「國民黨黨團組織本來就是派系鬥爭，在中國大陸已經有很激烈的衝突，來台灣後也有鬥爭。還沒二二八以前，很多資料指出當時就是要對付青年團，要把國民黨內部找對象整肅。」他解釋：「無論三民主義青年團或國民黨，主要領導人物都是蔣介石，黨與團是對等的組織。與在中國成立的三青團不同，國民黨來台後，這是一個台灣人的團、那是一個外省人的黨，有省籍特色。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這些人是社會菁英，這些人也覺得自己可以為社會做事，當時在事件處理委員會很核心位置，鎮壓時就是這些人出頭調解。我一直在想，也是二二八很根本的問題：為什麼這些人被殺掉？為什麼這些人被整肅？可能原因比我剛剛講的還要複雜，有派系、省籍鬥爭的可能，但也可能包括很簡單的私人挾怨報復，無法單一原因涵蓋所有個案，要個別來看。有反抗政府被打，也有人沒怎麼樣只是幫忙做事情就被抓，二二八比較難以說清楚的原因。不全然是左派、共產黨因素最少的，政府宣稱日本、美國是胡扯。」他同樣重視歷史教育，並且認為參觀紀念館應該納入課堂教學。我詢問如何藉由策展的方式或動線規劃，增加歷史參與互動，蘇表示目前在有限條件下努力，也期待民眾主動參與，「如果民眾沒有主動，很難照一般民眾的需要去做規劃，這是雙方性的問題。」

 

除了個人，紀念館從司法界、醫界、教育界與團體的角度切入策展，除了部分展覽由受難者家屬發想，展覽也需他們支持、願意配合、提供展品。謝指出紀念館成立的價值在：「以受難者為核心。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就是受難者立場。」他說：「我認為是一個宗教事業啦！要很虔誠的心去處理二二八，畢竟他們是受害者。不可以有非分之想，純粹是為受難者做些事情，會比較心安理得、比較順利。」留日學習的蘇瑤崇則補充，「這是慰靈的事業。」

 

曾經有個世代相信進入公部門可以為民眾做事，他們同時分裂的相信，以脫貧為導向的經濟發展，是履行家庭責任與公共參與的唯一管道。他們不相信社會能夠承擔任何暴力。然而，對於作為歷史主體的每一個公眾而言，二二八的紀念意義或許在於：如果有一個台灣主體，這個所有暴力的倖存者，是否仍然擁有能量去面對它？繼續追問這個延宕、解不開的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