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与冷战这一历史过程有着密切关系。回顾它们所由产生的历史背景，确认它们在历史沿革过程中的具体形态，特别是关注这两个概念中那些没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却暗含了巨大潜在能量的思想要素，或许对于我们摆脱今天历史认识的贫瘠状态有所帮助。

1970年代的冷战体系是国际上逐渐形成的和谐氛围。然而，在韩国等一国的地域范畴之内，冷战仍然发挥作用，并支配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李泳禧对社会主义的论述正产生在这两者之间的破绽上。他的叙述可以规定为一种实践，是介入到国际上和谐氛围和还运作着的冷战逻辑之间的缝隙中，并将一国联系到外边的世界。尤其是对社会主义中国人民的论述成为主要参考体系，这促成了对1970年代在此被压抑而缺席的主体构成的问题的思考

世界上很难找到一个地方有像台湾这么浓厚又复杂的日本情结，即使与台湾同样曾受过日本殖民统治的朝鲜也没有。这么独特的“台湾日本情结”，当然与台日间的百年历史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台湾的战后政治经济史才是真正形塑“日本情结”的基本力量。

越南知识界的思想状况，对于国人来说是一片空白。但中国与这个南方邻国之间，始终存在纠缠不清的历史联系。中国的革命与改革，都曾深刻波及到越南。审视越南几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不仅是理解越南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键，也将有助于国人回到自己历史的深处，打捞那些曾被遗忘和遮蔽的人与事。

近年来藏区频发的社会冲突，让民族问题重新进入了公共讨论的视域。若细剖之，民族问题包括国家与地方、传统与现代、外交与国家安全等多个面向；这使得对此问题的讨论，总难切中实质。梁雅茜从西藏的经济发展问题入手，指出全球范围内对西藏的异域想象，加之中国以经济绩效为主导的发展主义，二者共同造就了西藏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双重边缘化。在表面的GDP高增长外，西藏并未能建立起一套良性的经济秩序，这是今日西藏地区民族冲突的一个主要因素。

本文为“从西天到中土”项目研究员陈韵在2011年夏天在德里期间，应《中国财富》和《南方都市报》编辑宁二所邀，对作家阿兰达蒂·罗伊所作的采访原文。本文的节选分别以《印度，想象的战争和会计师国家》和《印度，想象的战争》在两份刊物上发表。

蓝博洲先生1960年出生，苗栗客家人，在辅仁大学就读时，曾通过杨逵、陈映真等人触及社会思潮，原本想从事小说创作的他，在搜罗资料时读到"二二八"的相关文字，引发他寻访上世纪五十年代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他以小说进入台湾文坛，但这二十多年的工作主要集中于台湾历史写作，致力于揭露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的采访与写作。

"阿拉伯之春"在突尼斯爆发的时候，人们还可以天真地认为这是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暴政行为，那么当这场运动发展至利比亚、叙利亚的时候，我们就必须看到，其背后隐藏的影响所有阿拉伯世界的深层次的宗教与社会动因。

作者以拉丁美洲的文化研究为例，谈了三方面内容。1、重视对“第三世界”的横向研究；2、“第三世界”研究中的“内部视角”和“外部视角”；3、“第三世界”研究中的世界眼光与民族主义。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亚洲大陆上天各一边的两个古老国家，现代进程曾戏剧性地交集，又淡然擦肩而过，形同陌路，记忆失落在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紊乱的身份，崩裂的民族，脆弱的信仰，这些都不是凭借一腔革命热情可以改变的。纵使革命成功了，民族独立的结果也不过是过往历史短暂而平常的回现。

从理论上看，“第三世界”乃至于第三世界文学论一直存在着复杂的争点。但陈映真从在日本的直接的感性经验、以及第三世界朋友谈说北京事件的真实声音，体会到对他而言深刻而难忘的“第三世界”论。

通过两个圣诞节的经历，孙歌从那霸到上海，看到了两个国家，两个民族对待历史和自由的态度。从缠绕纠葛的历史中，孙歌试图重新开掘关于“中国与日本”的思考以及在现实危机意识中潜藏着却未及生长的政治。

“亚细亚主义”的全貌，这亚细亚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它是国家的一项战略，也是民众的一股思潮。它是一块侵略和奴役弱小近邻的遮羞布，也是一份揭露和对抗白种殖民主义的宣言书。它叠印着日本国家扩张与侵略的历史，又染透了日本民族的视野和热情，它活在每个日本人的行为中。

在今天，“西方”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对于第三世界，也包括中国，“西方”更是一个“心理空间”，从而无所不在。“西方”对第三世界的影响，在今天，已经不仅仅是语言，还有着其他多种的手段乃至途径，比如视觉形象，等等。这也正是商品资本主义或者晚期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因此，今天对“西方”的了解，并不仅仅只有语言一途，还有着多种的感知方式。

钱理群先生从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历史事件出发，展现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