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

    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

    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

    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

    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

    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