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米尔.阿明对穆尔西下台的看法。Morsi, a story of a manipulated 'democracy'.

有过五十年被日本殖民历史的台湾，在其现代文学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形成的相当独特的"问题意识"，它不仅像大陆那样有现代思想"启蒙"的问题，还涉及族群意识、文化认同等"日本殖民主义"统治条件下形成的"台湾现代性"问题。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治口号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是目标，二是路径与方法。它们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意识形态色彩越发淡化;二是口号的内涵与外延越发不清晰，具体指导性减弱。

关键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们，而是我们怎么看世界。究竟三个世界的理论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在学理上足够精细，是另外一回事，它至少提供了一个对世界的新的想象。即世界不是完全外在的实体，不会稳定地、自动地迈向历史的必然，而是要把世界想象成为一个要主动争取的对象，相信自己能在世界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查韦斯之所以具有如此重大的影响，首先在于他是一位政治家，他不仅改变了委内瑞拉的面目，而且改变了拉丁美洲的地缘政治格局，进而改变了世界政治的整体格局；其次在于他是一位革命者，查韦斯始终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不仅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迷梦，而且让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再次则在于查韦斯所具有的个人魅力，使得他具备一种super star的气质。

在《求索》之後，趙剛即將出版他的第二本論陳映真的專著《橙紅的早星》。將這兩本書合讀，就可以看出趙剛對陳映真研究的巨大貢獻。在為《求索》寫序時，我是以隨感的方式簡略的談談趙剛細讀陳映真所得到的某些「洞見」，以及他閱讀陳映真的極為少見的熱情。現在再加上這本書，我認為就可以談論趙剛陳映真研究的具體貢獻，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以便將來的進一步研究作為參考。

回顧戰後以來台灣的文學界，陳映真佔據了一個非常重要且獨特的位置，他意向明確且執著向前地將文學創作持續不斷地置放於大的歷史脈絡之下，疼痛地碰撞著時代的大問題，不懈地求索文學與歷史之間深刻的內在關係。在一種特定於第三世界語境下的「思想」意義之下，文學家陳映真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思想者，提供了一個人道的、平等的、正義的、民眾的、解放的，與第三世界的「左眼」。真誠，是陳映真文學之所以能感動那麼多人的最重要緣故。這個真誠既展現在歷史與傳記的再現，也展現在思想的顛躓摸索。

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当西欧的经验覆盖了本土的历史，当“全球化”只是“欧美化”，中国的“现代”与“现代性”究竟指向何方？或许此时更应该梳理的是，它们自源头起是何面貌，近百年的现代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细细重温，我们眼中的中国和世界图景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 續往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冬天有淒涼的風／卻是 春天的搖籃／安息吧死難的戰友／別再為祖國擔憂／現在是我們的責任 ／去爭取民主自由」

今天中国，一方面是称印度为“阿三”的蔑视，一方面是对于印度政治体制的羡慕，而这两种态度又往往纠缠在一起，构成了许多中国人对于这个古老邻邦难以说清，却又有些脸谱化的情感。作者通过在印度游历的亲身经历，从极为具体的见闻入手，生动地描绘了印度的几个侧面。而作者并不止于印度，更包含着对于不同文明如何共处这一问题的思考。

当今，三农问题已成为重要，甚至可以说是棘手的社会问题，而梁漱溟因其对于乡村建设的论述频繁出现在各类讨论中。作为当代中国关注三农问题的重要学者，吕新雨通过此文阐述了梁漱溟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两个部分——乡村建设与宪政问题之间的关系。自下而上的乡村建设才是宪政的前提，宪政是人民的运动，中国只有克服城乡分裂、重建乡村社会主体才能抵达宪政的根本。

严海蓉,林春,何高潮,汪晖,王绍光,老田,吴重庆,宋少鹏,柏棣,潘毅,李云雷,韩东屏等学者2010年在广州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探讨社会主义实践的现代性问题。

当今亚洲思想界的几位重要思想家，云集上海，就亚洲的殖民史、战争、暴力、抗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更重要的是，指明了一条亚洲思想界连结的新道路。

印度的民族主义是被建构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面对西欧民族主义的霸权叙事，印度似乎也只有通过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观念，才能应对似的。于是乎，印度（Hindu兴都）教成为承担这个世俗化过程的载体，改头换面，意涵渐变。民族主义伴随着殖民，直到今天，面对亚洲地区的岛屿争端时，我们依然能按图索骥，发现民族主义和后殖民的“余威”。南迪通过萨瓦卡的一生，揭下了民族主义这张面具。

昨天有个观众对我说，“本来要去另外一个讲座，但是在你们这里听了一下，觉得你们的讲座好，因为说人话，所以我留下来听你们的。”——怎样用多元构造普遍性，把人话说到底，说得有质感，有意义，有普遍性？

文章从1970年的台湾保钓运动谈起，厘清台湾海外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整理从1960年代初期到1980年代末期海外台湾左派（特别是美国台湾左派）的发展以及这三十年中的文化大革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对海外台湾左派的影响。海外台湾左派通过持续的保钓运动，反思自己与大陆的关系，并在新世纪中不断地开创新的实践。对于海外台湾左派的认识和理解有助于我们反思自身并在以后的台海交流中找到更多的契合点。

10月16日晚七点，在上海外滩美术馆，日本最具代表性的中东研究者板垣雄三先生与中国著名的思想者、作家张承志先生，对伊斯兰世界和伊斯兰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对谈内容包括：张承志整个《心灵史》捐助活动和感受，日本对巴勒斯坦问题所负有的历史责任，伊斯兰世界和日本的关系，此刻的中国应该向世界传递何种信息，应该如何与伊斯兰世界相交等等。

板垣雄三，生于1931年，日本学术思想界代表人物，以为将世界历史理论化的历史学家，中东与伊斯兰研究专家，和平与民间社会的活动家。2012年10月17日，在其演讲中，板垣雄三提出了不同的文明史观，认为“文明是由文明的要素、零件、装置、模块，有时甚至是与其他文明相组成的复合体。就此而言，文明之间的对话，是各种文明之间的构成、组合的设计图的相互参照。”在此基础上，他批评了欧洲中心主义，提出了螺旋形上升的认同选择及其具有的伦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