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泛性欲化”意识形态，在逻辑上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容易使人们对公共场合的认识做一种“泛性欲化”的理解，好像所有的男性都是潜在的骚扰者，而所有的女性都是被骚扰者，这会造成男性与女性人为的对立。实际上，在公共场合，得体（自重）是更高价值，与性别无关，是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当遵守的一种道德标准。

一般来讲，政府采取强制拆迁，其中必有利益博弈在其中。一方面，农民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一方面政府希望按规定补偿完成拆迁任务。农民越是经历拆迁，越是有与政府打交道的经验，越是能团结起来要更高的拆迁补偿，也就越是可能经历强拆。反过来，一般情况下，有强制拆迁的地方，农民所获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会越高。若有更细致的调查数据，我们应可以看到这种更多强拆与更高拆迁补偿和征地补偿的正相关关系。

美国学者霍兰在《厕神：厕所的文明史》中说：“文明并非源自文字的发明，而是第一个马桶。废物处理使人们不再到处游走躲避自己的粪便，从而最终定居下来。”厕所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卫生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龙应台说，到一个城市，高楼大厦大可不看，但一定看看厕所，这里才能了解这个地方的文明。

向北欧看齐对于当下中国并不现实。但是北欧的成功也告诉我们，经济与福利并非对立，GDP与幸福指数不是冤家。讲句不中听的话，在一些官员的头脑中，只有经济发展才是唯一的儿子，至于劳动者的生育权、休息权、工资协商权等等都是后娘养的，不足以让法规条例引起重视。

调查数据显示：打工子女“流动儿童”中男性比例明显高于女性比例，“留守儿童”中男性比例与女性比例基本持平，但留守儿童中女性比例高于总体打工子女数中的女性比例。这表明打工子女流动与留守的选择中存在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为未来的劳动力“平等就业”留下了“不平等基因”。必须关注、促进男童女童的教育平等，还必须关注和改变与家庭决策相关的社会因素。

没有绝对的方法可以保证制度不被破坏，美国也没有，这就要靠文化，制度文化，也就是在制度被破坏的时候有足够多的人会主动启动纠正的程序，有足够多的人会选择制度而不是英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度一直执行下去。你说现在国民素质不到，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接受的表述，但是下一句话应该是开始训练，你找个地方去试点，这才是一个正常的逻辑。

首先，“骚”是相对的。如果女人个个都包的严严实实，那么及膝长裙也变成穿着暴露；如果夏天满街都穿着清凉暴露，那就根 本谈不上“我骚”。所以，跟保守派说法刚好相反，性的进一步开放反而会使得“骚”变普遍，于是“我骚就会引来你扰”的“民间智慧”也就消亡了。如果这时还 有“你扰”，便不能归罪于“我”骚，毕竟满街人都骚。

我们必须将真实的情况尽可能展现在大家面前，哪怕我们自己也疑惑，也并不知道怎么解决。且不说公益本身就背负着追求真实的责任和道义，让公众知情本身就是公益人的义务。其实，公益本来就不应该只是某个特定人群的事儿，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情。所以，我们完全没必要把这么大的压力和责任硬硬的抗在自己的肩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我们行走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抛出来，大家一起参与讨论，一起出谋划策。

据有关部门统计，当前全国已有进城打工者约2.6亿。他们不希望被忽视、被定义、被表述，他们自称“新工人”，他们创建自己的文化艺术博物馆，组建自己的艺术团，举办自己的文化艺术节，开办自己的打工子弟学校，他们说：“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

“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

近年来，上海周边出现了十几家小型有机农业户，他们大多受过良好教育，曾是城市里的白领一族。当无数农民放下锄头，背井离乡进城务工时，这群城市中青年“解甲归田”，回到了农村的土地上，成为发展“有机农业”理念的“新农民”，以实践来回击由现代主流技术产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冷漠。反映城市青年返乡务农的纪录片《老贾的农法》不单讲述了“新农民”的代表老贾这几年来的实践心得，更展现了城市青年回归土地、认识土地的情怀。

1994年第三至第七期的《读书》杂志，连续刊发了以“人文精神寻思录”为题的一组讨论，引发了全国人文学术界对这一话题持续两年多的大讨论。十八年过去了，这次大讨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多都没听说过，但是其重要性不仅一点也没有减少，而且文化和人心的败坏日趋严重。如果说，当时对人文精神的讨论还仅仅是在学术界展开，而现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已经恐怖地逼到每个人的眼前。当年参与讨论的那些学者又是如何看待那次讨论以及对当下的意义呢？十八年后，四位学者再次就这一话题展开讨论。

古装打扮的“花木兰”出现在郑州市一家招聘市场，她举的牌子上写着“木兰穿越现代，本欲卸甲归田，无奈工作难寻”。英姿飒爽的“花木兰”在招聘会现场遭到数家用工单位的拒绝，愤怒之下，她以笔代刀将一家公司的招聘要求改成了“男女不限”。

如果你正在盯着屏幕，大概就不是在闹革命。中国的3亿微博用户可以说是地球上抑制革命的最大力量。一年前中国共产党担心会出现躁动时，他们都在哪里？在自家卧室里写博客呢。他们当中一些人也在博客上谈论政治。

在日前举行的“新媒体与性别文化论坛”上，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性别与城市文化研究中心”对外发布首份国内“门户网站性别议题观测报告”。报告选取了国内多个门户网站进行观测，观测时间范围是2011年10—11月，观测涉及这些门户网站的所有频道，另对新闻频道和女性（时尚）频道进行了加测，共观测报道1914条。报告显示，多数报道忽视了性别问题；多数报道加强了性别刻板印象；特别是在报道中，还存在性别歧视的报道多于提倡性别平等的报道的现象。

汪晖：“在早期，如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媒体和共同空间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空间在今天也同样发生着变异，我们现在需要研究的是到底出现哪些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新的空间和新的可能性，也不仅仅是在那儿的东西，是需要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反媒体来创造新空间，也是创造政治可能性，是非常必要的。”克鲁格：“尽管我们并不熟识，但您竟然说出了我的心声。······还是有那么一瞬间，反媒体撕开了媒体那厚重的窗帘。”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处于历史巨变洪流中的打工者群体，他们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哪些变化？又有什么仍然根深蒂固存在着？对打工者群体自身，又呈现出怎样的新特征？ 2004年、2011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以“中国打工者生活现状与消费文化研究”为题，两度对打工者群体做了深入调查和数据采集。根据最新形成的分析报告，对比2004年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结果发现：虽然打工者的生活、工作境况有所改善，但基本生活状态与7年前一致，维持在温饱略上水平。

香港菜园村，一个有着150户居民的自然村落，因广深港高铁的修建，不得不夷为平地。在知识分子、社运和环保团体的参与下，菜园村开始了一场富有探索意义的重建运动。为什么菜园村得到了如此多人、尤其是年轻一辈的关注，让村民们得以保住田园梦呢？“菜园村关注组”中坚分子朱凯迪说出了年轻市民的心声：“香港到底需不需要农业？这其实是全世界的问题。……保住了农业和实体产业，才是让我们安心的基石。”

因本人视域所限，我在此所讨论的问题，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适性。如研读经典的问题，就主要是文科学生必做的功课，工科或其他专业的则未必需要如此。尽管如此，我相信这里的讨论，仍会涉及一些一般性的问题，因此并非全然是自言自语。此篇小文，主要从学术、导师、课程设计、学生、管理这五个方面略陈管见，首先自然是如何看待学术的问题。

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或新的媒介形式，会产生新信息，制造新事件，形塑新内容，蕴含新标准。通过对微博的形式、内容以及“微博事件”的分析可以发现，微博“一对多”的平台最为彻底，有助于建立起相互讨论乃至共同行动的新型共同体（社区）；微博的主帖与跟帖的互动性，已被证明是有效的集体行动模式。微博蕴含了改变信息甚至改变社会的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力量，其“魔力”能否被驾驭，并被导向道德反思、社会建设与社会创新，这是亟待实践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