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现实已然四处障壁，千疮百孔时，在一首歌里“生活在别处”，显然是一条便捷的低成本想象路径。然而，在伤感情歌里失陷，不过是爱欲的自我压抑，其根底和实质难免就是个体面对现实社会主体性的丧失和沦陷，是一种拒绝现实改造之可能的“去政治化”的表征。

黄纪苏认为辛亥革命算不上革命，只是非常态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失败后，1927年到1949年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是因为社会阶级固化和封建化，财富向少数人快速聚集。今天中国面临的状况很像辛亥革命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剩下的人再也富不起来，社会矛盾激化。

青年更重要的是一种与未来相关的精神状态和针对统治性的社会结构与思想权威的反叛性。李北方追溯了青年与现代性兴起之间的关系，考察了青年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分析了为什么90年代后中国青年在历史中消失了，最后呼唤青年精神的回归。

是鼓励、美化，还是遮蔽，丑化或攻击？“利益”与主流意识形态捆绑在一起，相辅相成，似乎永远是选择性报道的重要杠杆之一。

《不平等的代价》试图阐述的是，为什么对于多数美国人而言美国的经济体制是失败的，为什么不平等加剧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以及这种不平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台湾“学运”“欢乐”收场之际，一直不想为台湾媒体浪费时间的淡江大学吕正惠教授赐稿观察者网，想要对大陆青年人说几句心里话。

演员文章出轨事件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公共对家庭和婚姻问题的重新关注。中国家庭模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反抗”平庸的恶“》收录的文章，主要是艾希曼事件之后，阿伦特对于“平庸之恶”的回应，以及对纳粹犹太屠杀的评论。在这些文章中，阿伦特深入探讨了与平庸之恶相关的政治与道德问题，如“极权统治下的个人责任”、“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之间的关系”、“思考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等等。

最近反服貿運動激起了不小的波瀾，但對其內情與本質了解者不多，本文是兩位台灣左翼青年在親至反服貿運動現場觀察並廣泛收集材料後，對反服貿運動的來龍去脈所作的分析，頗有一讀的價值。兩位作者一為台灣大學政治研究所碩士，一為台灣大學博士候選人，都是陳映真創設的「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成員。

当代中国新乡村建设运动是从当代中国农村面临的实际困难出发，探索一条适合农村发展的道路。本文作者是从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学生志愿者成长为长期骨干成员，他认为浸淫在现代生活中的人们都需要对“以资为本”的发展主义进行反思。

《此身》柔軟而安靜的敘事溝通，似乎能夠打破純粹素食主義時尚成為一種階級文化資本，也避開動物權行動者必然被標誌的控訴立場。如果今天所有人都在找尋方法，說服在物種之間，人類社會應回頭面對己身的殘忍跟無知。那麼，她的辦法是質問，對於「苦難」的不忍，是否為一個更普遍的關照？

2011年阿拉巴馬州通過HB56法案，被認為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嚴厲、影響最廣泛的反移民法案，包括必須公佈曾在本州法庭上出庭的所有非法入境者名單，引發農業、教育危機，而近來該法案中最嚴苛的部分開始鬆綁。當媒體專注在修法過程，當地的社區與藝術組織已經悄悄轉化現實，使勝利成為可能。ACIJ（阿拉巴馬州移民正義連線，Alabama Coalition for Immigrant Justice）正組織社區居民創意起興、創作藝術、以及非暴力直接抗爭。此文專訪連線成員團體Somos Tuscaloosa的領導人Gwendolyn Ferreti Manjarrez，談她如何以藝術行動實踐移民正義。

2014年2月5日下午，应某报中文网的要求，徐冰在纽约接受了访问。谈论他亲近中国传统文化和关注社会话题的精神路程。访谈经过删减和编辑，并经徐冰审阅。

对于“留不下的城市”已有不少讨论与案例分析，非本文重点。而对于“回不去的乡村”，需要的不仅是模糊的感觉指认，更是进一步的反思与讨论：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回不去”？返乡之“返”的前置状态“离”是如何发生的？除了“身”的回去，“心”与观念坐标如何一并得以建设性的“回归/重置”？

现在一部分人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花鸟鱼虫等宠物，奇珍异兽对于他们来说更具有吸引力，这类人被称作异宠族。如果把饲养异宠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不禁要问，饲养异宠的兴趣从何而来？是天生爱奇珍异兽还是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是喜欢自然野趣还是趁机捞金？讨论饲养异宠是否安全以及合法已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开发了人们越来越多的新奇欲望。

青年人普遍的贫穷窘迫与焦虑不安，自然不仅仅是中国大陆的独有现象，而涨学费的经验，更是为世界上所有的青年人所共同分享。此时此刻，我们面临的不仅是同样的经验，更是这经验背后所反映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关系。若要改变青年人的贫穷化，反对学费带来的压迫，必然需要同时反对资本主义下资本剥削劳工以积累的关系。

美国加州小城克莱蒙（Claremont）是建设性后现代思想的发源地与大本营，在现实中践行了不同于现代主义的后现代核心思想——尊重他者，环境友好，共同体利益至上，人与社区共荣。这里的后现代经验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精华部分似曾相识。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超越现代也包容前现代，我们迫切需要从自身和特定场域出发，顺应历史进程，为后现代文明的到来做点什么。

斯图尔特•麦克菲尔•霍尔,教师,文化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生于牙买加，在获得了罗德奖学金后，于1951年前往牛津大学学习。在英国，他一直将自己看作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

“打工春晚”是由勇敢地宣布自己是“最光荣的劳动者”的新工人自发举办。虽然演出的节目粗糙，但其中真诚和感动是“打工春晚”无穷的生命力。在城市边缘生存的新工人用“打工春晚”发出自己的声音，宣告劳动的价值。

何慧丽老师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已逾十年，大学生下乡后该如何展开工作？“如何将自身进步、乡建事业以及乡村本色结合起来？”文章强调，应从既有的乡村现实出发，以谦卑的姿态做事，不应只是从理念出发，脱离实际简单粗暴地下判断。文章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法，就村庄发展提出了“道义流通”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