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卡斯特尔来说，21世纪兴起的巨型城市——多达一、两千万城市居民人口足以敌国——与其说是“地理空间”，不如说是“流动空间”，迁徙来往的人们通过电子社交链接远程互通信息，做交易，做决策，享受高端服务。巨型城市没有制造特异的文化，而是成为“高度移动化的人和信息的”扩张场域。

在新浪微博受到严控后，敏感话题的讨论阵地已经转移。

“屌丝”和“土豪”都是群体的指称。如果自称“屌丝”是大众的自我保护方式，那么大众命名“土豪”是不是他们对新富阶层的进攻呢？“土豪”的大众话语狂欢真的是“弱者的武器”吗？

杀马特作为一种另类文化现象，一种青少年街头文化，可能永远不会消失，比如西方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街头嘻哈文化。但杀马特不应成为标识二代农民工群体的专用符号。这是中国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特定阶段的现象，是半城镇化时期的特殊现象。

作者娓娓道来，讲述了一个在英国追寻工人阶级的故事。这个故事由历史与当下组成，作者希望在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历史与当下中找到对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启迪。工人阶级的骄傲，似乎随着全球分工的到来而荡然无存；利物浦码头上的游魂与曼彻斯特街边建筑上镌刻的姓名，如何与中国工厂里的工人相联系？探寻的脚步不能停歇。“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文化，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未来。”--孙恒的话，是最好的注释。

《打工女孩》是一部描写中国第二代打工女工生存状况的畅销书，《中国女工》是描写中国第一代打工女工的专业学术著作，曾为作者赢得很高的学术声誉。两位作者都致力于描写中国女工的主体能动性，但两位作者却为读者展示了截然不同的主体性和不同的出路。是两代女工所处的不同的社会环境召唤和培育了不同的主体性，还是作者透过心中不同的理想社会看到了女工不同的主体性？中国女工的未来出路到底何在？

“屌丝”的出现与其试图以“精神失败法”而展开的逆袭，无不在控诉社会阶层的凝固以及等级关系的压迫，但是这种无限度的自我嘲讽到了最后却无法产生正面的、积极的意义，反而更加强化了社会的固有秩序。社会阶层的凝固与个体精神的溃败，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政治问题的一体两面。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在于当代社会制度性的改革与重建，另一方面也在于对负责任的伦理主体的教育和重塑。也许唯有这两方面的相互配合，“屌丝”的污名化传播才会逐渐消失，而另一种好生活的道路才可能展开。

王安忆和詹明信关注新的技术手段对城市生活、对文学叙述的影响，上海和北京的区别，颇多洞见。

永续农业不是挂在嘴边的垃圾分类、节约能源、循环利用、阳台种植；而是真真切切地社会实践。不参与实践的人就无法体会永续农业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艰难地生存；更不明白永续理念和现代生活之间的矛盾。从荒野到田园（乡村）再到城市，人类背离自然渐行渐远。在我们既无法回到荒野采集游牧、又不能完全放弃城市生活的现实中，构建以乡村和农业为中心的现代生活方式，或许才是归路。

这是韩国木浦大学林春城教授眼中的上海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林教授对中心的历史以及中心的学术取向做了回顾和梳理：本阶段中心的研究主题是“当代文化生产机制分析”，包括“新的支配性文化生产机制分析”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分析”。试图培养学生具有历史深度的全球性视野、理论思考能力、理解和分析当代文化和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介入现实而促进文化变革的能力、对于社会变革的信念等。学术同道的理解是对我们的鞭策。

人的价值观发生路径是：最初发生于人的自然禀性，然后由社会规范导向发展。当一定社会的经济机制与人的自然禀性大体相适应时，社会价值观的构建出现顺向性特征；如果在不改变这种“大体相适应”的状态下，去建设一种改造人的自然禀性的社会价值观，则可称为社会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逆向性特征。本文的观点是：逆向性特征才是真正符合文明要求的构建，社会必须知难而行。

“细胞核重新编程”领域的重大突破，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证明，人是可以设计并“制造”生命，而且整个过程完全不需要父亲母亲的参与。这彻底地颠覆了至今为止人类对生命的认知，对当代社会的结构、伦理、家庭、男女，尤其女人的生理角色和社会角色等诸多问题将形成严峻的挑战。这种“后人类”状态肯定要引起社会性别角色的解体和重新界定。如果人可以造人，那么不但女性本身的生理意义不复存在，男性的也失去了意义。如果男女之间的性完全与生育生殖分开，那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伦理呢？

2013年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刚刚落下帷幕，许多高校在录取时对男、女生区别对待，引起女权组织抗议。如何看待这个问题？高校做法是否涉嫌性别歧视？教育市场是否真的出现了所谓“男孩危机”？再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超过男性，甚至世界范围内多位女总统的出现，是否意味着男女平等的真正实现，乃至“阴盛阳衰”时代的来临？三位作者的不同视角必能使您有所释惑，同时也将此类问题再深邃下去。

生态文明是对自然的尊重和保护，但它是否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如果它源自农业文明，同时又是对工业文明的超越，那么生态文明将以怎样的模式面对中国庞大的农产品消费以及贫穷的农民。如果西方的农业工业化、农业资本化无法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那么生态文明也只能是国家的话语和实践者心中美丽而遥远的梦。

社会运动和革命起源于欧洲，欧洲传统精英政治的垮台使“贵族、教会人士和臣民”转变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人民；欧洲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发展和经济发占一起将人民运动推向政治舞台。现代西方学者往往在他们的理论中给“人民”加上光环，却忽略了“人民”是一个驳杂的群体。面对“社会运动”和“革命”时不应该简单赋予国家、公司、人民以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而是要把他们看成现代社会的三个主要行动者，考察他们各自的性质、力量和相互关系，来解释社会运动、革命产生和发展的规律。

静观各国纸币女性形象的变迁，不由感叹，货币的外观其实体现着社会价值的内核；从某种意义上讲，货币图像的历史也见证着性别平等的历程。越来越多的女性形象被印上各国的钱币，这表明社会正在向性别平等的良性趋势发展。然而，当此之际，在英国却还要上演这样的关于纸币女性形象的“性别大战”，这令人愕然，也值得深思。

柄谷行人出身日本學運世代，1960年代曾參加安保運動。他曾在1969年獲得第12屆群像新人文學獎，初期以文藝批評為主。1973年日本新左翼 運動衰退後，他的重心逐漸移向理論與思想工作，近年以討論國家、資本、國族等概念，提出「Association」作為對抗理念，並曾在2000年組織 New Association Movement （NAM）運動，鼓勵成立各種小型共同體，以區域性生產消費，對抗大財團資本。柄谷行人也在近10多年來積極參與反核。日本311地震後，他發表《站在震後的廢墟之上》獲得廣大迴響，也親自參與街頭反核遊行。以下的訪問，是柄谷行人

现代政治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特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英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而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的合法性。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在于争夺文化的领导权。也即是说，这个社会谁说了算哪群人说了算，最终就看他能不能掌控文化或者知识体系。统治阶级一定要占据领导权，他要控制教育体系，要塑造人的头脑。

我们经常不假思索地将生活的空间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多半认为它是中立而客观的，不察有任何性別权力的介入。但原来生活空间中存在着严谨细致的性別宰制关系，性别语言在空间中随处可见。女性从出生就被叫着温柔贤慧的名字，坐姿形态被要求端庄得体，结婚生子后被迫离开原生的家庭环境。女性从身体的基本空间就被社会规范要求自我限缩。公共空间里看似无性别差异的环境，如公厕、地铁，实际上却存在不便于女性的设定。女性自己穿着的“不检点”成为发生性骚扰、强奸事件的原由等等。

今天，“宪政”已成为最热门的公共议题之一。一边是宪政是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必须大批特批；另一边是无宪政乃万恶之源。然而，对于“宪政”及其历史较为复杂的讨论，甚至基本的介绍其实乏善可陈。我们怎么理解新中国的四部宪法的订立与修改的历史意义？又怎么理解神圣的宪法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当代中国政治状况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