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美国的“美国〔大陆，the Americas〕化”（和中东与生俱有的、命运性的全球主义相比而言，美国大陆的全球主义是后天生成的、后天获得的）和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化”（巴勒斯坦人中有犹太教徒也有十字军的末裔）是必然的。包括日本在内的东北亚是复杂交织的区域（应该从n地域的角度来思考东北亚）。日本在东北亚应该寻找令人期待的、具有可行性的共同性。这才是日本应有的未来蓝图。为此，有必要在与全世界息息相关的东北亚内外积极展开多角度、多层次的对话，将日本融入其中。

可是今天，在这些“大多数”的文化观念中，当只重视脑力劳动及劳动者而轻视体力劳动及劳动者，只看得上有钱人的劳动而看不起普通人甚至底层人的劳动，只盯着远方和高处而对身边与自己紧密相关或休戚与共的劳动者视而不见、或即使见了也不屑一顾或置之不理，只关注也只看见一些富豪榜上的人并教育或引导年轻一代把这些人看做成功人士甚至人生中的唯一偶像、而浑然不觉且还有些想当然的时候，不得不说，已不再是这个社会的劳动观念出了问题那么简单的事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心理已经病得不轻。

认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能够消除物理世界的不公平，与认为完全自由的市场可以带来人的自由发展一样图样图森破。无奈的是，我们正活在这样一个市场和技术都被高度崇拜的世界。

弗洛姆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制造出另一种同样变态的性格类型——“市场型性格”。这种人“因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逐渐变得疏离真正的情感、远离真理和信条”。对于市场型性格的人来说，“一切都被转化为商品；不仅东西，还有人本身，人的体力、技能、知识、观点、情感、甚至于微笑。”

越是这样的时刻，越应该警惕那些以深刻冷静之名，将由“魏则西之死”而引发的民意和民气，刻意分化的上述舆论。无论此类文章的主观意志如何，其客观效果，都是通过“深刻”和“冷静”，把事情彻底“搞复杂”，在几番腾挪转移之后，终于使得民气再而衰，三而竭，一无用处。

这两天，很多人的朋友圈都被“牛仔裤”刷屏了。在这篇题为《你穿的每一条牛仔裤都在毁灭我们的未来》的文章中，作者基于德国纪录片《牛仔裤的代价》，科普了生产一条牛仔裤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以及对流水线工人造成的身体伤害。事实上，我们不是第一次被“科普”类似的商业流水线背后的罪恶链条。可是，屡试不爽地是，在短暂的喧嚣之后，我们脆弱的同情心和自我反省一定会无数次让步于廉价的消费需求，重回“买买买”的怪圈。

我这次回北京看了个电影《星际穿越》，讲到环境问题带来的粮食危机和健康危机下，地球濒于毁灭前人类自我拯救的故事。这个电影有对现代化的反思，可是遗憾的是反思里看到的仍然只是人类自己，其他生物的被灭绝并不在其反思之列。最近关于「食狗肉者」、「食鲸」等的争论一直都是热门的话题。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人与食物的伦理关系呢?

童工恐怕还与目前的农民工制度有关。农村大量人口外出务工，造成了严重的留守儿童问题。去年，发生毕节留守儿童服毒自杀的事件，令人震惊。这些孩子，留在老家无人照看；跟着父母外出，却也往往无学可上。这种情况下，十五六岁去打工，实在是正常的很。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运作下,医疗需求层面反映为民众与它的关联,我们发现,即便民众与西医医疗霸权之间存在博弈、冲突、妥协、部分采纳等复杂的过程,但“抑郁症”仍是被广泛使用的病名。这个病名也带来了新的医疗秩序,病患依此产生主动医疗的意愿及行动(如私下购买抗抑郁药品或接触宗教等),这反过来更加巩固了“抑郁症”这个病名的运作。医疗供给层面则反映为当地的制度、文化对抑郁症的适应与博弈

社交媒体可以倒向民众，也可以倒向国家，其并没有稳定的本质，而只有不确定的内核。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的保守化，已经给技术乐观主义泼了足够多的冷水。

在这网络时代，你对网络有多少膜拜？又如何机不离手地活跃于各大小社交媒体？你认为它无远弗届，力量强大；当人人都说信息科技正改变世界的同时，你又可曾停一停，心里出现哪怕是一丝对网络的质疑？

商场的原意本来正是培育社区连结，只要政府与地产商在规划时，摆脱小店街舖公共空间无经济价值，或者与商场你死我亡的想法，打开密封的商场，尝试与社区共生，商场不必然是无情巨兽。在香港这个以大中小商场串连起来的独特城市，如何将商场改造得更可爱，将会是政府、地产商以至市民的一门必修课。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陷入了结构性危机。如今，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中期的时候，这个过程已经显露无疑。

文章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香港地产为讨论对象，经由详实的数据描述了香港地产自1970年代以来的涨跌历程，并侧重于结合地产、金融和国际政治角力，揭示所谓“自由市场”神话背后的真相，试图为亚洲金融危机过后的香港金融地产困局寻找出路。

过去在《端传媒》发表的几篇文章，分析了香港在九七回归后不断倒退和被破坏的各种制度，但在这个负面的趋势中，其中一个反潮流的制度，正正

今天难民危机中，我们常见的讨论是从文化多元主义角度出发，试图自上而下地找到一种机械的、精英主义式的促使多民族融合的制度办法。然而，回到冷战时期广大“中间地带”政治现场后我们发现，这种占据了今天讨论核心的身份政治，在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实践中却显得是那么不合时宜。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国际主义式的，对于社会与政治平等发展的共同理想。

公共卫生运动的治理对象不仅指向外部的事物秩序，而且指向了人的身体。公共卫生被赋予了政治化甚至道德化的含义。一切清除微生物的手段——清理垃圾、洗澡，不仅是爱国的体现，甚至是个人道德品质的体现。或者用我们的话说，一切乱扔垃圾、不讲卫生的人都是没有素质的，他们不仅品质败坏，而且令国家蒙羞。我们的卫生观念、日常起居和生活习性都时刻处于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卫生设施和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