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中产阶级的焦虑不谋而合：难以再向上流动，又害怕被拖回底层。赴美生子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焦虑情绪的反映：当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没希望更进一步，就会图变，在能力范围内力求给下一代谋一个更好的未来。相比于价格不菲的投资移民，赴美生子的价格要低很多，对于苦于移民资金不足又想举家移民的中产阶级家庭来说是实现“曲线救国”的不二之选。

最终，考研也是每一个考生“一克拉的梦想”——不仅昂贵，而且单纯。然而如今，当知识完全商品化，文凭与科研爱好和能力无法直接挂钩，这一方式实现梦想的成本早已不止一克拉，考研本身就更不应是个人单纯的成功学故事。如果每位大学生能够心怀社会，就不易这样地被资本所缠，最终，无论考上与考不上，也不会给自己带来那么多的困扰。

人道主义是一种立场和值得追求的目标，但它也仅仅能够作为一种立场和目标，因为它的缺陷也是明显的，即它本身并不具备任何对世界进行分析的能力，更不要谈改造世界了。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的时候，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下具体分析每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致力于消除那些妨碍人道主义目标的因素。

编者按由2008年开始，始自信贷领域的经济危机至今仍未消退，对危机影响的评估有待确定。不久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

肥胖是富有国家的饥饿。在不太贫穷也不太富有的国家里，肥胖的人是营养不当的人，是最贫穷的人。在这些国家里营养不当是由欠缺变为过多，由食物的欠缺转为垃圾食物的过剩。那些贫穷国家里营养不良的穷人是在于吃得少，无法发展他们的身躯和脑力；那些富有国家的穷人是在于吃太多廉价垃圾食品（油脂、糖分、盐分）而发展出了不成比例的身躯。

在知识和文凭愈来愈成为当今中国核心竞争力和时代化标签的同时，为何底层社会群体越来越无心通过文化资本的集聚来改变其底层状态？他们是天然具有根深蒂固的反智主义传统？还是因为其他因素的制约，导致他们被抛出教育这条“马拉松竞赛”的轨道？

营养，这个词不大，但也不小。每当说起我对肉食和牛奶的拒绝，总会就会有人表示关心：“那你的营养能够吗？”我相信在人们使用“营养”这个词的时候，所指的一定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类似于“五谷之精气”的“营”和“养”，而是基于所谓现代科学的营养学的“营养”，是诸如蛋白质、维生素、钙铁锌铜等可以表述为某种化学分子式的东西。

大学毕业生及青年白领们在“逃离”与“逃回”中摇摆。一些人走了，又来了；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来了。加速流动的青年群体，给城市带来了重要的人力资源。有人为“逃离北上广”鼓与呼，但真正回归到二三线城市或老家小城市，受制于巨大的资源差异与文化差异，他们几乎无法追寻自己的梦想。

休息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经济的发展不应该仅仅指物质财富的丰富，它的内容还应包括使人们从为了谋生而不得不进行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有调查显示，2013年，中国人一年的平均劳动时间是2000至2200个小时，而同年的德国和法国分别只有1388小时和1489小时，2014年英国的人均工作时长是1677小时。难道我们应该以此标榜中国人民的勤劳吗？这真是本末倒置，忘记了发展经济的初衷。

面对这三十多年中国社会的巨变，心灵鸡汤的文化功效主要是精神按摩，而不是鼓励人们改变日趋不合理、不平等的社会规则，因此，心灵鸡汤失效的时代，也是人们寻找真正的苦口良药的时代。

伴随着社交网络的普及，“自恋”似乎不再是一个贬义词，也不再是一种心理症状，而成了一种全民文化。本文指出，现代化传播媒介使得形象泛滥，因而损害了现代人对于现实世界的感知能力，使他们对自我的感觉依赖于自我形象的消费，并把外部世界理解为自我的反映，因而再也不会对外界事物产生丝毫的兴趣。

发达国家在世界市场中率先发展，成为了规则的制定者，订立了大量的“自由贸易协定”所谓公平的国际贸易，根本就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让不知所以的发展中国家如何竞争？

都只是螃蟹而已，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特别出名，以致成为了昂贵的奢侈消费。满世界都是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里真的放得下吗？阳澄湖大闸蟹到了最后，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消费，与养蟹人没有关系。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一个由养蟹人、吃便宜蟹的人和以阳澄湖大闸蟹送礼的人构成的阶层结构已经实现。大闸蟹，这个原先不被人重视的食物，由此成了昂贵的奢侈消费品。

只是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走上人生巅峰”，资本主义市场的逻辑要求总要有一大群人卡在半死不活的贫穷中憧憬富裕的未来。穷小子多赚钱来满足女神欲望的故事，只能是厌女症患者和社会达尔文患者一起啰嗦出来哄你更辛勤干活不要想其它事情的睡前故事。现实生活总会甩你一脸臭汗：在出卖劳动的女人时常被看成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或者给男人的奖品；被寄予了太多希望的男人怨恨自己际遇不好，忙到吐血的男男女女只为供养单调但看起来十分单调却又必须的消费观念。

在对普通劳动者的走访中，我们发现，“劳动最光荣”这样的字眼愈来愈被人忽视或调侃，很多从事建筑、环卫等一线基础行业的工人也不认为“劳动最光荣”，他们会说老板光荣，当官的光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认识和理解，关键一点是普通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他们的劳动已经不被这个社会所尊重与理解。

当全国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和巩固率分别已达到99%和92%以上的今天，教育公平更多地体现在了“高质量”和“高水平”的义务教育普及上，人民群众的教育利益诉求从“有书读”转向到“读好书”，这是一种由“教育机会公平”向“教育质量公平”转向的范式转换，无疑会对一些传统的制度提出挑战。“就近入学”制度尽管保障了“人人有书读”，但同时也将个体先赋性因素与外在学校分层结构紧密地结构性捆绑在了一起，这在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差异悬殊的当下，无疑使“人人读好书”的梦想被隔离了起来。

在我自己的工作中，我经常用理论术语 "空间修复 "(the spatial fix)阐释全球化。然而，因为各种各样的阐释已经造成了误解——就算不是严重的错误，所以这个术语(及其聚焦的理论)需要被清楚解释。

【破土编者按】《17种矛盾及资本主义的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是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最新著作，出版于2015年4月。全书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论述了资本主义的三大类矛盾：基础的矛盾、变化的矛盾和危险的矛盾。本文则是哈维2015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的会议上针对此书批评的回应的缩略版，全文将会在《人文地理学》（Human Geography）刊出。（董琳露译，王行坤校）

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基本概念虽然在中国近代史上已经产生，但进入大众话语，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代早期，主要借助于大众传媒和娱乐的兴起。这些种族主义的言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系统的文本，而基本上是分散地表现出来的，尤其通过通俗文化、媒体文字和网络讨论，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在学校教育中。它们合在一起对大众意识有着强烈的影响，并一直被误认为是民族主义甚至爱国主义。

中上阶层孩子的精英式学校教育，加市场化补习班，导致一种高度个体化竞争意识；低下阶层的孩子既缺乏优质教育资源，也缺乏社会保护体系，自己习得一种街头帮派文化。所以，不管是中产阶层的孩子，还是低下阶层的孩子，遇见社会矛盾和冲突时，没有经过合理解决冲突的社会学习过程，很容易借助于街头暴力来解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