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法国大革命前夜，与今天的中国何等相似啊！

“当任何高度政治性的议题被流行化、正确化乃至简单化，当然让人不得不忧。”三天前，赵刚在facebook上发布了这篇po文。至今为止，我们对核电的忧虑大都还纠结在是否危急吾人生命的问题上，然而，掩藏在“反核电”背后的一重更显急迫的忧虑，却少人问津——“对于灾难保有戒惧怕之心是永不嫌过的……但戒惧如果变成了一种选择性的恐慌，以及一种媚俗性的流行，从而封闭了对全局与未来的合理讨论，那这个恐慌本身就是一个灾难。”由此看来，赵刚的这盆“冷水”，看似冰冷，实则火热。

在美国《外交政策》去年9/10月号题为“大规模城市杀伤性武器”的文章看来，中国的问题还在于它与汽车爱恋已发展为热恋。而且现在的中国就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城市中汽车数量爆炸性增长，中国正在犯美国在走向超级大国过程中犯过的错误，而且问题比当年的美国更严重。

"雾都伦敦"因气象因素而多雾；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空气污染严重，大气中的污染物细颗粒，主要包括PM2.5和PM10浓度大增。这些颗粒物裹上水汽，变成污染的雾，叫烟雾（smog），灰黄、厚重、混浊、发臭；18、19世纪，烟雾时不时就"拥抱"一下伦敦，推高呼吸道疾病病例和死亡率，让公交系统瘫痪。伦敦告别烟雾，1952年12月那场灾难性的"伦敦大烟雾"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1942年，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政府发布《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关于发起社会募捐、动员群众、帮助流亡灾难儿童解决冬衣问题的训令》、《为救济冀南灾胞决定各级机关团体节约小米一斤并进行募集工作的训令》等。

从1942年到1943年的时间中，晋冀鲁豫边区的灾民救济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在1943年6月以前，可以说是“没有饿死一个人”。同传统的救灾方式不同，根据地的救灾形式并没有局限于捐款等手段，对于组织生产自救的重视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罕见，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当地基层农业社会的运行轨迹。此外，通过救灾，中共积累了大量的救灾经验，并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成功地赢得了民心，为日后抗战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近日，随着影片《一九四二》的上映，有关1942年河南大灾荒的信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很多人感到吃惊：70年前的抗日战争时期还有这样悲惨的事。但是，这场导致300万人死亡的大灾荒是真实存在的，是有史料可查的。笔者搜集研究相关材料，撰写此文，希望其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这场灾荒的真相。

台湾行政院委託土木技師公會針對國內公共建築進行天災調查評估，這份報告首度曝光，內容直指台灣核電廠耐震能力不足，核一核二應該除役，否則政府最好遷都。如果核一核二延役，絕對禍延子孫，日本福島事件，恐怕在台灣發生。

福岛的核灾，似乎已经沉寂了。但是，事情就此了结了么？没有。进行核灾清理的工作人员实际上是冒着必然死亡的危险在工作。核灾现场成了人坑。

知识产权的功用之一，便是把文艺做成商品和赚钱工具。这对文艺创作的损害，跟从前那些僵硬的政治标准并无二致。两者都是消解文艺的现实批判性即思想性，否定创作者、表演者的主体性或自由人格。因而，须加以积极的限制，以免言论自由与民主政治的成长受阻，思想听命于金钱与权势。

在南非，使人类损失惨重的艾滋病问题——它所夺去的生命比20世纪90年代全世界所发生的所有内战的死伤者的总数还要多，自从Hazel Tau v. Glaxo and Boehringer案以来，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该案将具有多维度的社会问题转变成了更为狭窄的法律问题：跨国公司的价格政策是否违背了基本人权？艾滋病患者是否可以直接针对跨国公司主张他们的生命权？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存在一种“获得药物治疗权的人权”？更一般地讲，基本权利是否不仅约束各个主权国家，而且也直接约束那些跨国的私人？

"炫富"的流行当然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当代中国奢侈品消费急剧增长的现状。今年一月，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公布的中国十年官方报告显示：截止去年年底，中国奢侈品市场年消费总额已达到126亿美元（不包括私人飞机、游艇和豪华车），占据全球份额的28%，已成为占有率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家。

人们通常说，他们买瓶装水有4个主要的原因：担心他们的自来水、方便、口感和追求个人风格。新闻到处都是水源污染的故事，所以我们开始担心自来水被我们看不到或是闻不到的东西所污染。我们寻求方便携带的包装水，无论何时何地，在我们需要水时就买得到。我们正被密集的广告所误导，认为这个或那个品牌的商业水会使我们更健康、更瘦、或更受欢迎。

根据发表在科学权威杂志《自然》上的报告，在蝴蝶身上发现的变异非常可怕。受感染的蝴蝶第一代发生基因变异是12％，第二代增长到18％，第三代就变成了34％了。另外科学家们还研究了，福岛附近的植物和蔬菜啥的，对蝴蝶的内部系统的影响。也许现在就号称福岛事故已经平安收场，是一种危险的假设。对人类的影响，恐怕要有更多的时间才可以验证。

无论是“眼球经济”、“创意产业”，还是“文化变成经济、经济变成文化”，都意味着资本如果要实现其本性，就必须动用一切力量再生产出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结构、想象方式乃至最隐秘的欲望需求，因为正是这些领域重新打开了一个新的利润转换的空间。“

一位熟悉北京地下基础建设、不愿具名的城市排水专家也认为，北京等大型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建设时标准偏低。但他认为目前限制北京这样的城市地下排水设施建设的主要因素并不是资金压力，而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地下空间更多的留给了电力、电信、以及地铁等直接关系到GDP的公共设施，留给下水道的空间很小。

“就眼前来说，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一台新的iPhone，远非中国工人的工作境况。”

相对于周边县市，贵阳人有着独特的自我优越感。他们不太会留意贵阳的GDP排名，在他们看来，自己生活的城市就是贵州省的“北京”，也渴望在消费时感受到与北京同等的待遇。于是，在品牌之外，就连一些北京上海的生活方式，也让这儿的人们趋之若鹜。

回顾日本核电发展史，在政府与大企业联姻而形成的强大力量面前，民间与学界的反对声音是那样的微弱而无力，暴力和谎言同样大行其道。当日本社会要为这一切承担后果之时，因为过于沉重人们已无力去指责那些肇事者。地震摇撼的是岩层和建筑，有关核的真相摇撼的是日本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认知、价值、生活和行为方式。

"被曝劳动者"，伴随了日本核电站发展半个世纪的，这群隐没在黑暗之中的人，被福岛核电站灾难从生活底层推了上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他们被临时招募从一个核电工地到另一个核电工地，被层层剥削拿着微薄的薪水，时时处于危险之中。东京电力这样的大型核电公司，一向是日本青年渴望进入的企业，居然还有这样的冒死劳动者？一向以清洁能源示人的核电，居然也有这样肮脏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