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领”，也就是体面的中产阶级，很长一段时间（甚至至今）都是社会所希望的中间阶层，是大部分人向往和效仿的目标。白领阶层作为“社会中上层”的角色，有着富足的生活以及体面的职业形象，被看做“一个国家中产阶层”的代表。所谓的“中产阶级”，具有市场能力和消费水平、政治上中庸保守、在阶层冲突中具有缓冲作用，是社会的“稳定器”。
 
然而白领真的是这样光鲜吗？在地位和财富的掩盖下，白领阶层在社会经济中的被动处境无处不在。在米尔斯眼中，中产阶级正遭遇着后资本主义时代的剥削，折射着社会繁荣后的虚弱和消极一面。
 
真的是中产阶级么？“这些可怜的加班狗们。”
 
“中产阶级”毫无疑问是一个西方式的概念。老式的中产阶级由自由的中小企业者和独立的农场主所构成，他们是推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群体。以美国为例，中产阶级是作为一个庞大的小企业家和自由农场主阶层进入现代史的，他们拥有一定的财产，并通过财产（即生产资料）来获取更多的财富；他们在市场上得以发展，并因此拥有一定的权力——“真正的权力存在于财产之中”。由于小企业主拥有自己工作的领域，因此他是独立的、自我管理的，无数独立的个体形成了一个“自平衡”的社会，并为这个社会提供自由和安全。
 
然而，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财产的集中导致了大型垄断公司的出现，自由工商业者的生存空间趋窄；工业化也使农场主群体逐渐淡出社会主流。都市的企业家阶层在缩小，而内部的集中化过程仍在继续，小企业变得更小，而大企业变得更大，自由企业家在市场网络中渐渐失去独立性。经济的垄断造成了威望和权力的集中，老式的中产阶级逐渐失去了话语权，政治开始趋于连续和稳定。
 
特别是在大城市里，尽管在经济上很宽裕，老式的中产阶级已经不复存在，而大量扩散是所谓的“新中产阶级”，即各行各业的职业雇员。他们同样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但他们的基础和根基已经改变——他们并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并非由财富进行控制的劳动市场决定他们的收入、权力和威望。
 
根本来讲，他们的收入来源是“职业”，左右中产阶级生活机会的，是在劳动市场上出售其劳务的可能性，而不是对其财产的有利可图的买卖及所得。除了经济收入能够支撑较为富足的生活，他们与雇佣工人并无二致。而大部分的人供职于大型公司、事业单位和政府部门，也就是说，处于利益集团的操控下。（——听起来很熟悉，马克思回来了？其实马克思根本没有离开过。）
 
自然，他们有对于名望的要求，以区别这些“白领中产阶级”和普通的蓝领工人；然而他们的名望与其说是基于个人地位的名望，不如说是基于所供职的企业和部门，以及“体面的职业”带来的光鲜感。
 
科层制的“变相剥削”
 
“20世纪的白领职业者从来就没有过农场主那样的独立性，更谈不上上认识的发财机会。他们总属于一些别的什么人，如公司、政府，或军队；因此，他们也不可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地位” 。
 
中产阶级作为独立个体正在走向衰落，而遍地丛生的是“小人物”们，他们“没有什么稳固的根基，也没有为了生活而必然要忠实地加以维护的核心”，“他不清楚自己的过去……也没有值得留恋的黄金时代”。——《白领》
在米尔斯的眼中，困境的根源，来自于科层制的强大。
 
现代官僚体制及其正规化理性管理，的确使整个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并且趋向有序、理性，而将取代市场调节功能和阶级争夺关系，形成高度权威之下由行政机器维持的合法统治秩序。在此局势下，私有财产便不再作为决定阶级地位的唯一因素，而将同职业、技能、权力和科层分布交相影响。
 
在目标明确、管理严格的科层制体系中，个人也必须为固定的目标服务；因此，工作便不再是自我的追求，而“异化”成为了职业的操作和服务。大型的企业、政府机关不断扩大，科层制稳步成长，其中的规则也内化成了科层机构中个人对于机构的认同与忠诚。
 
权力利用科层制操纵个人，“在隐秘的方式下实行强制” 。这不仅包含着现代社会庞大的科层结构，同时还包含着大众传播的各种手段，其中的管理和协调者们已渗入了某些行为的观念、感情，甚至是情绪和气氛之中。
 
听着熟悉是么？所谓的“企业文化”，所谓的“狼性”，经过科层制的诠释，成为了天经地义的剥削工具。与政治压迫不一样，科层制的经济剥削更加隐蔽，以交易的方式进行，但你出卖的不仅仅是劳力，而是作为“人”的自我。体制化和标准化的生产带来了经济的发展与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但却通过统治和权威赚取他们的职业技能。
 
中产阶级文化：没啥文化可言？
 
每个人都“渴望成功”，但是在白领中产阶级的扩张下，他们原本的成功模式发生了变化，当下更多的人只是拥有自我职业的附庸。无论是经理、领班、管理者、销售员、文员，还是医生、律师、教授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中产阶级终生都“充满了地位恐慌和挫折感”。
 
另外，每个人都处于复杂的职业分割下，难以获得明确的自我意识和团结感，隔行如隔山，即使是一个公司内部，对不同部门的人也是鸡同鸭讲。
 
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闲暇活动”和“大规模生产的娱乐”成为了中产阶级们从枯燥的工作中解脱和放松的渠道，工作和闲暇的分开意味着工作意义的丧失，闲暇的生活变成了认同模型中影响性格形成过程的核心因素，所以才有娱乐至死，穿越剧，爸爸去哪儿，这是人们的慰藉，其浅薄的姿态与中产阶级受过的良好教育背道而驰。
 
至于政治——你们真的认为他们天天刷微博，就是关心政治的表现？社会生活成为了白领中产者们的中心，“成功”成为了所有人的目标，而非社会的发展。他们的理性选择决定了自我的政治地位，跟随哪个集团取决于哪个集团最有可能取胜而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好处，即使表面上正义凛然。他们既不团结，也无机会，不可能形成有斗争力的团体，缺乏选择的意志。
 
白领中产阶级的文化中，专注于技术完善，个人升迁和业余消遣的部分膨胀着，以此补偿精神懈怠与政治消极，犹如徘徊于美梦与梦靥之间的梦游人。
美国中产的昨天，是不是我们的今天
 
在米尔斯看来，一个大部分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眼中稳定而强大的中产阶级主宰的美国，正是因为这些中产阶级的冷漠和迷茫而缺乏精神和活力。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向何处去，他们的行为狂乱而匆忙；也不知道威胁自己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对恐惧的反应如此麻木。他们不受干扰地对自己的能力形成深以为然的幻觉，对制度体系产生共同的信赖感，然而当这个制度真正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必然是无能为力的。
 
《白领》写于1951年，正是处于二次大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逐渐复苏并走向繁荣的时代。在这个大众传媒渐渐兴起、消费主义即将开始旺盛的年代，米尔斯却尖锐地指出了大众权力的丧失，以及在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无形统治之下美国社会的弊病。
 
同样，在今日的中国，缩小贫富差距的长远目标应该是培养稳定的、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转化的大背景下实现社会结构的优化。诚然，“无产阶级”的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而真正的“中产社会”并没有到来。在这个社会转型期，矛盾尖锐，然而会不会因为对政治诉求的压制和对经济目标的过分追求，培养出同样的“失去意识和目标”的白领群体们，而使变革失去动力、使矛盾固着？
 
而中国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体的自由度相对更低，政治参与度有限，比起上世纪中叶的美国社会来，白领的困境更加明显，而他们更不容易觉察自己的困境。当“有车有房”成为了中产阶级的物化标志，谁还会去注意真正的社会精神和政治追求？当“房奴”横行、“蜗居”当道，中产阶级扩大的途径又从何而起？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
 
现在的娱乐化与消费主义，直接就跳过了公共生活的阶段。微博上的谈国事都是假象，基本都是键盘党（包括我），谈国事与其说是关心政治，不如说是秀道德情操和品味。然则现在“现代性”的概念已然动摇，被后现代的各种因素冲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