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索》之後，趙剛即將出版他的第二本論陳映真的專著《橙紅的早星》。將這兩本書合讀，就可以看出趙剛對陳映真研究的巨大貢獻。可以毫不誇張的說，以後任何人想研究陳映真，都必需以這兩本書為基礎，沒有細讀過這兩本書，就不要想進一步探討陳映真。這是肺腑之言，不是為自己的朋友亂喝采。

    在為《求索》寫序時，我是以隨感的方式簡略的談談趙剛細讀陳映真所得到的某些「洞見」，以及他閱讀陳映真的極為少見的熱情。現在再加上這本書，我認為就可以談論趙剛陳映真研究的具體貢獻，以及可能存在的不足，以便將來的進一步研究作為參考。

    首先要提出的一點是，趙剛對陳映真每一篇小說的細讀工夫遠遠超出以前的任何一個陳映真評論者。我自認為是台灣讀陳映真比較認真的人，前後也寫過三篇專論，但比起趙剛來，我的細讀程度就遠遠不如他。很多細節，經他一指出，並稍作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以下舉三個例子。趙剛在評論〈蘋果樹〉時，特別提到三個穿海軍大衣的人，坦白說，這篇小說我讀了至少三遍以上，完全沒有留意到這個細節。接著，他分析了穿海軍大衣的人在當時的階級成分，以及這三個人在小說中所可能蘊含的作用（見本書43─46頁），這是任何評論者都不可能料想得到的。另外，他談到〈一綠色之候鳥〉裡的趙公，說他中風以後，別人發現他房間的牆壁上貼了許多裸體畫，中間還混雜著「幾張極好的字畫」。牆上的裸體畫這個細節我記得極清楚，但我一直看漏了「幾張極好的字畫」這一句，而這一句對分析趙公的人格卻是極為關鍵的（見本書125─6頁）。

    第三個例子涉及到陳映真早期極少人注意的一篇小說〈死者〉。〈死者〉我一直讀不懂，不知道陳映真為什麼要寫這一篇，而且小說讀起來頗為枯躁。我們看趙剛如何指出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細節：小說的主角林鐘雄看到右邊牆壁上二舅的照片是「穿著日本國防服」，旁邊炭畫所畫的阿公卻穿著儒服，而且手裡還握著一本《史記》，而左邊的牆壁上則掛著一幀抗戰期間的委員長的畫像，下面卻是一張笑著的日本影星若尾文子的日曆（見《求索》280─1頁）。這個細節實在太有趣了，它也許未必是解開這篇小說之秘密的鑰匙，至少可以看到陳映真對光復初期的台灣社會所感覺到的歷史的荒謬感。

    以上只提到我印象最深的三個例子，如果要全部羅列，還可以舉出很多。我覺得，現在如果要進行陳映真研究，最好能夠先把陳映真的每一篇小說至少細讀兩、三遍，再來看趙剛的解讀，以及他在解讀過程中所提出的、而你卻沒有注意到的細節，這對解讀陳映真、以及理解趙剛的陳映真詮釋，恐怕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作。

    趙剛細讀陳映真的第二項貢獻，是企圖全面的指出陳映真小說中的政治影射。由於五O年代恐怖、肅殺的氣氛，政治上早熟的陳映真不能直接說出他真正的看法，只好以極隱晦的方式來隱藏他的真意。譬如，在〈將軍族〉一篇中，他以外省籍老兵和本省籍下層女子的落難、相濡以沫、最後一起自殺來暗示兩邊的被凌辱與被損害的無產者先天上的感情連繫。小說中有這樣一句話「鴿子們停在相對峙的三個屋頂上，恁那個養鴿的怎麼樣搖撼著紅旗，都不起飛了。」這是老兵在多年後與台灣少女重逢，遠遠望著她時，所看到的空中景象。大約在八O年代末或九O年代初，大陸有個評論家指出了這篇小說的階級色彩，並特別點出「紅旗」這個意象。這篇小說台灣不知道有多少人讀過，但是從未有人注意到文中的「紅旗」。經大陸評論者指出後，遠景版的小說集《將軍族》（1975）就被台灣禁掉了。應該說，沒有人想到陳映真會以這種「夾帶」的方式來滿足他對另一種政治理想的嚮往。而且，在大陸評論者之後，台灣也沒有人按此方式繼續追尋下去。

    就我所知，到目前為止，趙剛是唯一系統尋找陳映真小說中的政治暗示的人。他第一次嘗試分析陳映真的小說時就注意到這一點，因為他在陳映真的第一篇小說〈麵攤〉中就看到了幾次出現的「橙紅的早星」，也就是說，從第一篇小說開始，陳映真就一直想要在他的作品中「塞進」一些政治內涵。趙剛在詮釋〈祖父和傘〉時，說這篇小說的「兩個春天過去了，尤加里樹林開始有砍伐的人。我們，全村的人，都彼此知道自己有些難過」這幾句，是暗示了五O年代國民黨對台灣左翼分子的大肅清（見《求索》78─9頁），我非常讚嘆，認為是天才的發現，但似乎有人不以為然（賀照田好像就如此），但我覺得不會錯，趙剛的敏感是不會有問題的。
關於〈永恆的大地〉，趙剛認為裡面的父子兩人是影射蔣介石和蔣經國，我完全贊成，因為在趙剛之前我就是這樣閱讀這篇小說的，不過趙剛的詮釋明顯比我想的還要週到而詳盡（我的設想還不及趙剛的一半）。還有，〈一綠色之候鳥〉裡的候鳥，「這種只產於北地冰寒的候鳥，是絕不慣於像此地這樣的氣候的，牠之將萎枯以至於死，是定然罷。」他認為這是影射六O年代台灣知識分子所嚮往的美國的自由主義（見本書142頁以下），這個我雖然完全沒想過，但經他一指出，也覺得很有道理。我認為，凡是趙剛認為陳映真小說中有政治影射的部分，都不能隨便否定，都值得我們仔細想一想。

    以上所提的這兩點，當然都跟趙剛所關懷的大主題密切相關，即陳映真在飽受政治壓抑下的戰後台灣社會經歷了怎麼樣複雜的思想歷程；這一歷程涉及到日本的殖民，光復後國民黨的接收，國共內戰，國民黨敗退後一大批外省人流亡到台灣，美國勢力強力介入台灣，兩岸隔絕，美國文化主導台灣，越戰及越戰所涉及的第三世界問題，當然接著就是七O年代以後台灣社會的巨變（國民黨威權體制解體、台獨勢力興起、兩岸恢復交流等等）。因為陳映真長期以來都必需隱藏他的思想傾向，在小說中只能以極扭曲的方式來表達，所以趙剛這種極為細緻的、有時甚至有點「想得太多、太深」的閱讀方式完全是必需的。也許有人並不完全同意，但在衡量趙剛的解讀是否有效時，一定要考慮到趙剛所勾勒出來的陳映真思想經歷的那一條大線索，要把這些不同尋常的解讀放在這個大線索下仔細檢視，才能加以判斷，不能只看每一篇小說、或每一個局部，就馬上認為趙剛走得太偏了。

    當然，整體的看，我們可以對趙剛所勾勒出來的陳映真的思想軌跡加以評論，指出他的貢獻，同時也可以批評他的不足或過度詮釋。但是，首先我們必需承認，趙剛是充分考慮到陳映真思想的多面性的。關於這方面，我覺得至少有必要提出兩點，即陳映真小說中的兩性關係問題，及外省人在台灣的處境問題；趙剛對這兩個問題的重視，遠遠超出以往的陳映真評論，絕對值得肯定。

    像我們這一代在六O年代後半的大學時代就開始讀陳映真的人，憑直覺都感受到小說中到處瀰漫著青春期的異性問題，而且陳映真的處理方式似乎特別迷人。但是，大家在公開討論時，不知道什麼原因，總是輕輕略過。其實，不論在陳映真的思想中，還是在他的藝術中，女性，特別是女性的肉體及其誘惑力，都是關鍵，不處理是不行的。趙剛《求索》的第一篇長文的副標題是〈左翼青年陳映真對理想主義與性／兩性問題的反思〉，就鮮明的表達了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視，並且認為，這是陳映真的「左翼男性主體」的核心部分。我們或許不同意他的解讀，但他把問題提到這個高度上，絕對是正確的。

    陳映真對流落在台灣的外省人的重視，以他的台籍身份，在六O年代的台灣文壇可謂異數。我以前曾經提過，陳映真是「大陸人在台灣」這一題材的開拓者，並且還懷疑白先勇有沒有可能受到陳映真影響（見《小說與社會》60頁，聯經，1988），但這只是簡單的幾句話。趙剛卻始終把陳映真這種題材的作品置放於核心地位，並且從這個角度來談論陳映真的思想深度。我甚到懷疑，陳映真對外省人問題的深刻理解，是他特別吸引趙剛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反過來，趙剛就能明確的指出陳映真這個面向的重要意義。從這個角度來肯定陳映真的思想，這也是趙剛的重大貢獻。

    趙剛對陳映真思想中的另一個比較受到重視的問題，也有他獨特的看法。首先，一般比較注意陳映真為什麼早在六O年代中期就開始批判台灣文壇流行的現代主義。對於這個問題，趙剛的視野更為廣闊，因為他發現了陳映真在很早的時候就對美式文明對台灣的影響採取一種反省與批判的態度，本書中論〈一綠色之候鳥〉的最後一節就是討論這個問題。另外，在《求索》一書中的第二篇論〈六月裡的玫瑰花〉又更集中的加以論述。如果我們結合〈唐倩的喜劇〉以及陳映真入獄前所寫的幾篇雜文，就能夠把這個問題看得更清楚。

    分析〈六月裡的玫瑰花〉的那一篇文章所以重要，因為它讓我們看到陳映真對美式文明的警惕終於發展為對美國帝國主義的批判，與對第三世界問題的關心。這証明陳映真在入獄以前已因為越戰而清楚的認識了這個問題。因此，陳映真在出獄後接著就寫出了〈賀大哥〉及《華盛頓大樓》那一系列小說。趙剛這篇文章清楚的分析了入獄前和出獄後陳映真思想的承續性以及隨後的發展。這篇文章和緊接著的論〈雲〉的那一篇，對了解陳映真的思想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以上我就用三個問題來表明趙剛一方面注意到陳映真思想的多面性，但另一方面又始終掌握住陳映真從台灣出發所發展出來的政治關懷，並隨時把這些多面性和政治關懷的主線密切連繫在一起。看了趙剛這些評論，我們就會覺得以前我們把陳映真看得太簡單了，至少我個人就沒有很留意的把陳映真的各個面向努力結合在一起，而往往只看成是他個人某種個性上的矛盾的產物（我論陳映真往往比較強調他的矛盾及藝術上的不足之處）。

    當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十全十美，要不然，在趙剛之後，似乎就可以不用在陳映真身上花任何工夫，只要好好研讀他的文章就可以了。當然不是這樣，我所以綜合談論趙剛的一些重要看法，實際上是想說一說，在趙剛之後，如何循著趙剛所開拓的路子，把一些問題探討得更徹底。

    首先，趙剛的陳映真研究是一篇一篇寫成的，他的原始的出發點是想要逐篇分析陳映真的小說，但在過程中，自然要把許多思想上的問題比較集中的在某幾篇小說的分析中加以論述，這就形成了《求索》那一本書，而似乎比較單純的逐篇分析就構成了目前的這本書。但實際上，很多問題是縱貫兩本書的。讀完了趙剛這兩本書，我們也許會覺得，可以循著陳映真的寫作階段和思想發展階段把一些問題更集中的討論。當然，這就是寫另外一本或幾本專論了，這種工作趙剛應該不會再考慮的，這是後來者的事。

      如果要繼續做這個工作，也許可以消除趙剛這兩本書可能存在的一些問題。我覺得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適切的把陳映真的思想發展加以定位。我個人覺得，趙剛可能把陳映真的思想狀況想像得過於完美了。譬如，在論述〈一綠色之候鳥〉時，他說，綠色候鳥可能影射美國式的自由、民主，這一點我是同意的。接著在談到當時陳映真如何面對中國傳統時，他又說：

    因為陳映真在「自由派」一心要在他鄉生活，要成為他者的「希望」中，看到了絕望。反而，弔詭地，他有時反而在有文化本源的人們的身上，看到了任何未來的希望所不可或缺的基底：對主體歷史構成的自尊自重，以及一種強野之氣。（本書143─4頁）

     當時陳映真對中國傳統的態度是否如此，我是有一點懷疑。我覺得陳映真雖然明顯反對當時知識界的全盤西化，但對傳統應該如何，他恐怕還沒有認真加以考慮，與其說他已經考慮到文化本源的問題（當時他已經想得這麼深了嗎？）不如說他從現實社會上清楚體會到美式文明在台灣的無根性。當然我的感覺不一定正確，但趙剛在作這些判斷時，「準頭」是否恰到好處，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全書中關於每一個階段陳映真思想狀況的理解，我常常想跟趙剛好好討論，主要就是很難拿捏那個「準頭」。我也知道這是很艱難的工作，因為我們所能面對的陳映真的客觀資料並不很豐富，而我們又沒有跟陳映真同時生活在同一個圈子，很難體會當時知識界的氣氛。這也不是趙剛獨有的問題，現在許多論述六O年代的書，在我看來，常常是講過頭了，至少我曾生活在六O年代後期的大學知識圈，我的感覺就常常不是那個樣子。因此，如果我們能把趙剛的工作做得更完美、更精細，而且有更多的資料可以佐証，那麼，也許我們就可以為戰後台灣社會的知識分子心態史奠定一個比較紮實的基礎。

    還有，我覺得在涉及陳映真小說中的異性問題時，趙剛可能把陳映真在小說中的描寫詮釋得過於理想了。這是否能完全稱之為「左翼男性主體」的自我反省呢？這個問題趙剛在《求索》的第一篇中有極詳盡的發揮，但我總是不能十分首肯。如果要說明我們兩人看法的異同，恐怕不得不進行詳盡的分析。我這裡只想指出，在這個地方，趙剛也許有一點說過頭了。

    另外一個重大問題是，趙剛重視陳映真思想線索的解讀，透過小說中的很多細節去揣測陳映真當時難以宣之於口的思想秘密，這些我大部分都很驚嘆；但是，作為一個小說家，他作品中的許多獨特的影射和類似寓言的情節架構，就其最後表現出來的形態來講，在藝術上是否成功或失敗，成功到什麼程度、失敗在什麼地方，趙剛是不太加以考慮的。不過陳映真終究是個小說家，完整的陳映真研究是應該包括這一部分的。像〈麵攤〉和〈我的弟弟康雄〉這些小說，不論如可表現出陳映真的思想狀態，我總覺得不是成功的小說，即使趙剛敏銳的指出了〈麵攤〉中的「橙紅的早星」，但仍然不能改變我從藝術上對這篇小說的判斷。

    在那個禁忌重重的年代，像陳映真這樣思想上處在絕對不安全的情況下，「如何寫小說」對他來講是非常重大的藝術問題，同時也是生活問題，因為不能在藝術上真誠，生活不可能不出問題。陳映真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困難處境，其實是戒嚴時代台灣社會的重大問題的極端表現，因為這可以看出，這個充滿敵意的社會如何嚴重的扼殺了藝術的發展，如何讓真誠的藝術家比在夾縫中生存還困難，就像小草掙扎著要從亂石堆中生長出來一樣。透過這個問題的徹底分析，我們才能真正清楚的看到戰後台灣社會的嚴重問題。趙剛不太討論這個問題，因為他有他的工作目標，但我仍然覺得，這個工作也很重要，應該有人藉著趙剛開拓的基礎好好做下去。
我寫過一些書評和序言，總要把好處講多一點，也要把批評的意見儘量減少，並且儘量委婉。我這篇序不論讚美還是提意見，都毫無虛詞，我想以此來表達我對趙剛的敬意。

 

                                         201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