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在於台灣的中國革命：《安息歌》的故事
邱士杰
抗战胜利后的第一场惨案
1945年，抗战胜利，理应是全中国人民欢欣鼓舞迎向和平建国时代的开端。然而普遍民众对于国共两党和平建国的盼望，却很快在此后近五年的漫天硝烟中，成为次次熄灭而终究未果的悲愿。
胜利之际的昆明，在当时的全国政治中起着特别作用。不仅是因为昆明邻近重庆，更因为当地在许多民主人士的努力下开始成为民主运动中心。闻一多回忆，胜利前夕，1944年的昆明便率全国之先而发表了双十节「国是宣言」，并先后发动了同年的护国纪念大游行和1945年的五四大游行。「这些活动，和其他后方各大城市的沉默，恰好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在这沉默中，谁知道他们对昆明，尤其昆明的学生，怀抱着多少欣羡，寄托着多少期望。」[1]
闻一多所说的「欣羡」与「期望」，很快就在1945年墨迹未干的重庆「双十协定」之后，成为以鲜血寄托的导火线。
同年11月25日晚，还是在昆明，作为战时全国最高学府的西南联大出现反内战集会，一时间竟有五千多人参与。地方警特为恐吓参与者，使出机关枪等武器进行恐吓。翌日，昆明爆发大规模示威，并再次招致警特的各种攻击。双方你来我往的冲突在12月1日达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警特不但进入各大校园展开暴力攻击，西南联大更出现手榴弹攻击学生的惨剧，真可谓前所未见的镇压！首先是校门口一颗，然后师院再三颗！整起事件，死亡四人，重伤十一人，轻伤十四人，史称「一二、一惨案」。[2]
惨案爆发后，郭沫若（1892-1978）悲愤地在《进步赞》中写道：
谁能说咱们中国没有进步呢？
谁能说咱们中国进步得很慢？
「一二、九」已经进步成为「一二、一」了，
不信，你请看，请鼓起眼睛看看。
水龙已经进步成为了机关枪，
板刀已经进步成为了手榴弹，
超度青年的笨拙的刽子手们
已经进步成为了机械化的好汉。[3]
一二一惨案是抗战后全国反内战运动的开端。为悼念一二一死难烈士，全国各地先后出现大规模悼念示威。数十年后，知名剧作家与演员黄宗英在其创作的〈大火：《闻一多》电影剧本草图之二〉中，艺术性地再现了昆明本地的示威场景──
「剪着黑纱、分着黑纱，从堆房里搬出黑纱。」
「人流从大街小巷、从各家各户，走出来。倾城出动。」
「在柜台前挤着领购黑纱的人群中，有一位翠衣女郎。当她转身套上黑袖箍，又随即扯下红宝石的长耳环，用手绢蘸着腮旁的眼泪，擦去口红。她左手抱着琴，一移步，琴弦碰到门框上，一声弦断如烈帛。当她走入送丧行列时，天地间的一切颜色都消失去。只有黑和白，黑和白。只有无伴奏的哀歌和千万人的脚走在石板路上的声音。」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往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令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安息吧死难的战友／别再为祖国担忧／现在是我们的责任／去争取民主自由」……[4]
──对于熟知台湾战后史的朋友来说，黄宗英最后所引出的歌词，恐怕是既熟悉，又陌生罢！虽然歌词略有出入，但这首歌其实正是台湾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狱中的政治受难人为即将死别之同志所唱的告别歌，也就是台湾五零年代政治受难人所称的──《安息歌》。
黄浦江畔写就的挽歌
其实，彼时昆明并不可能马上唱起这首歌。这首歌是在惨案发生后，才由黄浦江畔的上海学生谱写下来的。当时，为了声援惨案牺牲者，圣约翰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同时也是著名女诗人的成幼殊写下这样一首歌词，但原词其实与黄宗英引用的版本稍有出入：「往前走」应改回「前走」，「战友」则应改回「同学」。
成幼殊回忆，「在寒风凛冽的冬夜，临窗伏案，为即将举行的上海各界公祭大会写一首歌词的任务，自然是我愿意接受的。遥望远在昆明的不相识的四位殉难者，我以第二人称『你们』来直接抒发我们仍活着的人的哀思和继续努力的决心。记得我是在得到通知的第二天清早就交卷了。」「『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表明他们是爱国爱民而献身，不是什么『匪』。这是他们的出发点，也是我们与他们的基本共鸣。」[5]
为这首歌配乐的，则是同校的钱大卫（校名钱春海）。「曲调在沈痛悠远中转而高昂坚定，并使人感到有弦乐器的动人色彩，发扬更增强了歌词的内涵。钱大卫习以为伴的乐器是小提琴。」「在大会上散发的这首歌曲铅印单页，词作者署名金沙，曲作者署名魏淇。」[6]
成幼殊
錢大衛
在反内战运动中传唱全国
这首歌完成之后，首先在1946年1月13日上海学生与各界群众公祭昆明死难烈士的万人集会与游行中得到演唱。「全场万人齐唱，把公祭大会的悲壮战斗气氛进一步推向了高潮。」[7]此后，这首曲子更伴随着反内战运动的迅猛发展而传唱全国。其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遭惨杀事件（1947年10月）是这首歌得到大规模传唱的又一次转折点。在北平，燕京大学学生唱着这首歌走上街头；在天津，这首歌被改为《安息吧！民主的斗士》而被北洋大学学生们唱颂。[8]在浙江，这首歌被改成《子三烈士追悼歌》，[9]直到1949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逢清明，浙大师生还会在凤凰山的烈士墓前唱起这首歌。[10]在厦门，这首歌也成为厦大学生悼念于子三的曲子。[11]
其中，有些动人的情景如下。在北京：
1947年11月6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举行了『于子三 追悼会』。会上，『高唱队』代表燕大师生在灵台前演唱了……《送葬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进！……』这歌声回荡在民主广场，也融着男低音高健飞的悲愤控诉。[12]
在扬州：
1949年4月1日南京发生了学生运动，学生们反对打内战要和平民主的请愿斗争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武装镇压，伤亡惨重。扬中学生发起全市大游行进行抗议，支援南京学生斗争。我们扬中土风队员也积极参加了，沿途高唱革命歌曲，印象最深的是那首悼人的悲歌：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着路，我们会继续前走，／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使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群情悲愤激昂，走到东关街时，正好碰到解放军的队伍迎面走来，他们是开往长江准备渡江的。我们高呼：「向解放军致敬！「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解放军也高呼：「坚决打过长江！」「绝不辜负人民期望！」游行持续了一整天，不觉得饿和累。......革命烈士的鲜血，是革命的火种，燃烧起我们内心的青春之火。「一个人倒下去，一千个人站起来！」这就是历史。独裁专制是不得人心的，十多天后，解放军就渡过长江，解放了南京。[13]
也许是于子三惨案的影响，这首挽歌在浙江还成为了解放军追悼死难烈士的歌曲之一。在目前的史料中，与温州田塘头战斗相关的记载经常提到这首歌，但歌名被改称《同志，安息吧》或《安息吧同志》。除了歌词中的「同学」改成「同志」，而若干字或增或减之外──这也是这首歌流传各地时候的普遍状况──整首歌词大致与成幼殊原词相同。[14]
「同学」与「同志」之间的替换，不只是为了便于不同社会身分的个人去抒发自己的情感。实际上，这也提示着那个时代所特别赋予的、一种启蒙与觉悟的可能：
[一二、一]惨案发生后，一个以学生运动为主的要和平、要民主、制止内战的爱国民主运动一时席卷了中国大地。[一个老师]似乎有意识地站在这个运动之中，悼念死难者，他选择了一个歌曲：《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唱着、唱着，有的同学热泪盈眶，有的干脆唱着「安息吧！死难的同志。」「一二、一」惨案的发生，使许许多多同学看清了蒋介石的法西斯面目，政治上得到了觉醒。[15]
在台湾被称为《安息歌》的这首曲子，也是把「同学」改成「同志」。但此时这样的更动不仅仅意味着这首学运歌曲所蕴含的觉悟与启蒙。因为，这首歌确确实实在台湾成为了层次更高的、地下党「同志」之间的革命歌曲。
由于《安息吧，死难的同学》的词曲作者都是地下党员，当上海的白色恐怖愈发狂暴，各自的境遇也便出现了波折：成幼殊事先转移到了香港，钱大卫却不幸遭到国民党逮捕。获知被捕消息的成幼殊，为这位令她尊敬的同志写下这样的诗句──〈致W.K.〉──「W.K.」即钱大卫的笔名「魏淇」：
告诉我，你的牢狱，
是不是又暗又湿？
那里即使有扇窗子，
也是布着铁栅攀着带刺的铁丝？
冬天来了，我的兄弟，
北方的冬天是冷的。
你是不是还能用你的歌喉，
唱一首向太阳的诗？
牢狱的凶残和暴虐，
会不会折断你拉提琴的手指？
在秋夜的营火边，在春天的旅行队里，
曾经回响着你嘹亮的声音：
「年轻的朋友们快赶来！」
而在追悼大会的麦克风前你红着眼：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
每一个音符都激荡着悲愤的血。
而今天，勇敢的兄弟，
我怎么不为你哭泣？
今天我出亡在温暖的南方，
圣诞的花朵正缀满了高贵的橱窗，
我得到你的被捕的消息......
我看见你的沈痛的激动的脸，
我看见你的指挥着的手，
我看见沸腾的街道，围着警察的广场，
我看见万千个示威者，听见万千人的歌唱，
我看见挥动着的雪片般的标语，
我看见扩音筒，
我看见进军的旗！
呵，从你的牢狱的窗洞里你是否也看见了这些？
你是否还看见了无数的兄弟向你您望着的眼？
这里面也有我的，
我的愤怒的、哭泣着的......
呵，我知道我不用说什么，不用劝慰你什么。
你是百炼的钢，心里永燃着红色的火，
吹不熄的万千的火种会要叫世界暖和，
而你的牢狱的栅栏就要在
奔腾的跳动的火焰里溶解崩落！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
1949年，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终于得出了结论。《安息吧，死难的同学》旋即在革命已然胜利的大陆上，从现实中反抗暴政的救亡战歌，成为了缅怀先烈的革命历史歌曲──直到今天。「1949年上海解放后，原解放区文艺工作者与上海文艺工作者举行会师大会，会上大家高唱革命歌曲，这首《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又一次响彻上海大地。1999年在庆祝上海解放五十周年和建国五十周年的群众集会上，这首歌再次震响上海的天空。」[16]
余话
虽然现在尚不能探究《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如何流传至台湾并成为《安息歌》，但能肯定：全国各种版本中修改最大的就是台湾版。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类改动，最大的更动是「你们真值得骄傲／更令人惋惜悲伤」这两句。这两句改成了「你是民族的光荣／你为爱国而牺牲」。放在甫回归祖国不久的前殖民地台湾，这样的改动，更显悲壮！当中国革命在彼岸获得了全面成功，此岸的中国革命却经受了空前的镇压与失败。正是在这首歌的歌声中，为了两岸的光明而奋斗的无数两岸青年，义无反顾地走向新店溪畔的马场町刑场；在全中国最后的国民党屠杀之地──台湾──从容赴死！直到今天，每年在马场町举办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慰灵大会──即「秋祭」──仍继续唱着这首歌，向这些死难烈士表达哀思与敬意！
就像作家陈映真先生所说的：
您们短促而激动的一生，踵继了一段火热的历史，一个狂飙的时代。从1920年代初开始，和您们一样纯粹、一样猛烈地探求、真理的台湾青年，从黑沈沈的殖民地岛屿，奔向中国大陆，接受民族解放运动热火朝天的洗礼。回到故乡台湾，他们向农民组合、向文化协会、向工、农民的先锋队伍报到，开展了激动人心的工作。……1945年，您们以一颗年轻的心所能感受到的最大喜悦，迎接了台湾的光复与解放。
但是，残酷的历史，让您们苦涩地体会到旧时中国的矛盾、落后、残暴与混乱。经过1947年2月蜂起事件的试炼，您们终于更加清晰地看见了新中国交替的胎动所造成的阵痛与展望。
是的。您们再不犹疑、苦闷和彷徨。您们看见全中国的人民都在回应历史提出的选择题：中国走独立自主，人民民主的道路，还是走庸从外国，任由封建势力支配的道路？您们做了毅然、明确的选择。
整整二○年代的前一代，和四○年代后半以迄五○年代初的您们一代，虽然有世代之别，但是您们都同样地把一生只能开花一次的青春，献给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事业；您们都抱着对于自由、光明和幸福的应许与憧憬，打碎了自己。……
就在那阴冷肃杀的时代，您们抱着对于生的无限春恋，和对于死的坚定的决意，以万古以来最大的孤独，面对残酷的拷问，面对死亡的点呼。
啊啊！还是在那彷佛永无尽期、无数的凌晨里，您们被强盗们点名带到这断魂的马场町。清晨的月亮还来不及掩面躲避，夜风还来不及收起慌张的裙裾，刽子手的枪声响处，您们就应声倒向被晨雾沾湿的荒草地上，让您们身上温热的鲜血浸染在淡水河边的土地。……
英灵有知，就让奈何桥变成真相和申冤的通衢大道！就让遗忘之川，变成记忆的滔滔大河，叫历史的记忆，巨细靡遗！
您们应当记得，当年押房里的难友和同志们，总是唱「安息歌」送您们走向刑场。那首歌一开始就说：「安息吧！死难的同志，不要为祖国担忧……」
虽然一直到今天，这个世界，这个祖国，还叫人牵牵挂挂，但最近以来，我们民族和解与民族团结的势力，客观上有所进展，这应该可以稍慰您们在天之灵了。
您们是最真诚的爱国者，是勤劳民众的好儿女，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子孙。
您们为了使台湾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的日子，您们为了反对黑暗的独裁政治，争取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打倒内外之敌，振兴中华，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您们将永远活在民族共同的记忆中。[17]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也属于能够肯定的部分，却仍有许多传说伴随着歌曲流传而不断出现。在北方，这首歌曾被当成是著名十四行诗诗人冯至（1905-1993）的作品；[18]在台湾，这首歌则长期被误以为是郭沫若所写，而七十年代末大陆出版的一些文献更强化了这样的误会。北大历史系于1979年编撰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曾把郭沫若的《进步赞》（该书误植为《进步颂》）与成幼殊的词摆在同一页；把这两个分属不同小节的段落连着引用，客观上为以讹传讹增添了更多条件。[19]
对于多数台湾人来说，这首歌的词曲作者一定是陌生的。但除了在文革中因心脏病而病逝的作曲者钱大卫与台湾较无渊源，作词的成幼殊其实应该值得台湾人民记忆。因为，她的父亲就是两岸知名报人成舍我（1898-1991）。成舍我的子女们都非常优秀：其子成思危曾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女儿成嘉玲接手父亲的世新大学而办学有成，另一位女儿成之凡数次在法国参选总统，成露茜则是享誉国际的知名左翼社会学家。（她曾在七十年代曾率先返回大陆，获得周总理亲切接见！）至于成幼殊，除了不懈地进行诗歌创作，更在四九年之后成为新中国的外交官，在外交事业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在海峡两岸的遭遇，很容易令人联想起大陆知名木刻家荒烟（张伟耀，1920-1989）在同一时间所创作的名作《一个人倒下去，千万人站起来》。
荒烟的友人回忆：
为纪念闻一多烈士而创作的《一个人倒下，千万人站起来！》这幅著名的木刻原题作《民主的火炬》，是1948年春在台湾开始刻制，同年夏秋在香港完成的。我亲眼看见他起草稿时不厌其烦地反复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反复修改加工的情形，那种一丝不苟的精神，实在使人佩服。事隔三十年后，在一次闲谈中，荒烟谈到这幅木刻的创作过程。1946年7月，他在上海从报上看到闻一多继李公仆之后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消息，十分震惊，也十分愤怒。他立刻就决定要刻一幅巨幅木刻来纪念闻一多烈士，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滔天罪行。当时上海各界五千多人举行李闻追悼大会，会上有人大声疾呼：「一个人倒下了，但千万个人会起来的！」这就为木刻的画面构图定下了基本轮廓。到台湾后，他一直在进行具体构思。他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对这幅木刻起了催生的作用。事变当天，他在现场看到激烈的群众斗争场面，心潮澎湃，不能自己。但是几天后，人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了，接着是大逮捕，大屠杀，白色恐怖笼罩全岛。那时，我们都蜇居寓所，悚听户外枪声……而荒烟要用木刻刀参加战斗的愿望却十分强烈。他心里明白，直接刻划「二、二八」起义是不可能的，而构思已久的《民主的火炬》却更加成熟了，更具体地形象化了。[20]
当荒烟受到台湾二二八的鼓舞，而创作出以昆明的闻一多遇刺案为主题的版画时，因为昆明一二一惨案而诞生于上海的《安息吧，死难的同学》，也因为内在于台湾的中国革命，而得以传唱至今。在黄浦江头、在新店溪畔、在遥远的昆明、在脚下的台北，曾经有这样一个时代，使江水同流，让大地同悲！今天我们回首那个时代，也应怀抱着不该忘怀的记忆，走向未来！
【本文精簡版曾登載於 2013 年 2 月號《兩岸犇報》】
注释：
[1] 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收录于龚纪一编，《一二、一诗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页1。
[2] 闻一多，〈「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收录于龚纪一编，《一二、一诗选》，页2-3。
[3] 郭沫若，《蜩螗集。附：战场集》（上海：群益出版社，1948），页30。
[4] 黄宗英，〈大火《闻一多》电影剧本草图之二〉，《当代》，1980年第3期（北京），页179-180。
[5] 成幼殊，《幸存的一粟》（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页103。
[6] 成幼殊，《幸存的一粟》，页103。
[7] 陈良，〈风暴之歌──解放战争时期的歌咏运动〉，收录于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编，《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学生运动史》（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1），页446。
[8]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一）》（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页467。北洋大学档案藏有当时流传的曲谱。
[9] 《今日早报》记者章见森，〈破晓：浙江大学为迎接解放掀起护校运动〉，收录于鞠建林，王纲，《浙江60年档案解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页9。
[10] 钟云霄，〈相濡以沫四十年〉，收录于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与南通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南通文史资料》，第18辑「智慧之光：南通籍院士风采录」（1999，南京），页94。
[11] 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史编委会编，《厦门大学党史资料》，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8），页139。
[12] 吴洪生、王百强，〈高健飞（1927-1951）〉，收录于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北大英烈》，第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 97），页313。
[13] 段宝林，〈难忘的黄金时代〉，收录于北京大学名人丛书编委会编，《青春似火》（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页246。
[14] 高醒华，〈回忆田塘头战斗〉，收录于《瓯海党史资料》，第8期（1986，浙江），页31；高醒华，〈中共永嘉县委警卫队战斗生活琐记〉，收录于《瓯海党史资料》，第11-12期（1989，浙江），页32；张建华，〈中共金萧工委、金萧支队在龙门举行金萧地区革命先烈追悼大会〉，收录于富阳市新四军研究会编，《新四军在富春江两岸》（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374-375。
[15] 盛世樵，〈忆姚扬徽先生〉，收录于玉环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玉环文史资料》，第8辑「谈古说今」（1993，浙江），页27。
[16] 屠岸，〈序〉，收录于成幼殊，《幸存的一粟》，页1。
[17] 陈映真，〈1995‧4‧2于「五○年代政治案件受害者春季追悼大会」祭文〉，《海峡评论》，第53期（1995，台北）。
[18] 吴洪生、王百强，〈高健飞（1927-1951）〉，收录于北京大学党史校史研究室编，《北大英烈》，第3辑，页313。
[19] 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编写组，《北京大学学生运动史（1919-1949）》（北京： 北京出版社，1979），页177。
[20] 陈耀寰，〈南国幽兰展素心──悼念木刻家荒烟挚友〉，收录于兴宁县文化局、兴宁县政协办公室编，《兴宁文史》，第14辑（1990，广东），页170。
作者系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博士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