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下)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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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下)
关键词:中国 改革开放 危机
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三、知识分子的不同走向
  2001年以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直接影响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投入大幅度增加,中上层知识分子收入急剧提高,这一方面确实为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充足的物质条件,促进了科学、文化、教育及相应事业的发展;同时,在中国集权体制下,又极大地强化了掌握巨大财力的行政权力对思想、文化、教育、科学事业的控制与干预,加速思想、文化、教育、学术权力向资本的转化,出现越来越严重,并且遏制不住的思想、文化、教育、学术之商业化、行政化、官僚化、体制化倾向,其结果就造成了思想、文化、教育、学术的全面腐败和对知识分子的整体收编。
  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的崛起”,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思潮也同时“崛起”,在执政者的强力支持与引导下,迅速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了知识分子向现行国家体制靠拢的趋势,并且越来越成为主导性的倾向,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创造力和批判性被削弱以至丧失,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我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引述鲁迅的警告,他说,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要求,一是“同意”,在今天来说,就是支持、拥护他们的“伟大思想”、“英明决策”;二是“解释”,即从知识层面、从理论上阐明这些思想、决策的“科学性”,“合道德性”,以至“伟大的历史意义”;三是“宣传”,也就是“说谎”;最后就是“做戏”。
  可以看出,到二十一世纪,就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自觉、半自觉地履行这“同意和解释”、“宣传与做戏”四大职能,开始时还有些心虚,羞羞答答、扭扭捏捏,做到后来,就习以为常,理直气壮,并以此炫耀于世了。
    首先是民族主义的极端发展,变成新的中华中心主义。本来民族主义是有其合理性的。它是对在中国颇有市场、同样具有危险性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一个反拨。我们在前面说过,在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以未加反思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式的现代化,作为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强大思潮,此后也一直有知识分子坚持“中国的现代化就是美国化”的立场。这样的极端立场,到二十一世纪就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美国在苏联、东欧瓦解以后,进一步推行国际霸权主义,西方右翼势力将经济崛起的中国视为威胁、对中国进行围堵时,中国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是有一定社会与群众基础的。但这样的民族主义思潮,本身又存在着两个陷阱。其一就是将民族主义膨胀为“中华中心主义”。比如有论者提出“苍天当死,黄天当立”,鼓吹“大中华经济文化圈”,扬言“世界上的一切解放运动,无一不沐浴着中国思想的阳光。世界上的一切和平进步,无一不得惠于中国的功德”,“中国思想、中国经营能力的当量将深刻影响世界,并将成为领导未来人类思潮的唯一动力”。
  还有人预言:“中国下一步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了中国必然要与西方进行一种以军战支撑的商战”,主张要确立“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重新站到领导这个世界的位置上”的“大目标”,于是,顺理成章地就有了“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的呼唤,而且还有这样的豪言壮语:即使“造成我们国家前进的一度滞迟”,但“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着编年史。有道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论者引人注目地引用了毛泽东诗词,当然不是偶然,因为这样的豪言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响彻云霄。现在,这些话语在“后毛泽东时代”重新响起,正说明在所谓“中国崛起”背景下出现的新中华中心主义,和毛泽东时代在文革中推到极致的“中国应成为世界革命中心”、“用革命战争拯救世界”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这样的极端,就失去了自身的合理性,并且具有极大的危险。
  民族主义的另一个陷阱,就是发展到国家主义,用“一致对外,反对美国霸权”来掩盖日趋严重的国内问题与危机,甚至为现行的专制体制辩护。
  于是,就有了为“中国崛起”作出种种“解释”的高论。据说“人类在解决收入贫困、人类贫困、知识贫困和生态贫困四类贫困中没有什么太大成功的案例,只有中国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才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里不仅存在对中国发展成就的夸大,更存在有意的遮蔽,甚至把中国单一经济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以及隐含的生存危机,都说成巨大成就,完全颠倒了事实。同时,这又暗示着全人类都没有摆脱四大贫困,唯有中国获得了“成功”,这就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文化大革命中最流行的“全世界都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去解救”的呓语,这已经成为历史的笑话,而今又以新的理论形态出现了。
  要害是要证明现行“体制”的优越性。于是就有了对“中国经验”也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如下概括:中国发展的“奥秘”就在“中国六十年不变的强政府”,“有效的政府”,“与其他国家相比独一无二的中央集权”。而且据说这个“中央集权”的“强政府”具有特殊的优越性:这是“中性无偏私的政府”,“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任何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是全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政治代表”,“是一个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并且具有“分工制衡纠错机制”等等——这里所说的一切,和真实地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普通人的实际感受大相径庭。但他们却偏要强调自己高度认可的国家与政府(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都是代表“人民大众”的:“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改革,或者叫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建设,也就是给社会、给人民以很大的权利的保障和自由发展的空间”,“不管是政治模式、社会模式还是经济模式,其中最重要就是发展模式的人民性问题”。最后概括出来的“中国模式”、也有些民族主义的鼓吹者看到了这样的危险,因此提出了“内修人权,外争族权”的口号,力图调和“政治民主化目标和民族主义目标”。
  “中国道路”,也就是所谓“集权为民”四个字。
  应该客观的说,“集权为民”倒是概括了毛泽东所开创、邓小平及其后继者所坚持的“一党专政”体制的特点:“集权”是实,“为民”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就是“开明专制”。因此,这些知识分子所做的,无非是用所谓“中国经济发展”来论证“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一以贯之的一党专政体制的合理性、优越性。而且还有充当“中国智库”的自我角色定位,据说“中国现在所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言’和‘行’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落差,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表现卓越,但却往往表述不出来。这就需要提升中国智库和国际对话的能力,能够把自己的行动转化成科学语言和外交语言,并通过学者宣讲出去,就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也会提升中国的软实力”。
本来充当智库也不失为知识分子的一种选择,问题是在中国现行体制下,智库所实际担负的只能是“宣讲”,也即鲁迅说的四大职能,缺乏独立自主性、本质上的依附性,就成了这些知识分子先天的致命问题。
应该指出,这样的“新开明专制”论,看起来似乎是八十年代的新权威主义的重现,但却具有鲜明的为现行权威体制辩护的色彩。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那位八十年代新权威主义的倡导者所说,“当今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脱胎于全能主义或全控主义体制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统治”,这样的“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可能因为强大的国家行政优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一定成绩,但也必然越来越为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越来越损害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有意无意忽略这些基本事实,将这样的权威体制美化为“集权为民”,倒是和自己选定的当局“智库”的身分相一致。
  引人注目的,还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凸显。这既是九十年代初便已“悄悄兴起”的“国学热”的延续,但也有新的时代背景。如论者所分析,大体有三。
  一是“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引发的价值观的世俗化,引起全民的寻根意识与文化认同感的觉醒”。二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激发起“遭受百年屈辱后的扬眉吐气感”,“强化了国人的民族意识”——这一点和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具有同一背景的。第三,“回归传统的思潮也与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有关,这一思潮体现了这一新阶级在文化上的更精致的趣味与追求”。
  但和所有的社会思潮一样,文化保守主义既是势所必然,也存在着自己的陷阱。在我看来,主要有二,一是商业化、娱乐化,成为消费文化的新品种,就又陷入了原本要对抗的世俗化。其二是政治化,这恐怕也正是许多文化保守主义的鼓吹者所自觉追求的,即要使儒学重归庙堂、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新核心。但在中国现实体制下,这样的诉求却会走向愿望的反面:成为现行专制体制的新装饰,政治化的另一端,则是通向国家主义和新中华中心主义。这也是当局所需要的。
  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向体制靠拢的同时,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则主动走向民间。我们在前述的三大民间运动中,都看到了越来越活跃的知识分子身影。特别是维权律师的法律救助,使维权运动纳入现代法制的轨道,并注入现代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其影响将是深远的。知识分子成为各种非政府组织的骨干,从事各种公益活动,进行相应的社会调查与研究,不仅取得了许多实际成效,而且越来越发挥了对政府的监督与制约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思想启蒙运动,特别是通过青年志愿者的组织与培育,也会对未来中国的发展产生影响。网民监督本身就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它把分散的、本来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地位的年轻人吸引到国家公共事务上,并行使公民权利,其影响同样深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书斋里的知识分子终于在这三大民间运动中找到了自己介入社会的方式。但同时所受到的限制,由此带来的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像网络这样的新技术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在发展网络民主的同时,也会出现网民多数专政——对民间运动和民间知识分子,也应持分析的态度,切不可将其理想化,成为新的乌托邦。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还是坚守在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并尽可能地保持思想与行动的独立,这明显地具有积极意义。更有知识分子坚守独立批判立场,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及时给予回应,并试图创造新的批判理论,为社会提供新的价值理想,这样的努力,其意义不可低估。
  在2008年,一部分知识分子发表“**宪章”……。
  宪章的主张其实是示了自由主义走向温和化的倾向和趋势,他们力图缓解自由派知识分子与执政者的紧张关系,希望形成一种可以和当局进行谈判的政治力量,以达到和解与合作。但他们始终得不到当局的认可,却遭到越来越严厉的打压,就更显得一厢情愿。
  还有人认为该文本没有提出维护劳动者权利的诉求、没有高举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旗帜,以“融入主流文明”为目标,对西方文明价值观缺乏反省,仅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运动,而持保留态度。显然,这样的不同意见的讨论都是正常、有益的。
  但它却遭到了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围剿。极左的毛泽东派把它视为“彻底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企图颠覆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反革命行动纲领”,“使中国重新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宣布宪章的发起于签署人是“汉奸”、“卖国贼”、“外国资产阶级代理人”。海外一些反共人士则指责零八宪章旨在“为共产极权思想留一条生路”,“让中共苟延残喘”,甚至是“掩盖中共罪行,欺骗民众”,“与虎谋皮”。
最后是权力出场:执政当局宣布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对部分签署者采取传讯、监控、跟踪等违反宪法的措施,严禁传播。我曾在一篇文章里指出,这是要“向世人传递出明白无误的三大信息:一,在当今党的核心领导下,中国是不允许任何反对派,不同政见者存在的,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派;二,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是不允许讨论的;三,中国的民间民主运动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哪怕是最理性的民主运动。这就从根本上拒绝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以及相应的司法改革和社会改革”。我曾谈到“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三起三落”:“1980年邓小平提出国家体制改革,到1981年宣布取缔民间组织和报刊而自动中止;1986年邓小平重提政治体制改革,又因1989年学生运动而终止;近年又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现在恐怕要以对刘xx的重判为标志而终止”。
 
  四、中国共产党的变化: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
 
  2004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在离世之前,作出了一个严峻的判断:“这个体制实际上是腐烂了”。在此之前,他已经断言:“邓小平的路线已走到尽头”,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他的“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市场经济是矛盾的”,“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与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此路是行不通的”。 
  这其实是所有正视中国现实的人(包括社会上与党内)的一个共识,人们普遍感觉到“再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可以说各阶层的人,都要求突破邓小平的“两手都要硬”,作出新的选择。这样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执政党内部。事实上,正如毛泽东当年所说:“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中国共产党内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总是存在着不同意见,但在毛泽东时代基本上没有形成派别,无论是刘少奇、周恩来,还是彭德怀,他们尽管和毛泽东有各种矛盾,但基本上是忠于毛泽东的,都是“毛派”。只有在八十年代,开始出现了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后来又有陈云派与邓小平派之争,但总体来说,在维护党的一党专政这一基本点上,还是一致的。应该说,直到天安门事件,在是否要镇压学生、知识分子、市民民主运动问题上,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分歧与冲突,但即使这样,赵紫阳还是避免了公开的分裂。但到了九十年代,当新的社会阶层、新的利益群体形成,两级分化日趋严重,各阶层都更加自觉地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时,党内的分化才真正有了阶级、阶层的基础。到2001年以后,党的性质发生质变,一党专政的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改革共识”的丧失,意味着赵所说的“邓小平路线已走到尽头”,党内的分化的公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于是,就有了党内毛泽东派与民主派的出现与对峙。党内的“极左派”,曾经团结在陈云的旗帜下活跃一时;但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他们就基本上退出了权力中心,但仍不断通过上《万言书》的方式,对江泽民的党中央施加压力。而且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发展,普通民众、青年和部分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怀念毛泽东与毛泽东时代的情绪,这就使得“极左派”开始有了群众基础。到了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夕,党内“极左派”发表了题为《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决扞卫四项基本原则,开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的《对党的十七大的献言书》(底下简称为《献言书》),上书者包括170名党、政、军中、高级干部。如《献言书》的标题所示,他们的主要诉求有二:一是“坚决捍卫四项基本原则”,二是“高举毛泽东旗帜”,这也就意味着公开亮出了“毛泽东派”的旗帜。
  首先是要放弃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称其为“资本主义的改革开放”,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核心是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即党的绝对权力,不允许任何分权。这里包括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即党的既得利益集团打着“代表国家、工人阶级最高利益”的旗帜,实行对经济所有权、分配权的绝对控制,并获取最大利益;“全力恢复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即巩固党对思想、文化、学术的垄断地位和绝对控制;坚持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的具体形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中的关键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控制,拒绝“军队国家化”;坚持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资产阶级的个人自由”的旗号下,剥夺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党在思想、文化、学术上的“专政”。
  在这些毛泽东派看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绝不能丢掉它的核心和灵魂。否则,就是假高举,而不是真高举”。那么,他们要真高举的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灵魂”是什么呢?回答也很明确:“近年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和阶级关系的空前大变化,不是证明阶级斗争‘长期存在’,‘谁胜谁负’问题尚未解决,‘继续革命’不可避免吗?”这就是说,他们要重新恢复和推行毛泽东“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党治国路线,其具体的实践步骤,就是重新发动一场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其中又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两部分)为打击对象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等于迳直地呼唤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了。他们所要“回到”的,就是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进一步建立和发展、到文化大革命走到极端的极权体制,也即我们一再提到的“五七体制”。这也就同时表明,所谓党内“毛泽东派”,所代表的就是“五七体制”下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值得注意的是,《献言书》已经指明:“邓小平在思想上可能是错误的东西更多些,这些错误思想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同时严厉指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对“党的性质”的“改变”。到了2008年和2009年,党内毛泽东派的一部分人就公开成立“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中国工人(共产)党”,实行组织上的分裂,同时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反对邓小平、江泽民的“修正主义”,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重塑毛泽东思想权威”,而且重点是毛泽东的后期思想,宣称“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是世界发展史上人类社会最辉煌、最美好的历史时期,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 
  他们同时提出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历史意义和经验教训”,认为“文革前三年天下大乱,后七年基本天下大治——亿万人民意气风发,各行各业硕果累累,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新型革命秩序初步确立”,是一个理想的社会,进而重新拾起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号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主义万岁”,“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消灭私有制”,这就意味着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同学们可能会联想起我曾经向大家介绍过的,毛泽东文革初期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期待与预言:在他死了以后,会有“左派”高举起他的旗帜来反对“右派”。对毛泽东派兴起的影响,自然不可低估;当局对此的暧昧态度,与对08xx派的严厉打击形成鲜明对比,或许更值得注意。
  与毛泽东派同时兴起的,还有党内民主派。应该说,党内民主派的形成与出现,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复杂过程的。党内民主派的主要构成是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特点就是所谓“两头真”。曾任张闻天的秘书的何方这样谈到他们艰难的思想历程:“当年参加革命时怀抱的崇高理想就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喊的口号中有‘不自由毋宁死’,唱的歌也是‘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代价,甚至我们的头颅’,可是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这个理想竟然渐渐地淡忘了。而且回头一想,反而是越奋斗,离民主、自由、博爱、平等越远,甚至走到了它们的对立面。是当年选的理想错了(因为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反动的),还是后来背叛了原来的理想(因为自由、民主、博爱、平等这些东西属于人类共同理想,不分什么资产阶级的还是无产阶级的)?难道这些问题不值得认真地反思?人到暮年,再不好好想想,以后可就连想的时间都没有了”。
  应该说,这样的反思在文革后期,特别是文革以后就已经开始了。因此,这些党内知识分子,在“改革派”与“凡是派”的斗争中,坚决地站在邓小平这一边;在胡、赵与邓小平产生分歧以后,又都团结在胡、赵周围,这都不是偶然的。但在八十年代,他们都不可能和现行体制决裂,这一点连胡与赵都做不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何方所分析的,“七十年的革命生涯,是一直受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这些重大原则的指导、规范和约束的。
  虽然有许多行为是被迫的和随大流的,但整个说来,还是基于对这些重大原则自觉自愿地皈依和遵守”,对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党的领导”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底线”,要从中摆脱出来,是极其艰难的,这不仅有意识形态的束缚,而且说到底,也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问题:他们自身的利益也和党的执政利益联系在一起。应该说,正是“六四”大屠杀震醒了这些真诚的革命者,使他们看清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核心是维护党的绝对权力)和他们所期待的“改革开放”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产生了怀疑。随后十年中,改革成果为新的权贵资本阶层所夺取,广大工人、农民却陷入物质与权利的贫困,党自身也蜕变为权贵的“代表”,这就迫使这些老共产党员作出新的抉择:要坚持自己原初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革命理想,就必然要维护社会弱势群体(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农打工者等)的利益,并和造成两极分化的根源——一党专政的现行体制——决裂。这样,他们自身也回到了原初的“真”,坚守了对真理的追求,而真理是高于党和主义,更高于集团和一己的利益的。
    党内民主派在二十一世纪以来,就以《炎黄春秋》杂志为中心,逐渐酝酿、形成,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不断通过个人或联合的发言,对党内和社会产生影响。到2007年,就以两个标志性的事件,而为全国和世界所瞩目。首先是《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发表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1921-2010)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高举起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旗帜。文章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并且具体说明:“构成民主社会主义模式的是民主宪政,混合私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福利保障制度”,同时强调:“民主社会主义的核心是民主,没有民主的保障,其它三项都会异化和变质”。
  我们首先注意到,和党内毛泽东派要求放弃改革相反,党内民主派要求深化改革,这就要改变单一的经济改革模式,深入到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又是实行“民主宪政”,突破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这恰恰又是党内毛泽东派所要死守不放的。
  其次,党内毛泽东派要高举“毛泽东主义”旗帜,党内民主派则要高扬“民主社会主义”。对这些忠诚的老革命党人而言,完全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这是他们的基本信念。因此,在他们抛弃了毛泽东主义(在他们看来,毛泽东主义依然没有摆脱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就要从马克思主义内部去寻找新的理论资源,他们找到的,是长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第二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又称“社会民主主义”)。在他们看来,民主社会主义正是将他们的追求民主、自由、博爱的理想和为劳动者谋福利、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机地统一起来,并且有了北欧等社会福利国家的成功经验作为借监,在已经有社会主义传统的中国推行民主社会主义,可能是能使中国共产党比较容易转弯,而且具有一定民意基础的选择。这样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现代中国是由来已久,自有传统的。这也是我们的讲课一再强调的,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是更接近社会民主党人的;而从1957年的校园民主运动,到六十年代的《星火》,到七十年代的民间思想村落,再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都始终贯穿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线索,并且出现了顾准这样的理论家——他早在1956年就作出了选择与预言:“民主社会主义是我的理想,但是它的实现,要以高度发达的经济为前提,它的逐步实现,要在二三十年之后”。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在中国经济获得了大发展的二十一世纪,民主社会主义终于从一种理想而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选择,这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民间思想运动里长期孕育和发展的一个结果。历史就这样完成了一个过程。……。从另一面说,经过二、三十年的思想积累,出现这样的总结性着作,也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
  党内民主派也因此有了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更具有凝聚力与召唤力。以赵为代表的这些民主派共产党人的态度也同样鲜明:“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切弊端,皆渊源于邓小平虽主张经济上改革开放,却又坚持政治上的高度集权,是由这条政治路线造成的”,因此,需要新的“思想解放”,其核心“只能是、也应当是政治改革”。
  “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我写有专门的研究文章《中国改革向何处去》,文收《知我者谓我心忧——十年观察与思考(1999-2008)》,同学们有兴趣,可以去参考,这里就不多说了。需要略说一点,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着重讨论的,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这也是党内民主派和毛泽东派分歧的焦点之一。赵及他所代表的老共产党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一点:“在落后的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革命胜利后,不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必须补资本主义这一课”,而毛泽东的问题正是在于,“过早地结束了新民主主义阶段,超越阶段地实行社会主义”,就必然“畸形发展,使社会主义变形”。
  “不是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建立在大工业基础上的以工业为主体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建立由‘农民坐天下’的社会主义,即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天国”本来是一个具有浓厚的民粹主义色彩的乌托邦理想,毛泽东却要用群众暴力的方式来强制推行,也就必然导致了专制主义。
  此种对“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毛泽东”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的倾向,在党内民主派中是有相当代表性的,这背后正隐含着一个基本信念,即坚守他们当初参加革命时的“新民主主义”理想。因此,这一部分党内民主派更愿意高举“新民主主义”的旗帜。当然,在他们的理解里,“新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相通的,但因为是来自中国革命历史自身,也就更具合法性。这也使我们联想起六十年代的那位农民思想家,他当年提出的“退到新民主主义”主张,在二十一世纪又得到某种回响,当然其背景与意义都已经大不相同,但仍是很有意思的。 
  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对毛泽东“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路线也提出了批评,赵紫阳特地指出了“不惜牺牲农民利益,甚至剥夺农民来发展军事工业”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这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试验的根本矛盾:既以农民为基本动力,却不断损害农民的基本利益。这正是这些始终与农民保持血肉联系的老中国共产党人,在反思历史时最感困惑与痛苦的,而且此种对农民的剥夺,在现实生活中还在继续,这也是他们最终要和毛泽东及其体制决裂的一个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在和毛泽东派的对峙中,特别是感觉到“回到毛泽东时代”的现实威胁,使得近年来党内民主派加强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力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上、下两卷),此书于2007年在香港出版,2008年、2009年都连续重新增订注释出版。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明确作出“毛泽东过大于功,倒三七开,是伟大的革命家,失败的建设者”的评价。作者提出,在历史发展的“机遇期内必须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是重新评毛。尊毛的意识形态,反毛的经济政策,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机会主义组合可以苟安于一时,但早晚要翻车”,“当务之急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说清楚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回头看看那个‘左’祸肆虐,生灵涂炭的时代,揭穿毛泽东的假马克思主义,夺回话语权,使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彻底失去号召力”。
  这大概也是许多党内民主派的一个共识。他们显然对于他们所认为的“美化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充满焦虑与警惕。再回到赵那本《谈话》上来,该书提出了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这或许是更值得注意的。可以说,这正是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之历史经验的总结。按照预设的“理想社会模式”来强行计划社会的发展,按照未加检验、未加反思,因而成为先验的理论观念、逻辑来指导社会发展,并且以是否符合“主义”作为衡量社会实践的标准,此种乌托邦的、强制性的“社会主义实验”,是曾经带来灾难的,这正是毛泽东时代最大的教训。赵还指出:“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什么理想的社会模式,也没有固定的模式”,“今后社会的发展,不应从什么模式出发,也不宜以什么主义来划分”,而要“根据实践发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更根据民意一步步向前发展”。正是从“实践”和“民意”。
  这两个“根据”出发,赵提出了他的“社会进步新指标”,即“以生态环境即生活品质,文化水准即人的素质,生活水准即富裕程度,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城乡差别、劳动生产率、经济效应、人均收入、社会公平等为指标,不以社会制度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为界线来作为先进与否的指标”。
这样的新指标,显然是以人自身的健康、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注重人的生活环境、人的素质、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的良性、优化发展。它超越“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种“融合”,这也使我们想起了顾准当年提出的“东西方渗透”理想。它在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再度提出,是很有意思的。我把它称为“中国改革新思维”,或许可以为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一个思路。
 
  五、调整与坚持:执政者的回应和选择 

  人们不难发现,党内的毛泽东派和民主派,都是针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所作出的不同回应,分别从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提出了修正,并给出不同的发展路径。
  问题是,党的最高执政者对客观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带来的执政危机,以及党内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又作出怎样的回应与选择。
  在我看来,最高当局的回应,集中在三句话上。第一句话是保证“党的执政地位”;这在2009年又有一个新的说法:“党的事业至上”。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谈到两个俄国人对中国几代领导人的影响:赫鲁晓夫是毛泽东、邓小平挥不去的梦魇,而当今中国最高领导怎样也摆脱不了戈尔巴乔夫的阴影——绝不能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在自己手里失落,这是胡总的底线,也是对他年轻时候的誓言:“绝不能把先辈们流血牺牲得来的革命果实从我们手中丢掉”的一个兑现方式吧。 
第二句话是:“牢牢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继续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这是对毛泽东派要恢复“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毛泽东路线的一种拒绝,也显示了这一代领导人务实的一面:他们深知,真要搞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必然天下大乱,党的统治也将毁于一旦。
  第三句话是:“绝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这是对民主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拒绝,他们还是要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特别是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党的“核心利益”,是绝不能放弃的。 
  三句话合成一句话,就是“不折腾”。 
  既不回头搞阶级斗争,也不往前真正推进社会民主、结束专政,依然在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框架内,在维护“**体制”的前提下,来应对越来越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危机。 
  于是,又有了“调整”与“坚持”这软、硬两手。
 
  首先是“调整”。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面对“发展就是一切”的发展观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失衡,资源、生态大破坏等危机,作出经济改革与发展方向、方式的调整,提出“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国策”。
  其二,面对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和民众日趋激烈的反抗,作出各阶层利益关系的调整,提出“以人为本”、“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提高效率与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等理念,对长期奉行的“富国强兵,剥夺农民”的发展路线有所修正,并采取“城市反馈农村”、“废除农业税,减轻农民负担”、“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相应措施,要求权贵资本阶层作出某种让步,以缓和社会、阶层矛盾。 
  其三,面对邓小平单一的经济改革所带来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道德危机,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提出了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对以上三个方面的调整,我想作三个方面的评价。一方面,不可否认其积极意义,应该说,这样的调整符合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像废除农业税、城市反馈农村,都是带有历史性意义的,也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的实际利益,因此得到老百姓支持,从而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六四体制”不变的情况下,这样的调整必然受到极大限制,并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形、变质。而我要强调的是,这些调整,并非执政者的恩赐。首先它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势之所至,那样一种依靠所谓“低人权优势”和“资源、生态大破坏”的高速发展是不可能持续的,更重要的是,它也必然受到底层民众、普通工人、农民、农打工者越来越强烈的反抗和抵制,这就迫使既得利益集团不能不作出某种让步,对执政者来说,这也是保证其执政地位必须作出的让步。也就是说,所谓“调整”,实际上是各阶层、各利益群体之间,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相互博弈的过程和结果,而且也只有依靠利益受损一方的长期反抗、斗争,不断对执政者施加压力,才有可能坚持调整,并保证调整向有利于普通民众、弱势群体的方向发展。执政者还有“坚持”的一面,在我看来,有三个“绝不让步”。第一,绝不给民众以实质性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尤其是绝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第二,党必须对军队实行绝对的控制、领导和指挥,这是防止内乱(党内之乱与社会之乱)的根本,也是制止内乱的最后手段,绝不允许军队的国家化。第三,党必须管干部,即坚持等级授权制:一切干部的权力都由上级党组织授予,并可随时撤换,这样的逐层依附关系,是“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维护党中央的绝对权威的基本保证。以上三条“坚持”,都是毛泽东的“五七体制”和邓小平的“**体制”的核心,目的是要保证党成为“唯一者”:舆论的唯一控制者、军队的唯一控制者、权力的唯一控制者,而且是唯一具有实际意义的组织,也就成为唯一的可选择者。这五个“唯一”正显示了体制的实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所标榜,亦被一些知识分子极力美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质性内涵。这是执政者不允许有任何松动的底线。
  人们还注意到最近几年执政思路的变化。2008年举办奥运会前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危机中,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都大大加强了执政者在意识形态和体制上的自信心。于是,在总结所谓奥运会的经验基础上,便提出了建立和强化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之发展、治国路线。这其实就是毛泽东“大权独揽”的极权体制的发展,毛泽东就是依靠此独揽大权的体制,集中力量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以至文化大革命这一系列大事。其所造成的灾难,早已被强迫遗忘,今天在一些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又作为新的神灵重被祭起。这样的举国体制,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党国至上,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服从国家整体利益,在组织领导上强调绝对服从,在组织和动员方式上强调军事化,在社会管理上强调全面控制,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战备体制,这在毛泽东所创建的依靠战争赢得权力、又用战争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体制里,是自有传统的。因此,举国体制的重新强调本身,就显示了向毛泽东时代靠拢的趋向。
  可以看出,最近几年,无论是2008年的汶川救灾、举办奥运会,2008年以来处理经济危机,2009年举办国庆盛典,2010年举办世博会、亚运会、抗洪救灾、舟曲救灾等,都无一不是自觉地发挥举国体制的威力。应该说,336在处理危机事件时,包括经济危机、社会危机、公共卫生危机、自然灾害,因为都是非常时期,国家处于“类战争状态”,此种战备性的举国体制,可以取得短时期的高效率,似乎很有优越性;但如果以此作为治国路线、发展模式,并要将其常态化与制度化,则是十分危险、贻害无穷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无论怎样遮蔽,都仍是客观存在,足以警示今人。 
  而且我们发现,在自觉推行举国体制的努力中,出现了三个特别值得警惕的倾向。一是重新强化最高领袖的绝对权威,试图重新恢复毛泽东、邓小平时代的强人政治(尽管限于主客观条件很难做到),奥运会、国庆大阅兵等场合,都成了突出领导者个人、献忠心的大好时机。其二,是强化党的思想、舆论控制,特别是网络的控制,而且越来越自觉地用立法的方式来实行合法的控制。同时进行的是重建意识形态的努力,其特点有三,(1)以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作为核心价值。(2)提倡复兴传统,从传统中获取统治合法性的资源。(3)是鼓吹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将所谓“中国模式”理论化与普世化。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一些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的配合。可以看出,这些年当局在意识形态宣传上,是越来越具有主动性地进行强势出击,一面猛批普世价值,一面又向世界输出中国软实力,这其实也是向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输出靠拢。其三,强化社会控制,即所谓建立“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这实际上就是要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专政。以上三个方面,都表明了执政者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意向。 
  这样的意向,其实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国际多元化格局出现,本来是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实现前面所提到的东西文化相互吸取、融合的历史机遇,但我们这里却陷入民族狂热,在“走自己的路”的旗号下,猛批普世价值,拒绝向西方学习,并在对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毛泽东时代)缺乏反思的情况下,强化举国体制,把即使可能有的某些长处,也推向极端而走向反面,以为这是发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其实预伏着更大的危机。 
  问题是,此种有限度地向毛泽东时代回归的趋向,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前面提到部分民众中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民粹主义思潮的复兴、党内毛泽东派的兴起,以及部分知识分子对毛泽东式的中国道路的推崇,青年毛泽东主义者的出现,都是必须正视的现实,这里纠缠着许多复杂的理论、历史、现实问题,不可以简单对待。或许正因为如此,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时代,就成为当下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理论的、历史的、现实的课题。或许也是我们要开设这门课的一个主要动因和意义吧。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来。如前所说,中国今天的执政者采取“既调整又坚持”的对策,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调整,就要一定程度限制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权贵资本阶层的利益;坚持,就是要强化已经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各级党和政府的权力。今天的执政者面临着政令不通、任何改革在推行过程中都会变形、变质等一系列的困境,都是根源于这样的内在矛盾,也是今天的改革之所以陷入学者所说的“尺蠖效应”的原因所在:“就像那一放一缩却只朝着一个方向移动的尺蠖,我们的政策一‘左’,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但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一‘右’,老百姓的福利就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一讲‘小政府’,官员就推卸了责任,但权力依然难以限制;一讲‘大政府’,官员就扩大权力,但责任仍然难以追问。‘右手’大动,公共资产就快速‘流失’,但老百姓的私产并无多少保障;换上‘左手’,老百姓的私产就受到侵犯,但公共财产仍然看守不住”。
  无论怎样改革,采取什么政策,获利者永远是权力的掌握者,权力的资本化越来越是体制性的、不可逆转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研究者所说的“作为改革主体的执政党已经对改革缺乏集体共识”。如论者所描述:“领导层现在就好像一个‘救火队’,被动地被社会或者社会问题推着走,哪里着火就出现在哪里。这种被动性必然出现更多的问题,使得改革面临更大的困难。执政党作为一个集体往往对重大改革问题失声或者保持沉默。人们所听到的只是个别领导人的微弱声音”,而且彼此矛盾。
  在我看来,这样的矛盾与失声,其实就是当政者在邓小平路线已经走不下去的情况下,还想采取“既坚持又调整”路线所必然遇到的尴尬与困境。 
  于是,就出现了社会学家所说的“中国正在加速走向社会溃败”的危机。社会溃败的核心,就是“权力的失控”,“权力成为不但外部无法约束而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经成为既无上面约束,又无下面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强势利益集团已经肆无忌惮”,“腐败已经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由此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溃败:“社会底线失守,道德沦丧”,“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的丧失”,“社会的信息系统已经高度失真”,“社会失去进行长远思维的能力”,“眼前的权力与利益分配就是一切”,最后就造成了“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在急剧流失”。
  全社会——社会和政府、资本之间,社会上、中、下层之间,各阶层内部彼此之间——都陷入了深度的不信任,充斥着不满和怨恨。这种结构性的社会危机,才真正致命。与此同时,民族问题逐渐突现,这几年连续发生的西藏、新疆地区的骚乱,都为全国、全球所瞩目。民族问题比较复杂,我对此没有专门研究,只能把问题提出,无法展开论述。
  这就是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
  我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这样一个看法:当今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在经过建国后60年的努力,基本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统一,基本上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在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以后,将“向何处去”?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这事实上已经成为一切关心中国与世界发展的人们正在思考的中心,也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在我看来,前面所讨论的,无论是毛泽东派主张“回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继续革命的路线”,部分知识分子所鼓吹“集权为民”的“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还是《零八宪章》运动倡导的“宪政民主”,党内民主派高扬的“民主社会主义”,赵紫阳等老共产党人提出的“超越‘主义’的社会进步新指标”,都是对“中国何处去”问题的回应。在理论旗帜的背后,是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而更多的民众,则以行动作出自己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空前活跃的状态,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让许多人感到焦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又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或许是一种混乱,又未尝不可视为一种发展的生机。越来越多不同阶层的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于现状,于是,开始思考,争论,聚集,行动——或许这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历史毕竟是人创造,由人民,也是由我们每一个人书写的。
  2010年8月13日写毕,2010年12月30日修订,2011年7月16日定稿
 
  本文节选自钱理群先生所著《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有较多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注释及参考文献略,有需要者请查看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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