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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改革开放及其后果——对二十一世纪前十年的回顾（上）
作者： 来源：共识网 发布时间：2013-03-28 20:46:55 阅读：
当下的中国一面在快速发展，一面却危机重重——夸大或忽略任何一面，都得不到中国的真实。在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问题，也同时是世界的问题；“中国走向何方”，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也关系着世界和人类的未来。
我们的叙述进入了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也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因缺乏时间的距离，为历史考察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我们的讨论也将更加简略，只能大体提出几个问题。
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正、负面效应
如前所说，邓小平的改革起始于1978年，1992年以后则进入一个全面实施的新阶段，到了2000年以后，就逐渐显示出其全部后果，无论是正面效应、还是负面效应，都十分引人注目，同时其内在矛盾与危机也都暴露无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也是完成了一个历史过程。
于是，我们注意到了一系列的数字，表明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首先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1978-2008年中国GDP平均增速超过9.5%；同期世界平均增速为3.0%。中国这一时期的增速不仅明显高于19531978年平均6.1%的速度，而且比日本、韩国经济起飞阶段平均增速（分别为9.2%和8.5%）还高一些。2008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0.07万亿元人民币，升至世界第三。内部产业结构也发生重大变化。2008年，在GDP中，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所占比例分别为11.3%、48.6%、40.1%，数据反映出中国已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
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人民生活的改善，1979-2003年，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从400元（人民币）上升到10,000余元（人民币），增加了25倍；中国农村人均收入由150元（人民币）提高到2800元（人民币），增长近20倍。
1979-2003年，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平均增长7%；按现行汇率计算，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90美元，向“小康社会”目标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农村的极端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亿5,000万人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人，25年里，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88.4%，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左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
经济的发展，也引发了社会、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全面发展。据温家宝（1945-）在2007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基本上已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此外，覆盖城乡、功能比较完善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以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体系，已经基本建成。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垄断与社会控制的松动，社会流动机制的初步形成，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自由和不断改善的希望，保持了社会的基本稳定。
由此而形成了所谓“中国的崛起”。在2008年前后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复苏，更是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已经完全独立于世界之林，成为世界正在发展中的多元化结构的主要成员。1997年香港、1999年澳门的相继回归，此后十年的稳定发展，以及2008年国民党恢复台湾的执政地位以后，两岸关系的改善与和平发展的前景，都可以视为中国统一大业的重大进展。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历史赋予毛泽东及其后继者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国家的统一、独立，解决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应该说，直到2009年共和国成立60年，这样的三大历史使命才算基本完成。这60年，是上接100年努力奋斗的结果，最后30年的改革、开放更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都是必须肯定的历史进步。
同样必须正视的是，这样的进步是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更同时带来了巨大的问题和矛盾，并形成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危机。首先是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这是我们前一讲所讨论的“六四体制”必然带来的后果。据世界银行1997年发布的《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报告，中国八十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数据“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九十年代末上升为0.458；
2008年就到了0.5%的“高度不平等”程度——所谓“基尼系数”，是义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最早提出的，此数据之数值介于0到1之间。如果基尼系数在0，表示财富在全社会平均分配；如果基尼系数在1，则表示全社会财富被一个人占有。按照国际经验，基尼系数小于0.3属于相对平均，在0.3与0.4之间属于中度不平等，超过0.4，则不平等程度偏大。
据财政部2009年公布的数据，全国10%的家庭的财产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10%最低收入的家庭财产总额，仅是全部居民财产的1.4%。
七个垄断行业职工不到全国当年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占当年职工工资总额的55%。
根据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专家的调查统计研究，目前全国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
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居世界前列，不平等程度也居世界前列。这两个“居前”便形成巨大反差，经济大发展、社会财富大增幅的背景下，却存在着这样的不平等，已超出了人们的精神承受力，而且还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如研究者所说，“更重要的是因垄断和特权造成的〔收入〕的升高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括号内文字为钱所加），实际上是一种仰仗权力的掠夺，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和道德性，这就使“大众的不公平感比同等基尼系数的国家更高”。
我还要补充一句：如此巨大的社会不公，发生在自称“社会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高唱“社会平等，公平和正义”的中国，而实际生活中却高度贫富不均，两者之间的反差如此巨大，就更令人不能容忍。
社会的不公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不足和公共品缺少公共性上。在毛泽东时代就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党的干部享受更高的公共福利，收入低的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则享受较少的或基本上没有社会福利，这就是过去我们通常说的“特权”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但在毛泽东时代，这样的特权受到一定的限制（毛泽东的办法是不断发动群众运动，打破能享受特权的干部队伍的稳定性），而且毛泽东时代所实行的单位所有制，对普通干部、工人的基本福利是有保障的，尽管维持在一个极低的水平，但至少会造成相对平均的印象。而如前所说，邓小平的单一经济改革所造成的失地农民群、下岗工人群，大约有7,000万人，还有近亿的打工者阶层，不仅经济收入极低，而且基本上被排斥在社会福利之外。另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放弃服务责任，利用公共资源大肆‘创收’，同时并凭借垄断权力排除来自民间的竞争”，这样，“‘二次分配’不是缓解了，而是加剧了初始分配的不平等”。
于是，又有了这样的统计数据：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为5倍。
这些为经济高速发展曾经作出或正在作出重大贡献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打工者，恰恰不能享受社会福利、享受改革的成果，这不仅是最大的不公，而且也对改革的合理性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与此相联系的是政府自身支出的浩大。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公布的数据，该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公务用车费、公款出国考察费超过一万亿元人民币，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0%。而这个比例在日本仅是2.4%，英国为4.1%，印度为6.1%，俄罗斯为8.2%，美国为9.9%。
如此高比例的政府支出便与公共服务支出的匮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仅滋长了政府的官僚化与腐败，也彰显了社会的不公。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1990-2003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额差距上升了七倍以上，即使扣除物价因素的影响，也扩大了三倍以上；据2002年统计，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2/5以上来自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1995-2002年，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贡献率从7.5%提升到8.7%。此外，还有城镇中行业垄断所造成的收入差距，2001年行业间职工平均工资的基尼系数比1990年高出86%。
据统计，中国行业之间的工资差高达3,000%，是世界平均值的4.3倍——此种多方面的收入差距确实已经到了临界的水准上，无疑在加深改革合理性危机。其次，在“发展就是一切”的思想指导下，经济的高速发展又是以资源的大浪费、生态的大破坏和环境的大污染为代价的。这又是一组惊心动魄的数字：“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存在严重的水土流失”；“75%的湖泊和一半左右的河流被污染”；“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十个城市中至少有七个在中国”；母亲河黄河“93%的水流不符合中国自己制定的品质标准”；“60%人口的饮用水低于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利益与子孙后代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是一种既吃老祖宗又遗患后人的暴发户、败家子的发展经济的方式，它在本质上，和我们说过的毛泽东时代一样，都是一种破坏性的发展，这本身也同样构成了对改革合理性的极大损伤。其三，如前所说，支持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意识形态，实质上是一种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因此，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是物欲横流、道德底线突破、权贵资本阶层腐败，腐蚀了整个社会，形成精神的糜烂和社会风气的败坏。
而教育市场化，即所谓“教育产业化”的结果，更是造成了教育腐败，这样的腐败又直接、间接地腐蚀了受教育者的心灵，这是真正的贻害子孙后代；同时又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不公，2000年实行教育产业化以后，大学本科收费比1999年涨幅高达50%左右，一些重点学校的收费在6,000元（人民币）以上。
而当年官方统计的农村人均纯收入仅为2,210元（人民币）。
2001年为止，中国农村小学生能够考上大学的机会，只有15%”，据研究者估算，此机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2%。
同时发生的，还有医药卫生的全面市场化，导致“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民众的三大困境，被称为“三座大山”。
其背后原因是中央部门和地方政府的权力和利益的极度扩张，使本来应该是公共服务的社会领域（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现在都纷纷市场化，成为权力资本获取暴富的领域。这就意味着，当社会改革的主导权掌握在地方既得利益集团手里，所谓“社会改革”就必然成为对底层民众利益的新的损害，导致老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同样对改革的合理性构成了极大损伤。
这可以说是“中国奇迹”的另一面：尽管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人民生活普遍有了改善，但改革的共识却迅速丧失，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连社会认同和社会向心力都在急剧流失。改革的获利者早已丧失了改革的动力，更确切地说，他们已经把改革变成是新的获利机会，因此，每一次新的改革，不管打着什么旗号，都会是对民众利益新的损害。这就形成了研究者所说的“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的局面：“改革停滞不前，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这同时意味着，改革的受损者（更准确地说，是“受损大于所得”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随着改革开放，必然带来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这是不以执政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且随着官方一再失信于民，民众最终意识到：必须自己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前所说，在“六四体制”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是新的阶层与利益群体形成的时期，到了二十一世纪，社会各阶层，各个利益群体就更为自觉地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斗争。于是，就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思潮与社会运动，执政者也对其作出了自己的回应与调整。下面，我们将作四个方面的讨论。
二、维权运动、网上监督、非政府组织：三大民间力量的兴起
前一讲最后谈到，1998年“北京之春”组建独立工会和组党的努力，遭到了镇压，这也就意味着在中国大陆现行专制体制下，民间抵抗运动很难有发展的空间；随后对法轮功的镇压，也表明一切独立于党之外的组织，那怕是法轮功这样的半宗教组织，也都不允许存在。
另一方面，如前面的分析所说，随着改革共识的丧失，底层民众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强烈，也就是说，在上层既得利益阶层逐渐丧失了改革动力的时候，底层民众参与改革的热情却在增长，这也就必然要突破邓小平自上而下的、党所控制且以维护一党专政为指归的改革，转而推动自下而上、民众参与且以维护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利益为指归的改革运动。但这样的民间改革运动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公开、有组织的反抗形式，而必须寻找新的组织方式、行动方式，以至新的思维、新的理念。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关注的中国现代民间思潮、社会运动在二十一世纪必然具有一种新的形态。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短短十年间，就有三大民间力量兴起。首先是以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打工者为主体的民间维权运动。这可以说是“六四体制”自身产生的对立物。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这些年人们经常提及的所谓“群体性事件”。据统计，2007年全国群体性事件已经超过了八万起，平均每六分钟发生一起，比14年前的1993年增加了十倍。2008年、2009年，这样的上升的趋势还在继续。
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以下特点：（1）大都是不同阶层与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受到伤害而奋起的反抗，因此，我们以“维权运动”命名。其中有：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维权，国有企业私营化过程中工人利益受损引发的反抗，打工者因拖欠工资等原因引发的维权，农民和农村强势群体（乡村干部、私营企业主、粮食收购站、工商税务部门、派出所）的直接对抗，强制拆迁、徵地、环境污染、公共卫生事件等引发的维权??等。（2）这样的维权抗争，最初是利益受损者的自发反抗，以后就逐渐有知识分子支持与参与，发展到后来，有些突发事件聚集参与者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者”，成为发泄社会不满的渠道与方式。（3）维权抗争主要发生在利益冲突的不同阶层与群体之间，但由于地方政府往往站在强势群体一边，并为维护稳定而不惜动用武力，这就使维权的群体事件越来越把矛头指向党和政府，成为官与民的冲突。（4）由于地方政府滥用警力，维权群体性事件最后往往导致暴力反抗，造成严重后果。（5）民间维权运动尽管已经具有、且可能还要继续增强其政治色彩，但就总体而言，其主要诉求，还是集中在经济利益范围，比较少涉及政治体制的问题，并且仍处于分散的、偶发突发的自发状态，暂时还不可能形成自觉的、有组织的社会运动。对执政者而言，尚处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因此也有一定的容忍度，同时也使得维权运动尚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当局最要警惕与严处的是知识分子的介入，特别是法律介入，这些年连续发生对维权律师的迫害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在维权运动中，还有两个特殊的群体。一是1957年的“右派”，一是以TAMMQ为代表的1980年代末政治运动中的受害者。他们都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了对历史和子孙后代负责，写下了大量的血泪回忆，其“拒绝遗忘”、“维护历史与自我尊严”的斗争精神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参与维权的还有一个庞大的“上访者”群体。和集体性的反抗相比，他们具有更大的个人性与自发性，但却更为持久，其纠缠不休，此起彼落，让权势和官僚头痛不已。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也因此获得广泛的社会同情。人们也把上访群体人数的急遽上升，看作是社会不稳的重要标志。
其次，网络技术的出现，给民间表达诉求、凝聚力量，提供了新的空间与可能性。前一讲提到的1997-1998年间，民间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徐文立开辟的“空中民主墙”，就是推动“网络民主运动”的第一个尝试。二十一世纪以来迅速兴起的网民群体，是以年轻人为主体、以青年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他310们没有徐文立这一代人的民间反抗运动经历，也没有那样强烈的政治意识，但他们具有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也就能够成为民间改革运动的推动力量。大体上他们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参与改革事务：（1）利用网络的搜寻技术，对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进行有效的民间监督，发展“网络民主”；（2）在网络上，就国内外重大问题，改革的重大问题，以及当下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学术事件，发表意见、提出诉求，以形成“网络舆论”；（3）利用网络发布信息的便捷、较难控制的特点，对维权运动进行舆论支持，或直接组织维权活动；（4）利用建立网站的方式，彼此交流信息与思想，逐渐形成某种“意见群体”，进行志同道合者之间，不受时间与空间限制的力量的聚集、合作，形成没有明确组织形态的民间组织，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活动，如志愿者活动、各种兴趣活动等等。这些活动一般不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但其中的骨干力量大多具有自觉的社会参与意识，或是人们通常说的“公民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网民参与的是一种公民运动。其三，非政府组织，即所谓“NGO”组织，又称为“志愿者”、“义工”组织，是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最快，也是目前中国唯一合法存在的民间组织。据民政部门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各类公益性民间组织，已达35万4,000个，因为有许多未注册的组织，所以实际数字可能还要更多。我曾经作过这样的计算：“如果每一个组织参加者有三十人，就有近一千万人；如果每个组织的活动受益者也是三十人（当然这是大大保守的估算），那么，也有一千万”，这两个“一千万”意味着什么，给我们留下了很大的想像空间。
实际上，志愿者公益组织的发展，有一个从不合法到合法的长期博弈过程。我在2000年最初接触的一个志愿者组织，其领导人就因此而被捕入狱（当然用的是别的“理由”），经过可以说是艰苦卓绝的斗争，最后得到了政府有限度的承认。特别是2008年汶川地震和奥运会里，中国志愿者，特别是青年志愿者的出色表现，为举国、举世所瞩目，更得到了社会广泛的认可。
顺便说一点，2008年末，中国大陆很有影响的《南风窗》，在评选“2008：为了公共利益年度榜”时，破例评选了“三大群体”：“网民，志愿者，集体维权者”。我因此说过：“2008年是中国民间三大群体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一年”。
有人将志愿者组织称之为是“非政府性”与“非营利性”的“第三部门”，由此决定了它的最大特点与作用，在于“它对政府机制和市场机制形成必要的补充与制约，是所谓‘第三种力量’”。
我自己还把它称作是“理想主义者聚合”，也就是说，它是以某种信念、理念为支撑的志愿的聚合。这样的理念可以是“追求社会公正，平等，社会正义”，因此以救护、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为主要宗旨与服务对象；可以是“认定农村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关键”，因而关注“三农（农民、农业、农村）问题”，积极参与“支农”、“支教”活动；也可以是“追求人和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发展”，进行各种环境保护的实验；还可以是“以传统文化的复兴为己任”，开展经典阅读与普及活动等等。可以看出，志愿者的这些信念、理念，都是针对改革开放所产生的某些弊端，有着隐含的批判性，但却又采取了积极补救的建设性态度，就其本质而言，正是用民间参与的形式，对政府主导的改革的一种纠偏与制约。
另一方面，志愿者组织的非营利性，则表明了它所信仰与坚守的，是和实利主义、实用主义、消费主义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的新的价值理念。我曾在“志愿者论坛”上的一篇题为《“我们”是谁》的演讲里，作了这样的表述：
当许多人奉行个人中心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拒绝任何社会责任和承担，我们却尝试“利我利他，自助助人”的新的伦理。当许多人沉湎于个人的无止境的物质享受、感官刺激、奢侈消费，我们却相信人不仅有物质的欲望，更有精神的追求，我们尝试着一种“物质简单，精神丰裕”的新的生活方式。我们更关注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以及我们生活的生态环境，希望在共同富裕，共同发展，公正、平等的社会和谐中，在人和自然的和谐中，获得自己生命的愉悦和意义：我们正在尝试着建立一种新的幸福观。当许多人奉行将他人视为敌人的丛林规则，进行残酷的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时，我们尝试着视他人为兄弟，在志愿者和服务对象之间，在志愿者之间，建立起人与人的相互信任、尊重、支持、合作、互助的新关系。当许多人陷于所想与所说、所做的分离，将真实的自我掩盖、保护起来，被迫或主动生活在谎言之中，我们却尝试着通过志愿者活动将“想、说、行”统一起来，努力生活在真实之中。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志愿者的“追求和尝试显然是对现实中国社会实际起着支配作用的生活逻辑，对当下相当多的人的选择的一个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现行体制下的“另一个存在”，具有内在的批判性与否定性；同时，它又是通向未来的，可以说是理想公民社会的雏形：这都是其真正价值所在。在志愿者队伍中，有两个群体特别值得注意。一是“青年志愿者”，其主力是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和毕业不久的各行各业青年，这是一批年轻一代中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中的骨干，是出于对现行教育体制和体制下的自我生活方式不满，而走上志愿者道路的，因此，对他们来说，参加志愿者运动的主要意义是在寻找自我人生道路，我因此把青年志愿者运动看作是“当代大学生自己联合起来，在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中，寻找新的价值理想，确立新的人生目标的自我教育运动”。
在汶川地震中同时引起关注的，还有民营企业家组织的志愿救助活动，而许多志愿者组织也越来越多地得到了民营企业家的资助，这是中国民营企业主阶层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这不仅是他们对社会的回报，同时也是一种参与民间运动的方式。民营企业家与民间运动的结合，会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
这里需要对我自己在2001年以来的思想、活动作一个简要的介绍——这也是本书结构所要求的话题。我在2002年退休以后，不仅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对共和国历史中长期被遮蔽的另一面——民间思潮与运动史的研究，本书即是这一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而且把自己的社会活动转向对自下而上的民间改革运动的参与和推动。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信念：可以说是从文革开始，特别是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形成了我的根深柢固的底层情结。因此在八、九十年代我尽管主要生活与活动在上层的学院里，但关注的中心，还是民间的社会运动和民间思想文化运动，并自觉充当民间社会运动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从八十年代的民间学术，到九十年代的北大百周年的民间纪念）。在退休以后，远离了学术体制的中心，自觉地边缘化，因此，我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摆脱了体制的束缚，我觉得自己就应该“走向民间”，以更积极的态度，参与新世纪的民间运动。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我没有参与维权运动和网上监督，而主要集中精力于民间教育改革运动和青年志愿者运动的推动。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则是为这两个运动作鼓吹和经验总结，以提供理论资源，提倡一种“志愿者文化”和“新教育理想”。这样的理论建设，是民间运动健康发展所需要，却往往被忽略，又是我能够做的。为此，我作了很多演讲，也写了许多文章，积有《我的教师梦——钱理群教育演讲录》、《做教师真难，真好》、《钱理群语文教育新论》、《致青年朋友》等书，还计划写一本《论志愿者文化》，并在《我的精神自传——以北京大学为背景》里有详尽的说明，这里就不多说了。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二十一世纪的三大民间运动——其实，更全面地说，二十一世纪还存在着迅速发展的民间宗教运动，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我自身又没有任何研究，本书的叙述只有阙如，同学们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研究。这三大民间运动，从精神谱系来说，和本书详尽讨论的民间思潮、社会运动——从1957年的民主运动，到1978-1980年的社会民主运动，及1980年的校园竞选运动，以至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是一脉相承的，都以民间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民主和进步为指归。但如前面所说，现在的民间运动又确实具有新的形态，这不仅是因为有新的时代条件，比如像网络民主运动就显然与新的科学技术有关，为以前的时代所不可能有；而且更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在言论、出版、结社自由都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公开的政治反抗空间极小。民间运动就出现了一种特殊形态：尽管就其发展背景、实质内容而言，具有显然的政治性，但表现出来的形态却是一种“非政治性”：维权限于经济范围，志愿者主要从事社会服务，网民监督也只限于地方个别政府部门与官员。在这个意义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民间社会运动尚处于不成熟的“初级阶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超越了单一的政治性，也未尝不是一种丰富与发展。
此类民间运动和执政者的关系，则十分微妙与复杂。一方面，无论是维权、网络监督，还是志愿者，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党和政府也予公开承认；但另一方面，各级当权者又都将其视为“不稳定因素”，因而对之交互使用了“限制与打压，控制与利用”的政策，这就使得这些民间组织与运动，既面临活动空间逼仄、不得不在狭缝中求生存的困境，又随时有被收编、利用而变质的危险。
最后，还想谈谈毛泽东对这三大民间运动的影响，这也是颇有意思的。人们注意到，底层的维权运动，特别是在其初期，往往都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这不仅是出于怀旧，参与维权的下岗工人、失地农民、被强迫搬迁的城市贫民，他们要怀念毛泽东时代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中的反体制方面，对官僚主义者阶级特权的批判，对底层人民利益的维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投诉无门的底层民众又产生了新的吸引力。尽管毛泽东在其统治期间实际上又损害着底层人民的利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方面比较容易被忽略，反而是把毛泽东为底层说话的言论放大，使之成为新的反抗运动的资源。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网民中最为激进的部分，所谓“愤青”中出现了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他们和文革前夕与文革中出现的青年毛泽东主义者，既有某种精神联系，又有更鲜明的新时代的特色，因而显示出很大不同。他们建立以传播毛泽东思想为己任的网站，也吸引着为数不少的青年网民。这与这些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直接相关。我们说过，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有极强的民粹主义色彩，在当今中国两极分化日趋严重，一部分知识精英自身特权化，成为特权阶层的辩护士和代言人的情况下，可以想像，毛泽东反精英的极端平民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自然会引起本身就充满非理性的反抗激情的年轻网民的共鸣。在志愿者运动中，则集中了一批有着底层情怀、实践精神，怀有浪漫激情的新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也同样很容易和毛泽东，特别是青年毛泽东产生共鸣，尤其是毛泽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更成为许多志愿者组织的指导思想。
这一切都显示了毛泽东在当下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据2008年一个居民宗教信仰调查，中国人在家中供奉毛泽东塑像的达11.5%，仅次于祖宗牌位（12.1%），高于佛教塑像（9.9%）、财神（9.3%）和土地爷（8.8%）。
于是，就提出了一个中国民间“毛泽东信仰”的问题，这里既有保平安、求安定的祈福，也有对社会、生活不满的倾诉。如一位研究者所说，毛泽东“再次成为社会舆论中象征着正义、公平、贫富均等的精神符号”。
同学们可能还记得，我在讲文革时曾经提到，当年（1966、1967年）的造反派将毛泽东视为“永生不背叛民众的革命家领袖，反抗特权阶层压迫的正义带头人”，到了二十一世纪，毛泽东又在中国民间社会重获这样的形象，这是耐人寻味的。而我所关注的是“这样的怀念毛泽东的民众情绪对当下中国政治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样的影响，有两个发展趋向。或者以毛泽东思想、观念、体制作为批判和否定现行体制的资源，或者以毛泽东思想、体制、统治经验作为维护现行体制的资源。后者正在得到最高当局的鼓励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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