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歷程──我所知道的施淑教授
施淑教授是我在臺灣大學中文系讀書時的學長，1967年我進本科，1968年她碩士畢業，隨即考上博士班，次年休學，再過一年到美國留學。我們兩人同在台大的時間只有兩年，而且屆次相差太大，根本沒有機會見面。
施老師離開台大後，我逐漸聽別人談起她。據說葉嘉瑩先生決定赴美研究，不再回來，施老師因此不想再唸下去，要到美國跟葉先生讀書。後來葉先生轉到加拿大教書，施老師也到同一個學校讀博士。別人又跟我說，施老師的碩士論文很出色，已由文學院遴選為優秀論文出版。那時我進入碩士班，可以免費領取。為了學習寫論文，我翻閱過一些學長們的碩士論文，但通篇讀完的只有三本，施老師的即為其中之一。
施老師的碩士論文是從人類學、民俗學的角度討論楚辭中的九歌和二招，論證九歌、二招和楚國的祭祀儀式和招魂習俗的密切關係。我至今記得論文的要點，到現在我對楚辭的理解還一直受到她的論述的影響。
葉先生和施老師先後離開台大，是因為當時台灣嚴酷的政治氣氛。葉先生的丈夫莫名其妙被關押數年，出獄後找不到工作，後來有機會到了美國，無論如何也不想回台灣。為了家庭，葉先生當然也只好出國。施老師大學時代是個文藝青年，到台北之後，很快就讀到陳映真的小說，對他非常佩服，兩人早就認識。1968年施老師正在撰寫碩士論文時，陳映真因思想問題被捕，這對施老師是極嚴重的打擊。當時台灣的大學畢業生，只要家庭條件許可，都想到美國讀書。對施老師來講，這尤其重要。由於受到葉先生、陳映真，還有許世瑛先生、臺靜農先生的影響，她再也不能忍受台灣當局的思想禁錮。
後來，我又聽說了一件事。葉先生有一年從加拿大回到她魂牽夢繫的「北平」，又到處看了看，寫了一首長篇的〈祖國行〉發表。這下子她進了台灣當局的「黑名單」，回不了台灣。凡是上過葉先生課的人都很想念她，而這，一直要等1978年台灣解嚴以後才能實現，我們足足等了二十年。在這期間，施老師曾經自己出資，把她手邊收藏的葉先生的舊詩稿付印成冊，分贈給一些人。這當然需要一點勇氣，也需要一點俠氣。
大概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我在刊物上看到施老師討論漢代詩學的一篇文章，粗略一讀，就知道暗中應用了馬克思的文藝理論。那時候我也正透過英文「偷讀」(那時還是禁書) 馬克思一類的著作，很容易辨認出來。我稍加探問，知道施老師已從加拿大回台灣，在淡江大學任教。
那時候的臺灣正是熱鬧得很，黨外反國民的運動如火如荼，左翼鄉土文學的思潮鋪天蓋地，搞得我們一些中文系的博士生和年輕學者無心讀書，每天熱血沸騰的看選舉、看各種雜誌，古典文學的世界離我們越來越遠。就在這種氣氛下，施老師和我不約而同的把越來越多的精力投注在現、當代臺灣文學上。這樣，我們終於有機會在一些場合下見面了。
應該說，我們當時的心境是有些類似的，我們都嚮往民主、開放的社會，對國民黨長期的禁錮與封閉深惡痛絕；同時，作為臺籍知識分子，我們也希望「臺灣人」早日獲得他們理應擁有的參政權，不再由「外省人」「獨霸」。正是在這種「熱愛臺灣」，希望臺灣明天會更好的期盼下，我們寧願放棄古典文學，走向臺灣文學。就是在這一段時間內，施老師寫了一批非常精采的、有關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論文，在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研究上起了非常好的引導作用。
1990年左右施老師出版了兩本論文集，其中一本討論早期中國社會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同時還論述了胡風、路翎和端木蕻良三位作家。我非常意外，不知道她在中國現代文學方面下了這麼大的工夫。後來才了解，在加拿大讀書時，這是她研究的論題。1977年回臺灣後，在當時的戒嚴體制下，她當然不可能繼續研究三、四十年代的左翼文學，所以，這個工作實際上只進行了一半。
這樣，我們就看到，作為一個學者，施老師已經從古典文學轉到中國左翼文學，再轉到日據時期的臺灣文學。她在每一方面的論著都不是很多，但其成就卻是為臺灣學術界所公認的。
萬萬沒想到的是，就在新、舊千年之交，施老師竟然決定拋棄她花了十年心血的臺灣文學研究。但我完全能夠理解。當我們決定在學術上改變方向時，我們是為了擁抱臺灣的現實，希望為此稍盡棉薄之力。哪裏想得到，這種熱愛臺灣的心情竟被外國勢力和少數有心人所利用，形成了一種排斥異己的臺灣民粹主義，而且還反過來仇視中國。在這種氣氛下，我們的研究根本無人重視，因為所謂臺灣文學研究已經成為一種立場的宣示，毫無客觀性可言。十年的光陰就這樣過去了，想起來就難過。不但施老師想找個新方向透透氣，連我都想躲回到古典詩的世界中了。
但施老師到底不能忘情於臺灣，因此她轉向了偽滿的文學，想從這裏入手，再回過頭來全面探討所謂的「大東亞文學」。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產物，確實有必要對這種現代東方的殖民主義思想展開批判性的研究。施老師這一選擇無疑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同時，也可以有力地駁斥台獨派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美化。
然而，就在施老師發表了令人矚目的三篇論文以後，她卻似乎想要停筆了。學生(我們有許多共同的學生) 跟我說，老師，你應該讓施老師再積極一些，我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說實在的，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個人隨著環境的變遷，或主動、或被迫的改變研究對象達四次之多，誰能不感到疲倦呢？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的時候，我也同樣感到非常洩氣，不知道自己以後還能幹什麼？有一陣子只能天天讀東坡詩集或劉禹錫詩集，幾乎什麼文章都不想寫。況且，每一次面對大環境的變化而不得不自我調整時，其實都意謂著生命的轉型。當你對前途感到困惑 ，不知何以自處時，是很難提出什麼見解的，只能靜待著另一種生機的出現。我是這樣理解施老師最近這幾年的心情的。
我所以寫了這樣一篇似乎有些傷感的序，是想要讓大陸讀者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不幸，不可能一輩子生活在幸福之中，而一個學者也是一個人，如果能從這本書中讀到一個真誠的臺灣學者的心情，大概同時也就能體會六十年來的臺灣並不像許多大陸同胞所想像的那麼美好。
寫到這裏我又想起陳映真。有很長的時間，他同時不被兩岸知識分子所理解，現在他長期躺在病牀上，大概也無法知道世界是如何變化的。想起來，施老師，還有我，都是比較幸運的，我們都看到世界似乎越來越不一樣了。因此我相信，以施老師堅靱的生命力，一定還能找到另一種新的生活樣態。劉禹錫有句詩說，「桑榆雖已晚，為霞尚滿天」，我常常以此自我激勵。有一位年輕的大陸學者安慰我說，現在四十歲只能算半成品，五十歲才算成品，六十可以成神品，七十、八十就進入聖品了。這話讓人聽了高興，但倒也未必不合乎時勢。想到許多大陸學者一輩子歷盡滄桑，現在都八十多歲了，還讀書、寫作不輟，自己哪能算老？施老師也不過比我大幾歲而已，她願意整理舊作出版，應該是一種「推陳出新」的行為，至少她許 許多多的學生都如此期望，這，施老師應該是知道的罷。
補充說明：
國民黨遷台後，在美國逼迫之下定期舉行地方選舉（只限於縣、市長，縣、市議員，省議員。台灣省主席和屬於中央的國民大會代表、立法委員、監察委員不包括在內）。在1960年代以前，這種選舉絕大部份（99%以上）都是國民黨籍當選。國民黨之外，還有跟著國民黨撤退到台灣的一些青年黨、民社黨黨員，但這兩個黨很少參選。少數敢於批評國民黨的，因為戒嚴時期不能再組政黨，就以“無黨”的名義參選，對外宣稱“黨外”他們極少當選，即使當選，大部份都會給國民黨搞下台（主要罪名是貪污）。
1970年代以後，“黨外”力量突然大增。因為第一屆中央民代（這是國民黨還沒敗退前在大陸選出來的）逐漸凋零，國民黨不得不開放少數名額來“補選”，“黨外”連這種選舉都可以當選。因此各級選舉都很熱鬧，許多民眾都敢於參加“黨外”候選人的政見發表會，每次都擠得人山人海，其中還有不少大專以上的學生（包括碩、博士生）。這就是文中所說的“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後來“黨外”勢力中最大的一支組成了“民主進步黨”。民進黨組黨不久就通過了所謂“台獨黨綱”（主張台灣人民自決）。此後，既反國民黨，又反台獨的人（譬如五O年代罪刑較輕、沒被處決、但被長期監禁在綠島的政治犯，他們大部份心向共產黨）就不再支持民進黨了。
2012/10/3
(此篇為施淑教授即將於大陸出版的《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一書之序文。該書將由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為《兩岸文學論集(一)：文學星圖》和《兩岸文學論集(二)：歷史與現實》兩書的精選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