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打开观察者网站时，便看到清华大学王维佳昨晚刚出炉的批评文章《都市媒体为何热心“学术争论”？》（后被观察者网编辑为“汪晖为什么那么重要”），直指29日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持续发酵的“杨奎松批评汪晖文章”话题。维佳的文章处理了“都市媒体的政治坐标”这一关键议题，这里先对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在延续学界争论时所扮演的角色略作分析。
    2013年12月29日微信账号“上海书评”以及“东方早报”微博帐户刊登题为《杨奎松批汪晖新作：〈毛选〉没读懂，谈什么党史》的文章，随后季剑青（微博署名“季书白”）与傅小正分别就杨奎松的批评提出反批评论点。军事评论者赵楚也在傍晚时分透过微博表示，汪晖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述与刘小枫四月份的“国父论”（其实刘小枫已经在《开放时代》上撰文澄清，所谓“国父论”是未经同意而将其讲话放上网的某网站所为）都旨在“奠定新偶像政治之基础”，因此学界对刘汪等人的“狙击”值得关注。
    杨奎松对汪晖“理直气壮”的学术批评让人自然联想到2010年围绕汪晖抄袭案而在网络上掀起的一场气势更加庞大的争论，其中关于“剿汪”、“讨汪”的言语此起彼伏，以汪晖为代表的“新左派”一时间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在目前这一场规模不太大的网络跟帖讨论中，有一点虽在意料之中却值得注意，即跟帖表达对《东方早报》赞许之情的那些网友，大多只是对杨奎松的批评持赞同意见，并没有就杨奎松的批评文章里的逻辑与史实细节展开讨论，更遑论汪晖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述长文《二十世纪中国视野下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有网民或学者透过微博隔空喊话，点名汪晖亲自现身写文章商榷，“不要再借他人之口到处鸣冤”。仍然在继续的讨论延续了以往网络争论的特点，成为一场彻头彻尾的站边列队的政治化行动，在这一点上，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倒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当下中国网络讨论的特点。
    首先，有必要将这一媒介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讨论，与网络上流行的“解构”情结和“反毛泽东”观点结合起来。根据这些流行看法，关于抗战、中共革命史等都被认为是传统的历史书写的“诡计”，遮蔽了“原本的事实”——因此，举凡与中共正统党史不一样（相反）的叙述都成为可兹信赖的“真相”，这也构成了网络“反毛”最重要的依据：去年上半年围绕“饿死三千万”的讨论，杨奎松、杨继绳以及冯客（Frank Dikötter）的著作都成为反毛的学者与网民倚重的凭证。由此可以理解，跟帖赞同杨奎松先生的网民，他们或许并没有时间或耐性阅读完杨甚至汪的文章，却选择将杨视为“舆论领袖”或“代言人”，而完全忽略了汪文的核心要义，并将之定性为替执政党涂脂抹粉，寻找正当性，由此建立所谓“新党统与法统秩序”。
    其次，必须将被贬低为“五毛党”的“网络左翼”与“新左派”学者区分开，这不是撇清干系，而是表明，包括汪晖、王绍光等人在内、被冠之以“新左派”的大多数学者，他们的许多观点与文章大多藉由批评性文章或其他微博帐户的“推广”而进入大众视野；换言之，除了偶然接受传统媒体的采访或约稿要求外，他们很少像当前公共知识分子那样借助网络（尤其是社交媒体）以“表演性”（performative）姿态批评政府、“介入”到社会公共事务当中。
    再次，需要言明公共知识分子在学术、政治与新媒体关系网络当中的作用。目前中国网络所流行的“公共知识分子”概念，源自于南方周末的界定：作为知识精英的社群，他们善于借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利用权利、民主、公共性、宪政等话语重新书写历史，强调程序正义与普世价值。他们将毛泽东、文革、红色转变成任何寻找有别于当前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路径的、施密特意义上区分“敌我”的“政治”标签，客观上形成了一种具有阶级箝制色彩的社会舆论控制效果。于是，学术界内部原本可能的严肃讨论就降格为一次次力量并不均衡的舆论界的“运动式讨伐”，加上网络空间的谩骂、失去理智与人身攻击，无异于一场令人生畏的、由下至上的、充满暴力与非理性因素的“网络文革”。
    从杨奎松先生的批评文章来看，他对汪晖文章尚无全面把握和理解，而他在这种情况下即写下长文批评汪晖文章，这样的网络舆论格局客观上加持了杨毫无章法地批评汪晖的话语力量,反过来，杨奎松（等人）的批评文章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网络自由派的“政治主体/性”，在党同伐异的“非自由主义”的网络讨论过程中结成强大的、具有明显排他性的、非此即彼的话语联盟。
    杨奎松先生的文章一开始就言明他已经看到汪晖文章的特点——“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随即指出汪晖“不具备历史解读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而他拿出来的证据只是无法撼动汪文核心内容的史实细节上的谬误，以及对其文法能力的质疑。季剑青的反驳已经清晰地表明，杨先生逐字逐句的排查，实有吹毛求疵之嫌——大多数文法的问题只是出于杨先生本人的主观认定。不过这种批评的方法，能够相对“方便”地“引导”甚而“引领”身居学术圈之外的普通读者进入到他的批评思路中去。
    对于汪晖文章的要旨，杨奎松不是不想回应，而是很难回应，甚至根本无法回应。诚如汪晖自己所言，随着档案的解密与相继公开，国内史学界按照当代社会科学即实证主义路径重新研究新中国历史，在去政治化的脉络下，将共和国时期的历史放置于国家间关系与国家利益的框架中重新考量。这样一种“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不仅深刻影响了历史学研究，也对国内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最突出的表现是去意识形态化与社会科学所倡导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套用美著名政治哲学家朱迪斯•史克拉尔（Judith Shklar）的话，强调客观性概念以及“去意识形态”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反弹”，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冷战思维的色彩。
    更有趣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杨奎松错误地理解了汪晖的意思，他在文章开头说：
    需要说明的是，通读汪文之后才发现，作者本意并不在讨论朝鲜战争，他只是不满意历史学家总是“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不能像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而是局限在国家利益的范畴内思考战争。他则试图跳出国家利益的范畴，“将抗美援朝战争置于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中加以重新审视”，同时雄心勃勃地试图发现并记取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和战争的经验与教训。
    任何研究者敢言人所未言都值得鼓励，特别是作者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这就更加应该肯定。
     而汪晖的原文是：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的革命与战争的脉络”是一种“内部视野”，它为我们理解这一重大事件的政治决断及其形成提供了线索。这个“内部视野”与其他的“内部视野”在相互纠缠、并置和冲突中共同构成了那一时代政治生成的动力。试图将政治决断置于历史理解内部，就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
    汪晖的意思非常清楚，他基于“内部视野”的理解方式，“不可能”像自居于客观地位的社会科学家那样，哪里是杨奎松先生所说的“作者还主张要‘自居于客观地位’，‘彻底地排除那个时代支配人们行动的原则、价值观和对抗性的政治’对研究者的影响”？笔者不禁想到，在这样关键而清楚的问题上，杨奎松先生都可以完全错误地阅读，不免让人怀疑，他对自己所要批评的文章的理解能力是否出了问题。
    如此看来，杨先生对汪晖的批评可以被视为强调价值中立、事实为上的治史路径与“反科学主义”之间的一次论战——正如傅小正所言，这场批评只是中国历史上“论从史出”与“以论带史”之争的一次再现，而“论从史出”以及考据学浪潮不折不扣地成为当前“依傍大学体制而垄断知识权力的不二法门”。早在1996年，汪晖在文章《“科学主义”与社会理论的几个问题》里就已经深刻体察到这一问题。他指出，必须对知识本身的权力关系加以审视，而不能视之理所当然。汪晖这篇关于朝鲜战争的论述，同样以福柯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文本（而非作为史料）在不同视野、力量之间的游走、并置、纠缠与冲突，所以他要书写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而是试图展示一幅被压制、被遮蔽的革命战争话语史。
    于是问题也就来了，是什么样的话语被压制被遮蔽？汪晖在文尾交代的很清楚，“政治的条件发生了变化，从而人民战争的逻辑不再居于主导地位”，换句话说，在汪晖所言的“去政治化的年代”里，“对人民战争的否定”、“对人的决定性因素的否定”不正是被遮蔽的“话语”？在这样的情势下，朝鲜战争被“去意识形态化”为“韩战”，难道不是强调“历史终结”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体制完全将朝鲜战争中“反帝国主义”、“反殖主义”的因素悉数剔除的必然结果？汪晖所做的，只是将既有的线性史观中趋利避害、善于算计的“国家”替换成作为政治范畴的“人民”以成为被叙述的历史主体，试图恢复“与帝国主义时代的国家截然不同的国家的承诺”，“对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诺”原本所具有的正义与进步意义，这是对既有方法论与占支配地位的知识论的一次突破与反击。由是观之，随声附和杨奎松的不少网友与公共知识分子断言汪晖等人建立“新”法统秩序的企图这一论断就显得十分可疑了，因为这哪里是“新”，它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被自由民主话语所遮蔽的原本具有正当性的话语与叙述。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不妨问一句，到底是杨先生需要重读《毛泽东全集》还是汪晖？也正是这一层面上，我们才能重新理解国内所谓“新左派”的批判性意义。他们的批判性往往被新自由主义者激发的民粹式愤怒与“维系正义”言辞所遮蔽，被包括杨奎松先生在内的人们想当然地理解为“与官方一致”。
    当然有人会问，难道仅仅为了这一目的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削足适履”，按照杨奎松的话说，“违反历史真实”，“举证底气不足”，“硬写强辩”？当然不是。首先，我们必须发问，什么样的朝鲜战争史才是遵照“真实”？对真实性与客观性的哲学讨论，本文不再赘述，但需要指明，任何知识与解释都身处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经济与支配结构中——保罗利科或杜赞奇不是说，决定历史如何被呈现或被诠释的，不仅仅是过去，还有现在，对朝鲜战争的解释亦如此。这并不是陷入历史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窠臼，而是提醒我们随时警惕，历史作为一种书写，有必要厘清每一种话语背后的权力关系与共同体结构。汪晖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意义、中苏关系与冷战史三个角度，层层递进地诠释了朝鲜战争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帝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论述框架中的含义，而不是局限在国家利益的格局里阐述，重新恢复了被众多历史学家“刻意遮盖”或“抹杀”的“东方阵营”，以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所必然包含的“国际意义”。对此，杨先生不是看不见，而是将之一把推开，片面强调“史实”与“句法”，以此对汪晖行文的这一重要目的大肆嘲讽。既然是批评，是否应首先充分了解汪晖的思路与逻辑，然后再展开讨论？杨先生已然如此，更不要说普通的网民或受众会找来汪晖的文章细细阅读。
    其次，再回到杨先生所说的汪文中“史实错误”的问题。杨先生部分史实细节的阐述，或许可以成为汪文的重要补充（譬如关于朝鲜1950年9月朝鲜、苏联与中国三方战事态度的改变）。但许多地方细节的充实，其实是汪晖本人的存而不论或者隐而不发的地方，杨先生只是将汪文没说的说了出来，这也算不上纠正。杨先生始终念兹在兹的有四：“政党转型”与“中共苏维埃革命史”、“江西苏区历史”之间的矛盾与谬误之处、“人民战争”、“人民”（农民与无产阶级）以及“抗美援朝”。
    一是“政党转型”。杨先生口口声声判断汪晖不懂“中共苏维埃革命史”、“苏区历史”，并矢口咬定汪晖生造了一个“政党转型”而且还是一个“超政党”，由此必定存在“硬写”、“弄虚作假”的嫌疑。杨奎松在这部分的批评中，将汪晖行文中的细节“错误”一一挑出（为此他专门罗列1到8个句子，其中包括1921年初中共建立初期与工农的关系）。但对汪晖这段的论述必须结合他关于“人民战争”的叙述，即“政党转型”内在于“人民战争”的发展脉络中，而后者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转向了国际主义联盟战争，政党转型——人民战争—— 朝鲜战争——国际主义联盟战争这一话语链条是梳理汪晖思路的重要线索。上述链条中每相邻两项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是简单的因果线性或历时性关系）才是汪晖论述的重点，可是杨先生纠结于细节的阐述，由此消解掉每一横线包含的丰富的历史内涵，进而忽略了他对汪晖整体逻辑的分析和批评回应，这可不可以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是“人民战争”。根据汪晖的概括，“人民战争”是共产党尚未夺取政权时所采取的关键策略，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新的政治主体的形成——农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主体，亦即政党代表性的转变；江西苏区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土地改革与武装斗争；红色政权的建立以及日常生活与军事之间的相互渗透。这些理论探讨与概括，并不代表汪晖不熟悉杨先生所提及的史实，更何况——诚如季剑青所言——杨先生只是纠缠于“人民战争”何时展开的具体时间，中共是否以及何时、如何完成了“政党转型”，甚至否定汪晖有关“政党转型”的讨论。他甚至指出汪晖竟然不知道“江西苏区失败、红军损失十分之九，和随后中共政策被迫全面转变这回事”，可是他的这番指控不正好为汪晖所说的人民战争的关键成果“边区政府”或“边区苏维埃”做了最好的注脚？正是江西苏区失败，共产党转向长征，选择陕甘宁边区作为另一阵地，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目标，这难道不是共产党发动的人民战争从而实现的“政党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可见汪晖的讨论意不在讨论或确证具体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历史时间，而是从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与解放战争时期等长时段历史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政治内涵。如此看来，我们是不是也要投桃报李，反问杨先生一句，您是否应当重新阅读一遍汪晖甚至温习年鉴学派的著作或文章呢？
    其实，杨先生根据自己所长指出汪晖文中的史实错误与诘诎聱牙的行文风格，无可厚非，遗憾的是，他一方面指责汪晖武断下结论，与此同时，他也对汪晖本人的思想逻辑不甚熟悉，必然会犯下自己所声讨的武断下结论的错误。汪晖对朝鲜战争的论述内在于他对“人民战争”、“政党转型”的论述中，而后者正是汪晖对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与阶级政治之间的关系，农民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主体的阐述）的创造性发挥，怎么在杨奎松看来就成了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知半解，甚至教导汪晖要重读《毛泽东选集》了呢？
    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宣示主权后，面临的第一次国际战争便是朝鲜战争。理解“抗美援朝”，需要理解人民战争与朝鲜战争之间的关联。汪晖在文章中数次提及毛泽东本人的政治决断，例如毛泽东决定参战是从对“战争进程及其对整个世界格局的影响的判断出发的”。对此，杨奎松只是在“中美双方均感到突兀”这一细节上反复来回。汪文从1945年美苏双方开始在朝鲜半岛的分而治之说起，分梳了朝鲜战争之前美国、苏联、韩国、朝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随后指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本身意味着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的国家主权的建立，包含“突破冷战格局的契机”，即一个崭新的世界体系出现的可能性——这构成了中国抗美援朝的国内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宣布介入朝鲜战争，具有“以反侵略战争反对侵略战争”的伟大意义。这一历史视野怎么就成为了杨奎松笔下“汪晖刻意回避不提战争爆发一年前和战争爆发前夕朝方两度向中方通报情况，中方了解朝方意图和准备的史实”？杨的这一论述岂不是再次反证了汪晖论述毛泽东作“政治决断”的正当性？更何况“汪文作者想要强调和维护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又如何？汪晖所说的“正义性”不正是以杨奎松等只谈档案、史料、强调国家利益以突显历史客观性的历史学家闭口不提的意识形态？这里的“正义”不正是在“例外情形下”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战争逻辑，“并以热战促和和平方式推动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统一战线，促成了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新时代”？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汪晖阐述了人民战争与国际主义战争之间的关系。朝鲜战争虽然有别于之前的人民战争（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但是继承了人民战争的若干特点。他认为，朝鲜战争的国际前提是东方体系和以此为基础的国际团结，因此朝鲜战争属于“人民战争传统在跨国战争条件下的一个延伸”，它不仅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质，更带有反帝反殖民的国际主义战争的色彩。在这一点上，杨先生发动了最后一轮批评。只不过他的批评相对于汪晖的文章而言，显得更加不知所云。杨指出，汪晖的行文自我矛盾，朝鲜战争既是20世纪中国人民战争的延伸，也是其终结，那么读者究竟“应该相信它是‘人民战争’的延伸，还是相信它实际上‘终结’了‘人民战争’呢？”看到这，笔者哑然失笑。这一带有典型辩证法色彩的论述怎么在杨先生看来就成为自相矛盾呢？到底是汪晖表述不清楚，还是杨先生根本没有花心思弄清楚汪晖在文章中究竟要说什么？
    汪晖说朝鲜战争以及之后的“抗美援越战争”（这一点竟然被杨奎松忽略，有意还是无意识？）也是人民战争的“终结”，无非想要表明，在后冷战时期，人民战争、反帝反殖民主义等话语的消逝、苏联解体、美国霸权的肆无忌惮与自由民主话语的来势汹汹，淹没了抗美援朝与抗美援越所具有的在意识形态上正义对抗非正义的国际主义战争性质。他题目中的“二十世纪”正是其2006年文章《去政治化的政治、霸权的三重构成与60年代的消逝》里“短二十世纪”的概念，即中国革命的世纪（1919——1976），而此篇文章中“抗美援朝”至“抗美援越”战争意味着人民战争的“终结”正内含于“短二十世纪”的命题中，相应的，杨奎松的史学观念也正代表着“短二十世纪”之后以客观性、科学以及去意识形态化重估社会主义与中国革命价值、占主导地位的学术倾向。也正是在这里，汪晖重新讨论朝鲜战争的现实关怀才真正凸显出来：它不过是汪“在去政治化的危机中，重新寻找已经消逝的政治主体、激活新的政治价值以及重新界定政治领域”这一“重新政治化”努力中的一次理论探索与实践。对此，杨奎松不能甚至拒绝理解也在情理之中了。
    最后，必须指出，汪晖之所以一直成为被恶毒攻击的对象，与今年4月份刘小枫在一次私下演讲中重提毛泽东作为理解当下网络宪政讨论的核心而遭致网络公知的口诛笔伐如出一辙。只不过，刘小枫从政治古典主义入手，他对朝鲜战争的论述（参见他于2010年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分析指出，寻求中国在冷战结构中的政治位置，是毛泽东决定介入朝鲜战争、发动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力；而汪晖则强调毛泽东“带领”中国争取民族国家自立从而突围冷战格局，形成政治成熟(区分敌/我)的民族所具有的国家自主与国际主义的意义。不过两人都论证了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伊始作出政治决断的正当性，这才是引发网络骂战的根本原因（刘小枫被一众网络大V戏称“晚节不保”、“政治变节”），但这实际上依然佐证了刘小枫今年四月的结论，对毛泽东的判断，将成为当前中国宪政讨论的核心焦点。只不过，那些强调去意识形态、去政治化、声言凿凿“客观”、“公正”的历史学家，是否认真反思过单纯强调历史学科的门槛、单纯强调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的史观背后的意识形态呢？这样的历史究竟属于谁的历史，谁的论述？
                                              2013年12月31日于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