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人民? - 文章 - 当代文化研究
文章 > 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人民?
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人民?
关键词:吉奥乔•阿甘本 人民 生物政治学
“赤裸生命到场之处,(大写)人民也必到场”,而且还必须立即补充一条,将此原则颠倒过来说同样有效,即“(大写)人民到场之处,赤裸生命也必到场”。而如今,通过虽则不同但仍是类似的方式,消灭穷人的资本主义民主计划不仅在其自身内部再生产被排除的人民,而且也将全部第三世界人口转变为赤裸生命。

吉奥乔•阿甘本:什么是人民?



本文摘自河南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无目的的手段:政治学笔记》。吉奥乔·阿甘本著,赵文译。文中蓝色部分为书中引文。

 

 

对人民一词政治含义的任何阐释都应从一个特定事实开始,即在现代欧洲语言中,该词也表示穷人、弱势者和被排除者。这同一个词命名了被排除于——如果不是“在法理上”,也是“在事实上”——政治之外的阶级,也命名了构成性的政治主体。

 

意大利语的popolo、法语的peuple以及西班牙语的peuble——以及相应的形容词popolarepopulairepopular——以及它们所源自的近代拉丁语populuspopularis在通常用法和政治语汇中都指作为政治的一个单一实体的公民全体(如“意大利人民”或“giudice popolare[意大利语:“陪审员”]),也指属于下层阶级的人(如“homme du people[法语:“平民”]、“rione popolare[意大利语:“平民区”]、“front populaire[法语:“人民阵线”])。英语的people虽然不大区分这两层意义,但甚至也保留了相对于富人与贵族的平民这一含义。所以我们在美国宪法中几无丝毫区别地读到:“吾等合众国人民……”;而当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中宣告“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时,这一重复以隐含方式使另一种意义的人民与第一种意义的人民对立了起来。甚至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也就是说,在人民主权被宣示为一条原则的这个时期内),这种含混性也是极其本质的——作为被排除的阶级而被期待的人民所激发的同情感在其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就是证明。汉娜·阿伦特提醒我们:

 

这一定义产生于同情,这个术语也就成为不幸和悲苦的代名词,正如罗伯斯庇尔时常挂在嘴边的,le peuple, les malheureux mapplaudissent(人民,不幸的人,为我欢呼);甚至法国大革命中最冷静、头脑最清醒的人物之一西耶士也说,le peuple toujours malheureux(人民总是不幸的人)。

 

然而在《共和六书》的那个由他为民主或EtatPopulaire(法语:“人民国家”)做出定义的章节中,这对让·博丹来说已经是一个双重概念了:menu peuple(拉丁语:“小民”)是最好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的人民,而peuple en corps(拉丁语:“作为实体的人民”)则是理想中具有主权资格的人民。

 

这么一种普遍而持久的语义学含混不可能是偶然的:它实际上反映了西方政治学中人民概念性质及功能所固有的含混。换言之,我们所说的人民好像实际并非一个完整主体,毋宁说是对立两极之间的某种辩证摇摆:一极是作为整体并作为完整政治实体的(大写)人民,另一极则是作为细类并作为穷苦人与被排除者的碎片式多样性的人民;一极是号称无一遗漏的兼容概念,而另一极则是人们所知道的施予无望者的排他性概念;一极是主权的总体国家和整全公民,另一极则是对受苦人、受压迫者和被征服者的放逐——既有“奇迹宫廷”也有收容所。所有地方的人民一词都不存在唯一且坚实的所指:像许多基础性政治概念(从这方面看,这些概念类似于阿贝尔和弗洛伊德所论的原始文字和迪蒙所论的社会等级关系一样,人民是一个极轴概念,指示了两个极端之间的双重运动过程和复杂关系。然而这也意味着,人之构成一政治体乃是通过某种根本性分割而成的,并且在人民概念中我们可以轻易辨识出前面已被确认为本原政治结构之规定性范畴的那个概念对子:赤裸生命(人民)和政治存在(大写的人民)、排除和兼容、zoē(指自然生命)和bio(指政治生命)的概念对子。人民概念总在自身之内包含着根本的生命政治断层。这个断层既是整体的一部分又无法含于其中,同时既总是已经含于整体之中又不可能属于该整体。

 

于是便有了种种矛盾和难题,它们正是这样一个概念每当其在政治舞台上被祭起并用来发挥作用之时便会引发的。它总是已然如此,又尚待实现;它是纯粹的同一性资源,然而又须不断地根据排他、语言、血统和领土重新规定和纯化自身。它所缺乏的本质恰恰已安置于其对立一极之中;因而它的实现恰与它之自我废黜相同一;它要存在就得通过对立面而进行自我否定。(因而才有了工人运动的具体难题:工人运动面向人民,同时其目标也在于废黜人民。)人民概念——每次都被当作反动的血旗和众多革命与人民阵线的犹疑不定的标语被挥舞起来——总包含着比敌我之间的分离更本原的一种分离,总包含着一种无休止的内战,这种内战在较之任何冲突更彻底地分割此概念的同时,又使它保持统一,使它较之任何同一性更坚实地得以构成。实际上,马克思所谓阶级斗争——这种斗争在其思想中占据了如此中心的位置,尽管他从未充分为之做出定义——无非就是对一切人民进行区分,且只有在无阶级社会或弥赛亚王国中(大写)人民与人民完全同一之时,准确地讲,只有不再有任何人民之时才告结束的一场两败俱伤的战争。

 

如果情况如此——如果人民概念必然在自身内包含着根本的生物政治学的断层——那么就有可能对我们世纪历史中那决定性的几页进行重新阅读。如果两种人民间的斗争从来都在进行之中,那么实际上这场斗争在我们的时代里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和爆炸式的加速。在古罗马,内在于人民的这种分裂在法律上通过populus(拉丁语:“人民”)和plebs(拉丁语:“平民”)之间清晰的区分而得到承认,而罗马人民与平民各自有着自己的制度与治安官,其区分恰如中世纪用来对应不同技艺与手艺的确切表达而在工匠(popolo minuto意大利语,字面义即“小民”。——中译者注)与商人(popolo grasso意大利语,字面义即“肥民”。——中译者注)之间做出的划分一样。但是自法国大革命始,当主权完全被托付于人民之后,人民成了一种令人尴尬的在场,并且贫困与排除第一次看上去成了一种令人无法容忍的名副其实的丑闻。在现代,贫困与排除不仅是经济与社会的概念,而且也完全是政治学的概念。(似乎支配着现代政治的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有着一种政治学的意涵,或毋宁说,有着一种生物政治学的意涵。)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时代不过就是在有步骤地进行毫不妥协的努力,试图通过对被排除的那部分人民进行消除的方式来填平分裂人民的那道裂隙。这样一种努力,根据不同的模态和视域,使右派和左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结为一体,它们早就通过制造唯一而无分裂的人民这一生产计划而联合了起来——但这项已在所有工业化国家部分地实现了的生产计划到头来只是一场空。执迷于发展的妄念之所以在我们时代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它与制造无断层人民的生物政治学生产计划相一致。

 

照这个观点看,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灭绝便获得了全新的含义。作为拒绝合并入国家政治体的一类人民(据称,实际上犹太人同化其实只是一种假同化),犹太人是人民、是赤裸生命——现代性必然在自身内创造出的但无论如何又再无法容忍其存在的赤裸生命——的最佳典型和活的象征。我们应当将德国Volk(德语:“人民”)——他们是作为整合的政治体的那种人民的最佳典型——力图永久消灭犹太人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理智清醒的愤怒理解为区分着(大写)人民与人民的这场两败俱伤斗争的终结阶段。纳粹试图借助最终解决——这种最终解决将吉卜赛人和无法被理性所同化的其他因素——隐晦而徒劳无益地把欧洲政治舞台从不可忍受的阴影中解放出来,以便最终生产出能弥合本原性生物政治学断层的德国Volk。(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纳粹首脑们才如此固执地重申他们消灭犹太人和吉卜赛人,实际上也是借此为了欧洲人民而工作。)

 

借用弗洛伊德有关本我与自我关系的理论,我们或许可以说,支撑着现代生物政治学的原则就是:“赤裸生命到场之处,(大写)人民也必到场”,而且还必须立即补充一条,将此原则颠倒过来说同样有效,即“(大写)人民到场之处,赤裸生命也必到场”。通过消灭人民——也就是以犹太人为其象征的人民——据信就能得到弥合的断层重新复制自身,从而使全部德国人民转变为必死的神圣生命,转变为不得不经受无限纯化(其纯化方式就是消除心理疾患和遗传病携带者)的生物体。而如今,通过虽则不同但仍是类似的方式,消灭穷人的资本主义民主计划不仅在其自身内部再生产被排除的人民,而且也将全部第三世界人口转变为赤裸生命。只有能直面应对西方这一根本生命政治学分裂的政治学,才能平复这种震荡,并结束在大地上人民之间和城邦之间制造区分的这场内战。

 

1995

本文版权为文章原作者所有,转发请注明本网站链接:http://www.cul-studies.com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