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礼物一样，劳动只有在人们为了建构分析对象而进行的第一次对于常规的逆转中进行了第二次逆转才能在它的客观双重真相中被理解，这个第二次逆转是为了和学术谬误相断裂，这种学术谬误未能将它必须与之决裂的主观真相纳入其理论之中。为了建构雇佣劳动的客观真相而进行的客观化过程掩盖了一个只有在特殊的劳动情况下才能成为客观真相的事实，就像马克思自己所暗示的那样：对劳动的投入，以及对于劳动作为剥削的客观真相的误识是人们从事劳动，以及产生剥削的真实条件的一部分，它导致人们在劳动中发现了无法简化为货币收入的外在收益。（布迪厄，《帕斯卡式沉思》，2000[1997]：202）
在布迪厄的巨著《帕斯卡式沉思》的卷尾有四页纸的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它的题目是“关于劳动的双重真相”（2000[1997]：202-5）。它们之所以触目惊心，因为，首先它们涉及劳动过程，而这个话题布迪厄几乎从不涉猎；其次，因为它的解释框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而这个正统被布迪厄认为是过时的并且具有误导性，所以基本弃而不用。
他的观点之微妙复杂从上面的引文中可见一斑，还是让我来翻译一下吧。在建构作为雇佣劳动这一概念的知识对象时，马克思打破了工人们的一个主观（生活）经验，那就是他们的报酬是给他们一整天所付出的所有劳动的，也就是如果每天工作八小时，那就获得与八小时劳动对等的报酬。事实上，工人被剥削了，因为他们获得的只是和部分时间劳动对等的报酬，比如说五个小时，剩下的三个小时就成为了作为利润基础的剩余劳动。至此还完全是马克思式解释。但是，布迪厄接着说，这第一层断裂 – 第一次逆转—也就是同日常生活的经验断裂开来以产生关于剥削的客观真相，是不够的。理论还需深入一步来制造第二个断裂，也就是第二个逆转，这一次是同“客观真相”断裂开来以重新纳入“主观真相”，也就是工人的生活体验。发现关于劳动的客观真相，也就是剥削，是一回事，而揭示剥削如何被工人们自己所维持则是另一回事。
更具体地来说，工人如何能够足够努力地工作以至于生产出超出工资价格之外的剩余价值从而使得剥削成为可能的呢，即使这种剥削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布迪厄宣称，答案存在于工人们“对劳动的投入”之中，由此他们发现了“外在于劳动本身的收益，而这些是无法归结于简单的货币收入的”，其结果就是剥削得以维持即使它并不被体会为剥削。换句话说，在对工作的组织中，存在着“对劳动作为剥削这一客观真相的误识”，也就是一种包含着成为剥削基础的辛苦劳动的主观体验。更进一步说，在这里布迪厄仍然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认为工人的自制越少，他们在劳动中有意义投入的空间越小，他们越可能认为自己是被剥削了；也就是说，越有可能出现关于劳动的客观真相和主观真相的重合。
我发现这些内容触目惊心不仅仅因为它们聚焦于劳动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完全拥抱，而是因为它们和我早在二十年前在《制造甘愿》（1979）中的观点重合。那是一本关于南芝加哥的一家工厂的民族志，我在1974到1975年间在那家工厂干了十个月的机床工人。在《制造甘愿》中，我把劳动的双重真相概况如下：如果剩余劳动是遮蔽的（资本主义工作的客观真理，第一层断裂），那么问题是它是如何被确保的呢（资本主义工作的主观真理，第二层断裂）。
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核心本质是它同时遮蔽和确保了剩余价值。当剩余价值无处可见的时候，资本家如何确知它的获取呢？（布诺威，1979：30）
马克思假设剩余价值是通过强制，也就是对失业的恐惧，来确保实现的，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我认为雇佣保障协同对管理暴政的法制约束使得对强制的任意使用成为不可能。这使得工人在车间里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因此使得他们能够把工作当作“游戏”从而实现对“劳动的投入”。在我的个案中这是一个计件率的游戏，我们称之为“ 赶工 ”(making out)。这个游戏通过给予“外在的收益”(extrinsic profits)，也就是情绪上的满足和象征性的奖励，来补偿他们枯燥无味的工作。把葛兰西的观念运用于工厂中，我认为甘愿而非强制笼罩了车间，我们屈从于生产的霸权体制而非专制体制。
这里我对游戏这一隐喻的使用和布迪厄某些时候的使用一样—作为理解和再生产社会结构及其支配模式的一种方法。游戏确实通过确保参与的这一过程掩盖了游戏得以玩成的条件。就像一个人不能在下象棋的同时质疑它的游戏规则一样，一个人不能在车间里一边玩着“达成协议”的游戏，一边质疑它的规则，这些规则是获得了工人和车间管理者的社会性认可的。这就是游戏的双重真相—对于游戏的外在研究者的（客观）真相，和身处游戏之中的内在参与者的（主观）真相-- 每一种真相都看不见另一种真相并因而再生产出彼此。当我在车间里工作的时候我就按照一个车床工的真相来运作，而当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的时候，我就要考察这些经验以寻求“”游戏的潜在真相。然而我的社会学并没有影响我在车间里的工作方式。
布迪厄是如何达成和我看似一致的表述的呢？我又如何能够用葛兰西的霸权与甘愿的语言去描述实际上看起来更像是布迪厄式的象征性支配与误识呢？由此我开始了长达五年的对布迪厄纷繁复杂而又引人入胜的文本之“实地考察”，其中包括对我自己关于发达资本主义之本质及其持续性，以及社会主义及其脆弱性的理解进行的重新估计。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对布迪厄的批判，因为他把误识投射为一种普遍而深植的东西，认为它是融汇于身体的惯习的结果，是一种无意识的内化过程而不是特定的资本主义关系的自发效果。如果葛兰西对于挑战支配的可能性过于乐观的话，布迪厄则过于悲观了。
因此，这篇文章要考察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支配有多持久？”而它又可细分为三个相关的问题。如果支配扎根于普遍而深入的屈从的惯习之中，那么支配是如何被挑战的？在另一面，如果支配是根源于历史性的有条件的神秘化之中，那么什么时候支配会变得透明呢？在何种情况之下，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存在的话，支配会显露其真实面目，而社会学家的客观真相会和工人们的主观真相相重合呢？这里我会通过我在发达资本主义（美国）和国家社会主义（匈牙利）进行的一系列工厂民族志来阐述这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从关于社会行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开始。
惯习人与游戏人[1]
布迪厄总是在寻求对于对立面的超越，比如说主体和客体，微观与宏观，自发性与决定性。然而在很多时候他并没有超越对立面而只是联合了两种对立的视角或者在二者之间穿梭。我相信他的结构与主体性概念就是如此：惯习人强调的是对社会结构的内化而游戏人关注的是游戏者的主体性。
有些时候，布迪厄从惯习人入手，这个概念是指人类心理是由“持续装载的产生受控制的即兴行为的发生原则”构成，这些原则生产出一些“实践，而这些实践则倾向于再生产出内在于产生这些发生原则的客观情况的规则。（1977[1972]：78）”这里所强调的是对常规的顺从，但这种顺从允许限度之内的即兴之作。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深层次的社会再生产概念，因为它倚赖于对社会结构原则的内化。
另一些时候，布迪厄则从游戏人入手，这个概念是指人类是由他们所玩的游戏所构成的，因此就产生了一种作为引导个人策略之规范的社会结构概念。人类是一些玩家，他们被游戏的赌注所驱动又被界定游戏的规则所约束。这是一种关于社会再生产的有条件性的观念，这种再生产依赖于特定游戏的持续性，而这种游戏本身又嵌入在特定的制度之中。它对于人类的唯一假设是他们是寻求对自身环境进行控制的游戏者。
因此，布迪厄既对于社会行为既有一个有机遇性的的概念（游戏人）也有一个植根深入的概念，他在这二者之间穿梭甚至经常混淆它们。对于布迪厄来说，玩游戏伴随着被深深内化，几乎不可抹灭的天性倾向(disposition)，这个倾向因人而异，依赖于他们的个人自传性经历。然而，在这里我想把这两种人类行为的观念对立起来而不是加以混合：一面是内化了社会结构的惯习人，一面是社会结构存在于外部的游戏人。顺从是深深镂刻于人的心理之中的还是制度化安排的实践的产物？布迪厄希望说两者都是，但是其结果是产生一种永无更改的社会结构的概念和一种无法被证伪的伪科学。
通过采纳游戏人而非惯习人的概念，我转向探讨某些社会结构是如何向那些游戏参与者掩盖其运行的，而另一些社会结构又是如何对那些再现他们的人呈现透明的。因此，我认为资本主义的霸权要求并获得了作为其前提的神秘化，这使得它相对稳固，而国家社会主义，没有能够制造出这样的神秘化，没能维持其霸权，所以会在强制和合法化之间摇摆—这是一个不稳固的配置，并且在最后的分析中被证明也是它解体的原因。
神秘化与误识
我与布迪厄的分歧引发了在神秘化与误识之间的关键区分。当马克思解释剥削是如何通过雇佣劳动这个概念被掩盖起来，或者商品的市场交换是如何遮蔽了给予商品价值的人类劳动的时候，他坚持认为这是自发产生的，并且独立于任何经历它的个人的特殊性--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是如此。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如此写道，“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历史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理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一样。”这里没有心理学—只有历史的生活过程。个人是社会关系的承载者也是其效果，因此如果他们所体验到的事情是上下倒置的，那么这就是他们所进入的生活关系所导致的后果。神秘化是这样的一个术语，我们用以描述进入一套特定社会关系之中的人们的体验和事实之间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布迪厄的书中发现神秘化的例子，其中最著名的是他对礼物经济的反复分析，在这种经济中礼物被赠与者和接受者体验为一种慷慨的行为，但是在外来的“科学家”看来，它是一种能够收获奖励的自利的经济行为。布迪厄指出那些将自己的理论强加于研究对象的科学家们误解了礼物交换的本质，这种交换恰恰倚赖于主观真相（慷慨的行为）和客观真相（建立起象征性支配或者社会团结）之间的分离。但是这两种真相是如何维持的呢？在《实践理论大纲》（1977[1972]：1-9）中，布迪厄聚焦于逐次的礼物赠与在时间上的分离，这使得礼物看起来像是孤立的慷慨行为。因而，任何马上回赠的行为被认为是对基本规范的粗鲁侵犯。在这里把交换建构成在事件中展开的一个过程解释了误识，或者更精确地说，解释了神秘化。
然而当他在《帕斯卡式沉思》中转向礼物交换时，更多地强调了被礼物赠予者和接受者所共享的对感知和感激（惯习）的内化。这种慷慨的惯习是礼物经济的根基，这种惯习在现代社会中被计算性的倾向所取代，使得礼物经济非常或者更加难以维持。一旦礼物经济依赖于特定惯习中的先期计算，我们就从作为社会过程产物的神秘化转向了作为个人内化惯习（这个惯习反过来又促成和反映社会过程）之产物的误识。
阅读作为布迪厄巅峰之作的《帕斯卡式沉思》，人们会震惊于他同固步自封于社会秩序的帕森斯之间的亲和。个人内化了生活秩序的规范：‘内化了的认知结构同客观结构的一致’确保了‘对既定秩序的常规顺从’（2000[1997]：178）。换句话说，在位置与倾向，预期与可能性，惯习和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调适。‘人们所运用于世界的认知框架正是这个世界的产物’（2000[1997]：147），而这个就保证了人们对世界的不知不觉的适应。
从事实践的主体了解世界，但是他们的了解，正如梅洛.庞第所表明的那样，并不是建立于外在于了解的意识之外的关系之上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太了解这个世界，以至于无法使自己和世界的距离客观化，从而把世界当成理所当然，而这恰恰是因为他被这个世界捕获了；他居住的世界于他就像是一件衣服或是栖息地一样。他在世界中宾至如归因为世界本身就以惯习的方式存在于他之中，这是一种由必须制造出的美德，它意味着一种对必须的热爱。（2000[1997]；141-2）
正如帕森斯知道当角色期待不互补时会出现“越轨”一样，布迪厄了解在惯习和场域之间可能存在不匹配—调速不匀-- 而这也许会也许不会导致新的调适。就如越轨对帕森斯来说是剩余范畴一样，不匹配与调速不匀对布迪厄来说也是剩余范畴。对他们来说论证的重点是表明对社会秩序提出异议的困难，这意味着布迪厄挑战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民粹主义和任何其他鼓吹发自底层的变迁的“主义”。并不是有些社会秩序导致神秘化而另一些导致透明化，而是说所有的社会秩序都通过反复灌输惯习和必要的误识来实现其再生产。我们都是水中之鱼，不能领会我们游戏其中的环境，当然除了布迪厄及其社会学同侪们。
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是社会秩序到底是通过神秘化还是通过误识来维持的，前者强调的是独立于特定个人的社会关系，而后者是由深深根植的惯习构成，而惯习至少部分地独立于个人置身其中的特定社会关系。人们如何能够在这些对社会秩序的不同解释中进行辨别呢？一种是依赖于社会关系的机遇性支配，这些社会关系制造出意识形态作为神秘化，而另一种是通过误识起作用的内化了的象征性支配。要评判这两种对立的观点需要一种对不同社会的支配经验的比较研究。下面我就要进行这样的比较研究，来重构我对发达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中源自工作组织及其控制的主体性的研究。我认为支配的神秘化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中却没有出现于国家社会主义，这个解释了前者的持久和后者的不稳定。而通过误识实现的象征性支配却是普遍的，无法在不同的社会中加以区分。布迪厄错误地把他来自当代法国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的卡拜尔社会的概念泛化到所有的社会秩序。他不可能—而且也确实无意于—解释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解体了而发达资本主义却得以持久。而这就是我在接下来的文章中通过重构我过去30年的论述来试图回答的问题。
葛兰西时刻：制造甘愿
我从葛兰西开始，他的创造性存在于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不是基于经济，而是基于它的上层建筑，尤其是基于组织甘愿和吸收对资本主义挑战的国家-社会关系。这就是欧洲资本主义霸权兴起的故事。相反，在美国，没有寄生的封建残余，葛兰西写到，“霸权产生于工厂”而不是市民社会—这是一种支配的流水线化，它使得生产力以比任何其他地方更快的速度扩张，这个他称之为福特主义。
《制造甘愿》（布洛威，1979）旨在详细阐明葛兰西在说霸权产生于工厂时可能蕴涵的东西。这个研究依据于我在南芝加哥一家工厂进行的参与观察，从1974年7月到1975年5月我在那家工厂当了十个月的机床工。和其他人一样，我是一个雇佣劳动者，尽管很显然我来自不同的背景，技术有限，还操着奇怪的英式英语的口音。我从不隐藏我去那里的原因，就是去为我的博士论文收集资料。
由于受到1970年代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以及将其据为己有的葛兰西的影响，我认为由阿尔都塞、普兰查斯和葛兰西发展的国家理论可以被适用于工厂的内部运行。在我的芝加哥工厂中，一个内部国家[2](internal state)把工人们构筑成为工业化的个人，也就是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他们的权利和义务由申诉体系和劳动合同的细节来认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缩微版的普兰查斯的“民族大众国家”(national popular state)。同时，这个内部国家精心策划了葛兰西所说的由集体协商实现的劳资利益的具体协调，而这个提供了霸权的物质基础。资本提供了获取劳工甘愿所必须的让步，而让步，如同葛兰西会说的那样，并不涉及根本。最后，依循葛兰西以及普兰查斯对统治阶级及其与国家的关系的分析，我把工厂的管理层视为一个权力集团，由不同的部门（政党内的派别）组成，并处于生产部门的霸权之下。
在这个内部国家之外还存在一个内部的劳动力市场来强化内部国家的个人化效果。它给予工人在工厂内部争取其它工作的机会，然后工作会按照资历与经验来加以分配。这个内部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个体的工人对抗管理层的权利与杠杆。如果工人不喜欢他们的职位或是领导，他们可以争取调换到其它岗位。那些多少让工头们感到不可或缺的工人，可以运用相当的权力。就像内部国家一样，内部劳动力市场使得工人成为（拥有权利和义务的）个人，并且通过建立于资历之上的奖惩，使得他们的利益和资本捆绑在一起。如果它使得工人在车间里有一点权力，同样它也灌输了忠诚，因为跳槽到另一个工厂会使得他们重新处于资历阶梯的底端。因而工人们还对自己工厂的成功，也就是利润，拥有兴趣，即使有时候要他们自己为此付出代价，就像1980年代工人们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工作而进入让步协商。
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是第三种甘愿来源的条件。这种甘愿的来源就是把工作建构成游戏，在我的个案中就是赶工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被操作员，辅助工以及车间主管们所理解和接受。这是一个计件的游戏，目标是达成协议, 也就是说制造一个可以接受的百分比产出，不高于140%，也不低于125%。无需更多的细节，我们足以说把工作当成游戏在很多工作场所都很常见因为它可以抵消无聊与劳累，它使得时间过得更快，使得工人能够忍受除此外毫无意义的工作。参与这样的游戏有着很好的心理学的原因，但是，同样重要的是，社会秩序迫使每个人都参与有着或多或少同样规则的相同游戏。我们不停地依据大家玩这个游戏的好坏来衡量彼此，如果你选择退出，那么你很难不被大家排斥。
玩这个游戏有两个重要后果。第一，这个游戏肯定会由于偷懒（当遇到完成计件率有困难的时候就放慢速度以期计件率会被放松）和限额（把产出控制在140%以内以避免计件率的增长）而限制产出，但是它也使得操作员工作得更努力并时常有别出心裁的创新。即使操作员们认为他们限制了产出，但实际上这个游戏也促成了努力的付出，因此对管理层来说只是付出了小小的金钱上的让步却增加了利润。第二，它不仅有利于利润而且有利于霸权。玩游戏的行为本身同时就产生了对游戏规则的默认。你不可能一边质疑着游戏的规则和目标一边认真地玩着游戏—而这个游戏对于参与者来说又是非同小可的。[3]
如果把工作组织成游戏是霸权的第三个方面，那么它能有效地产生出甘愿只是因为它排除了对强制（从纪律程序到解雇等惩罚性制裁）的任意使用，这是一种经由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施加于管理层的限制而成为可能的保护。这种生于工厂的霸权是发达资本主义中工会化部门之显著特征，在这些部门里管理层再也不能随意聘用和解雇员工。由于再也不能依赖资本主义早期的那种专制，管理者不得不劝服工人以产生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管理者不得不制造甘愿。因此，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是霸权的工具，它们把工人构筑成个体，协调他们同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只在明确而有限的情形下使用强制手段。如果还想持续这个霸权，管理者就不能任意地停止游戏或者违犯它的规则。
一个游戏必须有足够的不确定性以吸引参与者，但是它也必须给参与者提供对结构的足够控制。一个由管理者以任意的方式施加制裁的专制政体，给参与者创造了太多的不确定性以至于不能使他们甘愿参加游戏。简而言之，霸权体制创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空间，以及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适当平衡，因此游戏能够达成而甘愿得以产生。在霸权体制中，对强制力（最终是被解雇）的使用，无论它是作为工人违反规则的结果还是企业破产的结果，其本身都是甘愿的行为对象。因此我们看到葛兰西所说的“在强制的甲胄保护之下的霸权”。
简言之，把制造产品建构成一场游戏的经济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再生产社会关系的政治过程和一个制造对这些关系的默许的意识形态过程，工厂里相对独立的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使得这些成为可能。通过把葛兰西对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析带入到工厂中，我推进了他的分析，使之运用于权力的微观力学，并且给对甘愿的组织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那就是关于把社会结构当成游戏的观点。[4]但是在我的分析中还存在葛兰西所未能涉及的因素，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布迪厄所说的误识。
布迪厄时刻：劳动的双重真相
前面对制造甘愿的解释源自葛兰西，它忽略了资本家所面对的一个根本困境：在确保剩余价值的同时还要掩盖其存在。对甘愿的组织只涉及了对剩余价值的确保，而不是对它的同时掩盖。而布迪厄的关于劳动的双重真相则同时意识到（1）剥削的客观存在和（2）剥削同时得以实现和掩盖的主观条件。正是在对布迪厄的钻研中我意识到神秘化不在葛兰西的理论工具箱之中。他的霸权概念不是关于神秘化或者误识，而更多地是关于甘愿的理性认知基础，最多不过是对支配的自然化的解释，而不是对剥削的掩藏。
那么什么是对剥削的神秘化或者误识的证据呢？达成协议的游戏，甚至所有工作场所的游戏，其独特之处在于玩游戏的方式使得工人不仅维护游戏的规则因而生产出剩余价值，而且有助于神秘化它存在的条件，也就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生产关系。下面是布迪厄对相同观点的阐述：
社会游戏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用它们的双重真相来描述。那些身处其中的人没有多少兴趣看着游戏被客观化，而那些游戏之外的人由于位置的关系又很难经历和感觉到那些只有参与游戏的人才能学习和了解的一切-- 因此他们的描述，不能激起信仰者的那种着迷体验，反而在参与者看来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亵渎神灵。那些“半吊子”，或者“一知半解”的人，急着去神秘化和公开指责，却没有意识到那些他们力图要对其揭露真相改变想法的人其实知道并且抵制他们宣称要揭示的真相。他们无法理解或是解释这种自我欺骗的游戏，正是这种游戏使得一个人的幻觉得以永存并守护一种可以承受的“主观真相”，即使在面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召唤，并时常伴随着来自制度的共谋时（后者-- 比如说，大学，由于其对于分类和层级的热爱—经常给予补偿式的满足和安慰式的奖励，而这些都倾向于模糊对自我和他人的感知与评价）。（2000[1997]：189-90）
在达成协议的游戏中，工人们获得了“补偿性满足和安慰式奖励”，他们赢得的边际自由成为了车间生活的中心。对于外人来说“赶工”显得很荒谬，而对于里面的人来说它却给予生活意义。通过他们小小的收获及其所带来的相对满足 –“我今天真是兴奋，我在那个差劲的钻孔工作上得了129% ”-- 异化的工作不仅变得迷人，而且工人们认为他们智胜了管理者，即使他们无意中促成了自己的被剥削。管理者们成功地通过工人们对管理的背叛来确保了剩余劳动。布迪厄似乎鹦鹉学舌一般说到：“工人们用以调节工作的那些努力可能恰恰促成了他们自己的剥削，这些努力通过他们仅有的自由—通常是细微的，并几乎总是‘有效的’—把工人和他们的工作捆绑起来。。。”（2000[1997]：203）。
如果我和布迪厄都强调了对潜在社会关系的掩盖—在此我们都延续了从马克思，到卢卡奇，再到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尽管布迪厄认为神秘化总包含着几乎不可更改的误识—那么为什么这个掩盖在葛兰西中毫无位置，他却反而发展出一种对于支配的有意识甘愿的理论呢？最普遍的回答肯定是葛兰西参与了革命斗争，那时社会主义变革成为政治纲领，而资本主义看起来也确实处于某种深刻的系统危机之中，尽管最终它孕育出的是法西斯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那时的资本主义不像我和布迪厄此时看来是一个稳固而持久的秩序。我们可以说，对葛兰西来说，资本主义比经典马克思主义所看来的要更持久，然而却不如它在今天的后社会主义的感伤之中所显得的那么坚固。
一种更具体的回答和他对工厂委员会运动，以及1919到1920年间在都灵的占领工厂运动的参与有关。当时的技术工人，其中有很多是手工业工人，他们对于去技术化和与生产资料的分离的体会比今天的非技术工人要直接得多，今天的这些工人认为雇佣劳动以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是天经地义的。此外，对工厂的占领以及通过委员会实现生产的集体自组织意味着工人们实在太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意义了。对于葛兰西这样一个通过工厂委员会运动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人来说，剥削是很难隐藏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确实在“常识范围”内展现了一种“明智”。在葛兰西的眼中占领工厂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工人阶级的组织机构，也就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委身于资本主义，他们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相协调。对于葛兰西来说，这个“背叛”本来可以由一个“现代王子”的发育来矫正，这个王子就是能理解并挑战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政党。在党和工会对资本主义的默许中没有任何的隐藏和无意识。[5]
而布迪厄给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他认为手工业工人不是最可能而是最不可能看透他们的主观经验而得出关于剥削的客观真相的：“可以假设的是当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控制更强的时候，他们的主观真理才最远离客观真理。。。”（2000[1997]：203）有趣的是，当布迪厄讨论当劳动力去技术化的时候就是主观真相和客观真相重合以及剥削变得透明的时候，他最接近正统马克思主义。当劳动力流动的障碍被扫清，工人们失去了对工作的依附，并不再能赢得将他们和工作捆绑起来的自由。出于对这样一种赤裸裸的整齐划一的劳动的恐惧，现代管理者试图通过参与式管理来再造那些自由：
在这个原则基础上现代管理理论在力图保留对利润工具的控制的同时，给予工人组织自己工作的自由，以此来帮助增进他们的康乐，同时也把他们的兴趣从劳动的外部利润转移到劳动的内部收益。（2000[1997]：204-5）
换句话说，新的管理技术鼓励工人追求由对自己工作的部分控制而来的象征性奖励（内在收益），从而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工资需求（外在收益）中转移开。
当布迪厄看起来似乎在追随我关于通过补偿性游戏实现对社会关系的神秘化这一论调时，他实际上是在说着非常不同的东西。对布迪厄来说，误识的力量是和技术程度相联系的而我认为它与生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有关。因此在我的书中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内部国家制造了对雇用者的依附以及对雇用者干预的约束，因此工人们能够努力创造出那些工作场所的游戏以给予自己一种主观上的自由感。也就是说，霸权体制是剥削神秘化的充分与必要条件，无论工人们的技术水平如何。的确，劳动越是去技术化，对劳动的沉闷和隔离提供补偿的工作游戏就越重要。
简而言之，对布迪厄来说客观真理（剥削）和工人们对于工作的主观体验之间的重合度会随着工作的降级而增加，而我的结论则正好相反。 E.P.汤姆逊所描述的19世纪的手工工人比20世纪的汽车工人展示出对剥削的更深刻的阶级意识。在我们的分歧后面隐含着非常不同的对支配与屈服的基础之分析。
支配的条件：制度还是性格倾向？
布迪厄没有探寻神秘化的制度条件，也就是企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而是转向误识的性格倾向性条件—“这些结构性因素的效果显然依赖于工人的性格倾向”（2000[1997]：203）。在更早期的一个研究中，布迪厄表达得最清晰：
性格倾向上的不同，就像位置上的不同（通常和性格倾向的区别相联系）一样，产生了感知和判断上的真实差别。因而工厂工作最近发生的变化，也就是它日益走向马克思所预言的限制，伴随着“工作满意度”，“责任”和“技术”（以及所有相应的层级）的消失，在不同的工人群体中得到非常不同的判断与接受。那些源自产业工人阶级的人，拥有技术和相对“优势”，倾向于维护过去的所得，比如工作满意度，技术和层级，也因此维护了一种形式的既定秩序；那些因为没有技术而一无所失的工人，那些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平民主义幻想之工人阶级化身的工人，比如说那些比上辈在学校中待得更久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激进斗争并挑战整个体系；其余那些同样处于弱势地位的工人，比如第一代产业工人，妇女，尤其是移民，不得不忍受那种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的剥削。（1981：315）
屈从的倾向不是不变的而是依赖于被灌输的惯习。那些被产业工作社会化了的工人适应了这种工作，而那些拥有持续的教育却没什么技术因此一无所失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激化他们的斗争并挑战整个体系”，而移民和妇女的惯习估计会导致他们的完全屈服。这是何种民间社会学呢，它依赖于传统智慧并被历史所证实？我们知道移民和妇女非常具有激进好战和组织强大工会的能力，无论是在南非（Von Holdt, 2003）,中国 (lee, 2007),巴西 (Seidman, 1994)，还是美国(Milkman, 2006)。由于我们无法独立于行为了解“惯习”，所以这样的讨论不过是同义反复 – 移民和妇女是屈服的因为他们具有屈服的惯习，而这一惯习则是通过他们假设拥有的屈服来证明。
而《制造甘愿》中的观点则与这种常识或者“自发”社会学直接相对。我力图证明的是由外在而来的个性倾向不能影响人们对生产的反应方式，或是他们进入达成协议游戏的强烈程度。我们在车间里体验大体相同，与我们的“惯习”无关。因此，我惊讶于自己对这个游戏的投入，因为我深知它会更加重我的剥削。我并没有被强制进行艰苦劳动。正如我第一次上班时我的师傅对我所说的那样，“这里没人逼你”而他说对了。而挣更多的钱也不能解释我对艰苦劳动的投入，相反是达成协议游戏中的象征性奖励和情绪性的满足决定了工作的节奏。
通过定量和定性数据我表明种族，年龄，婚姻状况以及教育程度都对工作表现影响甚微，反而是资历和经验这些由工作本身决定的特质能产生巨大区别（布洛威，1979：第九章）。依据对车间里互动的观察，我表明不同种族工人之间的玩笑关系淡化了他们之间在种族背景上的差别，和工作场所之外的制度化种族主义相比，种族歧视在工作场所并不那么突出而重要。我把芝加哥工厂的情形和我在赞比亚矿业的调查结果相比较，在那里通过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差别工资制，以及区别对待的法律条文等在工作场所内部制度化了种族主义，我把这种体系描述为殖民专制，它的很多因素都延续到了后殖民时期，即使那时实现了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尽管种族的思维惯式无可否认是存在的，但是它们在生产中的重要性却依赖于生产的政治体制的种族模式。
因此我和布迪厄之间存在本质区别。我们都认识到了在劳动的客观真相和主观真相之间存在根本的鸿沟，但是对布迪厄而言这是由根源于个人惯习的误识所产生的，而我则宣称它是由根源于人们所进入的社会关系的神秘化来实现的，这种神秘化作用于所有个人无论他们内在的个性倾向如何。通过误识实现的象征性支配依赖于对社会结构的身体性内化以及一种深层次的无意识惯习的形成。这里不需要任何的霸权概念因为我们如同被程序所控制的那样依照社会结构行事。相反，神秘化则依赖于人们所嵌入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它是稳定霸权的必要条件，也就是构成对支配之默许的必要条件。
如果正是这个分歧把我和布迪厄分隔开来，那么检验不同制度体系下的甘愿或是屈从就能证实或是证否我们不同的理论。因此国家社会主义就成为了裁判我们的不同理论的实验室。我会力图证明党国及其机构进行的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烈灌输并没有产生误识，因为那些完全一致的制度产生出了剥削运行的透明性。没有神秘化，霸权无法持久。换言之，就如我现在所证明的那样，制度埋下的冲突会比惯习的内化要强悍得多。
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稳定霸权
我去匈牙利的工厂做工有两个理由。一个是因为我错过了1980到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作为一场杰出的工人阶级运动它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当我收拾好行装准备出发时雅尔泽鲁斯基将军当选了，我只好退而求其次—接受了匈牙利的工作并追问为什么团结工会运动发生于波兰而不是匈牙利，以及更广泛地来说，为什么它发生于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发达资本主义。从这些对国家社会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把我引入社会主义世界的第二个原因是我的芝加哥经历的独特性—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还是工业主义的产物呢？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工厂中我会发现同样的工作组织、工厂体制和工人阶级的意识吗？
在1982年到1989年间我所有的暑假以及三个公休学期都在匈牙利工厂里学习和做工（布洛威和卢卡斯，1992）。在我到达一个和那家芝加哥工厂很相似的机械厂工作之前我先后在一个集体农场里的香槟工厂和一家农业合作社里的纺织厂工作过。最终，我在米什科尔茨的列宁钢铁厂干了十一个月的司炉工，当然是分三次完成的。在这个研究的基础上我得出结论，发达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工厂体制的确非常不同：前者产生甘愿，而后者则制造异议，而正是这种产生异议的倾向点燃了波兰的团结工会运动，以及在1953年的东德，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甚至更低程度地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了集体动员。
我的论点很简单：和资本主义不同，国家社会主义下对剩余的攫取是一个透明的过程，并被所有人所知。党，工会和管理者都是国家在生产点上的延伸，它们被设计来最大化剩余以完成计划。这种透明的剥削被合理化为所有人的利益所在，正如所有的合法化过程一样，它非常容易被人们用它自己的措辞来挑战—面对那些关于它没有像承诺的那样服务于大众利益的指责，党国非常脆弱。在资本主义合法化是第二位的，因为剥削被隐藏起来，而在国家社会主义，合法化至关重要，因为它必须要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剥削辩护，但同时也要为取消这种剥削辩护。
因此，党国在车间里组织了一些仪式，我称之为为社会主义涂脂抹粉，这些仪式宣扬社会主义的美德，比如效率，公正与平等，但是工人们到处看到的是没效率，不公正与不平等。工人们用主导意识形态来反对统治者，要求他们实现自己在社会主义宣传中的那些主张。生产的国家社会主义官僚体制洒下的是异议的种子而不是甘愿的种子。至于工作本身的组织，主宰工作的关键游戏是和管理者就完成计划目标进行的讨价还价，因此剥削关系并没有被掩盖而是界定了游戏对手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来讲，在短缺经济下，货物短缺，品质低劣，机器故障等等源自对经济的集中管理的弊端，使得工作中的游戏主要用于处理这些短缺，因而也就证实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之效率的官方声明不过一纸空文。再者，对短缺的适应需要更多的自主性，而这个是管理生产的官僚机构所不允许的。工作的游戏变调为一种针对为了实现目标而进行的计划体制的游戏，从而把车间带入到同党国以及生产体制的对立之中。
和社会结构将自己不可磨灭地烙印在工人的惯习之中并因而产生对社会常规秩序的遵从完全不同，国家社会主义政体系统性地生产出相反效果，也就是制造出异议而非甘愿，甚至是对专制控制的反霸权式组织。的确，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国家社会主义从底层产生出对自己的反社会主义，比如匈牙利的合作社运动，波兰的团结工会以及在俄罗斯改革时期的公民运动。从一开始国家社会主义就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秩序，并不是因为它的社会化机构很薄弱 – 远非如此—而是由于这个制度本身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国家社会主义是由一个不稳定的霸权连接在一起的，而这个霸权总是处于滑向依赖秘密警察，坦克，监狱以及公审的专制统治的危险之中。换句话说，在发达资本主义同时组织起对剥削的神秘化和对支配的甘愿的地方，我们看到的是社会主义的霸权是一座如何脆弱的大厦，这种将党国的利益表现为所有人的利益的企图，总是处于剥削被透明化的威胁之下。
布迪厄的那种经由深深镂刻的误识所确保的象征性支配不能够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不稳定性。在布迪厄的内化框架内，没有理由相信通过误识实现的象征性支配在国家社会主义会比在发达资本主义更浅薄而虚弱。相反，各个场域，比如经济，教育，政治，文化，之间的协调应该导致一种比在发达资本主义中更一致和驯服的惯习，因为在那里各个场域之间的独立性更大因而它们产生的效果之间会更矛盾。对于制度的逻辑以及制度在个人和集体经验上的效果的分析会更深刻地解释国家社会主义霸权的脆弱。
注视布迪厄：场域的力量
布迪厄并没有对他那个时代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前苏联的解体，表示太多的理论性关注。我所发现的布迪厄唯一一次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写作不过是他于1989年10月25号在东柏林所作演讲的一个四页纸的讲稿，而那时离柏林墙的倒塌不过两周时间，到处都是大型示威游行。令人好奇的是，布迪厄使用了政治和文化资本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共产主义精英之间的紧张（布迪厄，1998[1989]）。只要我们摈弃惯习这一观念，布迪厄的场域概念还是能帮助我们解释国家社会主义的急剧灭亡的。[6]
让我们回想一下，布迪厄的社会变迁理论是基于位置和个性倾向，以及机会与预期之间的不一致基础之上的。[7]这恰恰就是我在上面所描述的匈牙利工人的情况—他们被引导着去憧憬社会主义的美好图景，然而他们却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中。不仅仅是这些工人，甚至包括社会的领导阶级，都竭尽所能，一个改革又一个改革，可是却没能在事实和意识形态之间建立起一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因为继承的惯习和僵硬的场域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理滞后（布迪厄有时称之为“迟滞”）导致的，而是由场域自身产生的。国家社会主义创造出它自身无法实践的预期。当官方意识形态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填补这个差距的努力又违犯了那个官方意识形态的时候（比如市场改革），统治阶级就对自己的统治能力失去了自信，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执行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仪式。失去了统治能力，或是对这种能力的自信，统治阶级的霸权就解体了，同样在这里我们的解释不需要借助于那种深深根植的抵御变迁的惯习之存在。
这条讨论线索同样可以被运用于解释解体的时间。要理解1989年的动力机制，我们必须把苏联阵营看成是一个跨国家的政治场域，这个场域由苏联主导，由它来界定各个附属国之间的竞争规则—就像国家界定各个精英之间的竞争规则一样。这样理解就肯定能抓住国家社会主义解体的方式。苏联修改了游戏的规则而其他国家的政府（自身也是分裂的）都按照对他国行为的预期来行动。因此，匈牙利的内梅特政府，作为第一个决定规则如何改变的政府，打开它同奥地利之间的边界，使得东德人如潮水般涌入西方。东德昂纳克政府的反应是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严密封锁东德国民，但是然后将他们关在密封的火车里经过东德输入西方。由于受到横扫波兰选举的团结工会，以及匈牙利的社会运动，包括反对党国的大型示威游行的影响，伊克伦茨意识到昂纳克必须下台，但是这样做的结果是将他自己埋葬在柏林墙的碎石中。所有这些都激发了成百上千的捷克人民聚集在瓦茨拉夫广场聆听哈维尔等异议人士的演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党衰败之后，只有齐奥塞斯库还在死撑，扑灭暴力反抗，最终屈从于结束其暴政的宫廷政变。这个对1989事件的极短素描表明的是国家行动者是如何在一个共享的跨国场域中策略性地行动的。而策略如同布迪厄坚持认为的那样只有在规则变化的特殊危机时刻才会成为有意识的自觉。
这一点可能需要更进一步的详细阐述，但是它表明了研究一个布迪厄所从未涉及的话题的重要性，那就是场域间的互动，在这里，它指的是在苏联阵营（它本身处在更大的国际关系场域之中）内部的跨国关系形成的场域和每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场域之间的互动。在这些场域间的动力机制下潜藏的却是国家社会主义秩序由于剥削和支配的显而易见性因此对制造稳定霸权的无能为力。
注目葛兰西：社会主义工人的明智
就像布迪厄的场域分析能够被有用地重构以解释苏联帝国的双重真相一样，重构葛兰西也能揭示1989的秘密。让我先回到车间以及在此文开篇引用的布迪厄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布迪厄写到了劳动的双重真相，并指出和常识断裂（第一次逆转）以建立客观真相还远远不够，还必须要同这个客观真相断裂以理解常识是如何既产生又隐藏客观真相的（第二次逆转）。这就是我如何分析芝加哥工厂的，先认识到剩余劳动的潜在真相，然后试图理解剩余劳动是如何被主观经历的，而这个主观经历又解释了剩余劳动的存在。把工作建构成一种游戏同时掩盖和确保了超出工资的劳动，而这个游戏本身是因为内部的劳动力市场和内部王国而成为可能。
和布迪厄一样，我并不相信我的那些工友们能像社会学家那样理解自己屈从的情形，但是即使他们能，事情也不会有多大区别。换句话说，我并没有在工人们的常识中发现葛兰西式的明智，因此我没有试图用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说服我的工友们，因为那的确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相反我寻求说服我的学界同仁们，相信我的有关劳动过程以及制造甘愿理论的优越性。这和我在匈牙利的经验是如此不同，在那里我的那些对马克思主义同样敌视的工友们却被“明智”所完全占据，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更高等的生物而是因为制度产生了这种明智的基础。因此，我并不需要和常识决裂，反而要进一步详细阐述这种明智的核心，包括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内在批判，而方法就是去和我的那些车床工同伴们对话，并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术语的背景中了解他们的明智。
在匈牙利，科学与常识之间的布迪厄式严格对立被葛兰西的双重意识（dual consciousness）解释所代替（1971：33），一重是起源于生产的实践意识，另一重是被党国强制推行并继承于过去的意识形态式意识。我完全被我的工友们隐含于行动并把他们团结于“对真实世界的实践性改造”的实践意识所吸引，而没有怎么注意那些“流于表面，言辞浅薄。。。从过去继承而来又不经批判地加以吸收”的意识形态，包括那些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宗教以及地方主义的情绪。诚然，这些情绪也形成了工人之间的强大纽带，经常超过了他们萌芽状态的阶级意识。
我和我的合作者卢卡斯聚焦于工人在面对短缺时独立而灵活地组织生产的能力与必需。我们在管理者面前为工人辩护，因为这些管理者力图强加对生产的官僚控制并因此挫伤工人们对短缺经济的集体应对。他们被我们的言辞激怒，坚持让我们重新进行研究。这不仅仅是工人们意识内部的斗争，而且是工人和管理者之间的斗争，并且会是被管理者一再恶化并永久化的意识形态最终占优势。在匈牙利的社会主义进入最后的年头之前，工人们被官僚管理者狂轰滥炸，早已对社会主义这一观念失去了所有信心，并且对任何可能的民主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相信，即使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已经隐含了这种民主社会主义。卢卡斯受到这些工人智慧的启发，而且他也看到了某种为工人所有的事业的巨大潜力，在国家社会主义刚解体后的几年里他试图和劳工团体合作创造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式的基础，然而当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上风，他们的这一努力就付之东流了。
简言之，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分析，也就是它是如何制造异议并最终解体的，并不需要一种关于深深根植的惯习的理论，而是可以停留在生产的社会关系层次。国家社会主义不能维持它的岌岌可危的霸权，而支撑这种霸权的努力只能加速它的灭亡。出于同样的原因，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制度下持续支配的再生产也不需要对社会结构的内化，那里存在的顺从能够被制度构造所解释，这样的制度能够引导出基于对剥削的神秘化基础之上的甘愿。惯习人并不是解释屈从与抵抗的必须，游戏人的概念已经足够。
实践的逻辑：超越葛兰西与布迪厄
我们可以通过回顾错误意识这一观念来小结一下我的论述。对葛兰西来说，错误意识的问题并不在意识而在于它的错误。也就是说，葛兰西相信工人主动地，审慎地，并且有意识地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他们甘愿于一种被界定为霸权的支配。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只是无法意识到有超出资本主义的任何可能。支配没有被神秘化而是被自然化，永久化了。然而，同时由于工人们在生产中的位置，工人们也拥有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视角，以及一种萌芽状态的对选择的意识，而这种选择能够在与知识分子的对话中得以详尽阐明。他们所拥有的是一种双重意识而不是错误意识。
如果对葛兰西来说错误意识中有问题的部分是它的“错误”，对布迪厄来说，问题不在于错误而在于“意识”，这种意识否认了象征性支配的深度 –这种支配通过对社会结构的积累性沉淀而置身于无意识之中。
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用来解释象征性支配之效果的“错误意识”这个概念中，意识被过分强调了；当谈到“意识形态”的时候，本来应该属于信仰层面，也就是身体性倾向的最深层次的地方，他们却放置了属于表达层面的东西，而这些是能够被知识分子改造的，也就是所谓的“意识的觉醒”。（Bourdieu，2000[1997]：177）
相似的，对于布迪厄来说，甘愿是一个太薄弱的概念以至于不能表达对支配的顺服，因而必须被嵌入于惯习的误识概念来取代。[8] 由于被支配者内化了他们寄身的社会结构，所以他们无法客观地认识它。用葛兰西的语言来说，他们拥有的是有缺陷的意识。只有支配者，以及占优势地位的知识分子，才能从社会结构中抽身出来，并客观化他们与这种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们才能掌握社会结构的秘密。当然也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能这样；只有那些能理解支配，能反思自己在世界中的奢侈地位，并用自己的反思去检验他人生活的知识分子才能做到这样。那些自称为激进知识分子并寻求同工人阶级之间的有机关系的人却遭受他们自身的“误识”—他们无法感知工人阶级惯习的顽固，而正是这个使得工人阶级和知识分子隔离开来。[9]
在对这些观点的评判中我认为两者都是有问题的。葛兰西没有认识到对剥削的神秘化，而这个是霸权，也就是对支配的甘愿，得以树立的基础。换言之，资本主义工人确实承受“错误意识”之苦，但是这种错误是社会结构生发出来的，而这就是我和布迪厄的分歧。我认为只要我们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我们就都体验到对剩余价值的遮掩，无论我们的惯习如何，神秘化本身是社会结构的产物，而并不是深植于个人之中，从而无法消除的。然而布迪厄式的“误识”是深深嵌入个人的心理之中，并确保着惯习与场域之间的和谐。
相应地，布迪厄不能解释为什么象征性支配在有些社会有效而在另一些社会则无效。因此，难以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国家社会主义系统性地制造出异议，而本来可以预期那里的顺服应该是嵌入最深的？对于布迪厄来说，社会变迁，如果有一点可能发生的话，是从关系与场域之间的错位产生的，但是他没有提供对这个错位如何产生的系统解释，到底是文化滞后（迟滞性），也就是说一个场域里培育出的惯习同另一个场域的逻辑相冲突，从而产生语境性的错位，还是说社会结构本身的动力机制产生了过程性的错位呢？布迪厄也没有分析这种错位所产生的后果，到底它是产生适应还是反抗呢？换言之，布迪厄指出了社会变迁的可能性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关于社会变迁的理论。
最终看来，惯习这个概念从直觉上是很诱人的，因为它能解释所有的行为，但这恰恰因为它是不可知的也是无从验证的。布迪厄从来没有给我们提供检验某个特定个人可能具有的惯习的工具。这是一个黑箱。我们只能从行为推断惯习—一个商店扒手之所以是商店扒手是因为他有商店扒手的惯习。我们只能从效果中得知惯习，却没有像心理分析理论那样的关于它的构成或是形成过程的理论。简言之，惯习不是一个科学概念而是一个顶着别致头衔的民间概念-- 一个空无内涵的概念，完全可以等同翻译为个性气质。我们可以争论惯习概念的不可证否性和不科学性，但是我所采取的是更强硬的立场，那就是当涉及到理解社会秩序的解体时我们可以完全抛弃这种深层心理学。
葛兰西比布迪厄要关心社会变迁得多。他认为社会变迁发生于霸权的解体，和一种新的底层霸权的产生，无论它是产生于系统危机（阶级力量的平衡），还是通过来自底层的基于他们智识核心的地位战来实现，又或者，更可能的是这二者的联合。而我的研究表明霸权决不仅仅只是利益之间的具体协调或者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霸权不仅仅意味着甘愿。霸权有着非霸权的基础，也就是对于剥削的神秘化，这就是为什么在发达资本主义霸权如此有效而在国际社会主义却如此岌岌可危。
由于剥削在国家社会主义是如此的透明使得知识分子有了更大的空间去吸引工人向他们阐明可能有来自底层的“霸权”，比如1956年匈牙利的工人委员会，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0-1981年的波兰团结工会，匈牙利1980年代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苏联公民运动时期市民社会的活跃。这些反霸权由不同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格局形成。虽然它们最终被清除，但是它们的确提供了可选择的非传统国家社会主义秩序的胚胎。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壕沟深筑的压抑年代，此时既存社会主义的失败印证了主导意识形态。我们不应该附和那种关于社会结构的深层内化这种195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糟粕及其“超社会化人”这种毫无根据的说法，从而使得对现状的强化和永久化变得更加复杂。必须牢记，这些理论已经被一种批判性集体狂热所推翻，这种集体狂热认为结构功能主义没有也不能实现预测。
[1]“惯习人”一词是从同Bridget Kenny的通信中借用而来，这个词用以表达布迪厄对于人性的深深的悲观观点。“游戏人”来自著名的丹麦理论家，Johan Huizinga。
[2]后来我把这个内部国家称为“生产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工具”或者“生产体制”。（布洛威，1985）
[3]显示游戏到处存在的研究并不少见。其中杰出的有Ofer Sharone对于软件工程师的研究，Jeff Sallaz(2002)对赌场发牌者的研究，Rachel Sherman（2007）对酒店工人的研究，以及Adam Reich(2010) 对青少年囚犯的研究。
[4]是在芝加哥大学同普渥斯基工作与教学的过程中开始发展这种把社会结构当成游戏的观点。正是在那个时期他发展了对于选举政治的葛兰西式理论，认为政党之间的竞争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吸收游戏，在其中斗争集中于对边际经济资源的分配，因此侵蚀了这个游戏得以立足的最根本的不平等。
[5]确实，亚当.普渥斯基（1985）已经表明社会主义政党为赢得直接的物质收获以吸引用来取得和维护权力的选票的斗争是理性的。
[6]有趣的是，对于东欧巨变的最主要布迪厄式分析—伊亚等的（2001）--并不是对解体的分析而是对匈牙利，波兰以及捷克共和国的精英延续性的分析。同样这是对后共时期的继承，命运以及不同形式的资本之分布（经济，文化和政治）的考察。
[7]对这一点的最系统阐释是布迪厄对19968年五月危机的解释，他检验了由于研究生院的扩招导致的机会减少的后果，以及在大学场域中的危机和更大的政治场域之间的吻合。
[8]“知识和认识必须植根于对接受与顺从的实践性倾向之后，而这些接受与顺从，由于没有经过深思与决定，就逃脱了甘愿与束缚的悖论”。（2000[1997]：198）
[9]尽管这并没有阻止布迪厄自己去努力锻造和工人之间反法国政府的联盟。
本文英文出处：Burawoy M. The roots of domination: beyond Bourdieu and Gramsci[J]. Sociology, 2012: 0038038511422725.
中文由程秀英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