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空间的社会学研究成为社会学领域近几年一个热门话题，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限度，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空间的逻辑和运作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关键词：社会空间；知识史；解释维度；基本命题
社会空间问题，正在成为当今学术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成为研究社会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福柯认为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我们正处于一个同时性和并置性的时代，我们所经历和感觉的世界更可能是一个点与点之间的相互联结、团与团之间相互缠绕的风格，[1]“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空间意义重大已成为普遍共识[2]”。在社会学研究领域，社会空间转向，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和理论拓展，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其理论旨趣、观察角度、话语概念或设问方式，为社会经验事实的社会学解释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理论转向，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为一种新的社会学想象的延续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和一种新的问题意识。那么，空间，作为一种新的解释社会的路径和理论转向，如何理解空间？空间的演绎路径和论证逻辑如何？社会空间的理论架构和经验研究进展体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经由社会空间视角提出什么样的命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思路在于：首先经由社会空间的缘起，诠释社会空间如何成为社会知识史的一种新的理论视角，接着经由社会空间视角的经验研究的展开和理论的解释维度的论述，检视不同的社会理论如何处理社会空间形式与社会构造的关系，最后提出社会空间的几个有关的命题，提供一种针对社会空间概念与方法论操作方面的科学活动的演练，重新去解读社会空间的理论论述的意义和社会性根源，重新阐述社会空间如何成为认识生活世界的一种新视角。
一、社会空间的缘起：有关空间的早期经典论述
在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并没有形成明确的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概念。英国社会学家J ·厄里( John Urry) 认为“从某些方面来看，20 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3]。” 将社会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社会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缘起于涂尔干、马克斯·韦伯、卡尔·马克思等经典时期的社会学家的贡献，表现在涂尔干的图腾崇拜和宗教仪式的空间安排所折射出的主导性的社会组织模式，也表现在韦伯在论述科层制时对工作人员的办公地点和生活场所的论述，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对时间和空间问题所做的专门的论述。在早期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关于空间的研究，摩根（L.H. Morgan）就曾经讨论过美国印地安人的空间与亲属关系，这对于后来功能论的研究及其家屋空间的探讨奠定了民族志的基础，但他没有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空间仍然只是一个辅助性的研究参数或理解社会的一个维度，社会空间概念仍在探索和形成过程中[4]。事实上，把空间当成一个理论问题来阐述可以说源于涂尔干，涂尔干在宗教社会学研究中早就指出了时空的社会意义，涂尔干认为，“与原始社会组织相似，空间、时间和其它思维类型，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5]。” 涂尔干直接把空间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他认为，空间、时间、数字等是每个社会里最基本的抽象概念或分类概念，我们对社会现象从事概念上的分类往往来自社会分类本身，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基本的分类概念发展推演出来的。对于空间社会学，最重要的、最具有洞察力的经典社会学家无疑算是齐美尔，齐美尔在1903年就提出关于空间社会学的观点，开启了对空间进行社会学研究之先河，齐美尔认为空间只是两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在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之间发生的运动或变化要借助于进入空间位置来发生，因此相互作用就是空间的填充。空间不仅为人类活动提供了可能，而且人类之间的互动也被体验为对空间的填充，个体之间相互并存，意味这他们分享空间，通过检视社会关系所采取的空间形式，可以管窥社会交往如何在空间上变为现实，齐美尔从五个方面来揭示空间的社会属性，即独占、分隔、固定、距离和运动。[6]
尽管经典的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论述不乏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但其空间论述缺乏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其论述也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表述显得过于抽象和含糊，探讨的方式也很不明晰，很不充分，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不引人注目的。[7]当代社会学理论的发展，社会空间开始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当代社会学家反思、继承和发展以往理论的基础上洞察到在社会学理论中社会空间的缺失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他们从不同的层面进入到社会学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吉登斯在解读结构及其结构和行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时，实现了对时间与空间的社会学融入，并把时间和空间放在社会结构的终极性要素的位置上。作者认为：“大多数社会分析学者仅仅将时间和空间看作是行动的环境，……，社会科学家也一直未能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来建构他们的社会思想，……，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是结构化理论构想的秩序问题迫使我们面对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不断经由时空两个向度再生产出来，我们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说社会系统存在结构性特征，我们可以考察社会活动如何在时空的广袤范围内‘伸展’开来，从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制度的结构化[8]”，“在结构化理论看来，社会科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既不是行动着的经验，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向度上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将时空视为社会实践的构成部分，这一本体论的看法是结构化观念的基础”，吉登斯在建构他的结构化理论时，把时空看作是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因素，他强调：“社会系统的时空构成恰恰是社会理论的核心。”吉登斯通过建立一系列有关空间的概念系统来阐述其结构化理论的，如“在场”、“在场可得性”、“不在场”、“共同在场”、“区域化”、“场景”“中心与边缘区域”以及“情境”等， “关注共同在场情境下的互动系统如何在大规模的时空范围内伸展开来，来考察所谓微观和宏观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关注“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日常接触中，行动者经常不断地运用场景的性质来构成的这些日常接触[9]”。实践论者强调以人为主体去解释空间象征系统，布迪厄认为，以往的空间研究本身，强调空间现象有它的结构和逻辑，但这种意义事实上是由人去建构的，所以必须透过人的理解，才有它真正的意义。布迪厄以“场域”和“社会空间”来起替代“社会”这一具有空泛本质的概念，把社会理解为“各个相对自主的‘游戏’领域的聚合，这种聚合不可能被压制在一种普遍的社会总体逻辑之下”，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在实践中运作的、具有差异性的、游戏和竞争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里，行动者根据他们在空间里占据的位置进行争夺，以求改变或力图维持其空间的范围或形式[10]。”布迪厄在叙事北非社会卡比尔人住宅的空间结构时对空间的住宅布局和空间象征意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认为“空间中事物或场所的客观化意义只有通过按一定图式予以结构化的实践活动才能完整地显示出来，而实践活动的结构化说依循的图式又是根据这些事物或场所来组织的[11]”。曼纽·卡斯特认为：“空间是一个物质产物，相关于其他物质产物－包括人类－而牵涉于‘历史地’决定的社会之中,而这些社会关系赋予空间形式、功能和社会意义。”曼纽·卡斯特把人类创造的空间形式－城市看作是“社会的表现”，把空间看作是“结晶化的时间”。社会生活的时空历程，界定了社会行为与关系是如何被物质地建构与具体化。[12]我们可以从西方社会学理论中关于社会空间的缘起和演绎路径发现，社会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新的维度开启了社会知识史的另一种语境，获得了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路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也为我们研究空间提供了一个基本解释视角。
二、社会空间转向：社会学经验研究的推动
社会学中关于空间的经验研究，最早可以推论到齐美尔的论城市现代性的《都市与精神生活》文中所讨论的都市空间对都市人格塑造的重要作用，即都市密度刺激和高频率的互动造成都市特有的不良的心理和精神气质的生成，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生态学也体现了空间向度与城市生态的文化生成，体现在城市空间生态过程的城市扩张分化的动力机制、城市空间向度的同心圆模式、城市空间的隔离问题以及空间隔离所形成的不同社区面貌和生活样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都市经验研究的勃兴与跨学科的空间性转向是并置的，以列斐伏尔、爱德华·索雅、曼纽尔·卡斯特、大卫·哈维、沙朗·佐京、彼得·桑德斯、詹姆逊等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空间研究中的学术努力直接促成了近两个世纪以来有关空间的第一次重大的学术转向，也为社会空间视角的城市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13]在重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和社会性意义的同时，一种结合空间性的批判性视角开始为历史和社会研究注入思考和诠释的新模式。人们在经验研究中开始关注社会性、历史性和空间维度的同质性和相互关联性，关注城市空间对人的意义以及创造容纳社会生活的场所的行为，大量学者开始对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进行新的描述，而且城市空间研究的开端性预想为不断加剧的城市问题的经验研究的迷妄和痼疾注入了一剂解毒剂。作为一种结构化的存在，城市空间既是物质空间，同时也是行动空间和社会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人类行为保持连续的路径，又是对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维持、强化或重构的社会实践的区域。在这里，城市空间作为一个可重构的结构体，是社会建构的实践场所，是作为工业文明标志和象征, 也是作为集体意识与消费行为表达场所。空间维度为理解城市恐惧、公共空间权力的变异、差异性空间的社会建构、不平等的异质性对待、社会的叙事性分类注入了新的思想和诠释的新模式，同时，以社会空间为演绎逻辑的空间实践，促成了一种以“发现事实”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
20世纪末叶，学界开启的“空间转向”，依赖于嵌入空间的各种模式，空间演绎为看待和理解城市的新方式，而此一转向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叶知识和政治发展中最是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也时社会空间经验研究的不断扩展的时期。学者们开始演绎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知识反应，转移到空间上来，关注城市空间是如何隔绝人们的自由实践，又是如何促使人们找到自我空间的分布，关注在空间中的定位、移动和渠道化以及符号化他们的共生关系。空间反思的成果是最终导致建筑、城市设计、地理学以及文化研究诸学科变得与日俱增呈相互交叉渗透趋势。在现代都市空间经验从稳定一统向多元流动特征的变迁理路中，城市作为一种“人工”的物质构造，它透过地理环境、交通安排、居民分布、社区构成、建筑样式等诸多方面以“空间布局”的形式深刻地制约着“人”的活动（既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空间面向”的问题在城市文化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由空间面向切入，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与理解城市的新方式，将原来属于不同领域的现象，以空间的线索串连起来。
在西方学术的视野里，本雅明和他的拱廊街研究计划已经成了当代城市研究的灵感源泉。德雷克·葛利高里在《地理学的想象》一书中，除了论述本雅明城市研究的典范意义，还特别指出当代理论的许多洞见和具体的城市研究密切相关，譬如大卫·哈维早年从第二帝国的巴黎出发探讨“都市经验”和晚近更为杰出的以“城市规划”和“人文地理学”的视野观照“后现代性的状况”；爱德华·索亚通过对洛杉矶的研究，把空间问题重新放置在社会理论的脉络中，提出了“后现代地理学”的构想；阿伦·波雷德则通过对斯德哥尔摩城市生活的考察，深刻地检讨了都市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这一系列的研究不仅仅深化了人们对现代都市状况的理解，而且极大丰富了当代理论的诸多面向，重新绘制了“资本”、“商品”、“空间”、“文化”和“现代性”等问题领域在“城市”中汇集、冲突和融合的复杂图景。列斐伏尔的城市过程观念以及空间的组织依据社会与城市化的空间结构之间的联系以及社会化空间的理性内涵，敏锐地将城市空间组织视为一种社会过程的物质产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空间实践”在沟通城市与人的关系时的意义，“ 这涵括了生产与再生产，以及每个社会形构特有的特殊区位和空间组合，空间实践确保了连续性和某种程度的凝聚。就社会空间及一既定社会之成员与那个空间的关系而论，这种凝聚暗含了一个被保障的‘能力’（competence）水准和一定的‘运作’（performance）水准 ……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隐匿了那个社会的空间；以一种辩证的方式，它提出且预设了社会空间，当它掌控与占有社会空间时，便缓慢且确定地生产了社会空间。从分析的观点看，一个社会的空间实践，是透过对其空间的释明而揭露展现[14]”。依据他极富启发性的理论思考，我们不难发现城市社会生活展布在城市空间之中，社会过程透过空间而运作，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以及其间的社会权力关系，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以及主体认同建构自我与异己的边界的机制，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今天，我们在物质进步的喧闹中彻底刷新了空间的定义，空间的边缘化在权力与资本的双重压迫下灵活地寻找着自己的形式。城乡结合部的边缘空间被看做是高尚城区的不祥之物，流浪者、乞讨者在天桥下的栖身之所被美丽的绿化蚕食，车道主义使主流空间的扩张无边界，对空间的贪婪、掠取是因为空间成为了资本，城市规划可以被看作是对空间的权力的垄断和对空间的分割策略。
三、社会空间：核心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
通过对空间的早期论述，我们发现，空间这一概念过于抽象且无法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操作概念，但当代社会学的发展，社会空间开始尝试提出一些共识性的操作概念。事实上，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空间涵括了丰盈的话语场域、经验性事实或想象力，通过对西方社会学知识史的回顾和总结以及有关空间的经验社会学研究的思考，空间，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论或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解释，其理论框架体现在下面几个层面：
第一、空间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策略与场所。空间是一个具有生成能力和生成性源泉的母体，是一个自我主体性的空间。人类不仅仅只是空间的存在着，人类总是忙于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与居所的生产，人类的主体性实践就是一个“生产的空间性过程”，或者说，“制造地理的过程”，在空间和日常生活实践之间，存在一种主体实践的积极性现实，空间是一套主体性的社会实践。我们所关切的社会阶层、社会阶级和其它群体界线（如性别、族群等），都镶嵌在一定的空间里，在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区隔的倾向，各种空间的隐喻，如位置、地位、立场、地域、领域、边界、门槛、边缘、核心、流动等，莫不透露了社会界线与抗衡的界限所在，从而使我们有可能从“空间向度”的角度来把握都市阶层的划分和相关主体的形成。
空间以特有的方式凿通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影响主体性行为的流动向度，但同时也通过主体性的社会实践和行动策略来培育、滋养和维持。通过聚焦“主体性”层面和日常实践，人们可以借由其所寄寓的空间来考量行为主体的社会行为、行动意义以及行为主体的生存方式。人们可以通过身体在空间展演的姿势，倚仗主体性行为，通过日常生活的叙事、分类系统以及隐喻来赋予这类空间以意义，营造一种空间想象，改变原有的空间安排或建立新的空间来表达他们的生活需求，或者通过主体性行为来完成空间的培育、生产和维护，完成一个日常性世界，建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爱德华·W·索亚认为，“城市建设具有社会权力的工具性‘在场有效性’，城市是控制中心，是堡垒，其设计是用来保护和统治，其途径是通过‘居住地的小手法’，通过范围、界限、监督、分隔、社会戒律和空间区分的一种精巧的地理学来达成的[15]”。许多空间寓意的词汇，如中心、边缘、区位、网络、分割、距离、地方、区域化、在场与不再场等愈来愈用来表示空间。那么，隔离性的社会关系是如何通过空间关系、特别是通过把隔离性置于某个地点或时空来体现和体验的，又是如何把有关空间的法规、计划、地图和表征置于社会隔离的识别之中的。这种社会空间维度为我们理解社会提供了一种空间视角，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即可以从边缘和中心、门槛和隐喻、位置和身份、流动和隔离等核心概念来理解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不同空间中的“存在”和生存方式。
第二、空间作为社会权力关系。在社会学视域，空间同样被诠释为一种实践性权力与规训或一种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体现在控制与抗争、分割与操作、规训与退让、垄断与监控、冲突与反抗以及斗争、协商与妥协，新的城市空间形态是各种权力斗争和表达的场所，隐藏其后的正是社会权力（利益）的分配机制。空间、活动与人的关系所构成的实践性权力表达方式，使城市成为“权力的熔炉”或“容器”。
L·杰泽斯基认为“空间不能再被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社会交往的环境，相反，应该被理解为权力和反抗的工具，……城市和地区是作为社会关系的控制中心起作用的，是一种具有封闭、限制、监视、分割社会纪律和空间差异等特征的、难以捉摸的地理结构”，“革命的空间意识必须理解空间或者交往场所是如何转变为位置的”[16]。吉登斯的分析表明，权力是在支配结构的再生产中，并通过它产生出来的。城市空间是一个由资本、法律和秩序造就的空间，展示的是合乎资本和权力运行逻辑的自然结果：不同收入阶层所占据的被分隔的生活、生产及消费的空间和区域。[17]福柯的有关空间纪律的技术与权力的论述进一步丰富了社会空间多维性研究，为空间权力的经验研究提供了内在的参照、依托和动力。福柯引用了边泌的圆形监狱“全景敞视建筑”说明现代权力机制和纪律技术的无处不在。这里的圆形监狱是权力机制和纪律技术化约成其理想形式的简图，这个环形建筑里，监视者可以监视、命令及考核各个罪犯而不被认出真正身份，而被监视者，知道有人会监视自己，便随时努力使自己要符合纪律要求。福柯赋予医院、监狱、工作场所、学校、街道规划以及住宅等空间以不同方式涉及了权力的培育、维护和惯性运作，在军队、教育、医院、修道院、工厂等地方都有像监狱一样打造身体规训的时空秩序，[18] “纪律来自在空间中不同个体的组织化，因此它必须具备一个特定的空间围场（enclosure） [19]”。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明确显示，主体是可以透过对时间、空间的一系列分割、操作过程而被“生产”出来，对时间、空间的处分，等于在处分身体行动的节奏性和领域性，也等同于在处分身体，于是“工人”或“士兵”等社会关系的位置就在这种权力运作下被生产出来，达成了权力对民间空间的广泛渗透。城市作为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肌体，其本身就是各种权力争夺的结果和标志，正像福柯所说，每一个城市实际就是一座全景化的监狱，这里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权力眼睛的监控下完成的[20]。列斐伏尔也曾指出：“工业化进程对都市空间不断进行重构……同时城市作为区域性的具体地点，它是全球化矛盾最突出、最尖锐的地方。”城市作为各种有形、无形权力较量的竞技场，其结构本身就是权力争夺的纪念碑，是人类斗争的博物馆，而当代城市民间文化当然也是权力斗争、协商和妥协的结果。事实上，福柯对于空间于时间、空间的想象于历史的想象的关系，为思考空间和空间性的权力铺平了道路，也从根本上开放了空间的想象，确定了历史性、社会性于空间性的三维辩证法[21]。”这里的空间维度在于把空间理解为一种权力策略或资源垄断的手段，同样这里的空间也是一种规训和打造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起核心概念在于权力与策略、规训与退让、冲突与秩序、控制与抗争、竞争、垄断等。
第三、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系。在社会学视域，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被诠释为一种叙事性分类、差异性的建构的场所 ，空间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是一个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是一个表达社会意义的象征符号的载体和承担者，产生了那些可以用来分类的、客观地分化了的实践与表征，具有区分自身、接受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效，具有社会类别化的效果。
空间作为一种符号，体现了一种社会学的修辞，空间的社会学修辞在于空间提供了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或提供了更加犀利的陈述的符号资源或框架，空间衍生出既有表达力又有修辞力量的最终符号，成为了一种合法化、煽动情感、诱导行为、权力强化或修饰的工具，修辞让我们回到了一种更加贴近生活的社会人的图景。大卫·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中，“那些有力量指挥和创立空间的人，拥有必不可少的手段去再创造和增加他自己的力量。他们创造有形的空间、空间的表象和表象的空间”，“穷人和工人阶级对空间没有什么权力，但有能力建立某种处境，在那里，他们可以形成身份和意义”。布迪厄关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行动者在空间中的实践策略、行动者的习性或性情在空间中所具有的社会分类的架构和类别化生成的实践特征，关注空间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差异性符号的功能。布迪厄在《社会空间与象征权力》一书中叙述了社会空间与居住空间的关联性，即空间距离与社会距离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社会空间的建构方式乃是位居此空间的行动者、群体或制度的接近，乃是占有相似或邻近位置的行动者今被放置在相似的性情与利益，从而产生相似的实践，这里包括占有一位置所需的习性、对这个位置的适应以及“地方感”的存在。行动者对空间的看法乃是植根于他在空间中的位置，行动者的这一空间位置建构了对世界的看法，而且这种建构是在结构性限制下进行的，行动者的性情或习性以及他们借以理解社会世界的心智结构，正是内化了那个世界结构的结果。然而在任何地方都有空间区隔的倾向，社会距离铭刻在身体、语言、以及与时间的关系上，习性与社会空间位置是一个生产实践的分类架构体系，产生了那些可以用来分类的、客观地分化了的实践与表征，这种习性和社会位置作为分类架构体系，具有区分自身、接受分类、形成分类性判断的功效，具有社会类别化的效果。这样，通过个体或集体在空间实践中的表征性活动，空间便在生活现实中具有符号的功能，即具有差异性符号和差异性标记的功能，使得社会世界客观地呈现为一个根据差别的逻辑、分化距离的逻辑组织起来的象征空间体系。[22] 福柯也在《不同空间的上文与下文》一书中表征了这种差异性的社会建构。他也展开了对通过空间了解人类元素的亲疏关系、储存、流动、制造和分类以达成既定目标的问题的研究，他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引入了“差异地点”的概念，用以描述与阅读各种差异空间，这种描述被福柯称为“差异地学”。在这种差异地点的叙述中，文化参与建构了差异地点，差异地点以不同的方式运作，差异地点预设了一个开关系统，这个开关系统存在着空间隔离与排他性实践的存在， “也正是在这种差异地点之间，可能有某种混合的、交汇的经验，可作为一面镜子[23]”。布迪厄的场域同样也是一个具有差异性的社会空间，场域中存在各种不同特殊力量的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存在各种变化和再变化的差异性群体，各种群体不断借助场域中的某种力量，区分和维护差异性，完成这种差异性的不断再生产，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的存在，通过这种差异性，通过某种身份的合法性来确定了场域中的各种资源配置关系。这里的空间的核心概念在于差异性、社会分类、异质性、群体符号边界、社会类别化、象征符号等，这种维度的问题意识在于，我们在理解一个群体时，我们可以思考其群体符号边界、叙事性分类、话语系统中的差异性建构等，解释流动其在社会网络中和空间位置系统的封闭性和差异性特点等。
第四、空间作为一种情感体验。在社会学视域，空间最终还是要回归到人的“存在”，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体验。空间被诠释为一种身份认同与情感归依的生成领域以及实现身份认同、产生自我归属感、获取情感归依和本体性安全的场所，“社会距离”或空间位置铭刻在身体、语言、以及与认知的关系上，这是一种回归到空间主体的生存的本质性的关注。
空间是一个获取情感归依或本土性安全的场所，个人情感方面的困惑，不安、无权力、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的日益增长是与空间息息相关的，空间是一个可以产生依恋、喜爱、激动或愉悦的地方，也是一个能让人感觉到危险、紧张和冲突的地方，这是一个恐惧、焦虑、冷漠、无奈、伤感、空虚或者压抑的地方，或是一个能让人感受到温暖而舒适的场所，一个温馨的家，一个可以守望相助、互惠共存的“村落”，空间可以说是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情感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社会单元。空间隔离、空间中权力的策略、差异性的建构场所，最终的关注还是在于作为主体的“存在”和生存状况，回归到“我是谁，我将是谁”的思考，回归到我是幸福的或安全的本体性思考，回归到“我”的生存意义的问题，具体体现在我的身体、语言、词汇以及认知能力等。不同群体在原本异质性世界中，借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社会空间，通过同一寄寓空间、相同类别的人群的相似性的强化过程，或者寄寓不同空间的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性的社会比较过程，改造旧的认同规则或者发明新的认同基础，培育对“我群”的认同，强化其边缘群体的社群意识，完成异质性共存，实现一种本体性安全和集体记忆，获得一种基于地区亲近带来的归依情感、信任感、安全感和依赖感。城市空间作为群体意识与群体消费行为表达的场所，是群体寻求其社会身份、地位认同和情感归依的场所，通过建构具有构成性差异的多重空间模式，他们可以获得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获得了一种资源，获得了一种情感性依存的根基，实现了个人的生存和发展。在现代都市，异质多元的大众群体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人群的流动性、匿名性与密集性使个体的特征往往被群体的共性所掩没，一种能将人们的情感和诉求联系起来的集体意识，成为原子化的个体确认其在城市中的位置及关系，获取对城市的心理与社会认同的必需。这种集体意识是人们进行社会交流和互动的基础，也是消除城市中个体焦虑和困惑的条件，而这种集体意识的形成，必须通过在一定空间中长期的日常生活实践，由于城市为聚集和组织各种意义提供了场所(空间)，“这种场所感本身将增强在那里发生的每一项人类活动，并激发人们记忆痕迹的沉淀”。这种空间维度的核心概念在于认同、身体、语言、社会认知、情感、意义等，空间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问题意识，我们必须关注以往被我们所忽视的不同社会群体对于“我是谁，我应该是谁，我将是谁”的思考，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空间中的身体体验和社会记忆，这对于理解社会不同群体的“存在”和生存状况中最为重要的，也是最为关键的。
四、社会空间：一种理解社会的路径
空间，作为一种理解社会的路径，主要包括下面一些最基本的理论命题：
1．空间不只是一个先验的基本的分类概念，也不是结构论者的一个研究对象，而是理解一切社会想象的出发点，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或分类概念且为整个知识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一个知识生成系统，是一种社会建构的力量或机制或社会建构的过程，一个社会的整个知识系统就是由这些类似于空间的基本的分类概念发展出来的。
2．空间的分类系统本身有其独立存在的逻辑与运作机制，其背后具有一套独立的象征机制，这种逻辑或运作机制是相对于其它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有所不同的（如结构论、文化论），这种逻辑和机制能帮助我们重新推演发展出理解社会的一个不同的新的知识系统。以往的研究视空间为文化的建构，或者，视为结构分析中的一个基本的单位，忽视了空间有其独立的逻辑和运行机制，忽视了经由空间同样可以推演发展出整个社会的知识系统。
3．我们表面上是在处理空间，事实上是在处理整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处理日常生活世界的建构过程，这种有关的空间探讨，可以说是一种倾向于社会起源的解释，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了解知识是怎么来的？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4．将空间概念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旨在解释人类行动的系统理论，摆脱空间的结构主义阴影和传统的先验主义影响，赋予空间研究在理论上的意义，使之具有社会科学理论上的意义，将是一件重要的具有开创性的研究。
总之，在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某个范畴、对象或者概念对于其所属的学科来说重要与否就在于它能否从专门的研究领域（special area）中抽象出来，成为该学科的普遍性理论（general theory）的一部分，如空间成为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中的一部分，包括共同在场、场所等。以上的对于社会空间维度的解释，通过从不同层面纳入了不同的理论层面，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提出了不同于以往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视角，空间，可以提供一种认识社会、理解社会的一种新的视角，一种新的路径，一种新的问题意识，一种新的理论转向，也为我们研究社会提供了一个基于空间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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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包亚明，《游荡者的权力》，《都市与文化丛刊序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0～242页。
[15] 爱德华·W·索亚，《重描城市空间的地理性历史—<后大都市>第一部分导论》，收集在《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包亚明，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
[16] L·杰泽斯基，《空间政治学－评<后现代地理学>和<后现代性的条件>》，陈晖译，《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第75页。
[18] [20]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9] 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陈志梧译），《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明文书局，2002年版第379页。
[21] Lefebvre, Henri. Spatial planning: 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Richard Peet (ed.), Radical Geography: Alternative Viewpoints on Contemporary Social Issues. Chicago: Maaroufa Press. 1979. P339~352.
[22] [23]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8/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