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故乡”视野下的青年返乡路[1]
                                                   潘家恩[2]
 
    在2012乡村建设年度总结反思会上，我们有个意味深长的总结：十年来的乡村建设实际上是两批人分别在农村和城市做着彼此呼应的工作，农村团队主张：出去打工的人最好不要再去了，一方面城市的打工生活没有想象中的美好，同样充满艰辛，另一方面即使城市更有吸引力，你现在去了城市打工，几年之后大部分人反正也要回来，还可能带上一身病，所以倒不如留在乡村考虑如何把我们的家园建好；而在城乡结合部做工友工作的同仁则认为：今天城市之所以能够建立并运转，也有工友们的一份功劳，凭什么我们不能留下来分享这个成果？基于如此认识，两个空间中的乡建者们在实践中努力的行动反思再行动，但十年的实践下来，我们发现彼此都只对了一半：因为今天的真正问题已经不是“到底该去城市，还是留在农村”，当下更为准确的困境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这种“留不下”不仅包括农民工，还包括今天面对越来越大就业压力的“农二代”学子们。而“回不去”，同样既包括因为各种原因宁可在城市当“蚁族”的天之骄子，也包括那些已经不习惯没有路灯、商场与KTV的“80后”“90后”农民工们。这个新困境的提出引起一线实践者们的普遍共鸣，它也直接解释了为何这两个不同对象与方法的团队会以“大乡建”为未来新十年的努力方向，并联合发起“爱故乡”并以“发现故乡”为切入点[3]。
    对于“留不下的城市”已有不少讨论与案例分析，非本文重点。而对于“回不去的乡村”，需要的不仅是模糊的感觉指认，更是进一步的反思与讨论：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回不去”？返乡之“返”的前置状态“离”是如何发生的？除了“身”的回去，“心”与观念坐标如何一并得以建设性的“回归/重置”？
    恰值高校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与经济增速放缓的今天，不同形式与内容的“返乡”正成为一种新的热点。如何使其不沦为充满政治正确、浪漫化想像与道德姿态但却苍白无力的流行口号？如何将就业压力下的权宜之计转化为面对并思考当前社会整体性困境的“危中之机”？看似简单的“返乡”不仅涉及感性与情绪，背后还是百年激进与百年乡村破坏的复杂脉络，既是一个现实与行动的实践议题，也是一个在思辨中重置乡村位置与价值观念的理论命题。
 
故乡，熟悉却陌生
    根据刘亮程的分析“家乡是地理的，故乡是心灵的”。今天，现实家乡因为“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离农而去[4]而致使心灵故乡也发生着实质性的变化。而所谓“离乡”不仅指在地理或空间意义上离开农村，还指失去对乡土或土地相关联生活方式与意义世界的基本认同。
    在《故乡》中，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希奇事，是让那些只知道“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的城里少爷们充满羡慕与钦佩的。如果说中年闰土让读者同感着内心的悲凉，那么少年闰土则让我们共同感受到大地小主人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农村，现实社会中的少年闰土在哪里？估计多数的乐园已经从西瓜地转移到网吧游戏厅中，光怪陆离的现代城市生活才是他们的梦想与归宿。等他们稍微长大，一部分少年的一部分时间抵达了城市，而在乡村您却可以看到韩少功《山中少年》笔下这样的群像：“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而这一新世纪乡土图景似乎正在为上世纪三十年代乡村建设实践者们的忧虑与痛楚提供着现实注脚与历史回音，正如晏阳初在1934年的感慨：“我们初到乡间，看见农民失学，慨叹中国教育不普及，后来在乡间久住，才知道幸而今日中国的教育不普及，否则真非亡国不可。这并非愤激之谈，因为农村青年，未入学校之前，尚能帮助他的父母，拾柴捡粪，看牛耕田，不失为一个生产者，可是一旦入了学校，受了一些都市文明的教育，他简直变成一个在乡村不安，到城市无能，不文不武的无业游民。”
    从鲁迅的“羡慕”到晏阳初的“愤激”再到韩少功的“忧思”，乡村少年不再安心于那块生养的土地与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这既让少年成为乡土社会终将离去的过客，也让乡土成为少年漫长城市化征程中尝试摆脱却又无法真正告别的恼人胎记。于是，故乡成为熟悉却陌生的复杂性存在，一方面，失去了鲜活的生命连接而沦为抽象单调的怀旧之所与记忆题材；另一方面，其却仍然顽强的存在于漂泊异乡者们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与春运大军艰难却毅然的难舍亲情里。
    说起故乡，常常联系到“我与乡村”这样的类似话题，在笔者农大求学及其后十年来的乡村建设经历中，身边一直伴随着逻辑感颇强的类此声音——“我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家就在农村，我还不了解农民？”，每当此时，似乎言者便迅速获取了一个参与讨论的制高点。然而这样的逻辑真的成立吗？这就像可能你每天都在爬楼梯，但若非带着目的去数一下，可能一辈子也未必准确知道是多少级。因为那只是踩在脚下无需意识的工具而已，你的目标和意义世界是楼上或楼下。同理，当今天以“去乡土”为目标的乡村教育远离“乡村的教育”或“为乡村的教育”，而仅成为“办在乡村的教育”（一刀切的撤点并校让这点似乎也显得奢侈）时；在内容目标的城市导向、寄宿制学校的大面积推广、网络娱乐的广泛普及、留守儿童隔代养育的教育难题等因素影响下，对于绝大多数现有时间与未来想象都已经与乡土、社区、农作劳动无关的乡村新一代，是否真的有自信与底气去面对那个脱口而出的反问？
    如果说被改造过的乡村教育让我们对脚下的土地与真正的乡土社会日益“陌生”，那么现代文化的下沉则产生着进一步的“疏离”效果，它充分利用城乡二元分割所内涵的追逐动力与人们内心追求舒适生活的普遍欲望，这本无可厚非，但当资源有限的“三农”被裹挟进消费社会“多少算够”的无限逻辑与发展主义“进步至上”的幻象迷思时，城市和现代生活扎实真切的构成了乡村新一代别无选择的主导型梦想，这既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利与凯旋，也是其尽力掩盖但却充满裂隙“乌托邦性”的呈现与暴露。
    此类同时包含着迅跑与失落、获得与异化的现状困境，上世纪90年代敏感的文化工作者就尝试以寓言的形式进行了触摸。“第五代”导演周晓文1994的电影《二嫫》讲述了北方山村卖麻花面的二嫫决定要存钱买一台全县最大电视机的故事。为了买到这个连县长也买不起的电视机，她通过卖麻花面、编筐、打工、卖血等方式。可等她终于如愿以偿时却病倒了，两者一起成为村人们观看的物件。影片的人物和情节当然是虚构的，然而其所揭示的意义与困境却十分现实且真实——那象征着外来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电视机除了给她带来各种生产的不便“笊篱做天线了，那用什么做麻花面”；生活的不便“水缸怎么勺水、柜子怎么打门、人睡哪儿”等实际问题外，因为这个与环境不甚协调之庞然大物的对比，那个家庭似乎更显破败与不堪。而此后的二嫫，除了病倒与一脸茫然外似乎并未获得期待与想象中的吐气扬眉，她仍然只能是“村长的妻”和“虎子的妈”。
    如果说该影片所呈现的恰是90年代早期这一新世纪“三农”问题萌发之初那种跃跃欲试却欲罢不能的状况，到全面经历“三农”危机而幻想着通过城市化与现代化以治愈“乡痛”的新世纪以来，寓言中的困境则越来越多的成为现实并常态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经验。王晓明写于2004的下乡笔记《L县见闻》则以小见大的图绘出内地普通乡村再也熟悉不过的现实状况。正如作者在细致观察后的思考：“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广告、电影、肥皂剧、小说、报刊的专栏文章，‘学术’论文…… 都汇入了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即便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偶尔会冒出一两样别式的创作，也都迅速被这潮流淹没，沦为‘农家土鸡’式的点缀，使人们更安心于享受城市的奢华。在这铁桶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化的主流文化的包围和熏染之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的生活看齐，还有别的选择吗？和许多城里人相比，他们反而更轻贱自己的生活”。
    如果说2004年的这个记录代表着城市化大潮与流行文化席卷下乡村文化的一般处境，那么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乡村成为过剩资本“避难所”与危机转移空间（各种面纱后的资本“下乡”：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建材下乡……）时，期间的主导因素已大大超越于一般的文化生产、消费与流通，其还包含着各种强势资本集团开疆拓土的“战略眼光”与步步为营的“策略技巧”，更为彻底的现代生活想象与新意识形态则因为新型城镇化等经济基础与诸多利益的保驾护航而呼啸而来。
    正是在这种前后承接的脉络过程与全球现实的力量博弈下，当下乡村被主流现代坐标固定在代表着“落后、被动、追赶”的特定位置，并将复杂的乡村脉络简化替代为片面和类型化的各种“定见/偏见”，进而对乡村新一代与未来返乡青年的主体性持续产生着影响。正如刘铁芳所指：“乡村文化的边缘化，乡村自身文化生态的破坏，直接导致乡村少年对自身周遭文化的冷漠，他们生存其中的土壤不足以带给他们生存的自信，使得他们不再把目光系于乡间。他们地地道道地‘生活在别处’，他们因此成了一种在文化精神上无根的存在，成了文化的荒漠中人。”
    实际上，变化与影响的不仅是乡村少年，同时还包括我们对故乡的认识、判断与想象，如能跳出想象描述与一般性对比而做进一步反思，问题究竟在于是当下故乡的“容颜”已改，还是在主导“意义系统（system of signification）”内，故乡成为专供遥望、回忆和祭奠的模式化符号？当下的我们和现代社会看似怀旧成风与多愁善感，实则正在整体性的拒绝着我们共同的故乡？
 
从乡愁、乡恋到发现故乡
    正是这种熟悉与陌生让我们对故乡充满着复杂的情感。
    有人说故乡已经“沦陷”，曾让人回味无穷的故乡正在记忆深处渐渐消隐，留下的只是哀怨的乡愁与童年般的记忆。因此，“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因为我已经没有故乡[5]”。而对更多人来说，历经千辛万苦春节返乡却年味索然已经是个共同经验和年甚一年的现实。于是，故乡在怀旧中显影，在现实中褪色。
    在传统社会，古人同样也有着背井离乡与漂泊异乡，所以从来就有丰富的“乡思”表达，比如我们耳熟能详的李白《静夜思》。但其与当下社会的“乡愁”却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因为“乡愁”是现代意义上的，按照温铁军的观点[6]：“这种思乡情结很多是中小资产阶级身上出现的，是城市病的一种，当城市生存压力过大，不愿意在城市残酷压力之下变成精神病，想找回自己一点自然属性或人成之为人的本性使然，是伴随着中产阶级崛起而必然出现的一种‘去城市化’趋势。”正因如此，其常见的引发点多为“过年”这类特定时间空间或当游走于城乡并信守城市优先的人们“反向遭遇”城乡差距现实时——比如当都市白领们在堵车挤地铁吸废气与啥都不敢吃的时候，“农夫、山泉、有点田”的浪漫梦想才让“乡村/田园”以正面的形象有限挤入视野成为可能。但这种遥想所带来的反思与行动却又十分的脆弱，它就像“逃离北上广”的人们当经济危机稍有好转即可能再次回城继续“蚁族/蜗居”生活状态所证明的。对于现代社会主流价值来说，“乡愁”作为一种不仅未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安全”威胁，还可因定期释放都市生活诸多压力与负面情绪而进一步巩固其优越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愁”是现代社会与主流意识形态为“故乡”所预留不无暧昧尴尬的行为空间与标准动作。
    如前文所述，“乡愁”中的故乡不管衰败还是美好，看似仅为充满个人色彩与感性认识的主观表达，实则也是乡土中国在“百年激进”这一客观过程中的情境遭遇与文化表现。“乡愁”主体需要的不只是以“对象化”角度对所忧思期盼内容的清晰指认，更需对自己在现代化坐标与意义系统中与乡村的复杂关系进行重新认识。
    然而，抽象和充满中产阶级意味的“乡愁”也可能因与现实的进一步触碰而互动为包含着实践行动与批判反思的“乡恋”（何慧丽，2013），这种出发于朴素乡土情怀的“乡恋”与对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处境的“不甘”实际构成了百年乡村建设诸多实践的原初动力与情感基础。也即，当个体情感的“乡恋”与整体的“社会自我保护”脉络[7]相结合即构成了乡村建设。
    “发现故乡”正是这一个体情感与整体脉络相结合，从“乡愁”到“乡恋”再汇入“乡建”的中介过程。此处所指“故乡”，非个别或地理范畴，更广义指称乡土社会这一梁漱溟归纳下的中国文化“有形之根”以及现代社会封闭打破后的别样可能。需要“发现”的非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逻辑面前的陷落与节节退败，也包括主流逻辑本身与乡土社会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厚重乡土所产生无声但不息的突围努力与各种新可能性。以此，在思考乡村与现代的复杂关系中，重新寻找乡土价值并在新的视野坐标下重新定位乡村。
    具体到开展方法，“发现故乡”活动[8]主张跨界行动，打破乡村建设专职专业的主体限制，旨在通过广泛发动高校大学生、打工青年、定居城市“农二代”、艺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建筑工作者等专业人士利用各种“回/去”乡机会（寒暑假、春节假期、正式返乡、旅游、田野……），充分调动其“眼（观察）、手（经历）、足（调查）、口（口述史）”以记录故乡的容颜、生活和人物，在重新阐释故乡中发现故乡之美[9]，揭示各种类型的遮蔽，增强对乡村多样性文化的认同，进而反思当下社会，探索乡村建设与生态文明的新可能。
 
新时代·新坐标
     《中国合伙人》有句著名台词：“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所谓“改变”不仅给影片主人公带去了“出国热”引发的巨大商机和“中国崛起”的强烈对照，如果我们也带着这种“改变”的动态视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人们对于“另类”实践的态度其实已经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更多“边缘”实践日益进入主流视野，这并非由于“主流”的包容或“另类”的进步，而是因为时代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一方面，“蜗居”、“蚁族”、“屌丝”、“史上最难就业年”与“富二代”、“拼爹”等现象/现实的同时出现真切有效的打碎了“农二代准中产阶级们”的“城市梦（中产梦）”；另一方面，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所开启食品危机恶性事件此起彼伏及PM2.5来袭、首堵（都）之城、“东方之猪（黄浦江飘猪事件）”等现状也撼动了城市中产阶级们的普遍优越感与尊严身段，以致出现市民下乡、都市农夫等“逆城市化”趋势与端倪。
    真正催生这个新时代的则是现代社会的整体性危机，关于其深刻性与整体性已有国内外不同学者进行过分析[10]。笔者认为其还表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是各种危机（生态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等）利益主体在“两害相交取其轻”中不断相互转化（以危机解决危机），比如前几年电视和公益广告还可以插播性的谈点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电池回收之类，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却让我们再次全民动员，为过剩资本在美丽外衣下对广阔农村的全面“进军”提供舆论准备。同样都可以让我们毁灭的危机就这样隐蔽巧妙的相互“转换”着，进而导致警报失效并引起更大的“幻觉”[11]；二是当前主流应对和危机处理办法的“去脉络化”而未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
    但是，也正是这种整体性困境形成了这个时代的另一新特点——它让原有很多“自圆其说”的逻辑显得“捉襟见肘”，因为支撑叙述的外部环境与现实条件发生着明显且不受控制的变化。比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及城乡互动实践近年来所引起的较大反响[12]与各种客观形势变化有着极大的相关性——从2008国产“三鹿”毒奶粉到2013进口“恒天然”毒奶粉所标志的“后三氯氰胺”时代正在不同层面上改变着我们对食品安全仅为“个案/例外/不可信任的国货”的庆幸与自欺欺人，而其以工业思路改造农业、对市场选择与政府监管的迷信正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怀疑，并逐步改变着消费者的行为习惯与舆论导向。媒体研究者还可从一组前后对照的案例[13]中进一步进行佐证：2006年的“女教授（何慧丽）卖大米”与2009年的“女博士（石嫣）种菜”，两者同为相似新闻点的媒体事件，但媒体的立场与价值取向却有较大变化，前者毁誉参半，后者充分肯定，除报道导向的不同外，更出现一些记者从职业性采访衍生成为配送客户这一意外结果。除后者项目不断创新、长达十年积累探索[14]与大量志愿者的付出与努力外，所处新时代与所直接回应的新困境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也印证了温铁军（2010）在第一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经验交流会总结发言时谈到：“有人问怎么动员市民参与？最好的动员不是我们，不管我们做了多少宣传，但并不能被城市中的中等收入群体完全接受。那么，什么是他们最能接受的呢？不是我们的宣传，不是我们的教育，而是产业资本全面过剩条件下的恶性竞争。‘过剩到死资方尽，钱烧成灰泪始干’中等阶级转变成绿色健康的消费，是谁教育的呢？不是我们教育的，是那些有毒食品教育的，是孔雀绿、苏丹红的功劳……。”
    正是这个新时代与整体性困境，让我们有条件对主流价值体系与评价坐标进行质疑与拒绝，由此建立生态文明与多元文化视野下的新参照坐标。它既不是对原有逻辑的延续，也不是简单颠倒或替换——用一种浪漫化“工业/城市”的思路去浪漫化“农业/乡土”，而是带入一种新视野后的重思与建构，其中既是基于“有限地球”的生态可持续视角，也是一种由工业化及城市化异化所产生的问题化视角。
    新视野与新坐标让我们看到惆怅哀伤的“田园诗逝去”表达本身的浪漫化和无效性。如果回到具体脉络，所谓“乡愁”恰好反衬出主流过度强调城市化与“脱农化”本身并未深入人心的“乌托邦”特点。即使被认为“三农”中更接近经济与技术层面的农业，本身也同时包括生态、文化、社会等多种面向与功能。只是由于长期受主导意识形态与利益驱使（如农业产业化），致使生产与经济之外的其它面向受到很大的遮蔽。然而，随着生态危机与现代城市普遍困境的出现，农业内外各种复杂丰富的张力正逐步得以显现，这让被遮蔽之农业多功能性的再现与重新获得认识成为可能，小毛驴市民农园及各地多样化的CSA（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社区互助农业）近年来在全国广受欢迎并迅速开花结果即是最好的例证。而所分别代表生产消费的农民与市民也不再简单成为“落后-先进”、“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框架下的对应物，传统观念与工业文明坐标下不无悲情特征的“389961（代指妇女、老人和儿童）”弱势群体则可能在生态文明的新坐标中找到同样体现价值与尊严的新舞台，比如乡村长者恰可能是都市农夫们苦于寻找的传统生态农耕技艺传承人与社区记忆（文化）保存者。
 
艰辛返乡与整体视野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看到当下“返乡”所处的新脉络：其不仅是就业压力下的无奈选择和被动逃离，也是尝试重新结合返乡个体、乡土社会及整体生活方式的自觉实践，更是全球性整体困境和“现代化乌托邦”幻灭后的反思重建、积极想象与可能性探寻。“返乡”除在实践层面上对主流城市化发展模式与不合理城乡关系进行挑战与回应外，同时也正在认识及行动层面上发现故乡、理解故乡与重建故乡。
    而反思主流“意义系统”并尝试建立“另类”参照坐标既有助于对相关议题的深入思考，同样有利于对实践过程中所遭遇的各种困难进行清醒的认识：“返乡”既非我们想象预设中的悲情与不可思议，也绝不是充满歌声掌声的“衣锦还乡”或集体行动（2011年河北保定研究生返乡务农导致父亲喝农药自杀[15]即为一个极端却鲜活且不无残酷的案例）。现实生活的“返乡”光谱中存在着复杂多样的丰富可能性。
    比如[16]，对于河南登封归朴农园创办者王宁夫妇来说，和大部分同龄人一样自小离乡外出求学，但其却硕士毕业后直接回到自己的乡村老家，不只从事生态农耕与社区互助农业，还创办乡村社区图书馆以恢复传统乡土社会的耕读传统，走出一条且歌且行的道路。前几年日本实践者探讨另类生活方式的著作《半农半Ⅹ的生活》在港台和大陆都产生了一定影响，其实以农为本的中国本来就存在着相近的传统[17]。对于当下我们来说，如何超越“生产”这一单薄角度，让农业在“生计、生活与生态”中结合并赋予新的文化与价值认同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地方，这也是王宁自2009年至今探索的重点与意义所在。此外他的返乡动力也值得特别思考，首先坦诚自己不喜欢大城市，这点也是很多返乡青年的共同点；但他说同样重要的是，作为小毛驴市民农园第一届实习生，自己在小毛驴待了一年而认同CSA和生态农业，既然这东西这么好，更应该带回自己的家乡，让自己的亲人与乡亲们也能享受到！正是这种对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之不可持续的清醒认识与返乡深层意义的理解把握让他和妻子一起彼此搀扶，步履艰难但见招拆招的坚持下去。
    同样面对起步期的不理解，但许多返乡实践者则没有王宁夫妇这么幸运。有返乡者[18]一回去就受到亲戚朋友父母一致且特别强烈的反对，天天在骂声中度过，父亲气得甚至估计有八九个月不跟他说一句话，直接当他不存在。更难的是，大学生回乡务农作为乡土舆论的新焦点，受到全村老少的热烈关注与议论，大家都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每过村头的时候他就害怕，感觉他们的眼睛都在盯着自己。但大概经历过三四个月的扎根与煎熬，这位实践者的默默承受与埋头苦干终于获得家人和村民们的逐步接纳，其正在实践不用农药化肥的生态水稻与城乡互助新型销售方式也被周围农人所慢慢接受并自愿加入其所发起的生态水稻合作社。而这位返乡者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加平和积极的心态，同时学习到在乡土社会与不利环境中生存做事的方法。
    此类直接“返乡”虽然不无艰辛但却真实从容，虽然让外人唏嘘感慨却也同样让人敬佩羡慕，因为他们有“家”可回、有“土”可归，有着“发现故乡”更为直接根本的物质条件。但对于另外一类因各种原因暂时还没有回到自己家乡，却把“他乡”做“故乡”的乡村建设实践者们来说，“返乡”并非限制，而是打开。他们说[19]，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乡是地球，故我们的故乡不只是生我养我的那个具体村子，他们通过具体实践拓展对故乡的一般理解——它不仅是现在，也是未来，它不只是今天，也是昨天，更是明天。这正如刘亮程所言：“当我们在故乡再找不到一个亲人的时候，乡村大地本身就变成了我们的故乡。”
    三个不同类型的案例给我们非常粗略的勾勒了当代青年以不同方式“返乡”的多种可能，如王宁所说“我们就像一条鱼一样，逆流而上，千辛万苦又回到自己的家乡。”但也正是这种重新发现故乡与寻找农业价值的过程，让返乡者的个体生命因与四千年农业文明[20]及百年中国乡土命运的联接而接上地气，有艰辛的付出与泪水，同时也有收获的快乐与回归放下的坦然。而他们背后所承担不为人道的压力与无奈，与其说是个体、家庭和村庄层面的不理解和不认同，不如说更是当前社会诸多不合理的折射体现。当我们看到这些“农二代”父母们比城里人更为决绝彻底的离农情结（绪），进而构成返乡之路第一阻力时，与其说是“农一代”们对土地的感情不再，不如说恰是承载着太多城乡分割与不公之苦的一代人用如此形而下的方式对最亲近人的保护与救赎。在当下主流坐标与价值体系中，农业难道不是与面子、尊严、成功绝缘，双手劳动与知足常乐不一直被视为落伍保守及不思进取的典型特征吗？身处这个价值体系最底端与最终承受者，“跳出农门、不要回来、进城改变命运”——难道不是一个完全能够被理解却让人心酸的小小期待？而为人父母的他们不也正是《二嫫》式电视与L县标语影响召唤的最主要对象？
    继续这样“跳出返乡看返乡”的整体视野，“返乡”既是起点，也是个过程。“返乡”应该返至何处？其目标可能不简单是已经被改造且在现代文化社会结构序列中被派定位置后的村庄；所谓“返”也非简单“回去”，因为当前城乡问题并非“城市—乡村”这样一个二元框架所能够真正解释，而城市与乡村只是某些支配性逻辑的派生物。因此，新时代的返乡，非仅限于直接从事农业或乡村一线工作的孤立行为，其也是包括市民、消费者和文化工作者等多种力量在内的开放性参与；其还将作为一种新形式的城乡互助以挑战人们对乡土未来的单一想象与城乡分割的固定思维，更为积极的面对且应对着“资本下乡”对乡土和生态的破坏挑战。因此，“返”所带出“回归与重建”的广泛意义，非事实层面上简单的回归乡土与重建乡村，其更是回归一种结合起“可持续农业生产、乡土社会、生态文明、社区重建、平民文化”等方面的整体性视野与建设性态度。   
 
冰川水，还是脚下土？
    在食品安全与信任缺失双重危机面前，恐慌焦虑的消费者经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极端表面无所谓实则麻木犬儒，就像有消费者直接对我们说，反正都已经吃了这么长时间问题食品了，应该已经产生抗药性或适应性了吧？另一极端多体现为“唯有机论”——将西方语境下以“健康、生态、关爱、公平”多维度兼顾技术标准与社会价值的有机概念筛选压缩为仅与个人最为直接相关的“健康”角度，并进一步窄化为对“认证”标签及所代表“纯粹性”的执着与迷信。这就像正日益成为广告新宠、不无奢侈但却充分符合现代人欲望心理的高档消费品——来自世界屋脊多少层冰川下“绝对”无污染的稀世之水。彼此相关的消费行为实际代表着现代社会处理问题的常见逻辑：解决之道不再是回到脚下与根本[21]，修复包括自己在内刚刚制造下的麻烦与后果，而是通过执着寻找“原生态/净土”的方式转战别处继续挥霍，“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古训早已被“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极端个人主义信条所覆盖，你卖我买的商品关系合理的遮蔽了现代人期待让遥远的别处与近处的别人来解决自己脚下问题的乖张、逃避与自欺欺人。
    面对“返乡”实践者与“返乡”行为本身，我们不应仅以旁观者或加油者的心态，去期待着他们的突围或算计着他们成功概率。因为，与其在城市化率的冰冷数据中判断“逆城市化”到底是衣食无忧中产阶级们的个案之举还是新坐标新视野下的大势所趋，不如沉下心去思考体验这种新生活方式本身是否更具生命特征与生态可持续性；与其在预测乡村消失与乡村建设“拉力赛”及力量博弈的输赢大局中纠结失望，不如去发现正在进行中一个又一个鲜活案例所呈现的坚韧、不甘与多样可能。
    从改良土壤开始，为这个世界的变化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新因素，毕竟大局也是由变化中的人和事所构成。“发现故乡”也即是“发现自己”，与其归之为“农N代”们的寻根之旅，不如说也是我们每个现代人在新危机与困境下的某种必要自觉。因为在空调病富贵病日益增多的当下，不是劳动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劳动；在都市日益异化与膨胀的今日，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六日初稿于重庆北碚                                     
                                                                     
参考文献
韩少功，2008，“山里少年”，《意林》，第2期
何慧丽，2013，“现代化背后的乡愁、乡恋和乡建”，《人民论坛》，第10期
刘健芝等主编，2009，《抵抗的全球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刘铁芳，2008，“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乡土中国与乡村教育》，钱理群、刘铁芳编，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萨米尔·阿明著，彭松译，2011，“过时的资本主义和新的世界紊乱”，《热风学术》（第五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汪晖，2010，“‘九十年代’的终结”，《热风学术》（第四辑），王晓明、蔡翔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晓明，2004，“L县见闻”，《天涯》，第6期
温铁军，2004，“全球化与世界法西斯主义”，《解构现代化——温铁军演讲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温铁军，2010，“市民农业的实验”，《第二届全国社区支持农业（CSA）经验交流会资料汇编》，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编印（内部资料）。
塩见直纪，2006，《半农半X的生活——顺从自然，实践天赋》，台湾天下文化书坊。
晏阳初，1934，“农村运动的使命”，《晏阳初全集》（第一卷），宋恩荣主编，1989年，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