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民不聊生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大西北偏远的郊县村落中（陕西凤县/甘肃山丹）曾经活跃着一所特殊的学校——培黎工艺学校，专门招收当地农村子弟或流落的难民青年，给予理论联系实际的半工半读式教育，在物质条件最为艰苦，政治环境动荡不安的年代里，依靠当地的人力和地产资源逐渐发展出包括纺织、机电、化工、制陶、采矿、农牧、医疗等多门类的小型生产建设基地。学校不仅支援了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也培养出一批在思想、知识和工艺技术上都取得巨大进步的农村青年。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是新西兰国际友人路易·艾黎（1897-1987），他1927年4月来到上海，抗战爆发后，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给工业造成的巨大破坏，他与埃德加·斯诺等人共同提议以合作运动的方式在中国各地推动工业发展，并开始组织工业合作社（工合）。培黎学校正是为了支援工合的发展，从中国普通的工人、农民里培养技术人才所创办的。
本期当代文化研究网为读者推送的是路易·艾黎创办、发展培黎学校的故事，全文选自《艾黎自传》，由一位曾经在培黎学校所在地插队的知青，网友芨芨草wfc一字一句敲入他的个人博客中（包括本文大部分插图）并授权本站转载，特致深谢！七十多年过去了，抗战时期培黎学校的点滴往事仍然闪烁着第三世界国际主义的光辉，培黎青年工农们由社会底层的自救-学习-生产所焕发的集体主义精神风貌依旧打动人心。路易·艾黎，乔治·何克等一批为培黎、为中国革命奉献一生的国际共产主义友人，值得我们永远的尊敬与怀念！
1938年“工合”刚刚兴办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在成立合作社的同时必须进行办社和技术方面的培训。后来的若干年里，我们试办过各种培训，如“工合”职员的培训班，每年更新一些课程；还有为愿意做成本核算和统计工作的大专生而设的高级班。
随着合作社的发展，我越来越认为该做的事是搞出一套培养内地工业合作社领导人的办法来，并且网罗能做这种工作的人才，把他们放到贫困落后的地方去，让他们熟悉当地的条件，并学会处理问题。他们应受到多方面的教育，从而能创造性地满足以后的年代可能出现的任何新的要求。
从1940年起，我们开始在全国各地，如东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的四川，试办培黎学校。这些都是为普通的合作社徒工或逃难的工农子弟而设的学校。培训主要围绕着生产部门进行，课堂作业是次要的。每天有半天时间用于生产实习，教学生如何利用和开发当地可以得到的原料；另外半天则上课讲理论。整个学制是一个理论与实际紧密合作的集体，至少生产自己需要的部分物品，因为最理想的那些学生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
鼓励较大的学生教较小的学生，也是培黎学校通常的做法。学生最好在高小年龄入学，到差不多21岁时把他们输送出去，就可以在合作基础上的集体生产中发挥领导作用。
第一所培黎学校是1940年在江西赣县创办的。从那里毕业的学生对东南地区的合作社组织是个有力的支持。1940年秋，设在宝鸡的西北办事处也开了个类似的短训班，但只办了6个月。另外两个学校，一个在广西的桂林，一个在湖北的老河口，开办不久都被当地国民党官员解散了。随后，又在西北的双石铺、洛阳和兰州各设过一所学校。双石铺是陕西省秦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如今叫凤县，附近的老凤县已改称凤州。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合作社中心，希望它可能成为人民游击部队的工业基地。1939年我从延安回来后，根据红军朋友们的建议，决心尽力把它发展起来，因此就把学校和我的住所放在这里。开始时，学校只有山坡上的三间房，当中一间是纺织车间，另外两间是教室兼宿舍。只有十几名学生，由一名教师负责，他要为让孩子们有饭吃、有事干而操劳。结果，一个个教师很快相继弃职而去。乔治·何克被派去接任时，他已是头一年（1941年）当中的第九任校长了。
乔治·何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毕业于牛津大学。他随着姑妈穆里尔·莱斯特（一位和平主义的公谊会教徒）做环球旅行途中，于1937年来到中国。经史沫特莱推荐，他以一家美国新闻通讯社临时记者的身份到了延安和华北解放区的一些地方，被那里的革命精神所深深感染。1938年，经史沫特莱介绍，我在武汉第一次见到他。谈到他近期在中国的计划时，我对他说：“你要想找个工作忙而无报酬的差事，那就到宝鸡我们西北“工合”办事处去，我们会给你很多事干的。”说罢，我就把关于他的事完全忘了。直到一年以后我到宝鸡，发现这位年轻人已经在那里了。我们谈论了“工合”的成功与失败之处及其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当时，国民党已明白表示它不想要合作社，尤其是生产合作社。乔治深信，在国民党地区是不可能成功地建立合作社体系的。他认为，我们不得不放弃任何大规模扩大“工合”的想法，因为那只会导致小资本家趁机自封为“合作社”或工厂的经理，盗用“工合”的名义逃避赋税。他赞成设法保持和完善现已扎下根的合作社。他并且认为，我们集中精力培训农民子弟不仅可以针对当时“受过教育者”的偏见，证明技术领导人是可以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培养出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将能够提供一批习惯于集体劳动的技术熟练的人，不论把他们派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立即参加那里的建设。
约有一年的时间，双石铺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培训中心。乔治起早贪黑，努力工作。不久，在新建成的宿舍和作业室里他已有了60来个学生，并添置了一台机床，一架小型汽油发动机，开办了机械车间。在一名学生范文海的带领下，安置了河南难民并开展了烧石灰、伐木材、烧砖等活动。我们还为大批河南难民办了一个小诊所，用可以得到的有限的药品，竭尽所能护理伤员。
洛阳和宝鸡两地的培黎学校都没能办多久，它们都在遭到轰炸后关闭了，学校的领导人早已被抓进了集中营。这两所学校由于过分强调生产自给，到晚上学员们已疲惫不堪时才上课，所以办的不成功。在宝鸡的学生制作玩具卖给街上的一家小店。学校解散后，没有一个学员参加“工合”的工作。
洛阳那所学校有从合作社来的孩子，也有学生。“工合”主任被捕后，他们有一半人去太行山投奔八路军。洛阳是晋豫一带合作社的地区中心。我去了那里了解情况。只见在城外一个有几孔窑洞的院子里，露宿着一小批原来的学生。学校的设备已荡然无存。有几个学生竟被所谓的“合作社”的官员们当做住处的佣人使唤。我们总算把这批学生全部转移到了双石铺，并加入那里正在扩大的队伍。他们是绝好的材料。
在双石铺的最后阶段，“工合”的秘书长开始抱怨把钱花在西北这样一个小镇里，认为在重庆办学，官员们看得见，可以获得更大的信誉。由于安徽的黄山是委员长度周末爱去的地方，所以在通往黄山的路旁选了校址。我十分反对这种主张，从未去看过这所新“学校”。乔治·何克生怕孩子们失去受训练的机会，还是去了。他发现孩子们摸黑坐在一间屋子里，灯已被拿到别的房间去为当地官员举行晚会用了。尽管制定了教学计划，教师们却不来上课。曾经计划要在临近的运输大院里做一些活，但没有多大干头。这批孩子很快便迁到了双石铺。
办以上几所学校时，技术领导力量不足始终是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清楚地看到，唯一的出路是从自己的队伍中产生专家。于是，便从双石铺选派20名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到成都去开办一个分校，利用那里的设备搞毛纺，主要从事纺织和制革。成立这所分校是为了同抗战中迁至华西的金陵（南京）大学的农村工业研究工作挂起钩来。由于分校设在一所教会大学的校园里，园内各种文艺消遣活动分散了注意力，这项实验并不很成功。孩子们固然努力却很难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他们所在的那些技术部门有很好的设备，但没有好的领导，在生产和改进训练方面缺乏集体的、预定的目标。工作时断时续。两年以后，约1944年，所有的设备都拨给了我们之后，我们便把设备连同学员一起迁到了西北。1942年9月在把双石铺学校西迁的想法产生之前，我们在兰州郊外的穆柯寨办了一所学校，作为西迁的中间站。这所学校办得比较成功；不过，同时维持它和山丹学校两处在经费上的困难日益明显，它在1947年关闭了，学生和设备都搬到了山丹。
当“工合”决定开始小规模地办训练班，为合作社培养技术员和指导员时，这种培训班就叫做“工合”培黎工艺学校。我选用“培黎”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约瑟夫·贝利，一个从1891年起一直在中国的美国人。他主张我们这种培训办法，而且在美国很出名；我们曾从美国筹集到大量资助。再者，“培黎”在中文里是“为黎明而培训”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样命名很合适。
我是20年代后期在上海认识贝利的。我读到他在报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农村需要技术培训的文章，便去拜访他，结果看到他就住在一间小阁楼里，室内尽有一张床和一个小书桌。他正用打字机记述自己的想法。我们成了朋友。他常告诉我不要只呆在上海，要在中国真正所在的农村去学习，设法了解人民。因此，我们在上海的几年当中，很少在周末或节假日不一同外出，到农民干活的地方去，在那里可以看到河渠和宝塔，平底帆船和农民，观赏景色，增长知识。
贝利启发人们独立思考，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已经开始为他未能预见、也未能活着见到的新中国培养青年。贝利作为一名传教士来到中国，创办了南京大学农学院。执教期间，他让学生们住到紫金山附近去，重新植树造林。这位古怪的老人常说，向饥饿和绝望的人传教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先改善他们的生活，然后才能向他们讲哲学。”他竭力推行自己的一套林业主张，并常年为之奋斗，希望制止人们砍伐森林。他使紫金山的一侧种上了树苗，然而清明节一到，便眼见所有的小树都被人砍走，做成细棍，用来挑纸钱插在坟上了。他的第一次植树努力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他提出的把清明节定为植树节的意见，在袁世凯执政时期就被政府采纳。
只要听说有自然灾害，贝利就设法到他可以支援的地方去。他曾经帮助把山东的饥民安排到吉林定居；东北发生霍乱时，他又建立了一所霍乱医院。但是，他所做的工作影响到日本人的利益，日本人不久便指使匪徒将他毒打一顿而且赶走。他不断派送年轻的中国人到美国去工作和学习，这些青年回国后被称为“贝利的学生”，其中许多人是“工合”运动的骨干。
他在晚年70多岁时还和刘广沛在安徽的和县做农村改革工作。我同拉夫尔·赖普吾执教的上海麦伦中学的不少学生（其中包括迈克和阿兰）一起到那里去。这批学生可以帮助实现他的部分计划，而那是一件值得一试的很有意义的工作。贝利出去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后来发现患有前列腺癌。虽然动过一次手术，结果还是复发了。在美国住院是很花钱的，他不愿意成为家庭的累赘，竟跑到后院开枪自杀了。一个曾在中国为造林的基础工作和技术培训而努力奋斗过的老人，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在善良的普通美国人和善良的普通中国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乔治·何克来到双石铺培黎学校任校长时，并没有多少校产可接收，荒山坡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座3间房的校舍，室内仅有的生产设备就是一台织布机和一台绕线机。厨房空空荡荡，外面的旗杆上飘着一面边缘破碎、几乎褪成白色的国旗。在其中一间屋里，十几名还未离校的学生睡在课桌上，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浑身疥疮，营养不足，身上尽是虱子。“工合”的人看到这样的学校觉得可笑，普遍的呼声是：“何必为这么个地方操心？放弃算了！”人人都想得到拨给学校的那笔钱。
起初，只有乔治一位教员，但他很快设法让镇上的“工合”职员派人来教中文功课，并着手使这个培训项目变得有意义。他把我那间接近完工的平房拿去做了学生宿舍，而在房后的山坡上开了一孔窑洞供我们自己住。不久，又在学校和宿舍周围修起围墙，院内布置了花园和篮球场。1942年春末夏初，整个学校的面貌显得欢快明亮多了。双石铺、宝鸡，还有更远地方的合作社开始把徒工送来学习。
在双石铺，一如“工合”历史上在其他地方一样，主要的问题总是财政问题。有的时候，乔治·何克简直一筹莫展，双石铺能得到的任何现金都必须经过“工合”西北地区办事处，然后到主管“培训”的妇女工作部，这才到学校。由于向这两个单位要经费的很多，要从他们手上拿到钱是很不容易的。
有时连一天的口粮也不够，乔治只好到村里街上的店铺去赊点玉米面来再凑合一顿。而在那灾荒战乱的年份，赊借可不容易。还有的时候，乔治自己要骑自行车走100多公里翻过秦岭山口去宝鸡，连争带求要点现金，当夜再骑车返回双石铺。有一天夜里他遇上了土匪，总算挣脱了身，把那笔宝贵的钱带回了学校。
在如此情况下，纺织车间和机械车间还是建起来了，因陋就简，有了一些基本设备。一年以后，这些简陋的条件已远远不适应学校发展的需要了。乔治设法得到了一些资助，并使学生增加到60人。为学生找各门课程的教师也极其不易，乔治还是找到了临时的帮手，至少能够正常地开课，而且总的说来，学生们喜欢上这些课。每周三、六各有两节机械制图课，尤其受欢迎。
我们的学生大部分是河南逃难来的农民，他们竭力希望谋生立命。只要稍加提倡，他们肯吃苦耐劳，结果形成一种校风，一直延续到后来。乔治喜欢与这些孩子们在一起，并且认为他们当中有些人是了不起的人才，我也感到这些人就是中国富强可以指靠的人才。说实在的，我们在他们面前越来越感到卑微。每当他们在某项特定的活动中取得成功，乔治总是欢喜得夜不能寐，谈论个没完。
我自己也同他们一起在双石铺的窑洞度过越来越多的时间。我常常利用两次出差的间隙去看看，每次都发现情况比我能够想象得到的更满意。这个学校所取得的进展使我确信，唯一的办法是自己培训人才来推动合作社工业，这项基础工作具有根本的意义，因此，我常回双石铺来。尽管有沙蝇和跳蚤，尽管在山坡下河对岸的谷地里麋集着流浪的难民和兵痞、国民党官员等人类渣滓，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地方。
在校园里度过的那些夏日的傍晚令人难忘，落日的余晖洒在孩子们种在墙边的高高的蜀葵上，染上一抹淡红。观众们坐在临时搭起的舞台周围的木凳上。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扮演戴眼镜、穿长袍的官场人物的演员，他们手摇扇子，昂首阔步，以旧时的官腔向卑躬屈膝的下属粗暴地发号施令，最后闹了笑话，逗得观众捧腹大笑。望着双石铺谷地的高山，还有那通往甘肃的梅岭关，想起几百年来军队以及一批批用锁链串在一起被充军的人曾经从那里走过时，不禁黯然神伤。但看到校园内的情景并领悟它的内含，又使人顿时豁然开朗，这里培训的人将勇往直前向旧事物宣战，他们又会培训别的人跟着他们前进，直到整个新世界到来。当他们在演出结束时叫“好”的时候，这喊声在我听来即表示欢快，又充满胜利的豪情。他们直觉地感觉到胜利，因为他们已开始体会到他们具有除旧立新的力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的进一步推进已在意料之中。有人指出，我们的校舍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占用。情况越来越清楚，政治形势将不允许我们继续留在双石铺。我们业已困难重重，这些困难不断抬头，似乎使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无济于事，现在又出现了需要考虑的新问题。我和乔治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俩都已被国民党定为亲共的危险分子，钱又来之不易，都得靠在全世界各处乞讨。沉重的政治压力正落到我们身上，宝鸡的合作社办事处已经向乔治下令：凡年满16岁的学生都要加入声名狼藉的反动的国民党青年团。我们是否应该收摊子结束这儿的工作，到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其他阵地去，看看我们在那里能干些什么呢？
乔治觉得往后我们对“工合”运动干不了其他什么了。我们一致认为，在国民党和支持它的封建势力当权的情况下，培训任何人去从事合作社工业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但实践证明，双石铺的工作是好的。乔治说：“我们应当继续培训，为了将来人民来接管，很可能首先在西北。”接着我们便分析这还要多长时间。
我说：“现在抗日战争已成为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人民一定会胜利，但这还需要一两年的时间。而在斗争结束之前，国民党当然会想方设法消灭共产党。他们已经动手了。不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国民党不得人心，是毫无希望的、愚蠢的、最终必然要失败的。”
乔治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决定继续办学。将来，人民的军队能发现这里有技术力量和一个工业基地——哪怕是像我们在农村搞的这样一个小工业基地，总也是件好事。可是，在整个反法西斯斗争结束和主要的城市得到解放之前，在八路军最可能占领因而对他们有用的地区，哪里是我们能去的合适地方呢？哪里能找到一个原料足以自给的地方，以便我们能以这60多个学生为核心，求得尽可能大的发展呢？延安周围的边区被国民党军队封锁了，我们无法带同学们偷偷进去，即使能进去，也无法给他们把钱和机器带进去。看来，最好的办法是在远离双石铺和宝鸡的地方找到一个地点，使我们既能够摆脱势将淹没我们的麻烦，又可以建设一个对新时代有用的基地。
1942年夏，我在双石铺小住之后，遇见正往重庆去见周恩来的赵叔翼，他是“工合”冀豫办事处的一位指导员。我说，如果周恩来认为那样最合适，我们可以带着所有的学员穿过双石铺以北山区的封锁线去延安；否则我们就去西边找个可以得到设备和人员的地方，在那里为解放做准备。如果要我们向北去，那就给我们捎话来，在那里为解放做准备。如果没有话传来，我们就向西去了。赵后来告诉我，他给我们带到了口信。我们没有得到讯息，所以就着手制定向西去的计划。
正当我和乔治商量行动计划的时候，约瑟夫·尼达姆（李约瑟）博士来到了双石铺。他当时是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正往玉门油田去解决一些技术问题。他是研究指南针、活字印刷、火药和铸铁等中国古代发明的第一个英国人。40年来，他一直在鲁桂珍的得力协助下，孜孜不倦地编写一部震惊世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全书预计共20卷，现已出版多卷。历史上或许还没有一位科学家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就一个庞大的题材写下如此丰富的材料，以清楚敏锐的头脑筛选证据，寻求事实，为后世创作一副完整的图画。他在半途停车，在我们学校里的车间里修理他的卡车上的一根断簧，我很高兴见到他。当晚，我邀请他在我们窑洞里共进晚餐，吃的是玉米棒子、馒头夹蜂蜜，交谈到深夜。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免费搭他的车去甘肃西部看看。
甘肃西部是中国西北广大不发达地区的一部分，有着不同民族之间长期混战的历史。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一向薄弱。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全区基本上为穆斯林军事强人马步芳所控制。
到了兰州，我从分校找了两个学生在路上帮忙。之后，我们便开始了穿过河西走廊的长途旅行。左边是祁连山高耸的雪峰，右边是长城的残垣断壁。我们的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在戈壁滩上行驶了好几天，一路上除了在小客店歇息外，车子还多次抛锚。李约瑟对如何写他那部中国科技史，以及如何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起来，谈了很多想法。我们也谈了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
后来，我们便到了山丹。这是河西走廊狭窄平原上一系列绿洲中的一个小城镇。它位于祁连山和北山之间，海拔1560米。山丹历史十分悠久。在现在山丹的地界内，2000多年前汉代曾建过两个城池，当时从北山上依然可见其中一个城墙。在汉末以后的混乱形势下，匈奴又卷土重来，并占领了张掖地区。后来，它的一个王子与当时正在兴起的鲜卑族拓跋魏诸王合并到一起。但是土耳其人的祖先阿萨纳部族则进入了今日的山丹县，并在大黄山脚下建都，取名“金山”。现名改为山丹则是后来的事。这是因为夕阳的余晖照在大黄山的崖面上，形成一个很像“删”字形状的影子，所以取名删丹（红色的“删”字形山）。到了唐代，这个城市发展成为拥有58条街道的一个兴旺的贸易中心。市内一架巨型水车把山泉提到城墙上面，然后再送下来浇灌市区内外的菜园。唐朝一位王子常驻此地负责接待外国商人并洽谈生意，以致阿拉伯商人误以为这就是中国首都。
随着唐古特人的西夏王国的兴起，这座古代的前沿都城被毁掉了，因为西夏需要的只是一个集结地，以便由那里翻过北山顺利地去他们在宁夏的都城。他们在通往北山的山口对面建造了如今的山丹城。蒙古族的成吉思汗推翻西夏王国之后阿拉善的蒙古族王子于公元1269年把山丹定为他的国都。他把“删”字写成“山”字。从那以后就一直叫“山丹”。到了明朝，尽管经常遭到地震的破坏，山丹城还是得到扩建和重建。修建了一座叫做发塔寺的大庙；在一座旧宝塔的原址上还修建了一座舍利子塔，旧宝塔中发现了一个盛有据说是印度阿育王头发的匣子。
山丹县的人口在清代乾隆时期为24万，同治年间为9万，我们到那里时只有3万。虽然历年穆斯林造反而显得破败，山丹仍然具有一座古城的魅力。街上的地主家门前都挂着有封赠的匾额，蓝底金字，漆得亮堂堂的。这里是我在中国各地旅行中所见到的最穷的地方，然而它却有一种特别的气氛。房子，你想租多少就可以租到多少，租金也非常便宜。煤也有，粮也有，还有非常勤劳的人民，当我听说那里的自然资源，看到那里的空房和壮丽景色时，更感到大有希望。城里的国民党官员不大会来这里，我们可以静悄悄地进行我们的合作社培训和生产活动，甚至扩大这些活动，也不致引起人们过多的疑虑和嫉妒。在这穷乡僻壤的一小批农民孩子们，尚未开发的辽阔草原，临近油井可以得到优质石油，还有煤矿和陶瓷作坊、造纸原料、皮革、羊毛和驼毛等，这一切正是当时我们需要的条件。
除此而外，我还听当地一位老人谈起长征中第四军和第五、第六军的年轻人，1936年接受命令去新疆时，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他们把山丹作为第一个进军目标，这些部队属于徐向前所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他写过他们如何首战告捷，后来又如何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遭到马步芳军队的残酷屠杀。归途中又经过山丹，我听到更多的关于当年红军的故事。于是我对自己说：“让我们把学校就建在这里，作为对他们的一座活着的纪念碑吧！”
由于卡车发动机的轴承坏了，我和李约瑟不得不在敦煌逗留了一个来月，这使我们有时间详细考察了开凿在山岩上的400来个石窟。窟内到处是佛像的碎片——佛手、佛臂，还有剥落的大块图彩泥巴。我们来到一处不经常有人去的石窟，只见在那尊怡然自得的佛像面前，一只深黄色的巨臂杵在地当间。这只臂属于一个唐宋时期用泥巴塑造的凶相金刚。如今，它那紧捏的拳头冲天竖在地上，好像是要唤醒那一层层静坐在那里的众多罗汉，他们的成千上万只眼睛望着它……我不禁想到：“古人的想象已经消失了，该用什么新的想象来替代它呢？”
我们在敦煌的日子由于经常有蒙古族牧民来来去去而增添了生气。他们对哈萨克族人有世仇，而当地国民党当局的政策似乎就是利用这种世仇煽风点火，我当时很喜欢敦煌，心想将来有一天真的出现了大同世界和持久和平，敦煌将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旅游中心，各国人民都会想来看看这个奇迹。这地方所处的位置，还有它理想的气候条件和美味的果品，将使它放出异彩。这些梦想今天已成为现实，真令人感到欣慰。
然而，比其他任何事情更使我难忘的是一个美好的秋天早晨，杨树闪耀着金色的光辉，我们刚在小河里洗完澡，正在岸边晒太阳。这时，从对面褐色的荒山上走下来一队农民，他们默默地走得很快，这些形容枯槁、两眼充血、面色憔悴、衣衫褴褛的人们，一言不发。他们是山上的采金工人，吃的是精打细算后制定的最低标准的伙食，就那么一点点粮，就那么一点点水，勉强支撑着身体在那里刨金子。这使人不禁想起，不论在哪里采金都有一部心酸史。
回到双石铺，我便对乔治谈起我对山丹的印象，给他讲了红军的故事。当他听到要在那里建校以纪念红军的想法时，脸上顿时焕发出光彩。接着我们谈起那里的住房条件，那里的煤、铁、瓷土、羊毛、空地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我们的教员也许不愿意去，但年龄较大的学生能够代替他们，我们对他们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按到过山丹的老红军的传统一起成长，并为乔治满怀希望所描述的新中国进行一些培训方法的试验。要去的地方很远，差不多要向西走1100公里，而且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首先，所需的现金将取决于我们乞求援助的效果，取决于能否说服“工合”总部和国际委员会批准搬迁并给予支持。
于是，决定开始进行迁往山丹的准备工作。我后两次去兰州时，拜访了当时的省建设厅厅长张心一，他是位优秀的农学家，又是甘肃人，很想让他这个省在西北的建设中走在前面，但在旧社会屡受挫折，一筹莫展。我向他指出，只要日本人进犯西安，我们在双石铺就呆不下去，因为已有人通知我们，如果西安陷落，我们的校舍将被国民党军队占用。张心一看了看甘肃的地图说：“现在你想把学校设在哪儿呢？古浪怎么样？”他指着崎岖的乌鞘岭西头的一个地方。“或者永登？”说着又把铅笔移到兰州附近。我指着地图上的山丹问道：“这个在甘州（张掖）以东60公里的小地方怎么样？”他有点迟疑地看着我说：“那是红军到过的地方！”“那里有煤、陶瓷土、很多空房和水源，”我反驳道，“那块荒凉的平原，地处两座高山之间，大部分地方旷无人烟，肯定不会有人来捣乱。”他笑了笑说：“那好吧，你去试试吧。”便给我开了一张去那里的通行证。后来，那个在南京屠杀过共产党人的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听说了这件事，起初他很怀疑，但最后说：“没关系。即便他们是共产党，又能在那个荒凉的‘走廊’干些什么呢？”所以，就批准了。后来，我们请了张心一担任我们的名誉校长，当时这在政治上是大有帮助。他一直是我们的好朋友和理解我们的支持者。
我回到双石铺看到乔治正苦于应付那些国民党党棍。他们抓走了一位教员，还想把一些较大的学生硬拉进国民党的青年军。乔治自己也给抓起来过。所谓“青年军”无非是一帮无耻的流氓，他们走东窜西，殴打店员，抢劫农庄，砸烂客店，这就使建校的事更加迫切，我们积极着手计划搬迁。
我先去山丹安排房子，发现城内大部分宽敞的房子都空着，还有50来座庙，有的只剩断墙残壁了，县政府把持在马步芳匪帮的一个地主流氓手里。最终，还是让我们租用了已经废弃的发塔寺。马步芳的部队曾在那里驻扎过骑兵，寺内门窗都被卸掉烧火用了，柱子也被饿马啃得坑坑洼洼。几百尊佛像古里古怪地坐在四面透风的庙堂里，鸽子飞进飞出，整个地方破烂不堪。我在主要的那条街上租了几栋房子，作为学校的临时驻地，然后回兰州去接第一批33名学生，他们已从双石铺到达兰州。
1944年12月21日，我们租到一辆公路卡车，所谓“羊毛车”，也即抗日战争初期苏联支援中国的一辆旧卡车。孩子们把铺盖卷和我们在兰州所能采购到的物品，包括4大缸咸豆辣椒一起装到车上。每人一身新棉袄，还有一件老羊皮袄。他们把帽耳朵放下来，护住耳朵，背朝着刺骨的高原寒风而坐，风沙太大时，就用小手巾捂住鼻子。路上一共走了4天，没遇到什么大的麻烦。只是在一个小河床上车辆陷进冰里，大家费了不少力气才把汽车拉出来。最后一天傍晚我们由焉支山上的羌庙沿着大坡而下驶往山丹时，天色已昏暗，由于卡车前面的挡风玻璃已破，司机的眼睛里吹进了什么东西，使他驾车偏离了路中央，外侧的轮子轧到一堆石头上，把几个孩子甩了出来，倒在公路上。因为棉衣和羊皮袄很厚，孩子们没有受重伤，但还是有许多擦伤和小的扭伤。天黑后，车开到山丹的主要大街，一住进牌坊下我已租好的那冷冰冰的房子时，我们首先处理的便是这个问题。
第二天，我们就在这所房子里开始上课，用的是楼上一间四壁透风的房间。我们决心从一开始就让大家都有事情做，并且感到有意思。下午，我们的实际劳动是修庙，以使它能用。我们用到处拣来的砖头铺教室的地，并为成立机械车间和纺织车间做准备，因为我们已决定要在山丹先办起这两项。排成长队一块块递砖是很冷的，然而那座摇摇欲坠的破庙却一天天像个样儿了。
这样半天上课半天劳动，一直持续到2月份，我们终于听到乔治·何克带着学生已抵达兰州的消息。他还采购了一批物资设备，雇了几辆卡车将设备运到山丹来。马拉的大车正在由兰州来的路上，而这时“工合”又发生了危机。山丹的工作要想得到国际委员会更多的帮助，我就必须去重庆一趟。因此，把学校交付给另一位老师和几个年龄较大的学生之后，我便搭了“黄鱼车”上路。经过永登县的时候，在一个客店的院子里，我看见何克正坐在卡车上打字，学生们在车对面的场地上打篮球。我把一切新闻告诉了他们，他们说车子已经差不多快修好了，就可以去山丹了。随后，我继续前往兰州，经陆路尽快去重庆。
事情很清楚，山丹的学校要想生存下去，我们必须有“工合”的名义和庇护。有一次，山丹县衙门的酒席散后，一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地方官员跑到学校来大骂，说谁都知道我们是一伙“戴红帽子的”；说学生们应该送去当兵，脱离他们的“外国主子”，还说无论如何，我们所有的人很快就会从县里被撵出去。无疑，地主们是竭力反对我们的，因而有必要由“工合”的领导机关出面请求兰州的省政府当局派一位好一点的县长来。经过张心一帮忙安排，原县长被调回原籍临洮，真是大快人心。
乔治从双石铺把学生和物资运到山丹来，一路上出了不少险情。在马车翻越冰封的山顶时，他们只好跟在车旁步行。一辆车连同马一起跌进深山谷里，有人几乎被摔死。他们的一辆卡车又与一辆装军火的卡车相撞，起火爆炸，车上的一些人死里逃生。尽管路上这么多艰难困苦，60名学生除一名因心脏病死于兰州外，全部胜利抵达山丹。乔治出色地组织了我们这次“小长征”。他当时29岁，已是一位成熟的校长了。
此后一个时期，我常跑东跑西，乔治则坚守岗位，主持拆除庙里的旧佛像，安装锅炉，安排布置机械组、纺织组和教室的工作。他似乎从不休息。学校面貌在迅速改变。1945年7月我终于回到山丹时，学校里的棉纺组在生产棉纱，织布机在织布，机械组开了工，课堂教学也进行的很顺利。较大的学生负起了更大的责任，当地的孩子也来参加工作；看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恰在此时，我带着“工合”的负责人徐威廉和两名英国合作党议员一起从四川回来。他们呆了几天，对我们所做的工作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我们的学校终于在西北的甘肃河西走廊站稳了脚跟。
乔治·何克
为山丹学校奉献一切的人
正当学校的发展使我们感到满意时，出现了一个大的打击。1945年7月的一天，乔治在和学生们打篮球时碰破了脚趾，后来脚趾溃烂化脓。乔治说他觉得鄂部酸痛，我们先请来当地卫生站站长给他诊治。此人不大爱动脑子，他治病主要的办法就是使病人宽心。“没关系的，没关系的”。他说道。他认为这不过是伤风感冒，稍事休息就会好的。傍晚我去学校时，看见乔治坐在那里，手托着下巴，样子很痛苦，面前放着馒头和一碗已经冷掉了的菜汤。“我想我还是上床睡觉吧。”他说，“感冒弄得我头晕脑胀。”可是，他还是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我离去。第二天早晨，学生们要步行去焉支山，已决定由我带队。我走去看望乔治，他还没有起床。他讲话的声音听起来轻快了些。他说：“去吧！你们回来时我就会好些的。”我刚离开，他就出现了第一次痉挛，于是派人把我叫了回来。这时，我们才断定他患的是破伤风，并开始进行抢救。我咒骂自己没有意识到旧屋的泥土地是细菌滋生的场所，因而没有准备破伤风血清。对这样的狼狈境地，乔治和我们一样感到恼火。
他心情比较平静时，就让我念书给他听。我试念了几本书他都不喜欢。后来，他让我给他念斯诺的《西行漫记》中他做了标记的段落。他听了几段，微笑地说：“我就是从这里开始思考许多问题的。”后来，他说：“念一下《共产党宣言》！就在那边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里。”因此，我给他念了几次，他说：“讲得很有道理。”说着便睡着了，不多久又在一阵痉挛中醒来。那天，两个学生范文海和樊国强同我一起值班看护着他，他要了笔和纸来写道：“把我的一些送给培黎学校。”这两个人当时在场。乔治说：“我想我会熬过来的，但人总要有个准备。”经过徐大夫治疗，他的病情有所好转，可是给他做石炭酸脊椎骨注射时却注射不进去。这样折腾了许久，当从山里回来的第一批学生开始走进院子的时候，他显得平静和轻松起来了，直到他突然窒息，于世长辞。孩子们冲进屋里，想让乔治起死回生，用他教给的抢救溺水者的办法进行抢救。后来，他们猛然意识到他真的死了，便悄悄地出去，失声痛哭。
这位能干而且生气勃勃的年轻校长死得那样突然，我们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把他安葬在校南门外靠近弱水河的一块荒地上。孩子们身穿白短褂，蓝短裤，肃立在周围。南山在绿树丛中呈现出白色，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孩子们也像木头一样站着。突然，葬礼结束了，孩子们抢过铁锹，奋力筑起一个坟堆，便离开了。第二天一大早，乔治心爱的两个养子老三和老四同炊事员老俞来到坟地，在坟上放了一些咖啡和馒头，在那里坐了很久很久。
为了使人们常记起他，我们为他树了一块墓碑，上面刻有一位英国诗人的诗句：
彩色绚丽的生命啊，光辉而又温暖，
为了它，人们一直奋发向前。
他已逝去，从此不再奋战，
在战斗中逝去的生命，却更加光辉灿烂。
我们在他的墓旁盖了一座凉亭，在墓两侧各竖起一个篮球架。后来我们还在墓地周围建立了一个毛纺组以及造纸、玻璃和瓷器组。我们认为，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7月22日从此成了我们的假日，学生们开展游艺活动，在河里游泳，度过愉快的一天。作为一位杰出的校长和革命者，何克的名字一直在鼓舞着孩子们。有一次他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坚持在这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对山丹和学校确实怀着无限的爱。他要把它发展成为一所为普通人开办的大学，从根本上为新社会增添力量。他为这个新社会努力奋斗并且看到它正在中国出现。我想对他最好的墓志铭莫过于：“他的一生和工作，将使原来寸草不生的地方变得芳草如茵。”乔治去世后，他的事迹人们写了许多。起初，他最亲近的同志们老是念叨：“假使这样的话就……”或“假使那样的话就……”但一个熟知他的人写到：“生命的规律是不允许有‘假使’的。我想乔治也不会喜欢这种毫无意义的推测。对他来说，事情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他意识到人民的痛苦和悲伤。他看到他的朋友们死去，看到他们的希望破灭。他所生活的世界就是这样；生生死死，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乔治去世后，我决定留在山丹，设法把工作继续下去一直到1947年。那一年，我去上海讨论“工合”出现财政困难局面，结果是把兰州培黎学校的60名学生迁往山丹，兰州的学校就此关闭。
何克去世后，学校急需招收更多的当地农民学生，提供更多种类的工作，激起对未来的憧憬，使全体人员增强信心。为此，在校南门外沿着小河做了大量的开发工作。我们首先在那里搞起了皮革生产，这是因为有些农民、蒙族牧民和商人经常在那里出卖和交换兽皮。另外，从兰州的那些合作社中请一位制革师傅并不困难。冬夏两季，学生们一面在门前的小河中洗皮革，一面与来卖兽皮的人讨价还价。在开始的几年，他们只制作冬天穿的羊皮大衣和人们在春秋天都穿的皮袄。那时，他们仅有的机器就是两台缝革机，其中一台电动的，是在该校任教的加拿大电气技师休·埃利奥特（严立地）赠送的。另外，他们还有一些成都生产的木制机器用来撑皮和磨光皮面。学生们看不上那些木制机器，宁可用手工干活，也不愿意使用。那些小伙子是很好的工人，观察能力也很敏锐。他们对自己生产的成品表现出极大的自豪感，然而，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则显得很拘谨。
我们还设法办起了一个造纸厂，用当地戈壁滩上的芨芨草做原料。当时人们说芨芨草根本不能造纸，但我们发现，只要加上零碎的其他材料就可以造出很有用的纸浆。芨芨草的纤维确实不够长，经常需要加一些我们所能找到的长纤维材料，上光用的松香很起作用，旧草鞋、发霉的亚麻杆和学校或村子里扔掉的各种破烂，也都帮了大忙。起初造出的纸可供铅笔写字，但用钢笔写字则嫌太黑太软，下一步是要想办法造出适合做练习本用的纸张，因为教师们坚持要用钢笔做练习。采用增加明矾和松香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当新设备安装完毕后，那真是个喜庆的日子，搅拌器奇妙地转动着，纸浆经过平滑的机面流出来，纸的质量立即大有提高。小伙子们很快发展了造纸工艺，看到他们把纸贴在火墙上，再把它刮平，那一连串的复杂技术动作，越看越有趣。在这之前，学校用的纸都是从四川运来的，因此，造纸的成功在我校历史上可以说是一座里程碑。我们生产的纸张不但质量完全可以满足当地需要，而且我们这个小厂，还为培训多名学生增长管理和生产知识、掌握手工造纸技术起了良好作用。
造纸组一直情绪很高，他们种的菜地也是全校最好的菜地之一。夏天，他们菜地里蜀葵和向日葵长得高高的，盛开的花儿，葵杆上爬着香豌豆。他们的门前就是一个游泳的水坑。夏天，陶瓷组和玻璃组的小伙子们饭前总要跳下去洗个快速澡。冬天又去那里滑冰。造纸组没有技术员，全靠自己去摸索。我每周两次和他们研究造纸技术。每次一个小时，并编成讲义，油印出来发给他们。
对其他几个生产组，如皮革组、玻璃组、陶瓷组和煤窑组，我们也这样做，直到他们找到了技术员或自己能单独熟练地操作为止。我们感到有必要为每个生产组印制一套简易而又有大量图解的教科书，在能提供这种教科书之前，教员们还不得不在我们的印刷厂油印讲义。
经过我们成功地勘察，证明山丹周围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和长石矿，还有质量很好的耐火土。于是我们产生了建一座校办陶瓷厂的念头。这样，既可以为学校提供瓷碗、厨房用具和腌冬菜用的大缸，又可以让学生们学到一门有趣而又有价值的技术。
离县城不远，有一个叫碗窑沟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陶瓷产地。当地有一个土匪头子，又是那个地方陶瓷窑、煤窑和各种生意的老板，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同意我们试办陶瓷厂。我们派从双石铺来的一个叫范文海的学生担任筹建陶瓷厂的任务。他拼死拼活地在窑里烧制耐火砖，他烧出的砖如果不能说比碗窑沟的好，起码也可与之媲美。因此，他烧出来的东西很快就投入使用。对范文海和他的同伴来说，烧制每一窑都像是一次冒险的大事：随着窑温不断升高，直到塔状的烤炉外壁一个接一个坍塌下来，一场斗争才算结束，是成是败才能得到验证。
接受培训的人很快学会了制作泥坯，他们对泥坯在手指下神奇地旋转成形感到开心。他们没多久就能制作相当复杂的产品了，其速度之快使我赞叹不已。杜安芳从造纸组调到陶瓷组主持工作，在学生们中间树立了良好的工作和生产风气。他还着手筹建一个博物馆，展览从附近搜集到的各种各样的陶瓷器皿。后来，在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的指导下，建起了一座正规的陶瓷厂，修建了一批新窑和一个大烟囱。到了后来，陶瓷组除了完成瓷盘、瓷杯和茶碟的订货之外，还接受过耐火砖，绝缘瓷瓶和电气夹板之类多种定货。它把玻璃组合并了过来，玻璃组原是个独立的部门，一直生产玻璃瓶、灯罩和大玻璃杯之类的产品。合并后，便着手生产平板玻璃，以更换我们的纸糊窗户，因为纸糊的窗户冬天进光不足。
纺织组是学校建立的第一个生产组。早在双石铺时，我们就建立起了两座小棉纺厂，全都用水电作动力，也曾培训了一批学生操作这些机器。开始用的是印度产的有300个锭子的高斯型小型纺织机，后来又用以英国设计者哈里·菲茨帕特里克命名的HF型毛纺成套设备。它由梳毛机和25个锭子的走锭机组成。迁来山丹后，我们首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在一个大厅里安装起纺织机。当时我们的纺织机已增至十几部，其中还包括两台宽毛毯纺织机。在山丹时，我们注意到，尽管我们的棉织产品可以满足学校的服装、毛巾和被褥的需求，然而我们还需要毛纺设备。有了毛纺设备和充足的毛线来源，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口地毯。图案新颖、手工制作的高质量地毯将有特殊的吸引力。另外，还可以生产毛哔叽和毛毯。因此，曾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年月为“工合”做过很多工作的普艾达，在纽约设法弄到一整套旧毛纺设备，包括走锭机、梳毛机、起毛机、剪毛机和弹毛机，足够装备一个工厂，并在战争结束后，把这套设备连同一批机床运到香港。这批货过关可费了不少劲，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但由于许多朋友的共同努力，我们动用了各种可能利用的力量，最后终于把好容易才弄到的毛纺机和其他设备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卡车，穿过贵州和四川山区运到山丹。
机械车间是我们寄希望最大的生产组，计划把它列为学校的中心组。机械组创建于双石铺，当时只有钳工用的器械。铸造部件要在附近一个机械合作社加工。迁来山丹后，由于制作日常用具再无法就近依靠双石铺的机械合作社，机械组就变得更加重要。于是我们把拨给我们的旧庙里的多一半房子建成机械车间，在那里先后建起了机械工具组、钳工组、锻工组和铸模组。学生们拼命干，对使用机器和电力作业感到兴奋，然而却又为不能马上做出大部件而感到沮丧。有时他们也收到一些别处无法加工的活儿，如水堤闸门用的大齿轮，这使他们感到非常得意。
学校几个生产组中，重要性方面仅次于机械车间的就算是电器组了。开始时，这个组设备简陋，只在全校第一台发电机旁有个小车间，主要的工作是在学校架设电线、挖电线杆坑和安装发动机。另外，他们也负责为运输组的电瓶充电和修理电瓶，帮助修理卡车的电路系统。电机车间对当地农民说来一直是个看不够的奇景，老乡们傍晚进城去参观电机车间，透过宽大的窗户，注视着从他们村里来的几个学生，看到他们站在配电盘前，拉开电闸，随着一声吼叫，发电机转动起来，接着他们便看到各个院子的灯都亮了起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器组增添了很多设备，他们还有了汽油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由于粗心大意和技术不到家，发电机有时被烧坏，大风也把电线刮断过好几次。由于严立地的精心教导，学生们从失败和挫折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电器组就设在印度阿育王塔的旁边，这座塔在历史上一直是发塔寺的一部分。
在学校主体建筑的马路对面，还有3个生产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有修配车间的运输组。运输组刚成立时，只有两部老掉牙的卡车，但这对我们却是很重要的。有了卡车，大块木材就能拉进来，成吨的煤炭和陶土可以倒到指定地点。我们的卡车北去新疆的乌鲁木齐，南下四川重庆，为我们运进足够一年吃的小麦，还为我们挣得了急需的大笔收入。我们当时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建立一支能抵制公路上不良现象诱惑的司机队伍。开始时，仅有的会开车的两个人受到严重腐蚀，替换他们的人带了个好头，学校为此感到很自豪。随着我们不断增添卡车，运输组的人数增长很快，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想进运输组，甚至连很多女生也都跃跃欲试。
还有一个生产组是化工组，生产肥皂、粉笔和一些类似的化工产品。肥皂是学校的必需品，每个学生每月发一大块。当地农民大都用碱面，而肥皂当时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奢侈品。由于我们大肆宣讲肥皂、水、空气和阳光，肥皂生产便成为满足学校必需品的一个重要部分了。发塔寺附近最后一个生产组是化学实验室，我们从上海请来一位素质很好的技术员，他和学生们在分析化验铁矿石、石灰石和其他样品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陶瓷组和玻璃组用的炉子需要不间断地供应煤，各处的锅炉需要燃料，整个学校冬天对煤的需求量也逐年增加，这就迫切需要我们自己去买煤。在离城4公里远的山里，自古就有煤窑，到处都是用老办法采煤。那里的住户，处于半饥饿状态，而孩子们一次次匍匐着钻进地下狭长的坑道，背出可怜的一小篓煤，倒在坑道口的煤堆上。他们挣得的钱，首先被当地的土匪头子张寿山及其爪牙扣去一大半，剩下的一点钱用来糊口。坑道里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少童工遍体鳞伤，忍受着疾病的折磨，那真是肮脏悲惨的行当。
根据地质测量组的勘察和一些当地矿工提供的情况，我们派范文海和沃尔特·易斯利去了解是否能用竖井采煤，如安装锅炉和绞车，是否能开出足够我们一切需要的煤，除了自用之外是否还能生产一些煤以应付开支。第一个矿井效果不理想，但第二个矿井效果非常好。学生们自己搞管理、会计和电路维修，自己开动水泵和绞车。附近煤窑的一些孩子成了学校的固定工人，老矿工担任领班，范文海则当了经理。学校的煤矿还是很初级的，但已经从原始的生产条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而且还为几百名矿工提供了就业机会。
开煤矿前，我们成立了地质测量组和平面测绘组。我们需要为我们申请采矿权的区域绘制精确的地图，也需要为我们购买的建校地皮和接收的荒地测绘地图，同时还需要为灌溉工程做出规划。因而，测绘组的学生们简直有干不完的活儿。每逢夏天，地质组的学生们就要长期进山。有时他们即使没有什么重大收获，也可以积累许多有用的一般知识，大家一起生活和探测，过得很愉快。
迁来山丹一年之后，我们逐渐感到需要有一个农场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新鲜蔬菜。于是。我们租了20亩地，请一位老农和他的老伴帮我们种菜。平时，我们抽不出人力种菜，只是在农忙时大家全体出动去除了几次草。后来，我们又先后要了两块更大的水浇地，使菜园面积增至原来的4倍。我们还设法在城里买到一块地，并在其附近成立了农业组。最振奋人心的尝试是我们在城南接收了约两万亩荒地，通过促进实施一项宏大的灌溉计划引水浇地。
从我们修的一条横跨山谷顶端的渠里引来的水略带碱性，不过我们还是用它种出了庄稼。我们在这块狭长的土地上，成立了三个小农场。根据当地“四溪平原”的名字，我们称这块地为“四坝滩”。起初，我们雄心勃勃，自认为可以像我们水浇地一样，在那里种出多种蔬菜。但尽管我们付出大量劳动，只不过收获些土豆和粮食，我们还种了很多树，但西北的山羊和绵羊一起跑来，很快把树皮咬光，树全部惨死。
农场的工作，尤其是我们在四坝滩搞的新的灌溉工程，一年中在某些时期需要大量人力。这时，全校停课，大家都带上铁锨去挖土，每个人都非常喜欢这项工作，简直就像外出郊游一样。早上，一长队孩子，小的还没有铁锹高，川流不息地穿过荒草地，一心要完成任务，这景象我永远不会忘。收获季节通常也需要每人干两三天活。四坝滩修灌溉渠之后，成了孩子们周末去的地方，我们惯常坐大车通过那条由于千百年来的车辙而颠簸不平的旧石路走出城门，穿过水花四溅的河床，来到野草丛生、车轮深陷的荒地，最后进入建在小山上的住地，旁边便是我们引过去的水流。晚上，一碗面条下肚，孩子们便凑在一起，逗引某一个唱“孟姜女哭长城”，过一个充满欢乐和笑声的夜晚。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饭，我们便下山干活，或耕地，或把从新西兰弄来的种子播在甘肃的土地上。当地的农民喜欢和我们的人并肩劳动，边干活边谈论雨水和其它他们关心的事情，直到傍晚，我们便顺原路回来，精神饱满地迎接下一周的战斗。
农业组还自己进行了工业化。一台电动榨油机只需一个学生操作就可以顶老式油房11个工人的工作量。我们制作了一架很好的水车，用它带动磨面机。我们还建起了一个小作坊，在那里做豆腐，生豆芽，做粉条，腌制过冬的咸菜，酿醋，做酱油。但是，大家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个小型糖厂，当我们种出第一季甜菜，安装起在双石铺制造的那个小锅炉和离心机时，没人相信我们会生产出糖来。那些农业组的学生们把第一季收获的甜菜制成红糖，自然对于一项新鲜而诱人的活儿激动不已。
因为农场的工作多种多样，孩子们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们也尽可能为他们多引进新的设备，引进良种，苹果和其他水果树苗。后来，我们还增设了畜牧组。开始时，只有几只绵羊，后来逐渐扩大，羊的存栏数增至七百多只。由于新西兰方面的大力援助，我们还引进了一小群库雷戴尔种羊，并请来一个新西兰人管理这群羊。通过印度的K·P·S·梅农，我们弄到4只漂亮的希塞德尔公羊，这种羊对当地农村是最好不过了。
农场是送练习生去试用6个月的主要场所。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安排他们上课，以便通过入学考试。考察一个男女生是否真正能劳动，真正能合作很有必要，这一制度也是我们防止各类国民党官员和地主介绍来的学生充斥学校的最好保障。因为很自然，这些人厌恶劳动，不愿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劳动。
随着学校的发展，特别是在何克逝世后，大家都感到学校急需建立适当的医疗服务，使全校师生有一种安全感。起初，我们只有一个两间屋子的医务室，有两三个学生在那里上碘酒、点眼药、包扎手指和治疗咳嗽等病。后来，公谊服务会派一位葡萄牙化验师马葵士来帮助工作，为病人打针和验血。直到1947年在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的安排下，罗伯特·司宾赛和他的夫人巴巴拉·司宾赛来校，并带来一些医疗器材。于是我们便利用我们可能找到的所有设备建起了一所农村医院。司大夫亲自开卡车运送砖瓦木料，他还带领孩子们制作病床，盖起了一间光线很好的手术室和一间放置显微镜和X光透视机的房间。当医务培训取得进展后，医院便开始接受当地的病人前来门诊，如确有需要也可以住院。有时，医院的门诊病人每天达70多人，有些病人还是从很远的张掖、武威和附近地区前来就医的。司大夫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位好教师。他治疗的很多病例都取得了满意的效果，挽救了不少人的生命，在教学方面，他克服了由于语言的障碍、缺乏教科书和实验室标本不足带来的许多困难，正是由于他的忘我和献身精神，司大夫受到学生们和老乡们高度赞扬。1950年，司宾赛夫妇的任期届满，学生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们走，于是他们只好把行期推迟了一年。待他们离开时，巴巴拉已经在山丹生了个小孩。
校医院的建立确实是一个壮举。司宾赛夫妇回国后，那些从医院和手术室工作人员中挑选出来受过培训的人，为学校和所在地区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后来，英国人安东尼·柯温曾一度主持医院的行政工作。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发塔寺遗址建起了一座非常好的现代化医院。现在，医院里专业的医务工作人员负责当地的整个医疗卫生工作。
学校在1944年迁往山丹时，我们不仅要同敌视我们的当地地主及其同伙作斗争，还要同“工合”总部的敌对情绪进行斗争。“工合”总部克扣国际委员会拨给我们的经费。他们想把这笔钱用来给新“工合”总部的工作人员发放美金工资。他们正忙着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把这批人从重庆迁往上海做准备。在兰州的“工合”指导员们也认为山丹的整个试验是白白浪费钱，主张“工合”的一切活动都应该在国民党的严密监督之下集中在兰州进行。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方面对学校的猜疑与日俱增，他们比以往更关心的是打内战。后来，国民党把整个甘肃连同宁夏、青海和新疆都交给了马步芳一派的军阀们控制，形势更加严峻了。
1947年，兰州的学校关闭之后，该校60名学生和职工转来山丹。此外，宝鸡“工合”所办的孤儿院解散后，一批女生也来到山丹，使在校的男女生比例稍有改善。学校又从当地青少年中招收了一些学生。这样，在校学生最多时达400人，教职员工也增加了。学校还雇用了总共约200名临时工，从事修建或在农场、矿井工作。这时，对甘肃这样偏远的地方来说，这所学校的规模和范围已相当大了。
然而，除了始终存在的财政困难之外，我们还发现，要想动员中国教师去荒凉的西北工作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学校虽也有中国教师，但如果没有约30位来自8个国家的外籍教师的协助，学校是办不好的。这些外籍教师在不同时期是由不同的国际组织派来的。有些时候，我们感到走投无路了，接着障碍被克服了，外援来了，学校才得以继续办下去。
何克接办双石铺的培黎学校之后，设法请来公谊服务会派到中国的恩迪·布雷德和罗伯特·纽威尔来协助工作。在山丹招聘后勤工作人员就更困难。公谊服务会又一次帮忙，派新西兰会计师考特尼·阿切尔（艾启赫）来协助。考特尼的事业心很强，他建立起学校的财会制度，还培养了一名工作人员。后来，公谊服务会又派来一个美国人沃尔特·史密斯负责运输组，把许多学生培训成司机和机械师。
通过我们在美国的主要支持者普艾达的努力，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慷慨地为减轻我们的负担而努力，不仅给了我们资金以及物资、材料、机器、粮食和书籍，还为我们派来了教师和技术人员。严立地这位能干的加拿大电气技师对电气组的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酷爱自己的专业，并且满腔热情地把技术传授给学生。由于他不会讲中文，又没有教授电气工程课本，要想使学生们理解他讲课的内容，困难很大。但后来他还是设法把课教得很好，他选出两名学生，先给他们辅导，让他们在课堂上帮他讲解他用中文讲不明白的问题。他还很重视学习。有时，他在院子里做一个大木头架子，在上面挂起错综复杂的电线网，要学生寻找和排除障碍。在他的精心教育下，学生们既动手又动脑，逐渐成为合格的电工。
严立地确是个人物，学生们对他非常有感情。夏天，他喜欢下午去池塘游泳，每当他的头部露出水面，孩子们便接二连三潜入水中把他再次按到水里。然后，他们在水中你追我赶，严立地和学生们玩得一样高兴。
毛纺专家雷娃·埃塞（叶丽华）也是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派来的。她教授织地毯、网板印刷和印染等一些高级技术。她是一位意志坚强的妇女，又是一个要求尽善尽美的人，对失误容易发怒，而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当然是很多的。她了解到我们经费困难后，便拿出自己的积蓄，买了毛纺设备和约200公斤纺织染料以提高我们产品的质量，并亲自安排这批货由加拿大运到山丹。我们迁到山丹后不久，美国委员会便组织把一台发动机及电站成套设备连同这批东西的卡车一并送给我们。那时，我们得到了美国人哈利·穆尔和他的朋友希金斯的大力协助。他们为我们开大卡车，帮我们建起了发电厂。
1947年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一个由44国组成，专门为遭受战争破坏的国家提供紧急援助的组织——也给了我们很多资金、技术、设备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援助，促进了整个规划的实行。该组织的副署长弗雷德里克·利恩·罗斯爵士曾建议我去主持远东分署的工作，但这一提名被蒋介石以“政治上不能接受”为理由予以否决。然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设在河南的一个分支机构——农工服务社，在我们打算把毛纺设备运往山丹时，给了我们14辆卡车。机器运到山丹后，我们把卡车留下，把其他司机都遣送回去，只有一个美国人唐纳德·肯普（甘沛霖）留在山丹教授柴油发动机课程，直到解放后学校迁往兰州，他才调到天津石油学校工作。和毛纺设备一起运到山丹的还有一些采矿设备、钢丝绳、水泵、发动机和各种工具。这些东西是我们通过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一位老朋友弄来的，打算建一座校办煤矿。美国人本·汉森被派来协助这一项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给我们派来的另一个工程师是奥地利人布鲁诺·哈德尔，他当年在上海曾和我在一起担任助理工厂督察。1947年，他来学校帮助安装毛纺成套设备，又留下来一段时间在玻璃生产组帮助工作。当时，烧制玻璃的熔炉坍塌，掉进火里，坩埚和玻璃与灰渣混在一起，他协助设计了一座新炉，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我们也曾得到过一位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能干的加拿大人唐·萨瑟兰的帮助，可惜他待的时间不长。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下属的农工服务社派来的外国专家中，最富有创造力的大概就数美国机械工程师瓦尔特·易斯利了。在我们的生产项目中，不论是有关机械、运输、煤矿还是农场，他都给了我们极大的实际帮助。他有几件事做得非常出色，并和同学们一起成功地制作或改造了不少设备。我叫他“易大哥”，全校师生也跟着我这样叫，因此，易大哥便成了他的别名。直到今天，山丹的一些老年人还记得这个名字。解放后，他常被请到酒泉去，那里的解放军司令员要他帮他们搞各种机械安装项目。他回国后便由美国移居墨西哥，至今还与许多山丹学校的毕业生保持联系。易斯利曾几次回中国访问，他1985年去河南参观了范文海发起组织的几个新的“工合”合作社，看到“工合”工作又在基层恢复起来，他很高兴。他正在想方设法尽可能为中国提供帮助。
抗战结束后，来自美国和其他来源的援助少了，新西兰的捐款几乎占整个学校预算的40%，很多教学和工作人员，如罗伯特·司宾赛和巴巴拉·司宾赛，都来自新西兰。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派往山丹的新西兰人还有：乔治和奈琳·马森夫妇，他们曾在运输组帮助工作；约翰·本尼特是一位退休的校长，曾协助化学研究工作；马克斯·威尔金森（魏米思）是一位新西兰共产党创始人的儿子，曾在学校里当农业专家。
我们学校在这个时期取得的进步，与新西兰、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许多其他组织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些外国人是通过其他渠道或应我们的特别请求来帮助工作的。英国青年地质学者赖恩·哈兰德（韩博能）在一个暑假从华西大学来帮助我们找原料，并为我们培训学生，使他们能够把勘察工作继续下去。战后，我们很幸运得到日本陶瓷专家野口胜的帮助。他是一位卓越的技师，他在山丹留下了制陶瓷的牢固传统。尽管他的陶瓷厂在1953年山丹地震时被毁，他本人也已回到日本，但他发展当地陶瓷业的主张已在山丹开花结果。野口胜当年是带着他的管家和两个儿子来中国的。他的长子野口一郎在学校的运输组工作，很受欢迎，他的次子在当地上小学。这两个孩子很快都学会了山丹方言。他们刚到山丹时，常被学校里的孩子们围观，诧异地说：“哎呀，他们和我们长得一个样！”除了日本人，在我们的工作人员中还曾有过一个德国人巴克曼女士，她帮助我们管库房。他是一个很细心的妇女，是个好管家，工作得很好。
这就是山丹学校的国际方面，这一特点由各个渠道来这里工作的普通人保持了很多年。当然，并非每一个来的人都受到了当地这种精神的感染。这里艰苦的物质生活，使有的人无法忍受，很快就又回到沿海地区去了。但是他们都为美好明天的黎明培养一代新人做出了贡献。至于我们对物资援助的态度，我们觉得，从国民党赞助的设在沿海地区的任何外国救济机构中，抓到可能得到的一切援助都是正当的。我们很清楚，如果我们弄不到手，别人就会拿走，何况我们所在的地方远离准备打内战的国民党主力。当年世界各地支持我们的人，也就是50年代搞和平运动的那些人，他们支援我们时感到是在做进步的事情，我们则感到把他们的钱派了很好的用场。
在山丹这样的地方，要使一批青少年的思想有所寄托，只有丰富整个培训集体的生活，并向大家提出新的挑战。有了大量有趣而实在的工作，问题也就解决了一大半。要继续下去并使之引人入胜，必须有增长和变化，自然，困难是不少的。窑里每烧一块砖，每盖起一座房子，都包含着斗争。尽管如此，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吸引着青少年火一样的热情。而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
当然，由于官方看来我们并非当地真正受欢迎的客人，总有些阻碍发展的因素，而且还有些基本问题要解决。何克去世后，我开始为冬天吃的小麦操心。雇来办这件事的职员向我保证说麦子已经买到并将运来。但什么也没有运来。我们只好把微薄的一点钱财拿出来买了整整一年的粮食。后来我们才知道，由于地主们的反对，我们无法在当地买到粮食，不得不到几百公里的武威和张掖去买。地主们笑话我们，可我们别无其他选择。
对于有计划发展的最大障碍来自一些当职员的知识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所开办的学校根本不对头，越早关闭越好。但目前他们找不到别的工作，还得呆在这里。他们在少数几个不满意的学生耳边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学生干活太累，没有前途，什么也不懂，课堂教学太少，真正的学生应该知道怎么做而不应该自己试着去做。这些知识分子说，真正的教育来自课堂而不是车间。这种紧张的关系先前还不怎么感觉到。1947年以后，来了一位身材矮小、性格倔强的妇女张玉珩。她原是宝鸡一所“工合”孤儿院的负责人，来山丹后被分配当学校的人事科长。由于她脾气火爆，工作中又常常不得不拒绝人们的要求，还因为当时低下的封建意识仍很顽固，因此，有一次，一个较大的学生、国民党特务安插在学校里的一个当地地主的儿子打了她。尽管如此，她照旧兴致勃勃地工作。无论如何，她是维系学校为一个整体的关键人物之一。
学校发展过程中，常常需要应酬当地士绅和国民党当局。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问题。山丹是一个可供发展的绝好地方，却控制在一小撮地主和代表他们行事的县长手里。幸好他们之间有矛盾，否则我们就无法把学校办下去了。学校前来之前，他们对地区所有的人操有生杀大权。在这种旧秩序死亡之前，我们总得要派学生或学校代表去参加当地国民党召集的各种会议，随时准备接待川流不息来校参观的一批批官员。在国民党临近末日之时，这种参观越来越频繁。有时我不得不代表学校去出席县里官员的宴会。饮宴常常一直进行到半夜。猜拳开始之后，输家几杯烈酒下肚，说的话就带有恶意了。“艾黎，你知道吗？你们学校雇的那些工人都不是好东西，他们是逃兵，你在为逃兵提供避难所。”他们还想把我吓跑：“艾黎，你知道昨夜在东门外杀了很多人吗？”等等，等等。
马步芳匪徒就更捣乱了，他们简直是披着人皮的魔鬼。马步芳是青海和西北臭名昭著的太上皇。青海是他的私人财产，青海人民是他的奴隶。甘肃西部成了他一个满意的抓兵地盘。他往往从青海派去几个兵，把家里有一个逃兵的家长抓起来。他们把这个老父亲剥光衣服，吊起来打个半死，然后威胁说，要是把他放下来，就另找一个替他吊起来挨打。这老人通常熬不过一夜就会冻死，但还得吊在那里，直到获准把他放下来。
马步芳在山丹有个代表，名叫张寿山，是个恶霸。此人以前在军队里当过伙夫，后来很快当上了甘肃西部一个秘密组织哥老会的头子，而且还是县商会会长。他派大车去县粮食仓公然偷粮食，没人敢阻拦。所有的陶瓷作坊都受到他勒索。有一次，一个小陶工以低于规定价格卖给我们一批陶制水管，结果被他派人把这小陶工抓起来，四肢张开，捆绑在一座老道观的神像背后，关上门，直到人死在里面发臭。道长也是恶霸的同伙，当地的工人被迫奉养他。张寿山恣意杀人抢劫，还总想占我们学校的便宜。由于我们少数几个学生头脑简单，他在学校里找到了两个投机分子，麻烦就开始了。
医院库房里的贵重药品多次发现被盗，有些学生的被褥也被偷了，人们的怀疑集中在医院的一个厨子身上。有个学生就纠集了几个小伙伴，把这个厨子揍了一顿。这个厨子跑回5公里以外的碗窑沟家里，向住在那里的他真正的主人张寿山告状。张立即看出，需要的是死一个人。他让那位道士朋友给厨子服一粒“金丹”，服下去果然灵验。厨子死后，张在其同伙官员的支持下，来学校要求赔款。我们支付了赔偿费之后，他把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只把一点点给了死者的家属。
不久，又出了第二个问题。我们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不断得到一些手用的工具。张寿山很想把这些工具弄到他在张掖的煤矿去用，便指使学校里的一个工人——那是他手下的人，把这批工具堆在碗窑沟工人们住的窑洞里。我们让主管农场的学生刘同礼当时担任检查组组长，以制止这种不轨行为。刘派另一个学生到那个家伙的窑洞去，经过一番争抢，抢走了一捆工具。那个家伙去报告他的主子张寿山。张让他坐在热炕上，让他一烟斗一烟斗地抽鸦片，直到他麻醉了，然后把他推到外面寒夜中去。那家伙困得睁不开眼，就坐在路边大睡，结果不出张之所料，他在寒夜里冻死了。于是，张寿山再次登门，要求学校赔偿损失。他和他那帮歹徒又得逞了。事隔多年，在“文化革命”中刘同礼因这件事被红卫兵抓去打死了，尽管他与这件事并没有多大牵连。那几年，有些人反对山丹学校和学生，利用这件事说山丹学校是“帝国主义的”，“他们害死过两名工人”等等。解放后，张寿山被投入监狱并处决，但他曾经是个帮会头子这一点并不为许多人所知，往往有意不提了。
我搬进学校接替乔治遗留下来的工作时，在学校旁边先前摔跤比武的擂台前盖了一座小屋。那地方在很早的时候还做过别的用途，但不管怎样，在较低的坡上平出一块地来，以后几年，按我自己的设计盖起的房子就坐落在那里。中间是院子，院子两端的泥墙上各开一个门，到晚上才关。院子的一边，从这头到那头，是分成3间的起居室兼卧室，我住左边一间，孩子们住右边一间，对面也是一长间房子，作为厨房、厨子住房和库房。乔治·何克4个养子中的两个，老三和老四，还有另外两个很有前途的孩子曹百成和张维善，都因年龄太小不能去住学校宿舍，跟我住在一起。聂家兄弟是“工合”工作者——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合作者聂章林的儿子。聂搬到一个合作中心去后，这个中心随即被国民党士兵捣毁了，他被吊起来打了一顿。合作社的其他成员，把他放了下来，送到山西太行山，他在那里又建立一个“工合”分支机构。他有病的妻子和4个孩子都留在宝鸡，情况很惨。妻子不幸因患癌症病死。由于无人敢收留一个已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的孩子，乔治就把他们全部收养下来，并从双石铺带到山丹。乔治临死前要求我照看这几个孩子，我就把他们接过来了。老大和老二住在学校的宿舍，两个小的——老三和老四一直跟我住在擂台，直到解放。他们的父亲也终于在东北找到了，他已是那里的一位领导干部，一家人得到了团圆。
在山丹，乔治死后，我起先有一种孤独感。但是和我住在一起的孩子们都很聪明活泼，又使我高兴起来，每顿饭大家都很开心。我们定出许多小规矩，如：不许在家里哭，谁要哭就到擂台去哭；别人做事时不许在室内到处玩，谁想玩就到外面去玩等等。因此，大家相处很好。每周最大的享受就是星期六晚上去洗澡。学校盖了几间小浴室，我们一起到其中的一间浴室去，在热水里泡呀、搓呀、擦呀。穿衣服之前大家都围在那只从双石铺拉来的大铁炉子旁边，先美餐一顿。炉子上通常炖着一大锅杏干、新疆葡萄干、冻梨和姜块，大家用长把铜勺舀着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尤其要是加上一些蜂蜜的话。这时又讲故事，又说笑话，真是不亦乐乎。老四那时才四五岁，他喜欢听我讲《杰克和豆秸》这个故事，但我把内容适当地中国化了。每当我讲到“菲—法—福—富姆”时，他便心惊胆战。事情不如意，我开始发脾气时，曹百成就会面带最开朗的笑容问：“你为什么这样生气？”并且对着我笑，直到我觉得情况似乎好些为止。除此之外，我当父母的责任不外乎就是注意让他们洗澡，吃得饱，至少做一些家庭作业，以及冬天不受冻而已。老四有一次的确得了肺炎之类的病，但后来病就好了。直到今天我还觉得这些孩子为我做的比我为他们做的还多，因为他们的确使我摆脱了孤独，不去想当时的一切问题和事情。
自然，人们一闪念会回想起往昔曾影响过自己的一些小事。记得有一回，我在大热天用铁锹在农场挖了一天渠，累得要死。我留下来做最后的清理工作，而孩子们像大雁一样拍着笔直的队形，轻捷地穿过荒草原，跑回去吃晚饭了。这时，突然间刮起了阴森森的大风。我顶着风艰苦地沿着路慢慢往回走。一时之间，中年人的疲乏感把我征服了。然而，风沙之中，从沟壑里传来令人欣喜的呼唤。曹百成牵着学校里一只骆驼——那只大白骆驼正朝我走来。回家的5公里路走得又气派又舒服，穿过城门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为什么门要那么高，因为骑在骆驼背上刚好不碰顶。
我所住的擂台，也是有些生产组的学生到操场去的必经之路。每天早晨在那里升旗，开始一天的工作。从擂台后门进来，穿过我过厅里铺砖的小道，由前门出去，是条捷径。有我睡炕的那间房，通向中间的一间，那里两扇很阔的门，除非在最冷的天气，经常朝院子敞开着。我那间办公室兼卧室兼多用途起居室的入门处，铺了一块毡垫。有一天早晨，我还光着身子在睡觉（这是我从西北农民那里学来的最舒服的睡觉方式），突然，梦被搅乱，因为被子已被迅速拖上来，蒙住了我的头，在我全身组织最软的部位响亮地打了两下，我还未能从被子中解脱之前，肇事者已无影无踪了，只听见远处传来他们欢快的、憋不住的笑声。他们早已从擂台正面的台阶跑下去，消失在大门外操场的方向。不过，我仿佛可以听出是谁的笑声，而且知道是预备班里那些正值狂躁的年龄的孩子中的一个干的。于是，我把被子推回原处，准备再补上一小觉。可是，睡意全无了。我是否该生气或发火并找出肇事者呢？我的那条狗斯金皮似乎很欣赏这件事，它伸出前爪扒着炕沿，站在那里，像是期待着再发生别的有趣的事。
我在山丹的日子里还有一番感到陶醉的经历，那就是每天下午骑自行车巡视校内的各生产组。通常第一节课后我就出发，可每到一个作业现场就舍不得离开了。我看到人们在手脑并用地劳动。当他们的手指在制坯轮上捏塑着陶罐时，那边熄灭了火的窑在出窑；玻璃器皿正吹出来，一摞摞瓶子被装进退火炉里。在造纸组，只见在小型蒸汽机的响声中，张世昌和他的伙伴们忙个不停。在纺织组，我们骄傲地看到毛纺成套设备终于安装停当并开机工作了，100多只纱锭转动着，织布机织出了毯子、哔叽或斜纹布；一只水泵正把外面的河水抽到染缸里来。我到缝纫组，看见山丹当地的孩子王延义正在裁剪和缝纫的学生中间忙着。我得先去针织组检查新设计的毛衣和袜子式样，才能到皮革组去看刮皮、抛光、上色以及皮袄的制作。随后，跨过小河到面粉组，再转到它房后用我们自己生产的甜菜制糖的地方。这时，要再向外走去看农场和煤矿，一般就太晚了，需要专门安排一个下午才行。我就在回城的路上经过电机组和运输组，看磨曲轴和装配新活塞。最后才到机械组、印刷组和医院。此时，机械组的锅炉上的汽笛就该鸣响了，该去吃晚饭和准备晚上开会或学习了。
这也许听起来很有田园风味，其实并非如此。但是，我可以坦率地说，我在这里看到的笑脸，比我经历过的任何地方更多，一天中为时也更长。这里的孩子中，青春期的烦恼似乎比我年轻时在学校的烦恼要少。这儿有那么多的事要做。每天都要为学校做出上百个决定，要收进或送出许多信件或报告，同中国国内外的支持者保持联系。我充分利用了每一天。也许只有晚上才是我自己的，有点时间回顾往昔的欢乐和痛苦：孩提时代，带着一本书，爬在高高的鸦茅草丛中，消磨夏天的星期日。在韦斯特科特老家的炉子旁与朋友们悄悄地谈天。在战时的上海，有一名军官怎样打那身为骄横象征的日本人耳光······然后又回到欢乐中来。傍晚，坐在陶瓷组的水车旁，静静的水纹映出冬日的树影。老磨坊和远处的积雪，同杜安芳商量釉料等实际问题，身背后其他的人正拿着筷子、端着碗在吃晚饭。毫无疑问，这一切都是有意义的。下午的风沙吹得我眼睛发涩，我闭上了眼睛。
随着内战接近最后阶段，学校受到了更大的威胁。表明山丹培黎学校有共产党倾向的事越来越多。最糟糕的是严立地的被捕。他坚持要去解放区，尽管大家向他指出，如果他去解放区会给国民党以很好的借口，从而破坏山丹工作，但他答应了又不算数，还是在宁夏银川附近下了卡车，想从那里跑到解放区去。当他被国民党民团逮捕时，他用中国话对国民党宁夏主席马鸿逵说：“满（全）国快要红啦！”后来他被押送国民党甘肃警备司令部，从那里又送到了南京，关入监狱。不过很幸运，南京很快受到威胁，在驻南京的加拿大使馆干预下他被送回了加拿大。
随着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形势的恶化，学校的经济情况也变得越来越复杂，货币贬值已到惊人的程度，从山丹往新西兰寄一封信要花三四百万元。我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办法在香港把我们从国外汇来的钱换成金条，然后带进广州。可是，广州当时有条法令，金条不准出省。所以我们把金条藏在卡车用的蓄电池底下，然后将蓄电池空运到兰州，在兰州把金条再换成银元。那里，美国人有一架小飞机，我们租用它把成箱的银元运到山丹。这是我们当时唯一可用的货币。
1949年8月，解放军攻占西安以后，就开向兰州。到山丹来的人传出消息，要打仗了。当地一些财主开始往北山找地方避难。他们中间不少人此时开始抛售小麦，所以我们才能买一些准备过冬的口粮。国民党和马步芳的军队在县城附近到处可见，他们向老百姓大肆勒索，那些不愿意给的人就遭到毒打，夜里常听到哭喊声。到了9月中旬，我们能看见一长串卡车朝着当时显得更空荡荡的城里开。有人说武威已经解放了，也有人说还没有。那些日子，似乎什么事都可能在山丹发生。
我知道，我和乔治·何克盼望的那一天终于来临了。但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必须更显得若无其事。修建工程在继续进行，我们对日常工作尽可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安插进来的特务未能制造谣言，引起恐慌。
曾向我报告过一些诸如国民党或马步芳军队来“借”大车或卡车的小事件。有一次，一个飞扬跋扈的国民党将军带着他的下属来看了我们的学校，说他们将帮助我们找一个更安全的地方。我们知道，这只不过是一种委婉之说。为了保护我们的财产，我们不得不多次进行斗争，有时是有形的斗争。学校已足能这样干。我们力量的成长，不仅在于有了房子和机器，而且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士气，在艰难时刻能团结一致，以正常的令人信服的方式继续干下去。我们自己所以能够坚持到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就是因为马步芳的军队认为我们组织良好，并有大量的枪炮子弹。
山丹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追问：“培黎学校有枪吗？”人们回答道：“当然有，他们的机械车间就制造枪。你知道，他们想要多少就有多少，还有机关枪呢。他们在山里开铁矿，炼出来就做炸弹。”这个精彩的故事讲得那么逼真，在我们遇到麻烦时给我们帮了大忙。实际上，我们只有5支步枪，在解放前夕那些日子里，是故意让在学校大门口值班站岗的学生拿在手里亮给别人看的。这些枪的口径也不一样，有两支其实只能装样子，因为根本没有能用的子弹。
当解放军逼近山丹时，有人告诫我要注意从西安来的大约40名特务。他们住在山丹那条主要大街的省立银行里。我知道一点这些特务的底细。他们是刽子手，就像任何地方的刽子手一样。这些人穿着西式服装，有些穿着皮夹克，每个人胯上都挂着手枪。有一天下午，我骑车外出，想过河到对面的面粉厂去。我一出南门，有两个家伙正站在墙旁边。离我约100米远，还有两个坐在小河边上，显然等着我过那小桥。我朝小桥骑过去，推车过桥。其中，一个问：“是他吗？”另一个回答：“是，就是他。”
当然，我不怕他们会杀死我。第一次世界大战里，这种事我都经历过了。但是许多学生还要靠我。如果我被枪杀，肯定会出现混乱。所以我走过这两个家伙，朝面粉组走去时，心想：“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这时，有个学生从南门跑出来，直奔小河，他向我喊着说，59师师长——一个国民党军官要见我，正在擂台等我。这样，我平平安安地从那两个特务面前又走了回来。
在我房间里见到了那位师长，他正等着我。记得当时我那只叫马金斯的老猫正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吃一只老鼠。师长很客气，他问我这儿有没有美国人，我们把他介绍给甘沛霖。他对甘说，解放军来了之后，日子会很不好过的。师长在西点军校受过训。我给他煮了咖啡。那天晚上他又来了一次。他问我有什么可帮忙的没有。他已经认识到，国民党不行了。他说：“我也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我可以把那40个特务调走。”当晚，他确实这样做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我们那位唯一的美国人，就可以使国民党软下来。
我早已知道马步芳的军队拟定了要杀害60多名学生骨干和若干名教师包括我在内的名单。他们计划在撤离之前破坏整个学校。有一天，主管大马营军队补给的一位好友的军官来看我。他偷偷地告诉我，已经决定要疏散我们的学校，并炸毁机器和设备。他问我，学校里有没有姓杜、刘、高等的学生。很明显，黑名单已经拟好了。接着，他又向我借吉普车去武威开会，上述这些事将在会上讨论。我们吩咐运输组的一个名叫张育英的学生开车去送他。那军官急于赶路，一个劲地让他快开。当吉普车爬过定羌庙时，国民党的军用卡车正在飞扬的尘土中间向西疾驰。第一辆卡车停下来了，第二辆就从旁边疾超过去，第三辆又要超过第二辆车。到处灰尘弥漫，我们的吉普车撞上第三辆卡车。那个军官当场丧命。张育英被从汽车里甩出来，倒在路上，双股股折，浑身是伤。那些国民党士兵拿光了他们的东西，让他们躺在那里就不管了。但是有一个司机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这样，我们才去把张育英接回来。多亏司宾赛大夫夫妇，张育英得救了。
当马步芳的民团正迟疑不定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侯，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了。敌人在究竟如何消灭我们这个学校的问题遇到了困难，因为我们不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我们的各个单位分散在一块8公里的地区内，但一个共同的纽带把我们联在一起，而且出现的各种事件和冲突已表明，我们能够很快地在任何一处以团结一致的面貌出现。这是这些年来在我们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可贵特点。我们有自己的学生会组织，我们与当地人民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子弟是我们的学生，成年人来我们学校当工人。最后，马步芳的军队派人到武威去拉辆卡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一个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炸药运到了，但四点钟我们得知，解放军已切断往西去的路，正在从青海经扁都口开过来。
一旦国民党的后卫部队向我们采取行动（看来这很有可能），怎样去对付这些人我还真有点茫然。把情况告诉任何人都不好，当时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有信心的姿态，以一种几乎是毫不在乎的样子，对学校和车间的工作做出正常安排。那是一个金色的秋天，同学们个个都显得很健壮，正在操场上做各种游戏。我沿着坐落在城东南的学校四周巡视了几趟，发现学校后面有个国民党军队的据点。一棵榆树下的农舍中，有一挺机枪正瞄准着学校，还有一条明显是通往警备司令部的电话线。我下了决心，如果战斗打响，我就拿起那支好的卡宾枪，切断电话线，把那挺机枪夺过来。我觉得，有了这挺机枪和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受过的使用机枪的训练，加上这么一批学生，我们学校满可以对付千把敌人的一部分。路边靠墙堆着一垛粪，从那里我们可以爬上一间矮房的屋顶，俯视那挺威胁我们学校的机枪。当然，如果敌人悄悄撤走，那更好，也就用不着什么英雄行动了。因为我们主要目标是保住学校，什么也不受损失，保持士气旺盛，等解放军一到，就把一个生气勃勃的学校交给他们，而不是沉湎于不必要的表现。很幸运，我们做到了这一点。
9月19日，伟大的解放日来到山丹。这天，风和日丽，温暖宁静，是最好的秋天气候。县城的南门关闭着，所以我们到南门外的生产实习组必须出东门。那里，一切工作正常，面粉组在磨着面，皮革组正给毡靴上鞋底。学生们在学校的果园里摘苹果，分给每人的苹果够吃一两天的。当时，县政府已经撤离，只有这千把个甘肃兵密切监视着我们。没有从西边开来的卡车了，似乎那里出了什么事。半夜里能听到大炮声和枪声。后来我们才知道，山丹监狱里的政治犯已被处决，只跑出来一个人，几天之后带伤到我们医院求治。实际上发生的事情是，解放军已迫使张掖的国民党军队投降了，从而切断了山丹以西的古丝绸之路。受命把守武威的国民党士兵撤到了山丹，这些当兵的开始从老乡那里抢他们想要的东西，拆掉了房子上的门窗当木柴点火做饭，牵走牲口并拉夫为他们驮装备。街上一片喧闹，整夜哭声和咒骂声不断。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和马步芳的民团就突然全部向北山逃跑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几个人坐在我住房后面的擂台顶上。太阳照在我们赤裸的腿上和胳膊上，因为我们还穿着夏季的衣服。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张玉珩，她急切地盼望解放军早点到来。他的女儿薇薇正随着解放军从延安往这里开来。此时她满怀抑制不住的激奋心情。终于看见一个解放军战士从东门跨过田野朝我们的一个学生走去，他正放牧着几只在割过麦子的地里吃草的种羊。那战士的声调清晰，透过寂静的空气，我们都听得见。他很随便地问城里有没有国民党的军队。那学生声音响亮地回答说：“没有”。战士走后不久，一个骑马的军人沿着大路过来了。他叫人们保持镇静，说这个地方已经解放了。另一个骑马的军人问我们的一个学生：“你们的校长跑了吗？”当他听说全校一个人也没有跑时，他说了一声：“好！”
9月21日这天变化太大了。早上，一位解放军军官来访，他想借3辆卡车载部队去解放大马营。第二天黎明，解放军西进部队的司令员黄新廷将军不拘礼节地走进我的房间。我一边说着话，一边抓起一件衬衣和一条短裤穿上，把脚伸进麻鞋里。一个帮忙的学生端上咖啡。司令员对我说，部队西进时，指望我们给予一切帮助。我向他保证说，我们非常乐于帮助。他希望借用我们的全部卡车和运输组的全体学生3个星期。不错，我们是有车，但为了防止国民党军队把车抢走，我们已经把车拆卸了。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将车重新装好，从老矿井里把埋藏的汽油挖出来。我们把第一批部队送到大马营补给站之后，20辆卡车都上路了，这些车便去解放玉门油田。新西兰人魏米思是个农业专家，他驾驶学校里最大的一辆卡车，跑在车队最前面，车上一面大红旗迎风飘扬。他对此经历感到十分骄傲。运输组的学生都干得不错。我很高兴看到，旨在培育健壮的体魄和创造性技术的学校教育已帮助学生们养成了善于应付各种挑战的能力。
经过多年的等待，新时期终于开始了。大西北压抑的气氛一扫而光。我们一行人走过农村，可以看到一长排红旗下，成群结队的农民站在村子的高处兴致勃勃地交谈。妇女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游行。她们举着旗子，高兴地大声笑着。晚上，我们能听到村民们聚集在寺庙的院子里唱歌的声音。他们真正享受到了和平和解放的空气，这对他们来说是很新鲜的。庙顶上古老的龙雕、脱落的瓦片以及整个缓慢的破落进程，好像被这声响制止了，就像有一只巨手一下子把七零八落的碎片重新复原，使之恢复了原有的意境。
解放后，我们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直到军代表张丕成来接管学校。人民解放军在西北地区的司令员、井冈山时期以来的老共产党人彭德怀听了有关学校工作汇报后，派人带来信，说要见我。于是，在张丕成的陪同下，我坐吉普车来到解放军西北总部所在地酒泉。彭德怀对于解放大马营和玉门油田期间校办医院救护伤员以及学校帮助部队修理军用装备表示感谢。他说，他已派参谋人员对山丹学校进行了彻底的调查。他对我说：“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教育。你应教育人们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建立这一类型的学校，我们可以在那里培养我们所需要的技术人员以承担我们面临的艰苦工作。”他非常和蔼，讲了许多赞扬的话，使人很受鼓舞。
1951年，“工合”国际委员会宣告结束，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和山丹学校划归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然而，学校的经费问题仍未解决。我们千方百计想靠我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和一些私人积蓄使学校达到自给。我被行政院解职后听说国民党政府曾议定给我2000英磅，外加经英国去新西兰的头等船资，并给我补发薪金，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不记得从他们那里领到过薪金。我一向靠从上海工部局得到的退休金维持生活，把钱都用尽了，直到我在山丹时美国协助中国工业合作委员会开始给我送来薪金。这些钱全都交给了学校做经费。我的厨子只从会计室支取家里需要的一点伙食费。从美国来的钱越来越少，等到一解放，终于停止了，因而来自新西兰的捐款对学校的生存便更加重要。当时，有一笔10000新元的紧急款项，由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联络官员、我们学校驻上海的代表雪莉·巴顿（白书玲）转给我们，正好在解放前夕收到，学校得以用这笔钱维持了6个月。新西兰的援助来得及时，维持我们直到1953年政府最后接管学校。
1951年6月，我在北京出席“工合”国际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后，回山丹途中在兰州参加了讨论有关学校发展方向的会议。讨论结果，学校由中央政府的燃料工业部所属西北石油局接管。会议还决定停止培训农村小型工业技术人才，只保留发展石油工业急需的培训机械工、运输和内燃机技工、电机工和焊接工等部门，还开设了石油钻探专业。后来，学校把部分专业分到外地去开办新的学校，中心机械厂也迁往兰州，在那里发展成为一所具有较好设备和现代建筑的石油技术学校，学制为3年，大量招收初中毕业生。我被任命为校长。在我的建议下，我那个在新疆工作多年后已回来的大儿子段士谋（阿兰）担任副校长。
不幸的是，1951年头几个月，趁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人在学校搞了一些阴谋。一个素质很差的干部被任命为学校的政治领导并把他的一些人安插进学校。后来发现这名干部根本不是共产党员，而他从改造国民党官员的革命大学带来的两个人过去曾积极镇压过共产党人。这两个人组织了旨在推翻校领导的内部小集团。
这场纠纷直到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康世恩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来校调查时才得到解决。陪同康世恩来校调查的是我的二儿子黎雪（迈克），他当时在北京工作。他们带来了周总理的指示，说山丹培黎学校是一所进步的学校，政府应尽力帮助学校克服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这样，新来的两个人的仇恶勾当就被揭穿了。但是，随着对另一位干部的任命，又出现了新的麻烦。这个人是从宁夏一所农业学校来的国民党传统的那类校长。在八路军占领那个地区之后，他一直在边防部队，所以被吸收参加了工作。他调来我们学校担任了副校长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掌管了学校。他对技术一窍不通。他非常固执地着手破坏学校的基础。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们当时很高兴去做政府要我们做的任何事情。是我们保护了学校，并使之发展到那种地步。把好学生污蔑为歹徒，同时提拔那些无用的学生，送他们去干比较舒适的工作，实在是荒谬之极。但是，那个老头子一意孤行。他凭借着当时发动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把那些自双石铺时期以来一直帮助管理学校并真正拯救了学校的一批好学生全部打了下去。我们无钱雇用大批工作人员，所以任命了一些学生担任学校的行政工作和各生产组的领导。杜安芳是个非常稳重可靠而又很能干的小伙子，曾领导了好几个生产组的筹建工作。他被指控为贪污1000万元的“老虎”，并揪到台上开“斗争会”。其实他只不过接受了我送他的一件新西兰海外救济总署发的军大衣。那些学生做干部做的工作，我付不出工资，所以把那件大衣送给杜安芳。那老头子估计它值1000万元，这就使杜安芳成了“老虎”。其他人的情况也相似。有一个极能干的学生曾组织和开办了我们的煤矿，另外还做过很多工作。他也因为一些小错误而被指控为“老虎”。他刚动完阑尾手术，第二天就被从医院拖出来，揪到一个大会场的台上，每个人都大喊大叫控诉他，后来把他监禁起来。他们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把那个小伙子搞臭，把他为办煤所做的努力搞垮。那个老头子的错误很大程度是由于他偏听偏信。
将近1952年底，派来了好的干部以替换那个老头子。随后便决定把学校前往兰州，它至今还在那里。“文化革命”的10年动乱中，这所学校跟其他同类学校一样被撤销了。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我又恢复了名誉校长的职务，直到今天。学校也在1985年恢复了培黎学校的旧称，但其主要任务仍然是培训石油技术工人。
“创造与分析”
新型教育的箴言
在山丹，我们请人在一块古石的背面镌刻了“创造、分析”四个中国字作为校训。因为我们的学校一直想做的工作就是教育青少年不仅要获得书本知识，而且还要具有生产的实践经验，使他们自己能分析和创造。中国古代的一部经典著作《礼记》上有一段说：“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又知教之所由废。然后可以为人师也。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
这些话流传至今已有2000多年。许多教师对这些话进行了研究。许多人遵循着去做，成了教育家。现代的复杂生活使这些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我们在山丹的办学经验表明，12岁到20岁之间的青少年可以边生产边学习，而且只要教育方法得当，他们所学到的一般教育科目的内容甚至会比在全日制学校中所能学到的更多。因此，最重要的是让这些青少年有创造性的工作可做，并参加做这种工作的斗争。
山丹的实践还证明，普通农民的孩子具有很大的潜在力。他们从小就在家从事各种力所能及的劳动。因为，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农忙季节便感到人力不足，还经常有许许多多的活儿，如放牧牲畜、拾柴禾、割草等都得孩子去干。给他机会去学习和操作先进机器，也可能很简单，这算不上是什么劳动，简直是一种最好的游戏。事实证明，那些被抛弃在路边的赤裸、饥饿的难民孤儿，那些文盲父母生的文盲孩子，可以培训成为出色的技术人员和能干的行政人员，他们在构成一个伟人的各种品质方面不比任何人逊色。粗狂的山丹青年对我特别有吸引力，他们是社会中坚。我第一次在草原上看到这些带毡帽、穿毡袄的年轻人时，就意识到我在中国的内地发现了金矿。人民将创造一个新世界。这些健壮、不娇生惯养的青年，经过教育，将能建立一个新中国。我从未受到我们有些学生受到的那么多的苦。他们能够坚持下来，对我是相当大的鼓舞。
我认为，我们在山丹发现了在普通村民中建立一个理论必须和实践相结合，不只是偶尔结合，或相隔很长的一段时间才结合，而是应该每日每时都结合。一个正在成长的学生，如果要成为社会上迫切需要的人才，必须每天都参加实际工作。不经常实践，理论是学不好的，教育也是不全面的。至于专业的问题，我们发现，最好是在学生们接受了广泛的一般培训之后开始，从而使在学校各处进行的不同工作有助于为最后阶段学习专业打下基础。
我们的另一个体会是，无论从哪里来的孩子都能很好地适应生产的环境。学生中有来自遥远的云南省少数民族纳西族人，有来自内蒙的蒙古族人，甚至还有一个日本人。我们感到，如果要办一个国际学校，最好就按山丹的方针去办，因为即使首先存在着语言不同和习惯不同等障碍，大家一起生产劳动，学生、矿工和外国技术人员很快就打成了一片，能够很好地互相了解，互相尊重。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并通过实际的方法发现了新时期对劳动人民适用的东西，那就是：集体的力量，合作的方式，开会与讨论的重要性，“个人英雄”的空虚以及我们与周围的人和社会的关系。所有这些，对于即将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中国人民来说，都是点滴宝贵的教育经验，对中国以及全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都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些探索的年代里，我们许多的体会之一就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绝不可急于下结论。评估一个人的价值，特别是评价一个成长中的青年，必须能够评价他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一个学生犯了一个明显的或大的错误或一系列这样的错误，由此就对他盖棺论定，这种做法是不明智的。每个学生只要有机会工作，都会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错误。但如果他能得到足够的支持，继续前进，并使他的生命真正有意义，那么，教育他的人们就取得了成绩。“好”与“坏”的含义是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而变化的。但对于一批人的一般工作宗旨，有些思想是明确的。忠于人民、忠于职守无疑就是“好”；当寄生虫，靠别人的劳动为生就是“坏”。评价一个学生，最好先总结他做了哪些有益的建设性的事。如果他什么也没有做，那么他就已经做了最坏的“坏”事。他很可能是一个碌碌无为的人，不会有什么新的创造，也不会真正客观。因为要想客观，一个人必须对主观有所认识。必须涉水过河，才能达到彼岸。一个人走向生活而缺乏奋斗精神，不能客观地看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很好地接受教育；他很可能变成一个可悲的官僚主义者。这些年使我们懂得，官僚主义者不仅仅是一事无成的废物，而且是一个地道的危险人物。在评价他人时，他总是忘记积极的方面，把一切都歪曲了，连别人的好的品质和成都看成是坏的。他养成了一种习惯，专挑别人的错，因此到处是错，一无是处。在创造性教育问题上，一如在一切创造性生活方面，他自巍然不动。他不能爱人，所以别人也不喜欢他。他是构成旧社会的那类材料，而不是我们应该用于建设的那种明快、欢欣的新型人才。
在山丹办学试验的目的是要将新的更好地“工合”工作发展到内地农村，帮助老百姓提高自己的水平，使他们与即将兴起的工业化中国融为一体。据我看，这些原则在不同程度上对那些需要为新时期各种企业培训青年一代的旧学校也是适用的，这将帮助他们获得全面的创造能力，以便能对付亚洲或非洲农村，特别是内地农村所出现的任何情况。诚然，没有一种建设工程是尽善尽美的，像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方法这样的工作更是如此。山丹学校大多数学生由于有共同的经验，他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了。有着不同背景的各国技术人员被请来参加学校的工作，这对于制定规划以改善生活条件是十分有价值的，同时给予正在成长的青少年以兴奋的动力。和我们一道工作的这些普通农民的孩子令人深怀敬意。如果在他们相当小的时候就接受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孩子的许多业绩自有辉煌的特点。不论是集体修灌溉工程或垦种荒田，不论在运输工作和通常的生产实习中，他们都惊人地一心一意，表现出极好的品质、勇敢和智慧。给人一种感觉，只要引导得法，他们就能够做一切技术工作。然而，我对他们还不够了解，不够体贴和耐心，未能及时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以致影响一些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对此，我感到遗憾和惭愧。
在山丹与青少年一起度过的岁月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生活最充实的年代。我简直就像他们中的一员，也是一个正在进行学习的人。他们为人十分热情、可爱，有机敏的幽默感，善于抓住中心问题并采取行动。我高兴地看到新时代正在给予他们一切机会，做一些需要做的工作，把旧中国创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新国家。